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梅园新村始末

1946年5月3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进驻梅园新村，开启国共南京谈判。5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汉口协议》，暂时阻止了一触即发的中原内战。6月6日，国民党方面迫于压力发表东北暂时休战15天的声明，并于21日宣布东北休战再延期8天。然而，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发动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导致全面内战爆发，南京谈判实际上已经破裂。为了尽可能争取国内和平的前途、彻底揭露国民党内战独裁的真面目，中共代表团继续留在南京进行和平谈判。11月15日，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彻底关闭了和谈之门，中共代表团被迫撤离南京梅园新村。

边打边谈 用谈判教育人民

对于局势的走向和国共南京谈判的前景，中共中央是有提前预判的。6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转各分局、各省委、各纵队电，指出：“蒋介石为着完成进攻准备，延长休战八天至三十日止。如我党不能承认其苛刻条件（例如东北只给旧黑龙江，其余一切不给），七月初将向东北及全国进攻。”6月25日，即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的前一天，毛泽东致电中共代表团：“我党方针是争取长期全面和平；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又不可能则请考虑恩来托故回延，准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并带必要人员回来，而留董老及其他同志坚持代表团工作，以待时局之变化。”全面内战爆发后，6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以后局面是边打边谈，我们须准备应付此种局面。”

正如中共中央预料，7月以后的局势是“表面谈判，实际大打，也就是拖中大打”。面对“边打边谈，以打为主”的局面，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用自卫还击来对付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坚持“彼打我也打，彼停我也停”，相继取得“苏中七战七捷”等军事胜利；另一方面，中共代表团积极就停止内战开展谈判，坚决要求发布无条件停战命令，改组政府应依照政协决议，并把谈判作为教育人民的工作。与此同时，对相继发生的“下关惨案”“李闻惨案”，中国共产党坚定支持民主党派，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成员亲临慰问受伤的民主人士，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扩大内战和政治暗杀的行径，向全国人民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真相，从而争取了第三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民主和平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进入9月后，局势开始急剧恶化。9月4日，国民党政府参谋总长陈诚公开发表谈话，宣布国民党军队将进攻张家口。9月10日，蒋介石手令北平行辕及第十一、十二战区部署对张家口的进攻。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局势，周恩来多次向马歇尔建议重新召开负责停战谈判的三人会议，讨论停战问题。但是，周恩来的提议没有得到回应。至此，继续维持谈判的局面不仅不能取得积极成果，还将掩盖内战的真相。为了让国内外舆论了解时局的真相，周恩来于9月16日离开南京飞往上海，宣布暂时退出南京谈判。

到达上海后，周恩来通过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与马歇尔等频繁交涉，力争重开三人会议商谈停战事宜。9月21日，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提出，“目前异常严重的局势，在我看来，已绝非靠商讨改组政府及任何类似办法所能解决，其中心实在于停战——一刻也不容缓的停战”。“因此，我坚决要求立即召开三人会议”。9月29日，国民党军发动对张家口的进攻。次日，中共代表团发表抗议“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10月4日，中共中央给周恩来和董必武发出电报，提出“蒋既已进攻张垣（二十九日打起至三日攻击怀城共打了五天，于三日夜始被我反攻后撤），则我应表示一切不谈”，“蒋不答应上述条件，周即借此回延，请马帮助飞机撤退我京、沪、渝人员”。

10月11日下午，国民党军队攻占了张家口，当晚8时，国民党政府下令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次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国民党打下张家口后已下令召开‘国大’，证明要破裂。南京、上海为争取时间疏散人员，拟在四五天内保持沉默，请中央严厉批评国民党。”后中共中央复电指示：“在全国大打条件下，一切谈判是为彻底暴露美蒋反动面目，教育群众。”在各方压力之下，蒋介石于10月16日发表包含重开三人会议的八项条件。10月17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只要蒋介石在人民压力之下，愿意实现真实有效的和平，则本党亦可不咎既往，重新协商。”并致电周恩来，指示可以参加三人会议和政协综合小组，在会上提出我们实行停战令与政协决议的主张，争得主动。10月21日，周恩来与第三方面人士一同返回南京。

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返回延安前夕，同继续留在南京的董必武在梅园新村30号院内合影

