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历抗日战争锤炼的中国人民，更加坚定了对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追求。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主张，代表了中国人民根本利益。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在敌我力量悬殊、环境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中国依然取得了抗战全面胜利，这和我们党坚守群众路线，紧紧依靠、广泛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这一时期，党不断深化对群众路线的理论认识，建立广阔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广泛开展各类群众运动，深深赢得人民拥护和支持，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依靠广大群众力量，团结抗日民众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始终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要想取得抗战胜利，就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党领导的东北抗联扎根白山黑水，深入发动群众，组建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主张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抗战，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我们党正式确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制定并公布《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并要求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在全面抗战路线指引下，八路军、新四军和我们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奔赴前线，既与国民党军队协同作战，又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章中系统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方针，着重强调“游击战争不能一刻离开民众，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在此指导下，根据地军民广泛灵活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战术战法，主力部队、地方兵团、游击队、武工队、民兵、儿童团等多种群众武装力量相互配合，将日本侵略者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特别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抗战期间，我们党发扬民主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在根据地内，党实行“三三制”政权政策，即在政府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同时，党坚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民主选举，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等一系列的选举法规。当时用黄豆作为选票开展“豆选”，每个候选人背对着选民而坐，老百姓愿意投谁，就把豆子给谁。这些政策极大地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参政热情，壮大了抗日的队伍。

遵循群众工作方法，切实服务群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根本宗旨。抗战时期，这一宗旨深入人心。党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群众工作方法，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苏区时期，党就认识到关心群众生活对于密切党群关系、宣传党的政策理念的重要性。面对抗战期间的残酷斗争，党依然坚持人民群众利益至上，切切实实把服务人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毛泽东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1939年11月，党中央发出的《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指出要认真地研究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要求，在不同的环境、时间和具体口号之下，一步一步地组织、教育、领导他们改良生活，发动他们的积极性。

陕甘宁边区土地贫瘠、经济薄弱，加上日军扫荡、国民党封锁，1941年根据地陷入严重生存困境。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广泛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模范带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生产热潮，使得边区的经济财政状况有了极大改观，边区军民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一个个尽忠尽职、为民谋利的中国共产党人，张思德就是其中一员。毛泽东在其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号召党员干部学习张思德同志生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死为人民利益而献身的崇高精神。

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党始终坚持执政为民，许多工作都遵循群众路线，如推行精兵简政、劳动竞赛、互助合作等。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进行了精辟概括。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发扬优良作风

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凝聚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抗战时期，党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高度重视和加强纪律建设，用铁的纪律保障群众路线落地，培育优良作风。

1933年9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在成立大会上发布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的第一部成文法规。短短20条军规，规范了部队作战与生活的各个细节，其中就包括了“烧杀人民者枪决”“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警告”等多条群众纪律，牢牢守护群众利益。

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抗日。部队所到之处，严格执行“三不（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纪律。同时，新四军还对红军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了修改，制定了新的“三大纪律、六项要求和十项注意”，并颁布实施了《新四军拥政爱民十大公约》。1939年5月，陈毅在《献给良团全体同志》里写道：“我们的三大纪律十项注意是天经地义的。什么东西可以变化，我们的纪律则是铁的，必须遵守。我们的纪律是铁的，同时是自觉的不依靠鞭打刑罚，依靠我们的自觉。”部队还组织了专门的纪律检查团和访问团对部队在宿营、行军、作战中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进行检查整改。

严明的纪律树立起人民军队良好形象，稳固军民鱼水情谊，对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巩固军民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很多百姓主动投身抗战，在山间村庄设置敌情联络信号，及时传递战事信息。聂荣臻回忆道：“人民充分发动起来之后，我们在群众的海洋里，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而敌人呢？处处碰壁，处处困难，找不到向导，找不到粮食，找不到用具，想找一口锅做饭也不容易，就像一个既聋又瞎的人坠入了深渊。人民这样爱戴我们，这样仇视敌人，日本侵略军还有什么办法不失败呢。”

抗战胜利前夕，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明确将“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刘少奇在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专门阐释了党的群众路线，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就“在于坚持地实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最深厚的伟力。抗战时期我们党坚持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广泛发动全民抗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取得了抗战胜利。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更加紧紧依靠人民，把准人民脉搏、回应人民关切、体现人民愿望、增进人民福祉，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26年05月15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