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主动性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内容提要］马克思历史主动性思想是革命阶级在推动历史进程中所展现的实践主动的理论升华。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以资产阶级推动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为基础，对资产阶级发挥历史主动性、通过政治革命开创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作出了历史性肯定，对无产阶级发挥历史主动性、开辟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共产主义道路进行了现实性展望。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自觉践行马克思历史主动性思想，强调要从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等方面增强历史主动。

［关键词］世界历史 历史主动性 中国共产党 中国式现代化

马克思历史主动性思想是对世界历史进程中革命阶级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实践主动性在理论上的升华，其核心主旨是：以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为视域，在充分肯定资产阶级通过政治解放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实践的同时，批判自由主义哲学所遮蔽的现代市民社会内在矛盾与现代政治国家的内在缺陷；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解剖，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终极目标，通过无产阶级整体的革命阶级意识与革命行动的相互促进，达成人类解放的价值旨归。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锚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从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五个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前途命运的维度，阐释并践行了马克思的历史主动思想。

在价值理念方面，强调在牢记初心使命中保持历史定力；在领导水平方面，强调在把握历史规律与洞察世界大势中增强历史自觉；在治理能力方面，强调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持党同人民团结奋斗中肩负历史责任；在精神风貌方面，强调在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中坚定历史自信；在意志品质方面，强调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中增强历史主动。

一、马克思历史主动性思想的历史生成

马克思历史主动性思想是对世界历史进程中革命阶级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实践主动性在理论上的升华。马克思站在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高度，在历史观上由自由理性主义的立场逐步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以资产阶级开创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为基础，对资产阶级开创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历史主动性给予历史性肯定，在此基础上通过批判与扬弃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缺陷，对无产阶级以历史主动精神担当人类解放之历史使命的实践进程作出科学预判，以寻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

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马克思深刻洞察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展现的自由意识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精神的历史主动性，以自我意识哲学的理性立场，对非理性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期望实现人的现实的自由。马克思称之为“心理学规律”，即“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也是后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中所阐述的哲学家们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还要改造世界的精神实质。这意味着马克思的自由的自我意识面向现实世界而成为实践力量的批判性历史主动思想得以萌发。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萌发的批判性历史主动思想在《莱茵报》时期得到极大提升和完善。这一阶段，马克思以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为原则，围绕实行君主制度的德国的新闻出版自由、林木盗窃法、摩泽尔地区农民生活困苦等现实问题展开辩论，强调要实现人民自由必须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而解决物质利益问题、消除农民困苦则需诉诸黑格尔的理性国家。但是，黑格尔的理性国家在私人物质利益面前败下阵来，沦为私人物质利益的守护神。这让马克思深刻意识到，国家理性无法弥合私人利益与公共权力之间的鸿沟，解决社会现实矛盾绝不能停留在抽象的意志调和层面，而必须深入到物质关系之中去探寻其根源。由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奠定了“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这一新世界观的萌芽。

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充分展现了黑格尔的以精神来实现自身具体自由的历史主动性思想：一方面，对落后于世界历史进程的德国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激烈批判，指责其对人的奴役；另一方面，站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以实现现代化的实践高度，对英法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推动人的解放的历史主动精神予以历史性肯定，认为英法资产阶级作为社会的头脑和心脏，具有推动社会普遍解放的积极意义。与此同时，他指责德国的资产阶级缺乏与人民所需所盼相契合的那种开阔胸怀，“缺乏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因此，带着对德国资产阶级消极革命的失望与对无产阶级积极革命的期望，结合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所确立的私有财产原则的内在缺陷，马克思提出要实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命题，开展具有高度的实践革命，以寻求德国人的现实普遍解放。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以法国政治革命所展现出的历史主动精神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为摹本，对法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推动市民社会普遍发展、在政治上建立以公民政治权利为核心的现代公法制度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国家、在思想上高扬人权旗帜确立个体独立人格等实践，予以极大的肯定。由此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同时，明确提出在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的历史主动性思想。他们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而在历史活动中，作为“思想”代表的历史人物若想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使“思想”真正唤起群众的“热情”，代表群众的实际利益。

