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贡献编译力量——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编译口述史”丛书出版谈起

编者按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一种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精神力量，对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就是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跨越国度、跨越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以其强大的实践指导力、深邃的理论穿透力、巨大的精神感召力，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到手，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要“从中真正体悟马克思主义大本大源，切实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一卷出版70周年。本刊对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原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魏海生进行了专访，以期回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并从中深刻体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一科学的历史结论。

方闻昊：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您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工作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先后主持或参与了“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程”“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整理与研究”等多个重大项目。2025年，您主持编纂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编译口述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首批五卷成果顺利出版。有学者指出，这是我国首部以口述形式全景式展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编译历史的巨著，它采用亲历者的叙事视角，揭开了经典著作编译的神秘面纱，为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命题提供了全新的文献维度，展现了几代学人跨越世纪的真理求索之路，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中国辉煌。不少老翻译家纷纷称赞您和编辑团队“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能不能请您首先谈谈编辑出版这部丛书的初衷？

魏海生：我们知道，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古老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此，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梦想。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最终都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苦苦探索救亡图存之路的中国人民实现了伟大觉醒，找到了正确的前进方向，走出了漫漫长夜。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李达、李汉俊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将真理的火种播撒在神州大地。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大潮中，一个宣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00多年来，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焕发出强大的真理力量，指引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默默无闻、鲜为人知的群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编译者。他们像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道路上前赴后继，接续奋斗，坚守信仰，默默奉献，用青春年华、心血汗水甚至宝贵生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完整准确的经典译本和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铸就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编译事业的百年辉煌。作为一个后来者，我常常感受到这个群体中那股代代相承、奔涌不息的精神血脉，常常被他们的事迹所打动、所激励。为真实记录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编译不平凡的历史，表达对老一辈翻译家们的深深怀念和崇高敬意，在许多老翻译家及其亲属的热情支持下，我欣然主持编纂了这套丛书。

具体来说，编辑出版这套丛书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一是铭记科学理论传播的光辉历程。马克思主义为近代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们推出这套丛书，旨在比较系统地梳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实践的历史脉络，生动展现真理之光如何照亮民族复兴之路。二是致敬默默奉献的编译家群体。100多年来，一代代经典文献编译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潜心耕耘、严谨治学、甘坐冷板凳，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我们希望通过口述史的形式，记录他们的奋斗历程、科学追求与精神风范，让更多人了解并铭记这支特殊队伍的担当与奉献。三是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更需要从党的思想发展史、理论传播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这套丛书既是对历史的回望，也是对传统的弘扬，旨在激励广大理论工作者坚守初心、勇担使命，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理论研究水平，为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

方闻昊：从第一本《共产党宣言》中文版艰难问世到今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规模编译出版，我们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程已经有100多年了。正如您刚才提到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追求真理、坚守信仰、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中华优秀儿女。下面，可不可以请您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段历史？

魏海生：今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成立105周年的历史时刻。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是一部真理与时代同频、信仰与实践共振的伟大史诗。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与传播，作为其中最基础、最关键的环节，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从火种播撒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壮阔历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面对复杂严峻的斗争环境，我们党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1921年9月，我们党成立仅两个月，党中央便在上海设立首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由党的一大代表李达主持工作。李达拟定了丰富的出版计划，其中包括“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1923年11月，党中央组建上海书店，由毛泽民担任经理，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6年，上海书店遭反动势力查封后，党中央于同年底在汉口建立长江书店，在瞿秋白的领导下，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书籍40余种。即便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共产党人仍冒着被关押、被杀头的危险，秘密创办华兴书局、北方人民出版社等机构，持续翻译出版大量经典著作，让真理的火种在黑暗中得以延续。

