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

［摘 要］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因而系统阐释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创新成果，就成为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迫切需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统一。研究方法就是科学抽象法，是在充分占有典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理论思维抽象出具有一般规定性的概念，揭示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因而科学的高度决定于理论思维的水平；叙述方法是以研究抽象出的一般概念为出发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思维上呈现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过程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叙述过程则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思维上的具体呈现，因而构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的统一。我们党在我国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推进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方法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创造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方法；从中国发展经验中提炼和总结新规律、标识性新概念，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实现了基于中国发展典型经验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统一。

［关键词］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方法论

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学界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已经达成共识，但对其具体运用的方法论仍存在重大分歧，为此本文将聚焦具体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并从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需要出发，全面阐释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以及我们党推进这一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

一、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

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根本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方法论，还是世界观。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书评中就把马克思的这一方法明确表述为“新的世界观”，并把“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运用的重要方法和基本方法，就体现在他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具体运用之中。

（一）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用的具体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和“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的统一。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认为，构建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体系的正确方法是，首先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然后再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也明确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马克思之所以强调二者之间仅存在形式上的不同，是因为它们在实质上都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运用。因此，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是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统一。

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所以需要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统一，是因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经历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两个前后相继的不同阶段。研究过程是从现实的具体开始，也就是从整体的混沌表象开始，通过研究“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从研究中得出的这些简单概念，可以适用于一切时代或多个社会经济形态，具有一般性。马克思认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因此，在完成了研究过程之后，必须把抽象上升到具体，但这时的具体“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因此，叙述过程是用思维“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过程，这时的“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这个“思想总体”就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由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思想的产物，其构建者的世界观方法论不同，对简单范畴的抽象就会不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方式就会不同，因而“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因此，要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就必须坚持和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所以需要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统一，还因为这两种方法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研究方法之所以必需，是因为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首先从具体中抽象出简单的概念，没有这个过程，就不可能进入理论体系的思维呈现阶段，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过程是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叙述过程则是在研究过程的基础上用思维呈现理论体系。因此，没有科学的研究，就不可能有科学的思维呈现；没有科学的叙述，就不可能把研究成果用系统化学理化的体系呈现出来。

（二）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过程，首先就是“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然后“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最后形成简单的规定。但是，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因此，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方法或者说研究方法，就是科学抽象法，也就是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马克思认为，科学抽象法是研究的总体方法，在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科学抽象法还表现为不同的具体方法。

第一，科学抽象法在充分占有资料阶段所运用的具体方法。运用科学抽象法揭示事物间的内在联系之所以必须首先充分占有资料，就是因为从具体到抽象的起点是具体，没有具体材料的占有，就是凭空抽象，就不可能构建起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且“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即政治经济学”。这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占有资料和数据，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甚至同一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都必须充分占有不同的资料，然后才能运用科学抽象法揭示内在联系和规律。因此，经验方法、统计方法、案例方法、田野调查方法、数学方法等都是科学抽象法的具体运用，更准确地说，是为运用科学抽象法而充分占有资料所运用的具体研究方法。对于统计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这妨碍了对德国和西欧大陆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揭示；对于数学方法，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充分占有材料就是从“既有的事实出发”，“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这就决定了运用抽象法分析的资料必须是真实的事实和问题，要从真实的事实出发研究真问题，而且这个真实的事实还必须是这个社会的典型事实。马克思之所以以英国为例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之所以必须对典型事实进行抽象分析，是由政治经济学作为经验科学的性质决定的。恩格斯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此，政治经济学要揭示特定社会的运动规律，就要占有那个社会的典型事实资料。

第二，科学抽象法在揭示内在联系阶段所运用的具体方法。在充分占有典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科学抽象法揭示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就必须运用理论思维的研究方法。理论思维也是科学抽象法的具体运用，是科学抽象法在揭示事物间内在联系阶段所运用的具体方法。恩格斯指出：“经验的自然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因而迫切需要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同样也迫切需要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于是，自然科学便进入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在这里，恩格斯把抽象法或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区分为经验的方法和理论思维的方法，视其为抽象法在研究过程不同阶段所运用的不同方法。理论思维的方法就是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提炼，上升到规律性认识。“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理论思维方法也是一种历史方法。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对不同时代的问题进行理论思维，发现其特有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

理论思维在不同时代也会有不同的形式。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都是理论思维的具体形式，也是理论分析的具体方法，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成就。“数学演算适合于物质的证明，适合于检验，因为这种演算是建立在物质直观的基础上的，尽管这种直观是抽象的；而纯逻辑演算只适合于推理证明，因此没有数学演算所具有的实证的可靠性——何况在纯逻辑演算中有许多还是错误的！”因此，“每个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也不可抗拒地被迫接受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这里出现了某种相辅相成现象”。但是，在运用数学逻辑时，要注意把数学逻辑与数学工具区别开来，不能简单用数学工具代替数学逻辑进行理论思维。