在肯定世界历史进程中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重大意义的同时，马克思预见资产阶级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的最终的解放。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直指资产阶级以自由、平等、财产与安全等人权原则为口号，令群众开展自身解放的政治革命，而这一实践却导致私有财产制度基础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个体私人身份与公民身份、资本与劳动、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尖锐对立。他明确指出：“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由此，马克思就实现人类解放这一“当代的普遍问题”提出：“谁应当是解放者？谁应当得到解放？……这里指的是哪一类解放？人们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要有哪些条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上述问题作出初步回答，将实现德国人的普遍解放的历史重任放到无产阶级肩上，强调德国无产阶级通过否定私有财产制度所展现的高度革命的历史主动性。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对法与政治的“副本”批判，上升到对私有财产的“原本”批判，继续深入解答上述三个问题。马克思认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与此同时，在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私有制是造成工人劳动异化的根源时，马克思得出如下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意味着，在唯物史观雏形破壳之际，一种旨在消除资产阶级私有制、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主动精神呼之欲出。马克思通过肯定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蕴含的思辨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展开理论把握：一方面，把劳动视为人类的现实本质，把人与人类社会看做劳动基础上的生成过程；另一方面，通过扬弃人的劳动异化，彰显人的全部类力量。由此，无产阶级开展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历史主动性就成为内在必然，而共产主义制度正是人的全部类力量的聚合。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通过批判鲍威尔脱离现实、鼓吹通过自由的人性实现人的解放的抽象的唯心史观（这种唯心史观实则是黑格尔“唯灵论”历史主动性的“翻版”），强调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身目的的人的创造性活动，而资产阶级私有制造成工人生活条件的反人性，因而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的解放，只有通过发挥历史主动性，进行革命实践活动。不过，“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

为回答这一问题，马克思在创建并不断完善唯物史观的同时，持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内在矛盾。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的解放，就必须形成革命的阶级意识，由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自在阶级发展成为自为阶级，通过革命消除阶级对立以实现自主性的劳动。《共产党宣言》作为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在把握人类历史进程的同时，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关系变革的现代化进程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性。与此同时，它详细论述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性质、条件、途径与目的，强调“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者必须组织成为政党并对工人进行无产阶级意识的教育，通过革命争得民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并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为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尖锐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因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而拒绝革命行动、企图通过空想实现美好愿景的做法。他们指出：“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马克思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发挥历史主动性进行革命的可能性，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决定的。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他总结了巴黎无产阶级六月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观上看，是巴黎无产阶级依附于资产阶级，试图在资产阶级利益旁实现自己的利益，在“三色旗”前降下了“红旗”；从客观上看，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尚未达到引发革命危机的程度。马克思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为激发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历史主动精神与历史使命意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与交换关系的历史性、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雇佣劳动关系，资本占有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导致劳动发生异化，而劳动异化必将使得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为资本增殖而劳动的地位，明确其通过革命实现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劳动解放的历史使命。

二、马克思历史主动性思想的基本主旨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历史主动性思想指的是革命阶级推动社会进步的理论自觉、实践创造与意志坚韧等。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目的，就是打破资本主义永恒化、自然化与和谐化的理性主义神话，积极扬弃资产阶级凭借历史主动性所创造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成果，以实现基于无产阶级自由联合劳动的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因此，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发挥历史主动性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予以历史性肯定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了现实祛魅，并提供了解决资本主义内在弊病的“解药”——通过发挥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开创自主的联合劳动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实现无产阶级与整个人类的解放。

（一）对资产阶级发挥历史主动性开创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予以历史性肯定

马克思的历史主动性思想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其理论开篇是在唯物史观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以资产阶级开创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为基础来进行阐释的，彰显了资产阶级作为封建社会第三等级，为挣脱封建专制制度束缚，高举启蒙精神旗帜，通过变革旧市民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政治革命，建立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确立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等现代文明创造，进而以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进步性，彰显革命主动性。资产阶级对历史主动性的张扬，是启蒙精神功利或有用性原则熏陶的结果。