延安时期，为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凝聚革命力量，党中央于1938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当天，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张闻天担任院长兼编译部主任。这个编译部是党的历史上首个专门负责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的机构，被视为后来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前身。当时，一批精通外语、兼具一定理论素养的同志汇聚于此，先后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册、《列宁选集》20卷及其他经典著作，在武装全党思想、指导革命实践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毛泽东高度重视编译工作，曾热情鼓励编译工作者：“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他还明确指出：“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1943年5月，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强调“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并指定凯丰、博古等同志组成翻译校阅委员会，重新校阅马恩列斯著作中译本，着力提升译文质量。1948年，中央宣传部在河北平山县设立斯大林全集翻译组，1949年初改为斯大林全集翻译室。1949年3月，经毛泽东亲自审批，党中央确定《共产党宣言》等12种经典著作为干部必读书目，推荐给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代表，成为全党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教材。同年5月，党中央作出成立外文翻译机构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同年6月，中央俄文编译局正式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更加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953年1月29日，党中央作出关于成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央决定将中央俄文编译局与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并以此二单位为基础成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其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中央编译局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百年传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此后，根据党中央的要求，中央编译局全力推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三大编译工程，取得了丰硕成果。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开创了新局面，编译质量持续提升，传播形式不断丰富，特别是党中央组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和传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形势新任务，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建设工作，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取得新辉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凝聚昂扬奋进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为主题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要求“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加大经典著作编译力度，坚持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培养一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骨干队伍”，为新时代编译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00多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几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人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我国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二版（至今已出版37卷），《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二版、第二版增订版，《斯大林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列宁选集》中文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第三版修订版，《斯大林选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以及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单行本和专题汇编，成为世界上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在此基础上，我们逐步形成了种类齐全、形式多样、系统完整、准确可靠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版本体系，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思想理论资源，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仰和不懈追求。

方闻昊：您在前面提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的崇高精神，提到经典著作编译人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可以请您具体谈谈吗？

魏海生：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及经典著作编译人的崇高精神、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贯穿百年党史的精神密码，凝聚着一代代播火者的信仰与坚守、奉献与担当。

他们追求真理，坚守信仰，用鲜血和生命践行初心使命。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许许多多马克思主义播火者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真理之光，无论面对何种艰难险阻、生死考验，都始终坚守信仰、不屈不挠，为播撒真理的火种，甚至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面对敌人的绞刑架，他“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最终从容就义，用生命诠释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蔡和森，在法勤工俭学期间，不顾严重的哮喘疾病，废寝忘食“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的重要段落，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被董必武称为“马克思主义老师”的一大代表李汉俊，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的校对者，也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的译作《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的翻译者，后被反动军阀秘密杀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瞿秋白，立誓“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去学一点儿真理，把它播撒给中国的劳苦大众，去取一点火种，用它点燃中国黑暗的大地”，被俘后高唱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还有坚信“黑地有灯，热焰不熄”的马克思主义播火者恽代英，即便身陷囹圄，也始终坚守传播真理的初心，他翻译的《阶级争斗》一书成为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启蒙读物。同样牺牲的马克思主义播火者还有很多，他们用生命践行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他们呕心沥血、无私奉献，以坚守诠释使命担当。无论是革命年代的传播先驱，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编译工作者，都始终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念，耐得住寂寞清苦，不计得失、默默耕耘，自觉将一生奉献给马克思主义传播事业。陈独秀作为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曾五度入狱，“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彰显了为真理不屈奋斗的坚定意志。《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陈望道，潜心钻研竟至“食不知味”，用真理的甘甜哺育灾难深重的中国，自己却长期遭受反动当局的监视与迫害。郭沫若早年曾抱定全文翻译《资本论》的决心，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其“如能为译《资本论》而死，应是一种光荣的死”的誓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编译人。他翻译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以及《神圣家族》部分章节，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更是代代相传：姜椿芳作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领导者和翻译大家，为“三大全集”工程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师哲同志称赞他“不为名利把自己全部精力用于马列著作的集体编译事业中”，就像“沙漠中负重的骆驼”。林基洲作为《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设计师和组织者，被同事们称为“拼命三郎”，15年艰辛奋战，几乎每天在办公室工作至深夜，“连散步都觉得浪费时间”，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仍坚守在工作岗位。周亮勋是国内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大家和带头人，年逾七旬仍全力以赴投身编译工作，在岗位上病倒的他，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仍是手中稿件，口中常念“我要工作”。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出齐的不长时间内，参与这项工程的岑鼎山、张瑞亭等10多位翻译家相继辞世。“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就是他们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

