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军事思想：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战争

提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恩格斯对军事议题的思考相当深刻，而他撰写的关于当代战争的著作却鲜为人知。在社会主义者眼中，恩格斯既是伟大的战略战术专家，也是能够预测技术发展对军事产生影响的优秀历史学家，因而被誉为“红色克劳塞维茨”。文章通过分析恩格斯书信和著作中蕴含的军事思想，展现出恩格斯准确预测未来战争的军事评论家形象，并反映出恩格斯深刻的思维洞见力。恩格斯的军事思想对我们认识战争的本质及其同政治经济的关系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关键词：恩格斯军事思想 马克思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现代战争

作者：达米安·温切夫斯基

译者：范尧林

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常提到恩格斯的军事著作，并强调技术进步与恩格斯提出的军事作战方法间的联系，但恩格斯的军事著作与他的其他经典著作相比，仍相对鲜为人知。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关于恩格斯的军事思想的研究文献相当陈旧，并且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作为军事战略家和思想家的恩格斯。不过，也有学者关注恩格斯的军事思想本身，认为这些思想对作战艺术和战略战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恩格斯的著作有助于我们在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开展军事研究时，重新发现这位富有深刻洞察力的思想家，并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拒斥资产阶级乌托邦式的革命观点。

本文旨在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总结恩格斯对战争和军国主义问题的看法。这将有助于讨论与该主题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恩格斯对这个主题的兴趣从何而来？他关于军事问题的思考与历史唯物主义有何联系？他的推理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和昂利·若米尼（Henri Jomini）等所著的关于19世纪战争的经典著作有多少契合度？他对战争冲突的分析和对全球军国主义问题的预测具有多少准确性？

一、恩格斯军事思想的源起：从《新莱茵报》到“巴登革命”

1841—1842年，恩格斯在普鲁士军队中担任宫廷炮兵。然而，马丁·伯杰（Martin Berger）认为：

青年时代的恩格斯似乎并不痴迷于军事事务。他在早年书信中提到阅兵类的内容一般都是嘲讽性的，在普鲁士炮兵部队服役的那一年似乎也是在“灵活”地规避职责。他曾以炮兵军士（下士）的军衔参加过军事战斗。恩格斯可能是在《新莱茵报》上分析1848年和1849年战役时对战争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此期间，他对“民族之春”中最重要的战役和小规模战斗进行过批判性分析。据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所说，恩格斯匿名撰写的关于匈牙利军事作战的文章被误认为是一位匈牙利高级军官所作，恩格斯军事文章的较高质量由此可见一斑。恩格斯对工人武装革命的城市作战尤为感兴趣，撰写了多篇有关巴黎“六月起义”（1848年6月23日至26日）的文章。他从巷战中看到了全面战争的最初征兆，这场战争激烈而残酷，资产阶级宣称工人是“需要加以消灭的社会敌人”，其军队毫不留情地杀掉所有工人战败者和被俘起义者。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在反对工人的斗争中特别喜欢利用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是一群乐意供当权者驱使且不择手段的人，恩格斯把这个群体称为“御用军”。御用军的组织形式是所谓的“别动队”，他们薪俸优厚并多次帮助资产阶级镇压工人起义。这使恩格斯认识到革命战争的残酷程度远超数十年前君主之间进行的战争。

恩格斯认为，缺乏严密的组织领导和良好的协调是起义出现诸多问题的原因。不过，他也称赞起义者组成了充满活力的纵队，在城市中巧妙地穿梭，并对工人们建立的坚固工事表示赞许。但是，他也指出，由于缺乏良好的组织，有一个关键地区没有得到工事的保护，政府军利用特殊的地形条件打败了起义军。恩格斯认为，军事组织方法的引入拯救了起义，尽管政府军人数激增，但起义军仍保持着严明的纪律，他们甚至能够发起反攻。不幸的是，政府军的武器（主要是火炮）和人数比起义军多，导致后者最终被击败。不过，恩格斯的结论仍比较乐观，他认为起义者虽然战败，但会使人民的头脑革命化，因为起义者会在活着的人心里留下复仇的渴望，即使胜利的机会渺茫，但从革命的角度看，组织起义也是值得的。他写道：“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对他而言，不战而降和放弃革命的想法是背信弃义的行为。然而，恩格斯的预言最终没有实现，革命失败后，工人阶级遭受重创，巴黎不得不等待20多年后才迎来再次起义。