理论思维作为科学抽象法的具体运用，必须遵从抽象法的科学性原则。马克思在评价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时指出，亚当·斯密研究资本主义采取的“是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图式化的概念规定之中”。前一种方法是符合科学抽象法的理论思维，后一种方法则放弃了科学抽象法。这两种不同方法的运用，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既有科学的成分，也有庸俗的内容。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继承了斯密理论的庸俗性，“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

（三）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叙述方法

研究过程结束后，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就进入叙述过程。马克思认为，叙述方法在形式上不同于研究方法，从而创立了呈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叙述方法论体系。

第一，呈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叙述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其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如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等；（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马克思在呈现《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时，也是从商品、货币一般到劳动力商品特殊，进而分析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因此，马克思呈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叙述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第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必须遵循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呈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一个“思想总体”，因而这里的具体不是现实的具体，而是经过头脑的思辨后得到的逼近于现实具体的思维具体，马克思把它称为“先验的结构”。因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认为，《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就是辩证法。当然，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认为，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而马克思则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恩格斯对此评价道，马克思“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第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必须运用一般到特殊和矛盾运动的方法。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呈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最重要的是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抽象概念的选择。马克思认为，“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马克思之所以选择商品作为呈现《资本论》理论体系的起点，一方面是因为，财富的一般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采取了商品形式，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因而成为经济的细胞形式。在这里，马克思把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具体化为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即从财富一般演进到财富特殊即商品形式，然后又从商品一般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殊商品即劳动力商品，完成了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呈现了《资本论》完整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是因为，商品包含着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在矛盾，从商品开始就是从矛盾出发，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私有制的基本矛盾，这是运用矛盾方法进行理论阐释。

第四，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必须运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就是因为历史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演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因而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是一样的。

第五，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必须运用形式逻辑与数学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数学方法是辩证思维在研究具体问题中的具体表现，“因为辩证法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所以它包含着更广泛的世界观的萌芽。在数学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初等数学，即常数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运作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因而数学逻辑是“辩证的辅助手段和表达方式”。既然数学逻辑只是辅助手段，形式逻辑就需要数学逻辑的表达方式，但数学逻辑不能取代形式逻辑。

（四）从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时间序列看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统一

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首次详细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即他“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这表明，1859年是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要任务从研究过程转向叙述过程，也就是开始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呈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一篇是这样安排的：（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已经把商品作为《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叙述起点，并进入了关于商品—货币—资本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过程。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从1859年开始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呈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因为他在此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科学揭示，也就是基本完成了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过程。马克思认为，“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恩格斯也确认了马克思在1859年已完成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工作，“在40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50年代末才告完成”。马克思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工作，就为用叙述方法呈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前提和基础。

第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根本立场。马克思1842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就提出了“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的重要论断，而且还区分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认识到研究政治经济学必须首先明确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对这个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作出了全面系统阐述，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整体利益服务的理论。

第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在1844年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揭示了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写于1845年秋到1846年5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此作出了系统论述，而且这一世界观方法论一经发现就被他们用于指导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们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经典之作。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这一发现“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

第三，确立了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作出了详细阐述，明确了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具体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和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的统一。

第四，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核心概念。马克思在1859年之前写作和发表的一系列著作、手稿中，已经提炼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核心概念，如雇佣劳动、资本、工资、剩余价值、利润、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资本主义私有制，等等。恩格斯认为，使马克思的名字永垂科学史册的“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也就是揭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同时，在提炼这些核心概念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运动规律，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指出，“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时间序列，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必须是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统一。只有首先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揭示出事物的内在联系、形成核心概念等研究工作之后，才有可能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呈现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当然，马克思从1859年提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想，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又经历了八年的时间，这期间虽然主要是理论体系的叙述过程，但其中也有理论研究，因而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也不是截然分开的。例如，恩格斯1891年为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再版所写的导言中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1859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有个别地方与他在1859年以后写的著作不尽一致，有些用语和整个语句如果用后来的著作中的观点来衡量，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这就是说，马克思在叙述过程中也通过研究修改了以前不妥当的提法，如把《雇佣劳动与资本》原稿中“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修改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是一个极为关键的理论研究成果。

以上对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方法论的系统阐释表明，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方法论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根本方法；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科学抽象法和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具体运用，二者的统一是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历史方法、经验方法、统计方法、案例方法、田野调查方法、数学方法、从一般到特殊的演进方法、矛盾运动方法等都是马克思运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时使用的具体方法。根本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多层次性和多样性，它们相辅相成，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根本方法和基本方法决定着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否能够成为科学，具体方法则可以根据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的不同阶段与不同任务进行灵活选择和运用。因此，既不能将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根本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简单并列，更不能将其简单对立起来。

二、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方法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所运用的科学方法论，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习近平指出，“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方法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一）创造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根本方法，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和运用这一根本方法。为此，我们党基于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求“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推进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坚持人民至上。这决定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理论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从而明确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人民性。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的坚持和发展，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坚持和运用。习近平指出，“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观点，我们党提出了群众路线，并把它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体现人民性，最根本的就是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融入理论体系，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

坚持自信自立。这决定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从而明确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这既表明了我国基于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发展奇迹基础上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也体现了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就需要中国经济学人以更加积极的历史主动和创造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创新。