他们严谨治学、精益求精，以专业守护真理纯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是“代圣人立言”的崇高事业，是一项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笔重千钧。由于经典著作涵盖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要求编译者不仅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学术修养和语言造诣，而且必须秉持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以高度的专业素养确保真理的准确传递，使每一句译文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中央编译局成立初期的领导人张仲实，半世纪翻译经典著作，一辈子宣传马列主义，他严谨认真、极其负责的工作态度有口皆碑。“出于他笔下的稿纸，勾来勾去，涂涂抹抹，天上地下，左右空白，都是移行添字，线条纵横，有如蛛网。”“人们看了无不惊叹他工作、治学的严谨、认真。”为了高质量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三大编译工程，中央编译局的老一辈翻译家们总结和形成了规范的翻译工作流程，建立了严格的译校制度，每一个汉字的修改、每一个语序的调整、每一个符号的变更都反复推敲。正如老局长宋书声所说：“许多人付出一生，就为精益求精。”这是真正做到了“衣带渐宽终不悔”，“总把明珠细细磨”。

他们薪火相传、接续奋斗，以传承续写时代华章。大部头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绝非个别人或极少数人关起门来单独地、孤立地完成的。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从1930年陈启修最初译本的问世，到新时代最新译本的出版，翻译工作就好像一场接力赛：革命年代，陈启修、潘冬舟、侯外庐、王思华、吴半农、千家驹、郭大力、王亚南等一批翻译工作者，前赴后继、潜心钻研，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攻克翻译难关，将这部宏伟巨著完整地译介到中国，谱写了一曲曲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中国传播的动人篇章。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编译局对《资本论》进行了数次修订和重新译校，不断推出最新译本。编译局的老同志曾告诉我，他们在翻译《资本论》过程中，仅为统一译法所做的卡片就达好几万张。这个曲折艰辛的接力过程，折射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工作者的崇高精神境界。《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同样也是许多翻译家接续奋斗的结晶。从陈望道到华岗、成仿吾、徐冰、博古（秦邦宪）、乔冠华、谢唯真、陈瘦石，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编译局同仁，都为高质量翻译这部伟大著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老一辈翻译家们的精神和传统继续得到继承并发扬光大，一批老翻译家们仍然以“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豪情壮志，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的道路上奋力攀登。翻译家顾锦屏，94岁高龄仍关注着马列经典编译事业，为我们这套丛书撰写文章，留下宝贵经验。他坦言：“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默默奉献，我无怨无悔。”编译局老局长韦建桦，自1978年起，在编译岗位上耕耘48个春秋，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清苦寂寞却乐此不疲，始终以马克思“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的名言为信念，殚精竭虑、奋斗不息。年轻的编译工作者坚持“板凳坐得十年冷”“甘为真理付韶华”的敬业精神，坚守阵地、践行使命，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接续奋斗、砥砺前行。

历史不会忘记每一位为真理传播作出贡献的人。他们的名字和精神将永远镌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史册上。

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是马克思主义编译和传播事业的基础性支撑

方闻昊：您的介绍令人不禁动容。您在前面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诸多版本，为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编译和传播事业，是否也需要对这些不同版本的经典文献加以系统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这是否涉及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即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

魏海生：记述中国百年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编译史和传播史，确实不能不谈到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作。丛书第三卷《为了共同的事业》就以专门部分予以记述。

