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捷径：“文件”式易得史料背后的党史研究

时有耳闻——党史学界的三五同道抱怨，说是党史研究领域不易进入，因为能够被研究的领域大多已被行家们做尽，大量学术问题很难有再次突破的余地，因而即便怀抱学术兴趣而介入，要产出具有真正学术价值的新成果，几乎让人欲穷思而憔悴毕现。如此尴尬的进退境况，询问为何如此、缘由何在，居多的理由居然集中在因找不到为我所用的史料，大有无米之炊难为妇之叹。纵观已有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挖掘或使用史料的技法也层出不穷。可是，尽管研究地盘已挤满了学术竞技者，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车马已无驰骋空间。其实，即便是老生常谈的领域，还是有许多史料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尤其是在易得史料的再度开发和再度利用上，还存在或者简单弃之，或者不经意被忽略掉，或者误认为已无继续使用的价值，或者更多的是发觉不了其中的论题等等一系列问题和不足。为此，笔者不妨浅议一二，以见易得史料之可珍可宝。

一、易得史料在党史研究中的基础价值

“易得史料”之说法，并非史料学教科书里关于史料分类的专业用语，在这里只是俗称，指的是从事研究过程中相对容易获得的史料，也可指搜寻及储备较为便利的史料。泛泛地说，易得史料或者还可以指习惯上常言的基础史料，尽管二者并非可以等同视之，因为即便史料是基础性的，也未必一定是易得的，反之亦然。当今资讯发展迅速，史料数据库建设与利用日趋发达，但纸本印制的史料仍然是目前研究最可依赖的类型。此处所说的易得史料，指的就是这类史料。纸质易得史料通常都是经过收集整理、公开出版的史料。据此而言，凡是经过整理校订并由国家出版单位正规出版的党史史料，大致可称之为易得史料，其中当然也包括影印史料。至于个人是否有足够的财力购置，情况就比较复杂，但不能因无力购置就不将其视为易得史料。当然，易得史料之于身处不同行政区域、不同级别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来说，是否能够便捷获取，同样情况复杂，但也不能因此否认易得史料在研究上的基础性质。党史研究中的易得史料最大的特征，还在于这种史料承载的是党史最基本的整体面貌，再也没有比这类史料更基本的了。这种史料是每一位从事党史研究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不能不时常使用的，案上未备或心中无视这种易得史料的存在，便几乎无法从事党史研究。

或许有人可能质疑，从易得史料入手从事党史研究，会不会是一种做学问的讨巧，或者是一种希图从中找到研究的捷径。实际上并非如此。相反，利用易得史料从事党史研究，不但是最基本的学术功夫，而且可以从易得史料中发现新的学术问题，假如积累充盈加上学识练达，或许还可以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但是，易得史料蕴含的这种研究“便利”价值，却时常不被未识者所青睐，反而可能因“易得”被弃之如敝屣；或者可能亦有识者，日常研究多见常见这些易得史料，长年沉浸其中，反倒形成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的漠视。无论出于何种情况，在党史研究中，有意无意忽略易得史料的述史功能，往往会带来研究上的某些缺陷，举其大端者略有：其一，易得史料大多属于反映党史基本面的史料，忽略承载基本面史料的支撑，述史链条就难免存在脱离基本史事的可能；其二，易得史料记录下的党史发展脉络，大多是呈现党史总体发展的材料，忽视这些材料的述史功能，不可避免会致使党史的整体性特征无法彰显；其三，易得史料大多保留的是中共作为政党在政治层面的文献，地方性微观史料通常较为鲜见，因此以地方性微观史料作个案研究，如果撇开对易得史料的总体把握，个案史研究往往成为“孤史”，无法说明带有普遍价值的党史发展趋势；其四，现有易得史料保有量巨大，尚存可挖掘利用的巨大空间，忽视这些史料的使用价值，往往无法细读出此中潜藏的与特定党史研究相关的内在逻辑关系，导致特定党史研究也无法深入推进。总而言之，易得史料在党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是其他类型如基层档案史料所无法替代的，更是撰述党史整体面貌不能不绝对依靠的基础性史料。