国民党坚持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遭到中共和民盟等的一致反对。11月6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汇报：“目前工作在揭穿美蒋欺骗，打破第三方面幻想，故稍留几天后回延安。”中共中央复电“国大开后即可回延安，留董老在京主持”，对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的时间作出了明确指示。11月11日，周恩来和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蒋为拉拢第三方面及欺骗人民，又宣布国大延期三天，以待各方提名单。我们已表示延期属于国民党包办之国大，我方坚决停开国大。”“我们决定明日非正式综合会上声明，国大不停开，递名单一切只好不谈，即使第三方面参加，我们必决不来，因此即声明代表团回返延开会，留董老在宁。”中共中央复电指示“来电所取方针很好，蒋之国大开会后你们即可回延，留董老在宁主持”。

未雨绸缪 南京局部署撤离

南京谈判进入6月以后，时局逐步恶化、全面内战随时可能爆发，中共中央及时分析形势并作出精准判断，指示中共代表团提前做好撤离准备。南京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内部为中共中央南京局，由周恩来负总责。在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后，南京局提前部署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并就南京局下辖的南京、上海、四川等地的党组织和民主人士撤离工作作出部署。

6月20日，南京局组织部部长钱瑛派工作人员王志、郭端正赴山东曹州，开辟通往冀鲁豫解放区的交通线。7月19日至8月12日，南京局先后安排6批人员少量零散、尝试性通过此线撤至解放区。随着时局的变化，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团除留下少许精干的同志留守在南京、上海公开机关坚持斗争，坚持非赶不走的原则，以鼓舞国统区人民的斗争，到万不得已时再撤回延安，其余工作人员及家属撤离南京。南京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制定了详细的撤离途径：（一）利用军调部的飞机到延安、东北等解放区；（二）利用运送救济物资的海船到烟台等解放区港口；（三）秘密向香港、南洋等地转移。南京局组织部对留守及撤离人员分别作出详细而妥善的安排，钱瑛派人赴上海将坚持、疏散和隐蔽的人员名单送周恩来审批。

9月27日，周恩来在上海电告中共中央：我当尽量利用马歇尔回国之前的时机，完成疏散及工作布置，“我在马走前必可回延”。10月初，周恩来召集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人员开会，分析谈判的形势，进行气节教育，动员大家准备迎接新的考验，布置人员去留转移计划。10月12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的第二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对准备坚持和需要疏散、隐蔽的人员分别作出安排。”16日上午，齐燕铭、范长江等在南京、上海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及眷属30余人，分乘两架美军用机撤离南京返回延安。21日，周恩来离沪返宁前电告中共中央：“留沪一月对于坚持、疏散、隐蔽工作已布置就绪。”

11月上旬，钱瑛带着中共南京局所有地下党的关系和部分平津学生中的党员关系，秘密转移到上海，以茶庄老板表姐的身份隐蔽下来，建立转移站性质的秘密机关，并与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刘晓取得联系，继续开展工作。11月12日，第二批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及家属31人乘机撤返延安。在部署人员撤离的同时，南京局还安排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陈浩管理档案材料，并带回延安。

另一方面，周恩来指示中共南京局周密部署国统区爱国民主人士的撤离行动，并做出妥善安置。早在6月25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转吴玉章告何其芳：“如果时局再恶化，要设法安排疏散文化界朋友。”6月28日，周恩来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时局一旦突变，我党在外工作者和民盟进步分子将分批到解放区。建议中央指示在各解放区边沿设立招待站。

6月，中共港粤工作委员会（下称“港粤工委”）在香港成立，直属南京局领导，负责开展香港和广东地区的文化、宣传、经济、侨运、统战及外事等工作。9月初，周恩来让已被国民党特务注意的夏衍去香港。9月底，周恩来致电港粤工委委员连贯和南京局负责财经工作的办公厅主任钱之光到上海，研究疏散民主人士和接济有困难的进步朋友等问题。周恩来指示：有些民主人士、文化人士以及我们的干部要疏散到香港、东南亚一带，港粤工委要做好准备。周恩来还特别嘱咐：这些人中能教书的就当教员，能办报的就办报，能做别的事的，就寻找别的社会职业，要千方百计把他们安置下来。周恩来还安排需要撤离的民主人士到上海办事处与连贯及工作人员见面相识，以便他们到香港后相互联系。

在周恩来的提前布置和南京、上海及香港等地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港粤工委先后接待、安置了1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随着大批民主人士相继去了香港，在中共南京局长期负责统战、外事及宣传工作的章汉夫、乔冠华、龚澎、许涤新等也陆续去了香港，加强党在香港的工作。

抵制“国大” 周恩来撤离南京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且不承认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爱国民主党派也一同抵制“国大”。“国大”召开前夕，民盟主席张澜发表谈话称：“民盟绝不参加一党国大，绝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11月15日，“国大”在南京开幕，大部分第三方面人士未参加。当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国大’已开会，除董及少数人留京外，周及其余各人宜即回延。”

