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价值观的逻辑及其启示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批判依循双重逻辑：一是“永恒性”批判，从分析资产阶级理论家把资本主义制度论证为“天然生成”的产物和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塑造成“自然规律”的结果出发，揭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暂时性；二是“普遍性”批判，剖析其抽象人性论遮蔽下的具象利益的生成基础、以普遍性利益掩盖特殊性诉求的运作机理以及拜物教导致的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实践效应，揭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阶级狭隘性。这种批判实现了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深刻认知、理论克服与实践超越，启示我们在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场域中亟须清醒辨识“普世价值”的虚伪本质，在坚守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资本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价值观

资本主义价值观是在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历史进程中逐步确立并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这一价值观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效应，但其内在的虚伪性与欺骗性也日益凸显，并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既承认资本主义价值观在反封建斗争中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意义，更对其展开了系统性、根本性的批判。他们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批判最初主要停留在道德谴责层面，为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提供了科学的批判武器和笃实的理论根基，从而推动相应批判从道德批判转向本质批判。在转变中，逐步形成了“永恒性”批判与“普遍性”批判两条逻辑主线，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暂时性与阶级狭隘性，阐明了其服务于资本增殖、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根本取向。相应批判的根本目的在于，彻底剥离附着于价值观之上的资产阶级价值立场、抽象人性论的建构基础，并揭露由此衍生的虚伪性与欺骗性，使价值观回归至作为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本来面目、本真意涵。对于当代中国价值观建构与建设而言，深刻把握相应批判的思想精髓与方法论意蕴，能为我们在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场域中准确识别、科学应对并有效化解价值观层面存在的难题与挑战，提供关键性的思想指引。

一、“永恒性”批判：揭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暂时性

价值观“作为人们关于基本价值的信念、信仰、理想的系统”，本质上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从根本上讲，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是特定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产物。马克思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生产方式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价值观等上层建筑实质上是对经济基础及其所衍生的社会关系在观念层面的反映。质言之，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掌控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必然也会支配精神生产资料，从而将其阶级利益与意志普遍化、抽象化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使之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使这种价值观服务于现存生产关系的稳固与阶级统治的延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强调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当生产力发展引发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时，既往价值观体系将日益崩解，而反映新兴阶级诉求的新价值观体系将逐步确立其主导地位。由此可见，不存在任何超历史的、永恒的价值观，一切价值观在本质上都是特定生产关系的产物，是特定阶级利益的观念投射，始终伴随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发展、演进。然而，为维护资本无限增殖与资产阶级的长远统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了双重建构：一方面，在价值观的现实呈现上，将资本主义制度论证为一种天然合理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在价值观的历史空间维度，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描绘成合乎自然规律的历史必然。通过这两种相互支撑的叙事建构，资产阶级试图将其价值观塑造为超历史的、永恒的抽象真理。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系统的、深刻的批判。

（一）对把资本主义制度论证为“天然”生成产物的批判

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在现实制度实践中的具体展现形态。因此，在话语层面建构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本质上也是为与之相适应的价值体系赋予正当性。资产阶级理论家常常披着科学、中立的外衣，试图以普遍理性的形式呈现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构造。其中，“自然性”是他们惯常运用的一种关键性话语策略。从培根的经验哲学到启蒙运动的理性崇拜，“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等理念被视为超越历史的永恒法则，并不断得到强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对国民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前提预设上的非历史性进行过批判。他指出：“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质言之，这种思维方式完全漠视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历史阶段性，以及剥削关系所内含的结构性矛盾。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资产阶级理论家在方法论上的意识形态偏见，明确指出他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何以会把这两种制度区分为“人为”与“天然”两类？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封建制度依赖外部强制力量干预经济，阻碍了所谓的商品经济“自然”运行；而资本主义制度则似乎更契合“人性”，强调个人在市场中的自由竞争与自愿交换，仿佛摆脱了人为支配，回归到了某种自然状态。因此，资本主义常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成是一种将经济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这种将资本主义自然化、非历史化的理论建构，显然遮蔽了其本身亦是历史阶段产物的本质。马克思深刻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一论断生动揭示了生产力与社会形态的内在关联——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对应着特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封建制度不是所谓的“人为失误”，而是与农业占主导、生产力相对低下和社会分工较为简单的历史阶段相适应的产物。同样，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人类社会的终点或永恒的天然秩序，而是生产力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的必然结果，其内部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必然导致其存在的历史暂时性。