过往那种“以论代史”的述史方式，为了迁就观点而忽视易得史料的基础性功能暂且不论，就是在目前一些情况下，有些研究者为了寻求新的学术发现，往往会误解易得史料的利用价值。这种现象显然是对易得史料不可替代的述史功能的无意识。无可怀疑，一切党史史料（易得史料是主体）是过往党史变迁轨迹的承载体，它们对于党史研究是基础性的前提，这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仅仅相对而言——因为还有理论与阐释，在党史撰述的本意上，唯有党史的史料能够记录党史、叙述党史与重现党史。党史史料是决定党史研究能否展开的钥匙，开启党史研究的大门取决于史料这把钥匙的有无——至于如何旋转钥匙则是另一道工序。就一般性的史料述史功用与证史功能而言，中西史界所见繁复无比，灼见累累。在中国，远如孔子说：“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近如梁启超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传统史学注重史料的精神和近代新史学注重史料的统绪，至今依旧可以警醒我们：应当从包括以易得史料为主体的一切史料出发，才能够将党史研究推向高水准的学术之林。

党史研究所仰赖的史料类型各式各样，因研究领域的不同而存在取舍的选择差异，往往因人因地因事而异。但作为党史研究的最基本史料，易得史料是任何领域的党史研究都不可无视或忽略的。晚近以来，经过相关研究机构、研究团队乃至研究者个人的旁搜博采、拾掇考校，已公开出版了一系列与党史研究相关的基础性易得史料，可谓蔚为大观。例如，从党史的整体性层面上看，对中共整体史研究以及对整体史中包含的个别历史事例的研究，成套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年7月至1949年9月）全18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全50册，从《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到《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几乎揽括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基础性文献资料，都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易得史料。认真讲究起来，地方性党史资料尤其是各区域根据地革命史资料、各种专题性党史资料等，只是党史整体框架下的个别史资料，它们是整体性党史的地方性、个别性的史料承载。依靠这些史料展开的相关党史研究，对呈现和理解整体性党史意义巨大，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替代整体性的党史研究。因此，以上所列党史“文献选编”，就是党史研究所应依赖的基础性凭据，在一定意义上是党史研究中最易得的“元史料”。这些“元史料”包含了中共在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重要的决议、报告、宣言、纪要、通告、指示等政治文件。无可置疑，以“文件”文本形式存在的史料，比照其他文献史料而言，相对更具有严肃性、权威性、可靠性等特征，可被视为最忠实记录党史的史料。这种“文件”式易得史料，一是记录史事的既成史料存在，无论其中存在何种程度的与真实史事关系的张力，它们都能够为党史研究提供述史的权威性依据；二是它们具有记述史事存在状态的功能，其蕴含的记述内容本身就是历史，也是对已发生过的历史遗存的真实（文字意义上的）承载，具有相当程度的可靠性。显而易见，对于今天从事党史研究的人来说，这些以“文件”文本形式存在的易得史料，恰恰记录的就是中共在不同历史节点和历史过程中的政治行为。可以毫无顾虑地说，党史研究只有充分利用这些“文件”式的易得史料，才能够从历史基础层面再现中共历史的真实面貌。

“文件”式易得史料反映的是大层面史事，但在党史研究中，不应因此将其简单视作某种具体研究的“历史背景”材料，因为“文件”式易得史料记录的曾经发生的一切史事自身就构成历史。虽然史家会严正地指出，未经史家整理及其书写的易得史料，尚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党史，因为易得史料不会自动“说话”，不会自动叙述党史。此说固然不误，但即便如此，易得史料本身蕴含的史事要素，潜在地统摄着党史变迁的发展方向。就以中共“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历史行为主体为例，除中共一大保留的史料存在某种缺失外，从中共二大直至其后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史料，基本可以从“文件”式易得史料中梳理出轨迹可寻的历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召开、会议组织、会议人事、会议报告等所有会议史事的连续性系列。这个连续性系列就是最高层级的宏观性史事，而由会后各地贯彻执行延伸出来的一系列活动，则属于地方性史事，通常可视为微观个案性史事。研究与“全国代表大会”相关联的地方性个案事例，就历史链条的连续性而论，易得史料所统摄的宏观史事，不应当简单成为地方性个案事例发生变化的“历史背景”，而是应当融入其中，成为地方性个案事例发生变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显然，“文件”式易得史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党史研究尤其是各种具体党史研究不可缺失的核心史料。