恩格斯有句话说得好：“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宝库中最为璀璨的明珠，而作为其物质载体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也是人类社会极为宝贵的财富。系统收集、妥善保存、积极利用马克思主义文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手稿和珍贵著作版本，对于丰富我国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构建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体系，建设与大党大国地位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资源总库，提升我国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领域的国际地位，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事业繁荣发展，强化全党理论武装，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看到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曾这样评价这项工作：“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献、文本，过去所做的工作主要是翻译和阐释，现在编译局把收藏、保存、整理和编辑等环节也纳入进来，这就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系统，使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基础更加准确、权威和全面。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方闻昊：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非常鲜明地印证了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载体——马克思主义文献——作为宝贵的理论源泉和精神财富，将收集、整理、研究和利用相关文献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能否请您谈谈我们党具体是怎样重视做好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作的？

魏海生：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就克服重重困难，多方搜集英、德、法、俄等语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他指导下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图书室“亢慕义斋”，成为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21年，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就把有组织地收集、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上重要日程，通过建立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收集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将其翻译出版。1938年5月5日，党中央在延安创办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对马列学院的图书文献工作特别是搜集马列经典著作和珍贵历史文献工作十分重视。到1941年，马列学院图书馆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已达3万余册。1941年12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在中央书记处之下设立以收藏马克思主义书籍为主要职能的图书室。该图书室于1943年正式更名为“中共中央图书馆”，刘少奇、杨尚昆等亲自领导该馆的建设工作。为了充实馆藏，党中央广泛开展图书捐赠活动，同时还多次派人秘密到国统区和沦陷区采购书籍，有的同志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49年，中央俄文编译局成立之初，党中央就将原苏共中央赠送的8000余册图书作为奠基馆藏，在这里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专业图书馆，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研究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文献工作非常关心和重视。毛泽东将民主德国领导人威廉·皮克赠送给他的107册德文精装版马列主义文献转赠给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刘少奇、朱德等曾亲临图书馆视察指导；邓小平亲自批示同意我们与国外相关机构建立图书交换关系。图书馆的发展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先后接收了一大批国内外机构和个人的赠书，其中不乏名家珍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建立起了比较系统完整、特色鲜明的专业藏书体系，逐步成为全国性的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中心。日本著名学者水田洋曾在他写的《中国纪行》中感叹道：“没想到在北京这样一个机关里会有如此丰富的藏书。”

进入新世纪后，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战略高度，作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大决策，翻开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事业的新篇章，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作提供了新机遇。作为国内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专门收藏机构，中央编译局图书馆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契机，大力推进典藏工作，致力于“为党存典”，取得显著成效。2011年，中央领导同志在视察我们图书馆时就高度肯定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作，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文献收藏好、管理好、开发利用好。

进入新时代，新的形势和任务使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更加凸显，对其需求也更为迫切。与此同时，面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国际进步力量和左翼学者也希望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整理和研究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利用人类社会的这一宝贵精神财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积淀和时代背景之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和全局高度，在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过程中，不失时机地拓展启动了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程。

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程于2014年初正式启动，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领导、原中央编译局牵头具体实施。2016年底，为期三年的一期工程结束后，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又批准同意实施二期工程（2017—2021）。2018年，新组建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继续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这项工程。目前，为期五年的二期工程已经顺利完成，三期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中。通过有组织、成系统、工程化的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作，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2021年6月18日下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前往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在马克思手稿展柜前，习近平总书记停下脚步仔细观看，询问有关情况，当得知手稿都是多方收集到的原件时感慨道：“那很珍贵！”习近平总书记饶有兴致驻足观看的这些手稿，大多是党中央推动实施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程的重大成果。

方闻昊：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程专业性、系统性强，涉及面广，工作中难免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我们具体是怎样应对的，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魏海生：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程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专业工作。比如，马克思主义文献卷帙浩繁，典藏工程如何在突出重点的同时保证完整性、系统性；又如，赴国外查寻收集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工作量大，对语言和专业能力要求高，如何在人力、物力、财力有限的条件下有序展开、取得实效；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对我们工作能力的极大考验。