资产阶级理论家宣扬的“天然制度论”，其直接意图在于将资本主义制度塑造为一种超越历史、永恒存在的自然秩序，从而为该制度的永久统治提供理论支撑。与之相应，资本主义价值观也被宣称是“天然生成”的产物，具有永恒性质。事实上，只有当商品经济普遍化、劳动力成为商品、市场关系渗透进一切社会现实中时，与之相应的价值观和伦理准则才得以萌生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不可否认，资本主义价值观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取代封建自然经济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天然性”。然而，资产阶级将这种历史形成的“天然”扭曲为超历史的“永恒”存在，则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扭曲实质上否认了价值观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演变而发生变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否定封建制度的基础之上，它也必将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超越，而随着新社会制度的诞育，与之相适应的新社会价值观也必然应运而生。

（二）对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塑造成“自然规律”结果的批判

资本主义价值观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其话语建构的逻辑本质上是由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话语塑造所决定的。资产阶级理论家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塑造成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不仅在理论层面将资本积累与私有财产制度自然化，还将分工、信用、货币等具体经济范畴粉饰成“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通过这样一种超历史的理论建构，他们试图遮蔽并抹杀资本的社会性与历史性，使之呈现为超越人类意志的客观必然。因此，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资本不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是一种天然的、超历史的“自然实体”。也正因为如此，资本逐利的本性被视为理所当然、无须道德谴责，更不必予以历史批判。在此基础上，他们在叙述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时，往往有意无意淡化其通过殖民、掠夺与暴力实现的历史真实，却将其描述为依靠资本家的勤劳、节俭与智慧逐步完成的货币积累；作为资本人格化身的资本家，则常常被塑造为理性与勤奋的形象，其追求资本增殖的行为被视若天经地义，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也被论证为合理且有益于社会进步的。

同时，资本逻辑的扩张远不止于经济领域，而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塑造了一个最有利于资本增殖的制度环境。一旦资本的原则突破经济的界限，进入文化、教育、家庭等领域，便如马克思所比喻的那般，成为一种“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成为重新定义社会存在的支配性力量和主导性资源。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个体生活的各个层面逐渐被纳入资本增殖的运行体系，进而形成一种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社会存在方式。除此之外，资产阶级不仅在一国范围内推动这一进程，还凭借在全球的扩张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向世界其他角落，将非资本主义地区和民族国家也纳入资本的控制版图。资产阶级迫使其他民族采用自身的生产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力求将全球整合为一个以资本为中心的世界体系。马克思对此曾深刻分析道：“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然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将资本主义塑造为人类社会必然且唯一合理的存在方式，从而把资本逻辑确立为不容置疑的社会支配法则。

资本主义价值观正是建立于资本逻辑之上的一整套观念体系。对工人阶级而言，资产阶级理论家所精心编织的“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这一“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神话，不过是虚幻的泡影：所谓自由，实为工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别无选择；所谓平等，掩盖了生产领域中资本对劳动的根本不平等；所谓所有权，核心是保障资本的无限积累。这些曾作为人类普遍理想的价值理念，已然蜕变为资产阶级私利的理论化身，其根本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曾围绕“平等”这一价值观展开阐述，驳斥了将资本主义价值观视为永恒的唯心主义观点。在原始社会，平等观念与财产公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社会成员处于自然形成的平等状态。此时的平等，指向的是人作为人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进入古希腊罗马时期，平等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奴隶被剥夺基本政治权利甚至生存权，沦为单纯的劳动工具，彻底丧失了享有平等的主体资格。法律意义上的平等首次在公民阶层内部的私法领域得以确立，并通过罗马法的形式实现制度化。尽管后来封建国家的兴起在某种形式上孕育了进一步平等的可能性，但“只要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还存在，就谈不上从一般人的平等得出的法的结论”。在封建制度下，任何形式的平等可能性，都是建立在森严的等级制度基础之上。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快速生长，经济领域对自由和平等权利的需求日益迫切，但现实却是“在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束缚和各种特权同它对抗”。这一矛盾促使新兴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废除封建特权，确立商品生产与交换中的权利平等以及个人发展的机会平等。因此，封建社会内部孕育了资产阶级这个“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的阶级。经济力量的壮大驱使他们将打破封建枷锁、消除等级特权、确立普遍权利平等的诉求推上历史舞台，并“迅速地扩大其范围”。资产阶级获得统治地位后，平等“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然而，平等是历史的产物，“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它是永恒的真理”，资产阶级所宣称的“平等”远非应然的实现形态。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揭示了资本主义价值观存在的经济基础。尽管资本主义的产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其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逐所导致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本质要求之间却存在内在的根本性矛盾。这一矛盾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还导致阶级对立加剧，使劳动者逐渐认清自身被剥削的地位，进而唤起阶级意识和反抗行动。因此，资本主义价值观所维护的社会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层面引发广泛危机。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的交织叠加，最终必将演变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系统性危机。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在系统性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之下逐步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两个必然”的深刻结论，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内在演展趋势的科学分析，彻底宣告了资本主义价值观永恒化、自然化的意识形态幻象的破产。资本主义价值观，终将在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进程中被时代洪流冲刷，失去生命力。