实际上，“文件”式易得史料所记录的宏观层面史事，与由此延伸的下一级中观或微观的史事之间，存在着一种史事关联性张力，其中时间的跨越、地理的差距、人事的交错、语言的传递等，尽管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历史时空的非同步性，但并不能因此将前者简单地置放于后者的“历史背景”位置上，因为二者原本就是同源同根的史事存在。遗憾的是，在党史研究领域，忽视如上“关联性张力”的现象并非个别存在，在已有可见的研究实践中——诸多著述或期刊论文乃至学位论文中，往往经意或不经意地复制了“历史背景”模式。揆之原因，至少是对“文件”式易得史料在述史功能上的统摄性作用认知不到位。因此，在所有的党史研究中，有必要甚至不能不将“文件”式易得史料置于史料最高层面来加以定位和认识。

二、在易得史料中发现学术增长点

党史研究的史料来源具有广泛的空间，当然并不仅仅也不可能局限于上述文件选集、汇编，况且易得史料尚有其他诸多类型。此处所议，仅从“文件”形式存在的易得史料角度出发，讨论如何对待这类史料的问题。“文件”式易得史料既为基础性且易得，以至于得到绝大多数研究者的普遍使用，人们因此习以为常而不觉其可珍，于是形成了一种假象，以为这类易得史料已无再可挖掘与利用的空间，导致其中的利用价值被不同程度地简单忽略。这种简单忽略，并不见得能够显示稀罕或偏僻史料的独特价值——因为稀罕或偏僻史料需要与“文件”式易得史料互为关联，才能够自证价值；也不意味着稀罕或偏僻史料更优于易得史料的史学功能——因为能够在党史研究中发挥整体史研究作用的恰恰是以“文件”形式存在的易得史料。尽管难得的稀罕或偏僻史料能够发掘新的学术问题，只要学术致思路数得当，应该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收获。但是，在大量“文件”式易得史料中，同样可以发现新的学术问题，并且很大程度上是党史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而这种基础性问题应当是作为党史本真面貌所当得到深入研究的问题。

肯定有人会认为，党史研究应当放宽史料收集与利用的视野，不应仅仅局限于“文件”式易得史料，这种见识只有在党史研究的特定视域下才是正确的。“文件”式易得史料无论如何都是党史研究的第一层面史料，放宽视野所获的其他类型史料，尤其是地方性的史料诸如地方档案，则是对党史整体结构研究深度与厚度的进一步加持，在学术探索的作用上当然十分要紧。问题在于，即便如何放宽史料运用视野，基础性易得史料不但是党史研究应当首先考虑的史料来源，而且能够成为党史研究在其中发现新问题的渊薮。

在“文件”式易得史料中捕捉新的学术问题或史事目标亦即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研究者首先最起码要有感受易得史料所蕴含的丰富史事的能力。当然，“感受”仅是初步进入史料记述史事场域的门槛，要在史料记述史事场域中延伸乃至发现有价值的“猎物”，研究者不能不养成洞彻史料背后特定史事的辨史慧眼。这个道理，唐代史家刘知几已说过：“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古训启示对于党史研究同样适合，对于长期从事党史专业研究且富有经验的研究者来说，恐怕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切身体会。

在“文件”式易得史料中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研究者还要有能够通盘把握易得史料遗存的特定语境的能力，这是一种“会通”的能力。所谓的特定语境，指的就是史料形成以及记录时的历史环境，还有史料记录的史事与史事之间的复杂关系。曩昔史家有言：“史料审定后，再据以归纳或推寻一种历史发生的原因，及它自身受社会与时代影响、演化变迁的种种关系。这种综合观察史事进化的方法，也即是寻源的方法。”通盘把握党史“文件”式易得史料中各种史事的关联性，就是要在史料遗存的特定语境中，搜寻史料记述的史事变迁逻辑，从中辨识与抽取某个特定历史问题的发展链条，以便研究其中的因果关系。“辨识”是对史料可靠性的考索，“抽取”是对史料的合理性选择，史家对此也有一说：“构成历史学对象的是问题，它在一个由事实和可获得资料组成的无限世界里进行前所未有的切割剪裁。”总的说来，养成通盘把握史料的“会通”能力，是充分挖掘与利用党史“文件”式易得史料的基本功，对这种能力应当具备何种素养，晚近史家的经验有如下的体悟：其一，应注意各种单体事实如何连贯；其二，应注意就事实自身的因果关系叙述事实；其三，应明白史事的关系须注意心理方面的因子；其四，应明白一种史事的关系须注意物质方面的因子；其五，应明白一种史事的关系须注意文化方面的因子。这几方面只是理论层面的提示，在研究实践上则应当依据具体问题而有所取舍。