对于启蒙精神的功利或有用性原则，马克思多次提及并高度赞扬，将其在实践中的表现称为“文明时代”与“现代社会”。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从历史由中世纪的政治等级发展为现代社会等级的视角，提出“我们的时代即文明时代”的历史进步观念。继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现代”与“现代的政治社会”的概念，指出法国与英国作为现代政治社会，“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因而，“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分析了法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他们指出：“现代的‘公共状况’的基础、发达的现代国家的基础，并不像批判所认为的那样是特权的社会，而是废除和取消了特权的社会，是使在政治上仍被特权束缚的生活要素获得自由的发达的市民社会……整个市民社会就是这种由于各自的个性而从此相互隔绝的所有个人之间相互反对的战争，就是摆脱了特权桎梏的自然生命力的不可遏止的普遍运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发展了黑格尔的精神世界历史理论，站在现实的人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高度，肯定了资产阶级通过自由竞争的大工业创造世界市场、开创世界历史的巨大贡献，具体表现在：“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进一步肯定了资产阶级开创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主动精神，在经济上开拓了世界市场、在政治上建立了现代的代议制国家、在文化上推动了各民族精神文化成果的跨民族传播，使其成为可供全人类共享的公共文化资源。

（二）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现实祛魅

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的历史主动实践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清醒地洞察到资产阶级现代文明的弊端——在价值观层面以个体主义为原则，致使人们围绕私人利益相互倾轧，在政治生活中敌对政治情绪肆意蔓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制度机制导致“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制约了作为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而引发个体利益与普遍利益严重对立的现代性危机。

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已明确分析了文明时代的现代性弊端。他指出：“我们的时代即文明时代，却犯了一个相反的错误。它使人的对象性本质作为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同人分离，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这意味着，资产阶级政治解放虽构建起现代市民社会与代议制国家制度等现代文明体系，但在这一体系中，作为人真正本质力量的现实对象性劳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人相剥离；劳动者并非目的，而是替有产者创造财富的工具；市民社会成员具有现实的差别本质，人唯有作为抽象的政治存在物，才拥有虚假的共同性本质。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揭示了现代文明缺陷的根本成因：政治革命只是市民社会中的资产阶级从自身特殊地位与特殊利益出发，以社会总代表的名义，以抽象人权为原则，通过激发“亲如兄弟”的群众的狂热，所开展的为自身谋利益的抽象且纯粹的政治革命。有鉴于此，马克思指出这是“现代政治领域……的文明缺陷”。对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纯粹性”表现，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作了明确的解释：“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人的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也就是说，政治解放使现代市民社会与现代政治国家分离的同时，也让生活其中的成员兼具私人与公民双重身份：作为私人他们生活在受利己主义原则支配的现代市民社会，在公民身份下，人们身处由一套抽象的人权与政治权利原则所界定和约束的现代政治共同体当中，二者缺乏内在的一致性。

（三）对无产阶级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进行了科学阐释

马克思展望了无产阶级通过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扬弃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以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他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以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向共产主义转变为视野，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与劳动的内在矛盾，对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条件进行整体把握，使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所处的历史地位与使命，从而激发其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整体阶级意识。因此，对马克思而言，要进一步做的理论工作就是在对资产阶级政治与法等“副本”进行现实批判的基础上，深入剖析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度的“原本”，以此激发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阶级意识，推动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启了对世界历史进程中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制度导致工人异化劳动的经济学分析的“原本”批判，明确指出作为私有财产运动结果的工业资本是工人对象化劳动发生异化的根源，而资本家私有财产的增殖又是工人对象化劳动的产物。因此，资产者与无产者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能动的对立统一关系，其表现是资本成为支配劳动的权力，“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资产阶级通过自由竞争的大工业创造世界市场、开创世界历史的巨大贡献；同时指出，大工业催生了与资产阶级利益相对立的无产阶级，他们屈从于资本的力量，其自由劳动与雇佣劳动的生活条件存在尖锐对立，资产阶级共同体是虚假的共同体。因此他们认为，世界历史进程必然由资产阶级主导向无产阶级主导转变，即由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向共产主义这一真正共同体转变，“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催生的阶级对立社会关系，指出该生产方式必然造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随着对抗发展，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成长为自为阶级，进而创造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代替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资产阶级社会。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教育工人阶级树立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阶级意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阶级社会，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特别是剖析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从而激发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并推动革命行动奠定了理论前提。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力与社会关系是制约和衡量人发展程度的两个重要尺度，但这两个尺度在资本主义社会呈现“颠倒”状态：生产力发展与财富增加的同时，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改变了洛克等人所认可的、基于劳动的劳动产品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对劳动占有的所有权规律。“这样的等价物的交换转向自己的反面，由于必然的辩证法而表现为劳动和所有权的绝对分离，表现为不通过交换不付给等价物而占有他人的劳动。”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人的普遍解放在资产阶级社会实践中，不过是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产阶级的解放，它所实现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作为为资本增殖而劳动的无产阶级，在这种资本现代化运动中只是作为手段而非目的而存在，资本对劳动而言是“吸血鬼”，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则是现代的奴隶制。