二、“普遍性”批判：揭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阶级狭隘性

资产阶级始终将其阶级利益包装成“普遍价值”，刻意编织各类意识形态幻象。在夺取政权阶段，它以“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开展政治动员，诱骗无产阶级等社会力量共同推翻封建制度的统治；建立政权后，又将这些理念标榜为超阶级的普世真理，用以消解阶级矛盾。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生成基础、运作机理和实践效应三重维度进行了解蔽、析理。

（一）生成基础：抽象人性论遮蔽下的具象利益

长期以来，一些资产阶级理论家存在把抽象的概念实体化的思维倾向，其典型表征是把物质世界理解为彼此分离的既成事物的简单堆砌，认为每个存在物的本质和特性都是内在且自足的。与之相应，人类社会也被简化为原子式的孤立个体的简单聚合。资本主义价值观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基础之上：在剥离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对个体进行抽象化处理，并由此建构起一套抽象的人性论。例如，启蒙运动高扬理性主义，把理性既作为出发点又作为目的，以此论证个体权利的天然性，并将“自由、平等、博爱”等视为由理性所决定的永恒普世价值观。这种建构方式的本质，是把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群体的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加以抽象化，并将其提升到超历史的、普遍的人的“类”本质层面，由此所推导出的“普遍价值观”，实际上并不能代表社会历史发展中真实存在的、形态多样且不断变化的人类价值追求样态。

一方面，抽象人性论脱离人的社会性空谈普遍人性，并以“自然状态”为理论原型诠释这种抽象的人性。资产阶级理论家将这种由原子式个体构成的虚构起点视为人类历史的原点，托马斯·霍布斯将其描述为“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约翰·洛克则把其理解为一种“平等”而“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个体天然享有天赋权利，人们通过理性订立契约将部分权利让渡给国家机构以换取秩序保障，从而实现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过渡。然而，这种对“自然状态”的描述，既非基于历史事实的提炼概括，也非对社会关系的合理推导，而只是一种源于特定历史目标的理论建构，其根本取向在于将财产私有制的形成及资本主义的核心信条论证为合乎自然与理性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生存的真实普遍状态是融入复杂交织的社会网络之中，其行为活动受制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

另一方面，抽象人性论脱离人的历史性、撇开具体历史条件、社会发展结构和条件空谈普遍人性。资产阶级理论家在描绘人类理想状态时，往往预设人性是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甚至视其为历史发展的源动力。然而，人绝非先验存在的抽象个体，人的需求、意识、行为逻辑乃至道德观念无不被特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具体物质条件、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所影响。封建农奴的依附人格、资本主义雇佣工人的“自由”身份、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集体意识，都不是抽象人性的自然显现，而是不同经济基础与社会矛盾在人性范畴的历史性呈现和时代性塑造。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资本主义价值观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表达，随着社会发展跃升至更高形态，注定要被代表更进步历史力量的新型价值观所取代。同时，人性不仅处于变化之中，还能够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获得新的规定性。剥离人的历史具体性来空谈抽象普遍人性，实为一种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幻象。这种幻象不仅遮蔽了社会存在对人的本质的决定性作用，更使得对现实的人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解成为不可能。