在党史的史料把握上，无论深入洞彻抑或通盘会通，都有必要对“文件”式易得史料进行深耕细读，在此基础上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恰当的史料利用。把握这种史学研究技艺似乎并不十分困难，困难的是如何从易得史料中发现可供研究的问题，兹举一例以资说明。对于中共二大召开的论述，历来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强调中共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等问题上。从大历史观角度观之，讨论中共民主革命政治理论的早期生成，不能不从“纲领”一类史料层面展开。就中共二大“纲领”的政治性文件而言，应当就是会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下文简称“宣言”）。这个史料文本在各种党史文献汇编中大多收入，利用起来十分方便。因为常见，看上去再对其进行研究，似乎从学术上开出新的空间并不太大。但是，即便是这种常见且易得的史料，仔细分析也尚有诸多新问题可供重新探讨。中共二大制定的这份“宣言”共分三大部分，每一部分又列数点。此处就拿第一部分说事，这一部分标题为“国际帝国主义宰制下之中国”。从论述意图上说，回溯晚清以来国势陵夷的历史，显然是为了论证中共推进民主革命的理由，这种理由是依据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而确定的。恰恰有学术意味的是，假如将相关“文件”论及的国际因素置于中国近代史层面上进行观察，则可以将其完整论述视为中共政党视角下的中外关系史，或者视为中共解释的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华史。这种述史意识至今似乎并没有得到详尽的学理解释，而这正是拓展党史研究别样空间的可为领域。

如若试图在近代中外关系史视域下，详尽解释“宣言”所列的近代以来发生且影响深远的种种事件，将其梳理为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历史链条，则将成为一部由中共首创的近代历史书写，亦即一部极简提纲式的中国近代史——中共书写的近代史，而非其他著者的近代史书写。“宣言”对清末中西关系史的考察后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历来侵略中国的进程，最足表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本相。”这种“本相”的事例体现，“宣言”按时序列出诸种关键性节点。其中，近代西方列强侵华史的起点定格在“1839年”而非日后的“1840年”，因为这一年英国在中国南面广东等处贩卖鸦片，引发与清廷官员的纠缠与冲突，英军开始以武力抗拒清廷的禁烟，“九月，英兵船开炮挑衅，林则徐命反攻，毁其数船”。自此以后的一系列事件，皆由此而起，一直到中共创建为止，“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在这80年间，中国丧失了边疆、岛屿、口岸等诸多领域的主权，伴随而来的是国家经济命脉被剥夺，“宣言”罗列出诸如铁路、商轮、邮电、矿山、商埠、银行等行业大多为列强所把持。综合而论，“宣言”涉及国家主权、经济产业、商品贸易、金融关税、军队武装等一系列问题，再将这些问题与军阀政治问题、阶级统治问题、社会矛盾问题等国内政治格局联结在一块，就形成了一部要点式的中国近代史。在这部“要点式中国近代史”的易得史料中，显然可以延伸出诸多党史研究的新论题，因为其中的诸种政治现象，都与中共面对的现实政治相关，这些政治现象到底是如何左右中共对于政治局势的判断，由此而制定的政治策略又是如何形成的，都是在党史研究中不能不追问的基础历史问题。

中共二大“宣言”书写的“要点式中国近代史”，史料虽然易得，但并不意味着研究就可以止于已有提示。在党史研究中，恰恰应当从这种易得史料中深入探讨其中的学术史意义，因为在史书编纂史上，由中共政党层面论述中国的近代史，此“要点式中国近代史”无疑是第一部，其中诸多史事提示及其政治功能，恐怕对日后中国近代史的史书编纂都有深刻的潜在影响，这难道不是新的学术问题么？