11月16日上午，周恩来与美方代表马歇尔会谈时表示：由于“国大”的召开，国民党已经关上了谈判的大门，他及中共代表团将不得不返回延安。董必武留在南京，中共在南京、北平、重庆均留一些工作人员。周恩来同时指出，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一切，我们不会屈服，中国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马歇尔表示愿意为周恩来回延安提供飞机，并表示他有义务保护以上各地中共人员之安全，负责送他们回解放区。

1946年11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梅园新村17号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11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梅园新村17号中共代表团驻地的大饭厅里，举行了他在南京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散发书面声明，严正谴责国民党一党召开的“国大”是违反政协决议和全国民意的，中国共产党绝不承认。南京《新民报》11月17日刊登记者浦熙修撰写的报道《昨在梅园茶会记者 周恩来侃侃道来 为政协而来 为政协而去》，文中写道：

中共代表团于昨午后二时半，在梅园新村十七号该团饭厅，举行在京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因为是“最后一次”，到的记者特别踊跃，黑压压地把饭厅每一角落都塞满了，大约不下一百人吧，二小时四十分，周恩来等人入座，说明他要说的话，已见于书面声明，根据余出的时间，来回答各位要问的问题。于是有位同业开始发问了：

“周先生真要走了吗？哪一天？”

“要走，两三天内，同行有十几

个人。”

“邓先生也要走吗？”

“也要走。”

“何时再到南京呢？”

“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招待会就在这样随随便便的问答中序幕。

周氏继答问：“现在回去的，只是因政协而来的人，政协的基础已破坏，参加政协的人都散了，所以我们回去了。中共办事处仍留南京，由董必武先生负责，保持与政府的联系。‘你们的朋友’梅益先生也留在这里，钱子（之）光先生是负责军事联络的，也还留着。上海马斯南路‘周公馆’的牌子，还是不下，如果政府要代下的话，又当别论……”

得知周恩来等人即将撤离南京梅园新村，国民党方面又故作姿态。11月17日晨，张群到梅园新村拜访周恩来、董必武，表示国民政府并未关闭和平谈判之门，请周恩来再稍留数日。周恩来则强调，和谈之门已由国民党关闭，留在南京是无益的。当晚，孙科亦赴梅园新村访周恩来和董必武，对周恩来表示挽留。深夜，周恩来在梅园新村30号给在上海的郭沫若夫妇写了一封告别信，全文如下：

沫兄、群姊：

临别匆匆，总以未得多谈为憾。沫兄回沪后，一切努力，收获极大。青年党混入混出，劢老动摇，均在意中，惟性质略有不同，故对劢老可暂持保留态度。民盟经此一番风波，阵容较稳，但问题仍多，尚望兄从旁有以鼓舞之。民主斗争艰难曲折，居中间者，动摇到底，我们亦争取到底。“国大”既开，把戏正多，宪法、国府、行政院既可诱人，又可骗人，揭穿之端赖各方。政协阵容已散，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到时如仍需和，党派会议、联合政府仍为不移之方针也。弟等十九日归去，东望沪滨，不胜依依。请代向诸友致意，并盼保重万千。

诸侄好。

弟豪

十一月十七夜

11月18日下午，周恩来和邓颖超访晤马歇尔，向他辞别。周恩来在交给马歇尔的备忘录中明确了一旦情况紧急时从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撤离的中共人员数量、空运帮助及其他事项。

周恩来等准备登上离开南京的飞机

11月19日上午8时，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十余人乘美军专机飞返延安，董必武和办事处部分同志以及国、美两方代表等到机场送行。行前，周恩来对记者说：国民党的假和平、假民主绝对骗不了人，发动新的全国内战的人，不要很长时间就将遭到彻底失败，总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南京的。

非赶不走 董必武最后撤离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部分成员撤离南京后，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驻地改为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董必武任办事处主任并主持南京局工作，他领导宁沪两地工作人员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非赶不走方针，继续为和平、民主事业艰苦斗争。

11月23日，中共中央电示董必武和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叶剑英：力争在国统区的京、沪、渝、平、春五地保留公开机关，以便宣传群众、联系群众、教育群众。电文强调：现在和平之门已关闭，国统区的情况将更恶化，要马歇尔在紧急时派飞机将我公开机关工作人员送返延安，同时也要留守人员做好进集中营的思想准备。当天，周恩来也致电董必武和叶剑英部署具体工作：南京、上海、重庆、北平、长春五处仍留我最低限度之工作人员，进行联络宣传工作，而内部则加强学习。一旦无余地可留，则全部撤走。

