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自然科学研究：在哲学传统与现代科学理性之间
提要：马克思的自然科学摘录笔记在MEGA2中的陆续出版引起了广泛讨论。从这些摘录笔记看，他的自然科学研究游走于哲学传统与现代科学理性之间，为他的经济—历史研究提供了资源、灵感和动力。首先，费尔巴哈和17、18世纪的唯物主义聚焦于人的本质的自然基础的研究趋势推动了马克思早期的自然科学研究转向，而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和圣西门的研究则促使马克思寻求人的本质的自然科学解释。其次，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马克思不仅探讨了辩证法对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同等有效性以及二者理论基础之间类比的可证明性，而且溯及了亚里士多德在经验科学基础上生成现实辩证形式的方法。最后，现代生理学、地质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中的科学理性转向对马克思超越机械决定论起到关键作用。关注马克思的自然科学研究对于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MEGA2 马克思 自然科学研究
作者：安内利泽·格里泽
译者：王俊博
马克思去世后，他的自然科学研究或许最先被恩格斯所重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将他称作“科学家”。几年后，恩格斯提到，马克思在1870年代的科学研究重点涉及了农学和地质学。然而，我们并未发现恩格斯对此有更详尽的说明，他仅在整体上一般性地提及马克思曾进行与经济学著作相关的“全新的专门研究”。因此，恩格斯是否也关注过马克思关于生理学（1876）、农业化学、矿物学和地质学（1878）、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以及电学（1877—1883）的摘录笔记则仍是疑问。或许，恩格斯甚至不知晓或仅仅粗略了解这些文本。
20世纪20年代，MEGA1的编者达维德·梁赞诺夫注意到并强调了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和运用。他在为《自然辩证法》第一版出版撰写的序言中极为详尽地论述了马克思对天文学、机械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和地质学等自然科学的集中研究。总的来说，梁赞诺夫认为，了解这些研究有助于理解马克思的工作方式。然而，梁赞诺夫的这些意见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所幸，MEGA2中马克思的自然科学摘录笔记的陆续出版推动了人们对马克思的自然科学研究更广泛的讨论。本文将进一步探讨马克思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史分类，一方面，这关系马克思在其自然科学研究转向中如何受到哲学史的影响；另一方面，这涉及马克思与当代科学、尤其是源于19世纪的经典自然科学向现代自然科学转型的关系。
一、转向对人的本质的自然基础的科学解释
根据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序言中的评价，在哲学史的研究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迄今已广为人知。然而，本文的分析表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一般思想关联包含着更为复杂且具体的思想史关系。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对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的高度关注促使他转向对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兴起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傅立叶和圣西门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倾心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是建立一门基于自然科学基础的人的科学，这也成为马克思着力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动力。
（一）关注人的本质的自然基础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自然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他依据费尔巴哈的理论阐述了关于人类与自然的统一、自然科学对人类历史的意义等理论。马克思认为，人类是一种能动的自然存在，他所欲望的诸对象外在于且不依赖于他而存在，而是作为他的本质力量的、活动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自然以及自然科学对人类的真正的历史关系就是工业。自然科学以工业为中介参与并重塑人类生活，为人类解放铺平道路。“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费尔巴哈的理论，主张接受感性或自然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历史的真正前提可以通过纯粹经验的方式来确定，而且这涉及人类自身的生理特性以及他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同时，他们批判了费尔巴哈式的自然观及其唯物主义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周围世界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工业和特定社会状况的历史产物，也是整个一系列世代活动的结果。如果他将人类对自然施加影响的全部负面后果都阐释为某种反常，那么他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逃遁到外在自然中去。因此，费尔巴哈并没有把握感性对象性的活动即实践的意义。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争论对于他的整个思想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马克思坚持将经验性的东西或感性作为每种知识的本质性环节，乃至他在1850年代初开启自然科学研究时，也遵循着自然科学必须作为全部科学基础的理念。