三、易得史料与辅助史料的互证

党史研究与其他类型的历史研究乃至学界默认的中国革命史研究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异。党史研究的最大特征是将研究对象的“中共”作为历史行为主体，其他任何史事——即便是“革命”的史事——都应当与中共这个历史行为主体的活动具有相关性，否则就很难称得上是学科范畴意义的党史研究。既然如此，党史研究必须把握中共作为一个政党的整体历史发展进程，而记录这种整体史的主体或主流史料，无疑集中在记录中共历史行为主体的一系列相关“文件”式易得史料之中，而研究党史不能不主要依赖这些公开出版的易得“文件”史料。

但是，显而易见，党史研究如若仅仅局限于依赖“文件”式易得史料，恐怕无法尽绘党史曲折发展的丰腴面相。因此，在充分利用“文件”式易得史料的同时，搜寻辅助类史料以资佐证党史的诸种特定史事，似乎是不可忽略的研究之法。运用此法之因，显然是出于党史发展变迁的复杂性，往往不由单独史料所体现，况且还有“孤证不成史”的古训在。近世史家陈恭禄说，历史“事迹的发生、发展，往往牵涉的面广，而又复杂，且经历或长或短的时间，观察不可能全面，只能各就所知的情节，写成记载”。在党史研究中，对那些蕴含复杂性、多重性、隐蔽性的史事进行研究，虽然基础史料不能不来源于那些常用的易得史料，但这些史料大抵只能显示所研究史事的显性面貌，而在具体历史情节的微观经纬上，则需要其他辅助性史料的补充和加持，才能够显示历史过程的潜在丰富性和相对完整性。因此，强调党史研究在以“文件”式易得史料为基础展开研究的同时，不能忽略辅助史料在研究上的解释功能与互补作用。

当然，在具体的党史研究过程中，易得史料与辅助史料的辩证关系存在两种情况——有的研究以易得史料为主叙史料，辅助史料为佐证史料；有的研究以辅助史料为主叙史料，而易得史料则发挥宏观辅助作用。即便是辅助史料，也存在易得与非易得之别。但就党史研究而言，易得史料往往是在整体性层面上发挥效用的。研究中共作为一个政党组织的历史，不能不以政党层面的易得史料作为主导性史料，而这种体现政党历史行为的主导性史料，大体上就是各种“文件”式易得史料。但在目前的党史研究界，诸多研究者更倾向于“另辟蹊径”，力求寻得地方性档案史料或挖掘稀见的史事记录史料，以为如此方可获得新突破。这种观念本无可厚非，毕竟档案“新史料”、稀见“新史料”确实可以产出别样的新成果。但是，即便如何“新”，它们都不能替代中共政党层面上的“文件”式史料。因此，在述史意义上说，无论是地方性党组织史料还是基层社会档案类史料，看似史料记述的史事具有“新”面目，故而极易引人入学术之“局”，且常常致人忘乎此“局”与党史整体性大局的关系。但只需纵观党史整体进程，这些地方性或档案类的史料，大多只能在中共“文件”式易得史料的运用过程中起到辅助性作用，尽管这种辅助性史料本身也能够独立构成自身的历史，并且还可能发挥极具新颖性的述史作用。

因此，在党史研究中强调辅助性史料的不可或缺性，是以党史领域“文件”式易得史料为前提的，但如舍弃辅助性史料，整体性党史面貌也可能罕暏其全，史料上的“主流”与“辅助”是双方互为印证。从研究经验上看，开发党史“文件”式易得史料中的新问题，尚有十分可为的空间。兹举一例以证此说。笔者曾以“文件”式易得史料为主料，作有《“时局”历史中的中共早期政治主张》（《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1期）一文，尽显利用“文件”式易得史料与辅助性史料互为参证而展开党史研究的便利。文中部分内容涉及“道威斯计划”一事，可证此种“便利”。拙文之所以要讨论“道威斯计划”之事，并非因为党史学界关注不多，而是因为有关此事的记载，就保留在“文件”式易得史料之中，有必要叩问它到底与中共此时的政治主张有何关系。经由对此时中共政治文献的搜寻，以及与相关辅助性史料相佐证，发现此事与中共此时所处的政局变化之间存在深度关联，故而逐步形成文中的具体史事书写的想法。