1849年，《新莱茵报》因普鲁士政府查封而关闭，恩格斯应征入伍并参加了巴登和普法尔茨的起义。春季，他在为围攻威斯特伐利亚叛乱城镇埃尔伯费尔德做准备时展示了自己的军事工程学知识。后来，他加入革命军并参加了几次小规模战斗，最后与战友们一起撤回瑞士。他在给燕妮·马克思（Jenny Marx）的一封短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感想：

维利希是惟一有些才干的军官，于是我就到他那里去，做了他的副官。我参加了四次战斗，其中有两次，特别是拉施塔特会战，是相当重要的；我发现，备受赞扬的冲锋陷阵的勇敢是人们能够具备的最平常的品质。子弹飞鸣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整个战役中，虽然有不少胆怯行为，但我并没有看到有多少人在战斗中畏缩不前。而更多的却是“蛮勇举动”……而《新莱茵报》方面有一个人参加了战斗毕竟是件好事，因为所有的民主派无赖当时都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而目前他们正在吹嘘他们所没有完成的英雄业绩……可是，在所有的民主派先生当中，除了我和金克尔，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战斗……在我们的军团掩护巴登的军队撤退以后，我们比其他所有部队都晚24小时进入瑞士……我们那个曾经勇敢地作过战的部队现在使我感到腻烦，我在这里简直无事可做。维利希在战斗中勇敢、沉着、机智，并且能迅速而准确地总览全局，但是在不作战时他却或多或少是一个无聊的意识形态家，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军团里能够谈得来的人大都分配到别的地方去了。

虽然参加起义对恩格斯而言只是一次短暂的冒险，但他对待起义以及起义军军事组织的态度是很严肃的。他严格评估了起义者的军事能力，只把开始支持革命的前普鲁士军官维利希视为合法的指挥官。恩格斯信中的内容整体比较悲观，他与其他“民主”起义者不同，他们参军只是为了在社交圈吹嘘自己的“英雄”事迹。恩格斯则不仅从不夸耀自己的勇气，而且认为勇气是战士最寻常的品质，会在激烈的战斗中自然激发出来。夸耀勇气没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导致鲁莽的行为。他对起义时组织混乱的状况不抱任何幻想，认为起义可能会沦为一场革命的拙劣模仿。

1849年11月，恩格斯定居英国并接管父亲的企业，随后他开始对战争和军国主义问题进行严肃的理论研究。之所以开展这样的研究，是因为恩格斯想反对前指挥官维利希，后者开始把其他退伍军人组织到自己的周围，并希望利用军事力量展开一场布朗基式的革命。正如伯杰指出的：“维利希集团几乎囊括了流亡者中的所有军官，恩格斯认为革命事关重大，不能交由这些特殊的准将们去做，于是他下定决心仔细研究军事问题。”恩格斯的研究补充了马克思对幼稚和乌托邦式的反资本主义倾向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将马克思批判的视角拓展至军事领域。

二、战争的本质：客观物质因素与人类实践的历史辩证法

1849年后，恩格斯经常在其著作和书信的空白处标注当代战争及其历史意义，然而他从未系统地研究过战争问题。沃尔特·盖里（Walter Gallie）认为，对于恩格斯而言，战争是社会变革中具有历史意义但又具有偶然性的因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阐述了战争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初始组织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为侵略和掠夺是比发展生产力更简单的获取财富的方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认为，战争对希腊部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希腊部落而言，增加可用劳动力的最好办法就是侵略和征服居住在邻近地区的人民。因此，恩格斯把战争视为解释社会发展进程的动态因素之一。

盖里的叙述表明，战争是与经济有着最密切联系的社会现象。然而，恩格斯并没有把战争归结到经济中，马丁·基钦（Martin Kitchen）在总结恩格斯1892年致尼古拉·丹尼尔逊的信时指出了这一点：