（二）转向研究19世纪自然科学
马克思早期的自然科学研究转向与他高度推崇17、18世纪的唯物主义哲学相关。在费尔巴哈《从培根到斯宾诺莎的近代哲学史》的影响下，马克思或许达到了17、18世纪唯物主义哲学的水平，并将之运用在博士论文中。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批判了青年黑格尔主义者轻视自然科学和工业且低估唯物主义哲学的观点。他对受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科学思想影响的英国和法国唯物主义发展路线进行了历史溯源的细节性考察。马克思认为，弗朗西斯·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在培根看来，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在法国，起源于勒内·笛卡尔的机械唯物主义汇入了法国的自然科学，起源于约翰·洛克的法国唯物主义派别则直接导向了社会主义。同时，马克思认为，保尔·昂利·霍尔巴赫撰写的《自然体系》（1770）在近代的科学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他考察了这部著作的法文第一版，霍尔巴赫在与神学理念的争论中所阐述的论点引发了他的兴趣。在1844年春夏留居巴黎期间，马克思还研究了唯物主义哲学家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的著作，并在《神圣家族》中引用了他们的著作。诚然，马克思通晓《自然体系》这部著作所阐述的自然观念，并将其接受为一种有历史意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形态，尽管他并不完全认同它。
（三）强调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统一
对于马克思来说，在英国和法国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唯物主义：“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获得一切知识、感觉等等的，那就必须这样安排经验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体验到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常常体验到自己是人……既然是环境造就人，那就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
马克思的早期手稿表明，傅立叶和圣西门等思想家是他重视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动力。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表明自己的国民经济学批判运用了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和著作。他在论及不自由的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关系的片段中提及了傅立叶和圣西门，据此阐发了关于人与自然相统一、关于工业史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关于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相结合的观点。这些发现都通过与傅立叶和圣西门的著作的比对而得到证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争论中，马克思恩格斯解释了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如何落后于或无论如何都没有公正地对待傅立叶和圣西门这两位伟大人物。此外，马克思恩格斯曾计划出版英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恩格斯不仅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单独谈论过傅立叶和圣西门，而且在1845年下半年写作的《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中提及了《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及其他著作。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再次回溯了这两位社会主义者。
此外，马克思了解到社会主义思想家罗兰特·丹尼尔斯的《微观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和莫泽斯·赫斯的《物质动力学说》，二者都将社会批判思想与自然科学相结合。那时，马克思将全部精力集中于自然科学研究，因此可能对此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他并未忽略其与自己的研究路径存在的差异。他认为，《物质动力学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这本书里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是，很遗憾，大概因为赫斯未能做最后加工，其中有不少论点将成为自然科学家严厉批判的材料”。
二、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中的运用
关于自然和社会的辩证观念的一般前提，马克思最初主要受黑格尔的影响。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及其准备材料集中研究了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在马克思于1839—1840年为研究伊壁鸠鲁哲学所撰写的笔记中，人们发现一份以“自然哲学提纲”为题的多页文本，这一文本是根据1830年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第三版中的第252—349节写成，其中包含的三个不同方案均指向黑格尔。
（一）关注辩证法对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同等有效性
在1860年代，困扰马克思的问题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多大程度上对政治经济学与化学均有效，以及两种科学的理论基础之间的类比在多大范围内是可证明的。他考察剩余价值的生产后认为，并非每一任意货币量或价值量都可以转化为资本，而是必须预设一定的最低限额：“货币或商品的占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在这里，也像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变为质的区别。”