坚持守正创新。这决定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正确的创新方向，从而明确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则性。守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动摇，始终守住中国经济学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魂；创新，就是顺应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变化，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创造性地提出新概念、新理论，发现新规律，构建新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习近平指出：“守正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守正才能保证创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只有持续创新才能更好地守正。”

坚持问题导向。这决定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从而明确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导向性。习近平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之所以要以问题为导向，就是因为“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之所以要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就需要“积极面对矛盾、解决矛盾，还要注意把握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坚持系统观念。这决定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从而明确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统一性。坚持系统观念就是要统筹兼顾，特别是统筹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关系。习近平指出：“统筹兼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科学方法论。它的哲学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统筹兼顾。”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城乡、区域和行业间存在明显差异，更需要用统筹兼顾的方法分析经济规律。

坚持胸怀天下。这决定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从而明确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开放性。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马克思在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大量吸收借鉴了前人创造的理论成果，而且是批判地借鉴。同时，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还要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共同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创造性提出了从中国实践经验中抽象出自主性概念的研究方法

习近平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从而把马克思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具体化为从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经验中抽象出自主性、原创性的概念和规律，推进了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第一，运用各种具体方法充分占有我国实践材料。我们党率领全国人民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而且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丰富材料。因此，运用历史方法、经验方法、案例方法、田野调查方法、统计方法、数学方法等收集、整理、归纳、总结这些经验材料，就如同马克思在1850年重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看到“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时认为“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一样，充分占有这些材料，为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科学抽象法奠定坚实的典型材料基础。这就需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第二，运用科学抽象法提炼和总结出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运用科学抽象法从中国实践经验中抽象出自主性概念和规律，需要遵循马克思科学抽象法对理论思维方法的具体运用。我们党依据我国国情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推进了马克思理论思维方法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

坚持和运用实事求是方法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站在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利益的立场上研究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其次，要注重揭示内在联系，发现新规律，杜绝形而上学的方法，“任何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有好的效果”。因此，要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

我们党坚持和运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论，不断总结和提炼我国的实践创新经验，创造性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新发展阶段理论、新发展理念理论、新发展格局理论、新安全格局理论等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四梁八柱”的基本框架。

第三，运用科学抽象法提炼出标识性概念。抽象出标识性概念是马克思运用科学抽象法的最终目的和要求。运用马克思科学抽象法，就“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提炼标识性概念，首先要抽象出适用于一切社会或多个社会的一般概念，为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呈现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逻辑起点。我们党基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创造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超越了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局限，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比较中抽象出市场经济一般，把市场经济定义为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而且“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这就为科学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逻辑起点。其次，要抽象出体现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自主性、原创性的概念，实现概念从一般到特殊的演进。我们党基于现代化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创造性地提炼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标识性概念。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一表述就使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体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再次，要抽象出反映时代特征和规律的自主性、原创性概念，体现概念的矛盾运动。我们党顺应我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要求，创造性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标识性概念，从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与其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推进高质量发展。

（三）创造性提出了把我国标识性概念系统化学理化为经济学说的叙述方法

习近平指出，要把中国“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由此，把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具体化为把从中国实践经验中抽象出来的自主概念和规律系统化学理化为经济学说，特别是遵循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呈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实现了一系列理论创造，推进了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叙述方法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第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的逻辑起点即财富一般的规定性。马克思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呈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首先要对作为逻辑起点的一般抽象作出具体的规定，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也必须依据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对此作出新的规定。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也就是表现为庞大的物质财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财富就不仅仅表现为物质财富，还表现为精神财富。“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西方早期的现代化，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信仰缺失、物欲横流。”同样，“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大都经历了对自然资源肆意掠夺和生态环境恶性破坏的阶段，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往往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树立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因此，我们党确立的新财富观，推进了马克思财富一般规定性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内涵丰富的逻辑起点。

第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一般到特殊演进的叙述方法。马克思通过商品—货币—劳动力特殊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理论逻辑，完成了从市场经济一般上升到资本主义社会特殊范畴，如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等的转化，构建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同样，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也要完成从市场经济一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的转化。我们党明确提出完成这一转化的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这是对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叙述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发展，因为马克思也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市场经济一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化的关键，因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而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现象。

第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叙述方法的矛盾运动方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和政府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之间形成矛盾运动。按照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还要进一步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上升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家形式，揭示市场和政府的矛盾运动。我们党遵循和运用马克思的叙述方法逻辑，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上升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形式。习近平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这就把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内嵌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并确立了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制度和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并对有为政府也作出了明确规定，即“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解决好缺位、越位问题”，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和政府的新型关系。

第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国内国际矛盾运动的叙述方法。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过程还要上升到生产的国际关系、世界市场和危机，揭示国内国际的矛盾运动规律。我们党遵循和运用马克思的叙述方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上升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高度，要求“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们党提出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新安全格局，就是从统筹国内国际的全局观来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逆全球化、地缘冲突、霸权主义、气候变化等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科学理论；我们党提出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体现了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把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推动国内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本杂志纸质版）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