（二）运作机理：把特殊性诉求包装成普遍性利益

资产阶级用其价值观蒙蔽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伎俩是炮制、构造“普遍利益”的道德幻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资产阶级在对抗封建贵族的早期斗争中，因自身力量尚弱，不得不将无产阶级裹挟为“同盟军”。为此，他们极力宣称自身的诉求同时也是工人阶级的共同诉求，以此掩盖真实目的并获取广泛支持。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法国革命，便是一个生动而具体的例证。在法国七月王朝统治时期，工业资产阶级利用了无产阶级对“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的真诚向往，以虚假的民主许诺换取工人的支持，共同推翻了王朝统治。然而，二月革命尘埃落定后，掌权的资产阶级不仅背弃了建立民主共和国、改善工人处境的承诺，甚至企图扼杀共和制度本身。巴黎工人的坚决斗争，迫使临时政府在短短两小时内戏剧性地宣告了共和国的诞生。虽然临时政府随后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这些举措本质上都是为了掩盖资产阶级专政。在资产阶级专政下，自由实质上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临时政府建立的国家工厂，表面上是为了解决工人就业问题，实际上则通过提供低廉工资、安排无实际意义的劳动来消耗工人精力、削弱他们的反抗意识。六月起义被镇压后，政府进一步颁布法令，强制未婚工人要么离开工厂，要么参军入伍。此外，为压制工人运动而特别组建的24000人“别动队”，成为执行阶级专政的公开暴力机器。所谓的平等，自临时政府成立便化为泡影。政府内部职位几乎完全由资产阶级代表占据，“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二月革命虽废除七月王朝的财产限制，宣称推行普选，但资产阶级共和派旋即追加“六个月居住期限”条款，重新构筑选举壁垒，将大量流动工人排斥于政治参与之外，使得选举制度形同虚设。至于博爱，不过是麻痹阶级意识的调和论调。革命初期，统治者以“人人都骨肉相连、情同手足”这类温情脉脉的修辞粉饰阶级对立，营造出保皇派转型为共和主义者、巴黎富豪与无产者亲如一家的虚假图景。然而，短暂的“蜜月期”甫一结束，资产阶级便撕下“博爱”的面具，以霰弹炮火实施血腥屠戮，1万余名工人倒毙街头，2万余人被判刑或流放。对此，马克思义愤填膺地指出：“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显而易见，资产阶级惯用的欺骗手段，本质上是将自身特殊利益伪装成普遍利益。恩格斯晚年曾总结指出，以往的一切斗争“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那么，多数人为何会加入少数人的革命？主要原因在于，革命初期，这些少数人的利益“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换言之，此时以“全社会代表”自居的新兴阶级，其利益在客观上确实与非统治阶级存在部分重合，因此被视为革命阶级，他们的口号也具有一定现实感召力。进一步而言，多数人之所以自觉或不自觉地支持少数人，更关键的是“被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花言巧语所欺蒙”。这些少数人擅长以未来夺权后将实现的美好社会愿景为诱饵，博取社会大众的广泛支持。即便在取得统治地位后，资产阶级为缓解社会矛盾，也常提出一些看似代表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主张。这些主张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部分民众的实际需求，也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空头承诺，但无论如何，其本质都是服务于维持统治稳定、延续自身特殊阶级利益的根本目的。

（三）实践效应：拜物教导致人的本质的异化

拜物教作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物化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剖析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及其价值体系的重要维度。他们通过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整体性批判，深刻揭示了这些物化形态如何扭曲社会关系并实现对个体精神世界的奴役。其中，商品拜物教作为拜物教的最初表现形式，伴随商品生产的普遍化而形成，使人盲目崇拜商品，导致人的主体性丧失与社会关系的物化。在商品拜物教的支配下，情感与非理性因素占据上风，真实需求被虚假欲望遮蔽，进而催生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泛滥。货币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高级形态。在货币拜物教的支配下，“商品拜物教中生成的社会关系的神秘性在货币中被无限放大，极度膨胀，现在索性成了无解之谜”，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由此深陷对金钱的狂热崇拜之中。在货币拜物教看来，爱情、道德乃至生命等一切存在皆可通过金钱衡量与标价。资本拜物教是一种比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更为隐蔽、更具迷惑性的意识形态形式。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的“异化”达到最彻底的阶段：资本被赋予人格化的意志，成为社会生活的“真实主体”；现实的劳动者沦为工具性客体，其主体性价值被资本的增殖逻辑彻底吞噬；劳动被简化、抽象为“死劳动”，并处于资本的永恒统治与全面遮蔽之下。