中共自创建后到大革命失败为止，共发表过七次针对“时局”的主张或宣言，但直接针对北洋军阀政治统治的主要是前四次，“道威斯计划”问题的提出就出现在第四次。1924年11月，中共在实现国共合作后，为了应对国家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呼吁召开“国民会议”，成立“临时国民政府”，以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为此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以表明对时局变化的政治立场。这份“文件”就是典型的易得史料，如果试图从中深入分析中共对“道威斯计划”的看法，就不能不依据这份易得“文件”记录的信息进行考察。首当知晓的是，中共提出这一主张，正是国际国内政局的变化所致。此际中共所处的政治环境极为复杂，外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凌，内有军阀政治的钳制。尤其是列强带来中国政治不断处于危机的局面，使中共意识到西方列强“集中当地军阀之力，由经济的支配权力，进而各造其自己支配的政治机关，实行分裂中国”。这份“文件”式易得史料记载了中共对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宰制中国的三种政策的分析，这三种政策就是“瓜分政策”“共管政策”“分立政策”。在这三种政策中，中共最在意的就是“分立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是用“别有新而更毒的方式”宰制中国的政策。为何如此？“文件”式易得史料显示，中共敏锐地发现，在此时的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种“分立政策”名为“道威斯计划”，而这个“计划”如果被施用于中国，则有导致中国分裂的危险。

当然，从这份“文件”式易得史料中无法完全理解何谓“道威斯计划”，因为其中并未作出过多详细解释，仅在三处揭示其对中国的危害性，分别是以美国为主的列强试图“在华开国际会议讨论施行于中国之一种道威斯计划”，“道威斯计划”意图以“此种政治的分立，即是国家的民族的分裂，也即是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的计划之实现”，临时国民政府“应杜绝帝国主义者勾结军阀借口援助中国统一实行其道威斯计划之阴谋”。然而，仅仅依靠这三条易得的史料，似乎并不足以深入解释中共与“道威斯计划”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更遑论深入分析中共为何如此关注这个“计划”，这就需要寻求其他辅助性史料以协助解释。

有关“道威斯计划”问题的研究，晚近以来史学界已有某些研究，但有关中共与“道威斯计划”关系的研究尚属鲜见。因此，要仔细分析中共这份“文件”中提及的“道威斯计划”问题，就有必要配以辅助性史料，进而获得较为充分的理解。实际上，在中共发表上述主张之前，中共政治机关报《向导》就已对“道威斯计划”展开评论。张太雷撰文指出：“道威斯计划对于德国就是各帝国主义国共同管理德国。现在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亦将用同一样的计划。”这种计划的手段，就是投资改造中国，“所谓投资改造中国者就是共管中国经济”。另有评论联系江浙战争，认为军阀正是呼应了列强干涉中国的企图，在战争结束后，“必然得由帝国主义召集所谓和平会议或其他方法，以宰制德国之道威斯计划或类似的政策来宰制中国”。还有发自欧洲的评论信息揭露“道威斯计划”的图谋。如此等等，都是一些有助于理解中共对“道威斯计划”所持态度的前期辅助性史料。