此后一个多月，国民党军队虽然侵占了大片解放区，但53个旅的兵力被歼灭，国统区反内战、争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也不断高涨，蒋介石急需一段暂时喘息的时间。1947年1月16日，司徒雷登正式通知中共代表团驻南京办事处：国民党方面将派张治中赴延安，以求重开和谈。当天，董必武急电中共中央请示对此所采取的方针，中共中央致电南京办事处指示：“根据目前形势，恢复和谈只利于蒋重整军队再度进攻。所谓恢复和谈全是欺骗，应使其恢复不成，彻底揭露其原形。”

面对蒋介石在发动内战的同时又玩弄和谈阴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严正立场的局面，美国政府感到很难办。1月29日，美方宣布撤出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实际上是宣布“调停”失败。随后，国民党方面进一步加紧对中共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公开机关的限制和监视，企图迫使中共人员“自当撤离”。面对国民党方面的此番伎俩，2月18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等人：“动员中外舆论，公开揭露蒋企图赶走我驻京、沪、渝人员的阴谋；凡有可能从办事处转入地方工作的人员，应尽量派出。”

2月20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声明：“据各种迹象证明，蒋介石氏企图于北平执行部中共人员撤完后，用各种手段迫使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处联络人员撤退。”“中共方面既然主张如果蒋介石氏承认恢复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及取消伪宪等两条，仍可恢复接触，当然不会决定撤退京、沪、渝联络人员。”“如果国方既不正式通知中共方面撤退，还要阴谋扣捕中共人员，则一切后果自应由国方负责。”次日，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王炳南：蒋、美逼我们自动撤退京、沪、渝联络机关，是想从反面证明我们关死谈判之门。我们方针，坚持保留京、沪、渝联络机关，表示决不由我关死谈判之门。

2月28日，南京、上海两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通知中共南京办事处和上海联络处，所有人员限于3月5日前撤返延安，并从即日起严密监视和强迫集中两地的中共人员。中共中央迅速应对“逐客令”带来的危急局面，一方面由周恩来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以正式公函通知中共驻京代表董必武，并须延长撤退期至3月底；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接连发了两份电报给董必武等人，对撤退前的工作及应采取的斗争策略作出具体指示：“蒋此次逐客，系用地方当局出面，不保护安全的形式。但我们须逼国民党负最后破裂之责。”采取的具体做法包括：在沪、京分别质询国府当局，逼其回答，以明责任，向中外公布；以疏散、隐蔽、撤退三种形式安排人员；王炳南向美方交涉撤退所需交通工具。

3月2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就蒋介石强迫中共驻京、沪、渝代表及工作人员撤退事发表声明，指出：蒋方这一荒谬措施，无论是出于蒋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都是表示蒋方已经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之门。当天上午，在上海安排撤离工作的董必武收到王炳南从南京转发来的中共中央指示：办事处人员可于3月7日撤退。3月3日晨，连夜返回南京的董必武在梅园新村稍作休息后，便马不停蹄地做撤离南京前的准备，包括与国民党当局的交涉撤离事宜、梅园新村房屋交民盟托管事宜、与各方人士的告别。

董必武等在南京机场与送行的国民党代表合影

3月5日，驻上海的中共工作人员33人在国民党军警严密监视下乘车到达南京。3月6日，董必武向周恩来及中共中央发出离开南京前的最后一份电报，汇报中共代表团最后撤离的具体事宜。3月7日上午9时，董必武率领留驻南京、上海的中共人员共74人，走出国民党军警特务的包围，告别梅园新村直奔大校场机场，分乘4架美军飞机撤返延安。面对前来送行的国民党和美方代表、民盟代表和数十名中外记者，董必武发表书面谈话：“必武等今日被迫离此，感慨莫名。十年来从未断绝之国共联系，今已为国民党好战分子一手割断矣！”“目前虽战祸蔓延，我们中共党员仍将一本初衷，竭力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登机前，董必武向送行的各界人士告别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代表团遵照党中央“边打边谈”的方针继续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团结民主党派，教育广大人民。周恩来领导中共代表团周密部署撤离工作，在国民党召开“国大”、下“逐客令”之际分两批撤离南京梅园新村，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错综复杂和艰难危急局面的智慧和勇气，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关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作者：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副研究馆员）

来源：《百年潮》（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