正是在战争时期，人类个体行动与物质前提之间的关系得到最清晰的展示，客观力量与人类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得以充分体现。在战争中，人类在特定的境遇下创造历史。同样，经济发展与战争之间互为因果。现代战争迫切需要现代工业进一步发展。

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已然表明，军国主义的演变并非生产力发展的线性反映。恩格斯对战争本质的思考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对战争的定位之上，即战争是一种取决于特定社会阶级关系动态发展的可变历史现象。这种思维方式的痕迹可在其著作《德国农民战争》中找到。恩格斯告诫人们，不要把当代平民与无产阶级混为一谈，也不要把他们与16世纪使用的军事作战方法相联系。此外，他还指出，阶级关系在实现军事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恩格斯思维方法的复杂性在《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中体现得比较明显，该文介绍了他对法国革命时期现代军国主义产生的分析。欧洲封建时期的战争通常由小规模军队进行，而正规军队由职业士兵组成，且其薪资由王室国库支付，士兵的忠诚和士气取决于君主的偿付能力。因而，战役的时间相对较短，军事行动的目标是争夺财富和权力，普通人通常认为战争是外来的或外部的东西。恩格斯指出，法国大规模公民军队的力量来自政治革命和源于政治革命的意识形态。他还强调，现代军国主义取决于下列因素间的相互关系：（1）社会结构——为军事行动提供资金的资产阶级与提供兵源的农民组成的阶级联盟；（2）适当的基础设施，包括运输和供应网（铁路、电报、动员系统等）的发展；（3）大规模征兵的军队组织。因此，资产阶级革命使欧洲军队变成“出色地组织拿破仑式机动的机器”，其特点是快速进攻、集中兵力、力争赢得决战。

恩格斯认为，政治暴力取决于社会各阶层掌握的物质手段，即社会经济状况。卡尔·欧根·杜林认为政治关系是暴力的唯一来源，然而这是一种假象。政治和暴力都由物质条件决定，要将暴力付诸实践需要有合适的工具，这些工具伴随整个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冷兵器被轻武器和火炮所取代，暴力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越来越制度化。正如恩格斯强调的，资本主义的主要暴力工具是有组织的陆军和海军舰队，它们的发展取决于生产力的进步。“总之，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条件和经济上的权力手段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暴力和战争是社会发展辩证法的基本要素，脱离基本的物质关系而肆意谴责它们是幼稚的，更何况废除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也可能是暴力的结果。

恩格斯认为，军事实力不仅是社会关系发展、基础设施和物质资源投入的总和，还包含战略领域比较充分的理论准备。恩格斯研究了大量军事史著作，还经常向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请教有关军事史的问题。魏德迈是一名前普鲁士军官，在“民族之春”时参加了革命运动。以色列著名军事史学家阿扎尔·加特（Azar Gat）指出，恩格斯的阅读书目包括17世纪战略家雷蒙多·蒙特库科利（Raimondo Montecuccoli）的旧作；他还对威廉·纳皮尔（William Napier）有关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史（1807—1814年）的著作赞不绝口。恩格斯询问魏德迈对克劳塞维茨和卡尔·威廉·维利森（Karl Wilhelm Freiherr von Willisen）作品的看法，并询问普鲁士经典战略家的最大对手——拿破仑将军若米尼的作品。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后开始显现出对若米尼的特殊兴趣，他观察到许多人都对若米尼着迷。在加特看来，若米尼和他的弟子威廉·吕斯托（Wilhelm Rustow）在恩格斯的军事通信中频繁被引用。后来，恩格斯可能阅读了拿破仑时代最优秀的战略家的作品（或有关文献），包括奥古斯特·冯·格奈森瑙（August von Gneisenau）、格尔哈德·夏恩霍斯特（Gerhard Scharnhorst）和阿瑟·威灵顿（Arthur Wellington）。