马克思采纳了黑格尔阐述的关于规律在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有效性的观点，这表明他至少接受了将恩格斯所阐述的概念作为可能性进路。1858年后，恩格斯研究了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对理解1830年后的自然知识有何意义，他撰写《自然辩证法》时多次引用黑格尔，尤其力图将其本质论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使之对近代自然科学富有效用。对于他来说，辩证法作为理论思维的最高形式，对于自然科学知识也至关重要。
1858年初，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联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就他的工作方法尤其是关于利润问题的分析而言，黑格尔的《逻辑学》给予了他巨大帮助。他写道：“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1860年4月至1863年5月间，马克思摘录了黑格尔的《哲学科学百科全书》，这些摘录引自《逻辑学》中的“存在论”。马克思摘录了有关感性意识的思维形式即量、质和度的陈述，并以黑格尔关于存在和本质的关系的评注作为结尾。似乎可以说，马克思有意将上述思维形式应用于经济学研究，并认为它们对自然科学也是有效的。上述《资本论》第一卷的引文与这些摘录相关，可以被视为马克思在1860年代初重新进行黑格尔研究的结果。
马克思以黑格尔为中介获得了通向亚里士多德的进路，因而他的自然科学研究离开亚里士多德很难得到充分解释。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阐释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黑格尔在描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时强调，亚里士多德将自然解读为生命，并将其作为自然哲学的中心点，他认识到自然中固有的内在的合目的性，并且同样只接受必然性作为外在条件。作为“自然史之父”，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区别于思辨的、逻辑的著作。第二，黑格尔为亚里士多德将经验作为认知的原则辩护，反对对经验主义的批评。亚里士多德确实有一个经验性的起点，往往采用常识推理诉诸经验，但实际上他的思辨又极为深刻。因为，亚里士多德从对个别事物的罗列出发，上升到思辨的概念，根据不同的方面规定对象而又同时保留诸对立面。
（二）将源于自然科学的辩证认识运用于解释社会
MEGA2的一系列卷集已经展现出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的关注。马克思从博士论文开始，通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以及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等著作理解了古代原子论。这些著作被视作德谟克利特思想的最古老见证。马克思在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原文摘录中同样关注了留基伯和伊壁鸠鲁。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准备工作中还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及其在古代思想中的地位感兴趣。他将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研究视作另一本著作的先导，“联系整个希腊思辨详细地阐述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一组哲学”，而亚里士多德在其中大抵占据中心位置。1840年上半年，马克思特别关注了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翻译或摘录了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的一大部分，并称亚里士多德“以最令人惊异的方式激发起最思辨的问题”。他详细地复述了《论灵魂》中关于灵魂的感知能力、灵魂与肉身相统一的段落，但最主要的是关于思维、能动理性、科学真理的内容。马克思赞同并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将综合（Synthese）规定为一切错误的原因的观点，并添加了自己的评论：“想象的和反思的思维一般地是存在与思维、普遍性与单一性、现象与本质的综合。那么，此外所有不正确的思维，乃至不正确的直观、意识等都由这些不属于彼此的规定的综合构成，它们自身是客观与主观的诸规定的外在的而非内在的关联。”对认识论问题的浓厚兴趣决定了马克思在柏林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1841年春，他着手对莱布尼茨、休谟和斯宾诺莎著作的摘录，并依据卡尔·罗森克朗茨的著作研究了康德学派的历史。
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体现在其学术创作的各个阶段。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就开始研究亚里士多德及其“百科全书式的科学”。1857年以后的大量经济学手稿及《资本论》都包含着对亚里士多德著作各式各样的引用，尤其是关于人作为类存在、关于劳动作为社会的基础、关于商品的双重用途和关于货币或价值形式的作用的看法。可以说，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引用说明马克思意识到这位思想家在科学史上的杰出地位。他在《资本论》中评论道，在研究等价问题方面，人们必须回顾亚里士多德，因为“这位研究家最早分析了许多思维形式、社会形式和自然形式，也最早分析了价值形式”。就此，马克思考察了亚里士多德对科学及科学知识的理解。
马克思很可能受到亚里士多德科学观的影响，使他能区别于18世纪受机械力学影响的思维，从而发现通向现代自然科学的路径，并激发他对自然形式与社会形式进行比照。人们可以将他对达尔文描述的进化过程中生物器官的分化与人类劳动工具的逐渐演变进行的类比看作证据。马克思不仅受到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看法的引导，而且还受到赫尔曼·柯亨和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相关判断的引导。马克思在其收藏的亨利·恩菲尔德·罗斯科和卡尔·肖莱马的著作中写下各种各样的边注，他详细了解了其中的化学史部分。