本着在干中学、在学中干的原则，经过不断摸索和科学谋划，我们逐渐形成了这样几条工作原则。第一，聚焦经典，突出重点。典藏工程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经典文献为主攻方向，确定了五个方面的重点采集内容。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著作手稿、通信、签名或题字赠书、批注过的文献资料等，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珍贵版本，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藏书或阅读过的图书、创办的报刊等，四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世界传播与发展的重要文献，五是世界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方面的重要文献。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以及配合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典藏工程将涉及中共党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文献确定为重点征集、收藏内容，赋予典藏工作以新的使命。第二，创新方式，构建体系。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始手稿文献在世界上已极为稀缺、不易获得的情况，典藏工程坚持以构建完整系统、科学规范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体系和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服务体系，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事业提供文献支撑为目标任务，以“规模化复制、系统化整理、信息化建设、共享化运用”为工作原则，充分运用多种途径和现代科技手段，在聚焦原始珍贵文献收藏的同时，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手稿等重要文献的规模化复制和数字化加工，通过这种方式丰富我国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第三，健全机制，有序实施。典藏工程启动伊始，我们就建立了工作机制和规章制度。我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程领导小组，负责工程的统筹规划和组织领导；建立了工作机构，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工作专班，具体承办落实有关工作任务；建立了咨询机构，组建由中外专家和顾问组成的文献典藏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对工程规划以及拟购藏的珍贵文献进行评估、甄别，提出意见建议，发挥把关作用；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研究中心，开展典藏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由中央有关部门宏观指导、牵头单位分工负责、专家学者审核把关的组织体制、科学有效的审核机制以及成果运用转化机制基本建立起来，从领导方式和组织体制上保证了典藏工程的顺利推进。第四，藏用并举，服务社会。典藏工程坚持收集与整理结合、保护与利用并重，致力于打造科学顺畅的文献资源收藏、整理、服务、研究和展示体系，有序开展珍贵文献数字化加工，精心打造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数据库平台，创办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国际交流平台，举办各类文献展览等，极大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思想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更好地服务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方闻昊：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下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程取得了哪些成果？

魏海生：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程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一是收藏了一批马恩列斯原始手稿、书信,有的过去从未公开发表。二是收藏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手稿和珍贵文献的复制件。三是收藏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各语种早期版本和同时代重要思想家的文献资料。四是收藏了一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文献。五是收藏了一批马克思主义主题艺术品、纪念品。六是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数据库平台，成为高效便捷地服务经典著作编译、理论研究和宣传普及工作的重要途径。

典藏工程成果丰硕，影响深远。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角度讲，它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人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的坚定信念；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角度讲，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理论研究；从传承人类文明角度讲，它保护和传承了人类优秀思想文化遗产；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角度讲，它为党的指导思想“飞入寻常百姓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源支撑；从促进国际人文交流角度讲，它打造了全球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作合作平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典藏工程将立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担负起新的职责使命，继续加强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系统性推进，进一步拓展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体系建设，加大海内外中共党史档案文献收集力度，加快文献资源数字化和数据库平台建设，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力争取得更多更好的文献典藏新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宣传普及工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方闻昊：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丰富和发展的，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更成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因此，推动马克思主义“飞入寻常百姓家”，以此加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理论武装，显得尤为重要。能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魏海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伟大成果，同时也标志着我国马克思主义宣传普及工作有组织、有系统的开启。10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将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普及工作，用科学理论武装群众、发动群众、凝聚群众、鼓舞群众，作为一项最基本、最经常的任务和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政治优势，贯穿党的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与革命、建设、改革同频共振。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利用创办刊物、出版通俗读物、办夜校、开讲座、组织演讲等多种途径，并大量运用歌谣、戏剧、舞蹈以及壁画、石刻、言简意赅的口号和标语等通俗易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传播，架起了马克思主义同人民大众的联系桥梁。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它以通俗语言阐释高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宣传普及工作进入崭新的阶段。1951年5月，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用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由此，全党和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马克思主义走出书斋课堂，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持续推进理论创新的同时，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活动，对推动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持续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普及工作。理论宣传工作者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深化经典著作研究阐释，推进经典著作宣传普及，让理论为亿万人民所了解所接受，画出最大的思想同心圆”的要求，推出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普及性读物，举办了“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等多场展览，制作播出了《不朽的马克思》《卓越的恩格斯》等多部文献专题片、政论片，顺应互联网时代的传播规律开展网上主题宣传，一批网民喜闻乐见的网文、音频、视频等“顶流”产品刷屏互联网主阵地，马克思主义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方闻昊：我们了解到，您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方面也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其中包括先后参与组织“《共产党宣言》在世界的传播展览”“思想之光——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展览”“旗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主题展览”“不忘初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陈列展”“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等多场大型主题展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魏海生：通过举办展览宣传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好经验、好传统。据中央编译局的老同志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先后举办过“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展览、“列宁生平事业展览”、“马克思生平事业展览”、“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展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中国”展览等，在国外举办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展览和“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画展”，在翻译出版界、理论宣传界、图书馆界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展览，是在1954年3月，即中央编译局成立后的第二年举办的，师哲局长亲自主持筹展工作，蒋兆和等著名画家专门为展览创作了多幅美术作品。1955年举办的“列宁生平事业展览”同样十分成功。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参观了展览，朱德还题词肯定展览“很有成绩”。新时代以来，我们积极配合做好党和国家主题宣传工作，在重大历史节点，先后主办或承办了10余场主题展览。在此，以2018年“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为例，谈谈我们通过展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情况。