要真正实现普遍的人的现代化，让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成为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目的，就只能将劳动从资本的压榨中解放出来，实现精神上团结一致的、财富上共同享有的自主联合劳动。据此，马克思对工人阶级明确讲道：“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能力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一种不公平——强制的关系——，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言。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壮举，敲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丧钟。马克思对巴黎无产阶级发挥历史主动性夺取政权的英勇尝试予以高度赞赏。他指出：“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

三、马克思历史主动性思想的时代价值

以马克思的历史主动精神理论为指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必须自觉践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主动性思想。习近平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是，“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引领和推动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这段论述实际上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时代“赶考”路上，践行马克思历史主动性思想的五个实践维度。

第一，在价值理念方面，必须在牢记初心使命中保持历史定力。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明确提出“历史定力”的概念，强调在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新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来之不易”，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三个为什么”的基础上，“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历史定力”。由此可见，历史定力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征程中，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解放，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从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建立局部执政的红色政权，到建立新中国，再到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基础上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直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不断构筑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过程中所淬炼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以及主动创造历史的精气神。党的初心使命及其在实践中所凝聚的历史定力是具体且历史的，构成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发挥历史主体性的价值理念与强大精神支柱，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定盘星”。就价值理念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其中，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是关键，“否则，中国式现代化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这是因为，党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目标行稳致远，不偏离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

第二，在领导水平方面，必须在把握历史规律、洞察世界大势和应对艰难风险挑战中增强历史自觉。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结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与成就的精神因素时，对“历史自觉”概念的基本内涵作出了阐释。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做到在把握世界大势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信心百倍地推进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由此可见，“历史自觉”彰显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与主心骨，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应对艰难风险挑战的过程中，锚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展现出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习近平对此指出：“我们党追求的理想崇高而神圣，肩负的使命艰巨而繁重，只有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自己，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才能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三，在治理能力方面，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肩负起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历史责任。2021年7月6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明确提出“历史责任”的概念。他指出：“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关于治理方面的责任，他进一步强调：“我们要担负起完善治理的责任，不断增强为人民谋幸福的能力……加强交流互鉴，完善沟通机制、把握社情民意、健全组织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推进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提高为人民谋幸福的能力和成效。”为此，一方面，必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另一方面，必须在团结奋斗中汇聚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增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动性。“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百年奋斗历史告诉我们，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能团结奋斗的民族才有前途，能团结奋斗的政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在精神风貌方面，必须在以奋斗精神与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中坚定历史自信。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历史自信”概念。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奋斗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伟大成就”，这是中国共产党100多年来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奋斗目标，通过变革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推动社会进步的不懈努力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历史自信的根基。“奋斗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精神主动与现实写照，体现在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来看，奋斗精神直接体现为党的自我革命精神。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强身健体的自觉行动，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才能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从而在赢得人民群众拥护的同时，调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

第五，在意志品质方面，必须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中增强历史主动。习近平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征程中磨炼出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品格，具体表现为主动战斗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建党100多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中国共产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习近平特别强调，善于斗争首先要在坚定“四个自信”上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千磨万击还坚劲”要求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中，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习近平指出：“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从伟大胜利中激发奋进力量，从弯路挫折中吸取历史教训，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省重点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河洛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创新研究中心”。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