从历史维度来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虽已局部、零星地出现，但并未成为在社会场域占普遍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直至资本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确立主导地位，资本拜物教才演变为一种覆盖全社会的普遍意识。无产阶级日复一日地创造着巨大的物质财富，却没有意识到这些财富是由其自身“活劳动”所创造的社会资源。他们仅仅看到商品的价值仿佛内在于物的天然属性，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也被“等价交换”的市场假象所掩盖，这使得工人将自身的贫困归因于个体能力的不足或市场的偶然因素，而非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本身。同时，由于无产阶级的价值被简化为购买劳动力的工资，工资的高低似乎成了衡量个人成功与价值的唯一标准，这便驱使工人陷入对金钱的无尽追逐，将改善生存境遇的希望寄托于以更高价格售卖自身劳动力。这种幻觉导致无产阶级将压迫自身的制度条件视为永恒的自然规律，从而在精神层面放弃了对这种生产关系的本质的批判能力。

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制造了“抽象和具体之间的倒置关系”，而且使抽象凌驾于具体之上，将其统治的世界型塑成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无产阶级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成为奴役劳动者自身的精神枷锁，由此遮蔽了剥削的本质、扭曲了价值的是非标准、麻痹了阶级反抗的意识，使无产阶级在物质上被剥夺的同时，精神上也臣服于资本的统治神话。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价值观在实践中的真实后果，便是驱动整个社会陷入非理性的资本拜物教狂热。这也正是《共产党宣言》所深刻揭示的：资本主义在无情瓦解封建社会残留的“田园诗般”的温情、宗法纽带乃至家庭伦理的同时，“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这种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为冰冷金钱逻辑的社会现实，不仅侵蚀着共同体的情感温度与信任基础，更与人类向往的自由、平等的美好社会愿景背道而驰。对无产阶级而言，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打破资本逻辑的统治，才能真正摆脱异化状态，实现劳动的解放与社会关系的复归。

综合上述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价值观“永恒性”和“普遍性”的批判，本质上是对资产阶级历史局限及其阶级本质的深度揭示：资产阶级将自身价值观塑造为“永恒”的真理，实则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当性辩护；将其价值观宣扬为“普遍”的追求，则是为了淡化阶级对立，使被统治阶级接受并认同其统治逻辑，从而维系自身的支配地位。因此，资本主义价值观只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无法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现自身解放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同时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永恒性”与“普遍性”，特指资产阶级把产生于特定历史阶段、服务于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观包装成适用于一切时代的超历史的普遍价值观。他们并非简单否定或完全抛弃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相反，追求的是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局限、更为高级、更加真实的价值观形态。

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现实启迪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根本意义，在于实现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深刻认知、理论克服与实践超越。对于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建构与建设而言，要在复杂严峻的意识形态场域中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醒辨识“普世价值”的虚伪本质

在历史上，资本主义价值观曾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稳固其统治后，其真实面目便迅速暴露，日益蜕变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沦为禁锢人们精神世界的意识形态枷锁。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金钱被神化，成为一种具有魔力、令人难以抗拒且顶礼膜拜的绝对力量。由此，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如瘟疫般蔓延，持续侵蚀社会肌体的健康，导致社会问题丛生。只要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未能得到根本化解，上述诸种弊病便如影随形，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克服的痼疾。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便面临自身难以掩饰的内部价值撕裂与精神危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非但未能进行深刻的自我省思，反而试图凭借其强大实力，强行向其他国家输出已被现实证明存在严重缺陷的价值观，甚至不惜采取各种不法手段，以达成意识形态操纵和价值同化的目的。它们惯于借助话语霸权，将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伪饰为全人类的普遍利益，并贴上“普世价值”的标签向全世界兜售、卖弄。需警惕的是，这种“普世价值”的推行严重依赖强制输出与霸权干涉，最典型的做法便是以“追求民主”为幌子策动“颜色革命”，比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等。这种行为的本质是赤裸裸地干涉他国内政，其结果往往导致相关地区战火频仍、社会秩序崩解、民生陷入绝境。