为隆重纪念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深情讴歌马克思的壮丽人生，全面展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根据党中央的安排部署，在中央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编译局于2017年5月启动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的筹备工作，组建了展览领导机构和工作队伍，拟定了工作方案和展览大纲，先后共经历了20余次的修改完善。2018年3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原中央编译局承担的相关工作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继续推进。5月5日，展览正式开幕并向社会公众开放，8月5日展览闭幕。

“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由“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壮丽人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新创作马克思主义题材美术作品”三个单元构成，展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手稿、笔记及亲笔签名的原版书籍等珍贵文献100余件，各语种原版图书900余种，图片150余张，马克思主义题材美术作品70余幅，雕塑作品6尊，全景呈现了马克思的生平、革命实践、理论贡献和精神境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运用和丰富发展的光辉历程。此外，展览还使用了全景摄像、裸眼3D、多屏互动、电子翻书等10余种（套）现代信息技术设备，设置了朗读亭、知识问答等趣味性展览设施。三个月的展期里，先后接待了中央办公厅、中央纪委机关、全国人大机关、全国政协机关等单位参观团体14000多个，接待观众200多万人次，单日最高接待量近5万人次，日均接待观众22000人次，创下了国家博物馆同类型展览的新纪录。很多人需要在炎热的天气里排队一个多小时才能进馆参观。其中近80%的观众为自发参观，且中青年观众占八成以上。来访观众写满了近百个留言本，留言25000多条。许多观众写下“真理的光辉永存”，“永远跟党走，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等发自肺腑的留言。

这次展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主题展览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内容最为丰富、参观人数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亦是独一无二的。展览的效果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其盛况至今仍历历在目。

方闻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需要借助多种形式，除了举办展览外，还包括拍摄文献纪录片、编写通俗读物等。作为这些工作的参与者，您一定也有很多感受，这里可以请您展开讲讲吗？

魏海生：前面讲到，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应当采取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既严肃认真又不失轻松活泼的方式，这就包括你刚才提到的拍摄文献纪录片和编写通俗读物。我们曾创作了《共产党宣言》《思想的历程》《不朽的马克思》《卓越的恩格斯》等多部文献纪录片，编辑出版了《马克思画传》《恩格斯画传》《列宁画传》等宣传普及读物。丛书第三卷《为了共同的事业》从几个侧面对这些具体而鲜活的工作进行了简要的介绍。这里仍以2018年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相关活动为例，略作介绍。