另外，有观点认为，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的合理引用“显然完成了一种完全是不证自明的对黑格尔的思维方式的摆脱”。在与“黑格尔主义化的马克思解读”的争论中，汉斯·约尔格·桑德库勒提出了与此种解读相矛盾的文献学证据：马克思在1872年《资本论》第二版第一卷序言中删除了对“辩证法”的引用，并相应地删除了对“商品和货币”章中涉及黑格尔的脚注。毫无疑问，人们不能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维方式完全等而视之，马克思的科学工作方法是一种完全独特的方法，他的思想受到不同精神资源的滋养。除黑格尔外，这些精神资源还包括亚里士多德，而亚里士多德对马克思的意义一直被低估了。然而，人们是否能认为马克思是因为对黑格尔的背离才倾向于亚里士多德，实际上仍存争议。在我看来，事情并非如此，因为直至马克思理论创作的最后，这两位思想家都是在场的，而他们对马克思的影响并没有彼此抵消。理由在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在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中所发现的规律的引证，表明了他在这一阶段仍然重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意义。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2）中所写的关于辩证的方法的附记即是证明。至于他在再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删除了关于辩证法的引用，我认为这是因为他已经在第一版的附录中单独分析了价值形式，并因此而为第二版第一章的新框架奠定了基础。另外，马克思在1860年代初对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的《逻辑学》卷中对“存在论”的摘录也被运用到《资本论》第一卷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向资本的转化的说明中。可见，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部著作及其准备工作中与亚里士多德的诸多关联并非对黑格尔的背离，而毋宁说是两位思想家在马克思理论创作中充满创造性的关联。
三、现代科学理性对机械决定论的克服
自1850年代初以来，马克思在所谓的经典自然科学框架内不断推进自然科学研究，这一框架根据19世纪物理学的机械论化方案逐步扩展与完善，而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也开始出现了突破经典框架、尤其是在物理科学中建立全新概念基础的发展趋势。
（一）对超越经典自然科学框架的范式转换的反思
马克思的自然科学研究集中于当代自然科学的关键领域，例如生理学、农业化学、矿物学、地质学、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以及生理化学，此外还有进化论、电磁学和机械热力理论。这一方面与他开展相关研究的特定兴趣有关，另一方面与他对相关文献的引证以及与恩格斯、肖莱马等人的讨论有关。马克思使用了多种资源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既包括李比希、达尔文等学者的理论著作，也包括符合现代发展水平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作者通常被视为各自领域的杰出代表。总体来说，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反思了经典框架的超越性发展以及出现范式转换的先兆，需要进一步讨论。本文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对于理解马克思的自然科学研究至为重要。
首先，马克思通过对多种哲学传统的研究，为以某种方式向科学理性转型做好了准备。这一传统既包括在机械作用及其规律的基础上指向自然解释的尝试，也包括始于亚里士多德，并为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谢林和黑格尔所继承的对自然的发展及其历史性作出解释的尝试。前文已阐明了马克思自然科学研究与这两条线索的关系。
其次，马克思自然科学研究的重点是那些首先即将发生范式转换的领域。他与恩格斯在1860年代同时开展了机械热力理论研究并参考了相关文献。在1864年8月31日写给朋友的信中，马克思称威廉姆·罗伯特·格罗夫是英国和德国自然科学家中最具哲学思想的人。他在其收藏的约翰·丁达尔的著作《热力，一种动力模型》第四版中标注了大量红色铅笔划线。他尤其关注机械热力理论的基础概念，并特别重视原子论。他在1876年3月至5月对生理学所作的摘录中抄录了更多相关段落，并于1878年12月再次返回这一论题，这与他阅读埃米尔·杜布瓦·雷蒙《近代自然科学中的莱布尼茨思想》的演讲稿有关。基于此，他进一步阅读了莱布尼茨和笛卡尔的原著。这些研究零星记录在摘录笔记中。除此之外，马克思还在其收藏的马赫的《能量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1872）一书中做过多种标记，而马赫在19世纪最后30年的认识论争论中曾尝试克服机械论思维。
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赞赏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认为它对反驳目的论具有重要意义，并将其视作关于社会的科学解释的基础。马克思在对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批判中指出，达尔文已经推翻了马尔萨斯，因为他发现几何级数的进程也适用于动物和植物领域。他对达尔文揭示的自然进化机制感兴趣，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第一卷中直接引用了达尔文，对生命体的诸器官在进化过程中的分化与人类的劳动工具所经受的变化进行了类比。显然，马克思将这些概念工具运用于对社会发展的探索中。地质学中的演化思想同样是马克思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他也尝试将自然科学概念应用于社会分析。例如，早在1851年，他已经记录到地质的层系构造（Formation）概念。在1851年12月到1853年3月之间，他将其引入到政治经济学领域，首次使用了社会形态（Gesellschaftsformation）的概念。他对二者进行了明确的类比：“正像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1863年，马克思摘录了查尔斯·莱伊尔的作品，并参考了多种现代文献，最终在1878年转向了广泛的地质学研究。