在梳理中共“文件”式易得史料过程中，还能够发现其他可供解释中共与“道威斯计划”关系的相关史料，尤其是现已公开出版的中共早期政治活动家的文集。文集中相关史料的原始出处，大多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这些报刊现在多有影印本，其实也不难见，至于日后被收入文集，更是易见。无论出于何处，史料中涉及的“道威斯计划”问题的相关记载与分析，既是易得史料，也可以视作辅助性史料，实际上是具有双重特性的史料。这些保存有关“道威斯计划”的史料显示，中共关于时局的主张发布后，有关“道威斯计划”问题迅速引起党内的时评回应。这些时评对中共时局主张的配合，同样是极具解释价值的辅助性史料。1924年底，罗亦农在代表中共旅莫支部给中共中央的意见报告中，曾对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作出判断，其中就提及“所谓道威士的共同侵略计划仍酝酿着新的极大矛盾”。赵世炎撰文指出，“道威斯计划”在世界格局中，只不过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矛盾和斗争”。林育南撰文总结1924年的反帝运动形势，将“道威斯计划”定位为美国在中国的掠夺图谋。瞿秋白则全面分析了“道威斯计划”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博弈，强调该计划不但针对德国乃至欧洲，是美国“实行干涉欧事的第一步”，而且覆盖亚洲乃至非洲等地，是美国“攫得世界霸权”的手段。从这些时论史料中可以看出，中共政治活动家在理论上的相关论述，适时配合了中共有关时局的政治主张，既为中共对“道威斯计划”的态度与立场作了政治解释与理论宣传，也为后世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辅助性支持。除了在党史范围内的辅助性史料外，对“道威斯计划”问题的历史考察，还可以从其他渠道如报刊的相关报道或记载中获得支持，如《中外经济周刊》1924年11月15日第88号刊出《道威斯计划与德国赔款及铁路之关系》，《申报》1924年10月12日第4版刊出《道威斯计划之德国借款》，等等。当然，还有这个时期世界史方面的文献史料可供查寻。这类辅助性史料的收集和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深理解“道威斯计划”出台的来龙去脉，更有助于理解该“计划”被中共特别关注的中外因素及其缘由，由此提升党史研究在学术上的广度与高度。

以上仅是举拙文事例说明问题，即便罗列了以己所见的辅助性史料，也是挂一漏万，不足以言尽善。任何党史研究都不应当抱有一网打尽史料的奢望，但起码应当积累足以支撑研究的史料分量，而易得史料则是最便于获得的基础史料，不可轻易忽略。上文所述，其目的无非试图印证，辅助性史料具有解释中共“文件”式易得史料的功能，两个方面的史料互证，可以释放出党史研究新的学术信息，同时显示中共“文件”式史料在通常情况下虽然较易获取，但要深入分析这种史料蕴含党史变迁的复杂关系，也并非可以轻易实现，此中没有终南捷径可期待。

四、余论

谈论一些研究浅见，绝对无意成为“指南”，只是个人的日常浅薄体会。现实的情况是，在党史学界，有些研究者尤其是年轻研究者常有抱怨党史研究不易有新的突破，因而往往顾虑不前。揣度其中缘由，据“抱怨者”的无奈诉说，党史研究的诸多问题大多已被研究者“光顾”遍了，况且作为一门具有极高政治性的研究领域，能够为其提供新史料的机会也极其有限，因而如何能再穷尽问题呢？其实，这种心态或学术困惑实属正常，没有什么可值得揶揄的地方。但是，如果有志于此的话，那么就不能不考虑如何进入这个严肃的学术殿堂。

具备学术含量的党史研究成果，当然不是由史料堆砌而成，它应当既显示历史功能，也应当显示政治功能，所谓“述往事，思来者”是也。能够左右党史研究顺利展开的因素众多，除了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具备强烈的史料意识，恐怕就是基本素养。通常情况下，基础史料都属于易得史料，党史研究中的“文件”式易得史料，显然构成党史研究的基础性史料。这种史料虽然已被研究者普遍利用，但仍然保有持续挖掘和利用的巨大空间，如能充分地扩展辅助性史料的配合和解释，这些易得史料就可以呈现新的研究价值，产出新的研究成果。

一个严肃的党史研究者，是否具备几近天然养成的史料意识是一回事，是否能够开拓党史研究知识结构诸方面的能力又是一回事。即便是易得史料，也不是获得了就一定能够发挥研究作用，其中既需要研究者具有合理把握史料功用的技艺，也需要能够将史料与问题意识结合起来，还需要有将这种结合转化为党史叙事的能力，故而党史研究可谓一项汇集诸种要素的综合性研究。清代史论家章学诚曾说，历史研究者具备才、学、识之一种能力已属不易，而要三个方面兼及，则更是困难。但历史研究又不能不在这三个方面（实则还有“史德”）有所修养，不然无以为史，因为“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这一箴言在新时代的学术天地里仍然适用。

（注释从略）

（作者系福建农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