作为党中央安排部署的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宣传部的指导下，中央编译局、中央电视台于2017年7月正式启动文献纪录片《不朽的马克思》摄制工作。我们成立了摄制工作领导小组和剧务组、撰稿组、资料组，我有幸参与其中，并担任总监制。撰稿组经过两个多月的封闭写作，完成了脚本创作，并多次召开专家研讨会听取意见，对脚本进行了六次比较大的修改；摄制组在寒冷的冬季奔赴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地进行珍贵资料收集和现场拍摄工作。在本片后期制作的关键时期，新组建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会对这项工作予以强有力的支持，现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同志，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长冷溶同志，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吴德刚同志，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贾高建同志等，都参加了全片最后的审定工作，确保了该片在2018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顺利播出。

《不朽的马克思》融合图像和文字，紧扣历史脉搏，形象地再现了马克思波澜壮阔的一生，包括他的人生经历、思想著作、革命活动、友情爱情、家庭生活、高尚品格以及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现实关注。让观众既看到了“顶天立地的伟人”马克思，同时也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常人”马克思。该片在中央电视台综合、纪录、科教、新闻频道播出后反响强烈，吸引了近一亿观众收看，在央视网等网络新媒体平台累计覆盖人次超过6亿，相关衍生短视频成为青年追捧的热门，受到电视工作者和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好评，称赞其是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2019年8月，该片获得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特别奖。

下面我再谈谈三部画传的编辑工作。也是在2018年，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央编译局推出了《马克思画传》的纪念版。2020年，为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列宁诞辰150周年，我们又编辑出版了《恩格斯画传》和《列宁画传》的纪念版。而关于三部重量级宣传普及读物的编写工作，实际上中央编译局的前辈们早在40多年前就作了十分有益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初，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和恩格斯逝世90周年，中央编译局组织力量编辑《马克思画传》和《恩格斯画传》，全国70多位知名画家参与了这项工作，创作中国画和油画作品109幅。两部画传分别于1982年和1985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受到国内外广泛好评。1990年，为纪念列宁诞辰120周年，中央编译局又编辑出版了《列宁画传》。随着最新研究成果的出现和文献史料的挖掘，以及印刷技术的发展，全新编辑出版三位伟人画传的工作提上了重要日程。2010年，中央编译局成立了由韦建桦局长牵头的画传编纂委员会，正式启动相关工作。2012年，三部画传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新版画传充分利用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的编译和研究成果，将描绘恢弘历史场景、重大革命活动和动人生活细节有机结合，历史照片、艺术珍品和文字说明浑然一体，既有思想的穿透力，又有艺术的感染力，“完整而又鲜明地再现革命导师的人生轨迹，准确而又凝练地介绍他们的理论贡献，真实而又生动地展示他们的崇高品格，在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同志中引起热烈反响，发挥了有力的引导和教育作用”。中央领导同志对画传的出版致信祝贺，称赞画传“用生动的图片、朴实的文字，全面展示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卓越贡献，有助于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深切感悟他们的光辉品格、深刻领会他们的宝贵思想，是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读物，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益尝试”。2018年、2020年，由韦建桦同志牵头的编纂委员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再次对三部画传进行了修订、增补和完善，推出了纪念版，分别入选“中央宣传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全国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出版工程”“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国好书”。

从上面可以看出，三部画传是几代编译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积极探索，是实现从权威性基础读本到宣传普及读物的有益尝试，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方闻昊：刚才听您讲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特别是您和同事们如何通过开展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程助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和经典著作编译，如何通过做好宣传普及工作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深感获益良多。这里我想提最后一个问题，在您看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和传播呢？

魏海生：感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编辑部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回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翻译、传播的光辉历程，交流我40多年来参与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和宣传普及工作的一些感悟，希望能对从事这些工作的年轻同志有所帮助。关于你刚才提出的问题，我想还是借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句话：“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力量，对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衷心希望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研究和宣传工作者，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秉承老一辈翻译家坚守信仰、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发扬他们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高质量构建和完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种类齐全、形式丰富、译本可靠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版本体系；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阐释，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伟力；进一步创新马克思主义宣传普及工作，让科学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画出最大的思想同心圆”；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和资源建设，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理论研究和宣传普及提供丰厚文献资源支撑，真正做到无愧于前辈，无愧于后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纸质版）

（魏海生:原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馆员；方闻昊: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