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兜售“普世价值”的根本目的，在于巩固和拓展资本主义全球霸权体系。它们将承载自身价值观的资本主义制度标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终点”与唯一合理形态，宣称资本主义文明理应成为全球的“普世底色”。为此，它们不遗余力地通过文化输出、经济干预乃至政治施压等手段在全球推行“普世价值”，试图以此否定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消解其他文明和制度的正当性。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这警示我们，必须对“普世价值”的渗透保持高度清醒，并警惕其以新的形态、碎片化形式进行渗透与传播。要不断增强对各种错误价值观的辨别力、抵御力和反抗力，在积极推动不同文明对话的同时，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侵蚀，坚定维护自身的文化主体性与文明发展道路选择的自主性。

（二）在坚守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批判的最深刻的历史意义在于，催生了真正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代表绝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并实现了价值立场和价值取向的根本性翻转：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价值主体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核心诉求在于维护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价值主体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核心诉求在于满足劳动群众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需求，努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根本区别决定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深度契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真正反映并服务于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与诉求。因此，由这种先进价值观型塑的社会制度，在历史进步性、人民主体性和发展可持续性上必然比由资本主义价值观塑造的社会制度优越。

此外，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内蕴着开放的价值基因。正是这种基因品格，使其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本土化形态。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催生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鲜活时代特征和深厚民族根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历史与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识到，构建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指导、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体系的重要性。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有机统一体，必须构建与其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凝聚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明确提出及其广泛践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实现了从思想理论、实践探索、制度构建到价值观层面的深化和拓展。有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必将“使我们的国家、民族、人民在价值观的精神状态上‘强起来’，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深刻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真正具备价值感召力的文化，必然建立在进步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本源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与表达，牢牢扎根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根基。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有力支撑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从本质、内涵到实践路径，都与资本主义价值观根本区别开来，从而使人们坚定相信其真理性和道义力量。因此，要在坚守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广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全体人民筑牢信仰根基、厚植爱国情怀、提升价值认同，通过持之以恒的教育熏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思想自觉、外化为行为习惯。具体而言，一方面，要紧密结合人民群众真实的生活经验与情感需求，将价值引导融入衣食住行、就业教育、文化娱乐等各个环节，善于运用新媒体渠道和贴近生活的叙事方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人们自觉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应积极搭建多样化、常态化的实践平台，如社区志愿服务、文明创建活动、职业道德建设等，鼓励群众在参与中体验、在行动中内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转化为生动可感、人人愿为、长期延续的社会风尚与生活实践。

（三）坚持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批判，不是要全盘否定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本身，而是要彻底剥离其被资产阶级赋予的阶级特权色彩与抽象人性论的虚妄根基，使其回归作为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真实意涵。尤其在现实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时空共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些形式层面的价值观存在一定的整合可能性。这种整合既不是要消弭差异、追求绝对同一，也不是以普遍性压制特殊性，而是在深刻把握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基础上，探寻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广泛的价值共识。

当代中国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对世界文明多样性与价值观差异的深刻认知，在人类历史演进与现实交往的交汇中凝聚而成的共同价值目标。它源于各国在应对自身发展难题与全球性共同挑战过程中形成的基本共识，既承载着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意愿，也是应对人类共同危机的必然抉择。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社会共存共进的根本前提，是推动文明延续与进步的永恒主题；公平与正义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民族、个人的尊严和机会公平，保障各方平等参与全球治理并共享发展成果；民主与自由立足人类整体利益，通过平等协商与合作共赢的机制，追求个体自主与集体利益的和谐统一。由此可见，“全人类共同价值”高度凝练了超越时空与文化差异的最基本人类价值共识，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崭新的价值坐标与切实的行动遵循，是对“唯我独尊”霸权思维的内在超越，正引领人类文明朝着更加公正、包容、可持续的崭新形态演进。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深刻批判，彻底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价值观蒙蔽工人大众的根本目的、包装手法及其系统性危害。资本主义价值观演进至今的以“普世价值”为名的全球推销，体现了资本主义宣介机制的日益成熟，其深远的破坏性影响不可小觑。在此背景下，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国际社会获得普遍认同并转化为现实实践，必然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经历诸多阶段与环节。践行这一目标，必须立足现实，不断加深对自身和其他文明的了解和理解，深刻分析各国各民族的具体历史条件，以及国际社会面临的共性难题与特殊矛盾，恪守主权平等、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交往原则。在此基础之上，针对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精准施策，量身定制落实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科学理路和可行路径。更关键的是，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通过有序、渐进、扎实的施行方案，稳步助推全人类共同价值从崇高的理念共识向美好的现实图景渐次、有效转化。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6年 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