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923年6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当天，代表们来到广州东郊黄花岗烈士陵园举行悼念活动。在瞿秋白和张太雷的教唱下，《国际歌》铿锵有力的歌声，犹如惊雷划破漫漫长夜——“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自党的三大开始，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奏唱《国际歌》逐渐成为惯例。“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呐喊，道出了共产党人对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心，指引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战胜艰难困苦，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理想擎起支柱，纪律凝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20世纪20年代初，面对四分五裂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同国民党的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大革命浪潮的考验，让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严密的组织、铁的纪律、优良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革命运动坚强核心的重要条件和政治保障。

清醒——

“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歌曲唱出了中国人民“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共同愿望。彼时，连年战乱使得人民连起码的生命财产也无法保障。一场变革现状的大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广泛阶层的强烈共同需要。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国共合作后，广州成为全国革命力量的汇集中心，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在新的革命浪潮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清醒，要求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坚决维护好党的纪律。

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内，一份手写稿展品备受瞩目。它是党的三大通过的最重要文件——《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其中“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等表述展现了我们党当时的清醒与冷静。文件还明确，“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党的纪律建设的首要内容，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二大到四大党章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常设机构和“最高机关”。党的三大选举产生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党中央组织结构和工作制度的法规性文件，也是第一个建立党内监督机制的文件，对中央领导机构体制、工作程序和监督等方面作出规定。

这部组织法涵盖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产生、地位、人员、分工及报告等多项内容，其中多条体现了严明的纪律性。比如，“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局之一切决定，以多数取决，但召集临时全党大会之议决，须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取决”“会计在中央督察之下，管理本党财政行政，并对于各区各地方及本党一切机关之财政行政负责”。

事在地方，要在中央。党的三大通过的一系列严格的规定显示，党从一开始就尤为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在党中央的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工作。党的三大之后，党的各级组织服从中央决定，做了许多工作，使得国共合作步伐明显加快，为大革命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坚定——

“扩大党的数量，实行民主的集权主义，巩固党的纪律”

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注重运用党内法规制度管党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作为党的纪律规矩的总源头，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的第一部章程，把“纪律”专列一章，三大党章、四大党章继承这一点，并修订完善。

党的三大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把修改党章的重点放在强化组织纪律、完善入党手续等方面，细化了组织纪律的程序性规定，要求党的中央机构带头执行组织纪律。

“严把党员‘入口关’是本次修订的鲜明特点。”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李兴国介绍，三大党章提高了入党介绍人的标准，党员入党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的两名党员介绍，介绍人对被介绍人承担担保责任，当党员自请出党时，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由两名正式党员介绍入党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把好党员质量的“第一道关口”。当时还确立了候补党员制度，被介绍人需经过3个月（劳动者）或6个月（非劳动者）的“候补期”才能成为正式党员，候补党员义务与正式党员完全一致。随着党员数量不断增加，将党员审批权下沉，修改为“经小组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区委员会之批准”。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党的四大以英文补习班名义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扮演了英语老师的角色。开会时，20位代表挤坐在借来的椅子上。当听到响铃声时，代表们赶紧拿起英文书，以作掩护。”中共四大纪念馆党支部副书记、宣教部主任丁晓介绍，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又隐秘的状态下，仍坚持不懈探索中国革命的前途。党的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完善党的纪律规定，首次规定支部成立条件及其成员产生办法，对党的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称谓由“委员长”改为“总书记”，进一步细化党费缴纳标准，在“纪律”专章中新增一条。“这些修正和新增的内容反映出党中央对组织建设的高度重视，对于后来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和政治规矩，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丁晓表示。

对于纪律的重要性，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明确，要实现党的任务，只有“扩大党的数量，实行民主的集权主义，巩固党的纪律”。而党的纪律在当时最要紧的便是“党员们受其所隶属的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及支部干事会的指挥”。大革命前后的多份文件都明确了纪律规矩。比如，此前党的三大通过的《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规定，“凡党员之行动带有政治意义者，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严重监督指导之权。党员遇有不得已须在政界谋生活时，必须请求中央审查决定。”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注重运用党内法规制度从严管党治党。纵观党的百余年发展历程，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始终与党的奋斗历程相伴相随、与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同向同行。

坚决——

“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

纪律能否取得实效，关键取决于执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制定了严格的组织制度和纪律规定，而且比较严格地执行这些纪律。无论革命形势处于高潮或低潮，我们党始终保持清醒，始终保持对纪律的严格坚守、对自身纯洁的高要求。

“在带头遵守党的纪律方面，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丁晓介绍，四大党章规定“凡党员离开其所在地时必须经该地方党部许可，其所前往之地如有党部时必须向该党部报到”。这一规定使党员始终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能够经常参与党组织的活动，也能经常接受党组织的监督，强调了党员应有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1925年8月，毛泽东同志组织韶山农民开展“平粜阻禁”运动，后被湖南省长电令逮捕。经湘潭、韶山党组织和群众帮助，他离开韶山来到长沙，立刻向中共湘区委员会报告韶山农民运动情况，同湘区委员会的同志交换意见。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他仍坚持每到一处都主动与地方党组织联络。

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我们的党员队伍得到了蓬勃发展。党在发展势头正好之时，切实严格执行党的各项纪律，对不遵守各种纪律的党组织和党员，特别是贪污腐化分子，“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1923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一些违犯党纪的党员作出了开除党籍等的决定：“郭平伯、郭寄生、周无为、张子余四人，执行大会决议，开除党籍”“张绍康、陈天均已登报脱离，亦应开除”“胡鄂公在未能证明其确未帮忙贿选以前，仍旧停止出席小组会议”“熊得山、汪剑农因与胡有连带关系，亦应同样办理”。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根据党的章程规定开除违犯纪律的党员和停止党员参加会议的权利。

我们党还开展了一系列严肃党纪的斗争，包括将公然声明绝不受党的羁束、不再履行党的任务的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和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做党的工作、公然散布对党不满的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开除出党，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

时间走过百余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坚强纪律保障。

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圆满结束。大会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大会同意把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等内容写入党章。新征程上，必须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确保全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令行禁止、步调一致，定能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和合力，创造出无愧时代、不负人民的新业绩。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26年05月15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