热力的机械理论和以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形式的进化思想被赫尔曼·冯·亥姆霍兹、恩斯特·海克尔和路德维希·玻尔兹曼等学者视为决定了19世纪自然的整体面貌的思想趋势。马克思通过相关研究或许获知了这一洞见，即对复杂社会结构及其发展的探究需要以转变对科学规律的理解为前提。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论及重农主义者时指出，这些重农主义者实际上将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当成“社会的生理形式”与“物质规律”，然而却错误地将“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马克思对新的概念基础的追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本质上，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这部著作的最终目的正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在这里谈到的并非关乎某种永恒不变的规律，而是将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自然史的过程”。现代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阐述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时得出更深刻的结论：这一规律带有双重特性，包含着内在矛盾，而这一矛盾的展开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推向其历史的局限，换句话说，开创了超越性发展的诸多可能。
最后，即使在表面看起来仍属于传统经典框架、但实际上孕育着现代进步强大动能的领域，也有必要关注马克思的自然科学研究。化学便是其中的一个领域，自1850年代初直到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始终反复研究化学，1870年以后的大量摘录涉及了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下面将讨论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他对化学的研究，至少部分地认识到19世纪自然科学思想的转变。
（二）研究以原子论为基础的现代化学对机械论思维的克服
马克思对化学研究的实质性重点之一是这门科学的理论基础及其方法论路径。在这方面，他最初或许是从奥古斯特·威廉·霍夫曼的讲座中获得了启发，这些讲座后来以《现代化学通论》为题于1866年出版，这一著作也受到恩格斯的关注。此外，马克思还研究了罗斯科和肖莱马的《简明化学教程》以及其他教材，如洛塔尔·迈耶尔的《现代化学理论》。正因如此，马克思可以在1870年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上研究作为科学的化学。
通过迈耶尔的著作，马克思了解了化学的理论基础，他在化学摘录笔记中大量引用这部著作，甚至在其某些著作最初创作的文本结构和内在逻辑等方面直接参考了这部著作。迈耶尔的基本理念包括：自约翰·达尔顿以来，原子论假说已经成为整个化学学说的基础，而且从这一假说中发展出来的化学理论已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完全独有的形态”。
马克思在摘录笔记中记录了原子论假说的内容以及对其证立有帮助的关键数据，阐释了定比定律和倍比定律，并列举了符合这些定律的多种化合物的实例。马克思对以原子论为基础的化学方法论、作为规律认识基础的定量分析以及用化学公式语言来确定所得认识的方式具有极大兴趣。他还反思了原子论理论与其经验依据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了经验数据或理论发展中的不确定性。
在1877年年中到1883年初，马克思已经捕捉到现代科学发展的本质性趋势——超越经典框架——正导向一种全新的自然观。在此背景下，他更为全面地分析了原子论思想在科学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并进一步揭示了这些思想自古以来不仅带来“机械论”的简单化，也提供了将自然视作某种自身发展着的事物的起点，这种事物既由必然性决定，也由偶然性决定。这一点马克思可能在研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时便已察觉，后者已经认识到原子具有脱离直线而偏斜的能力。
四、结语
马克思的自然科学研究游走于哲学传统与现代科学理性之间。正如本文所表明的，他关于自然科学的思想受到多种思想资源的支持，其中部分迄今鲜受人们关注。在这种语境下，马克思与这些思想家的交会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机械论思想的局限性，为完全领会19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的转变提供了前提条件。在我看来，进一步探究的主题应当包括莱布尼茨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与此相关的文本已在MEGA2中发表。马克思显然已经找到一条通达他那个时代开启的自然科学转型进程的路径，并因此而为他的经济—历史研究找到了灵感和动力。当然，我们现在尚不清楚他究竟想在这条路上走多远。马克思的自然科学研究依旧是片断式的，并没有留下关于对自然科学的新理解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认识论问题的明确陈述，也未说明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想要为自己的研究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论路径。所以，他的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史分类也总是包含假设的成分。尽管如此，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想把马克思理解为19世纪最伟大的榜样之一，就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这个主题。
［安内利泽·格里泽（Anneliese Griese）: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王俊博：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