这些研究有助于恩格斯深刻理解传统、意识形态和士气在军事行动中的作用。正如基钦所言，对于恩格斯而言，“这些主观因素和上层建筑因素牢牢植根于各个国家的客观历史经验中”。这些研究在恩格斯关于军事议题的思考中起到了重要的方法论作用，因为“通过强调不同军队之间的历史和民族差异，他就不会陷入将战争理论简化为一系列抽象‘客观’原则的误区之中”。恩格斯在1850年代的著作和他关于作战艺术与特定国家军事文化之间联系的论述中证明了这一观点。恩格斯特别关注大国军队的动向，经常对这些军队提出批评。例如，他在撰写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文章时对英军指挥部提出如下看法：

英国人生性好斗，因此英国军官在战斗中的最多而且最常见的错误，正是他忘记了自己作为指挥官的职责，而像一个普通兵士那样作战。他这样做时，深信会得到自己同胞们的热烈称赞，可是在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里，军官这样行动却会由于缺乏自制力而有降级的危险。

恩格斯对英国军队的指挥能力持批判态度，并用“残酷且往往盲目的纪律，以及滥用九尾鞭（一种鞭子）”解释了英军的高逃兵率和低征兵率。同时，恩格斯声称，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纪律对土耳其士兵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军官临危逃跑的情形已经司空见惯，以致在战斗正酣的时候，很少想到还有什么军官或命令，而是碰到哪里，就打到那里”。恩格斯认为，土耳其人继承了伊斯兰军事传统，其精神是“曾经使伊斯兰教的旗帜由麦加城插到西班牙、一直到普瓦提埃才被阻的尚武精神的最后残余。它的进攻力量虽然消失了，但是残余的防御能力依然存在。依托要塞围墙和垒墙进行抵抗的顽强精神是土军的特色”。他深入分析了俄军的作战技巧，认为俄国步兵习惯于近距离纵队作战，因而无法在小规模战术部队作战的军事行动中取得成功。俄国旨在组建一支正规军的哥萨克改革是失败的，因为习惯于劫掠的士兵介于正规勤务和非正规勤务之间，不具备应有的战斗力。他还强烈批评了法军，认为部分将领及其王朝将野心凌驾于军事计划之上。尽管他对各国将领提出严厉批评，但却对英国与俄国普通士兵的英勇无畏赞许有加。

三、在克劳塞维茨与若米尼之间：恩格斯反对军事研究中的唯心主义

恩格斯关于暴力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受到了克劳塞维茨的直接影响。恩格斯曾多次指出，若非受到政治动乱的干扰，许多战役本可以取胜或避免严重失误。例如，他曾写道，假如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没有相互斗争，那么那不勒斯人可以打败加里波第。他在同马克思共同撰写的《法国作战方法的批判》中指出，法国人所犯的军事错误源于路易·波拿巴的王朝野心和盲目固执。

然而，加特的分析表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各类战争论点与《战争论》中的相关类比结论没有直接的共通之处，因为恩格斯早在1851年就已阐述了所有核心观点，而他可能是在数年后才研读了克劳塞维茨的著作。

早在1850年代的书信中，恩格斯就批评了当时有关普鲁士的军事文献。他还写道，暂时无法强迫自己阅读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在另一封信里，恩格斯虽然抱怨克劳塞维茨的“哲学风格晦涩”，但依旧对克劳塞维茨表示赞赏。加特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恩格斯对克劳塞维茨晦涩难懂的行文风格并未展现出比《战争论》的普通读者更高的理解力或兴趣。在加特看来，恩格斯的军事论著具有鲜明的专业实操性，因此克劳塞维茨所写的《战争论》对恩格斯而言用处甚微。

加特认为，恩格斯更推崇若米尼在军事战略领域的权威性。1813年以前，若米尼一直在拿破仑军中效力（此后他叛投至俄军）。在多数军事研究文献中，若米尼的军事理论被认为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完全对立。另一位重要的军事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巴斯福德（Christopher Bassford）评价了若米尼的军事理论：

若米尼的历史观和战争观是僵化且片面的。他将战争视作一出“宏大戏剧”，是英雄和军事天才的舞台，他们的才能普通人难以企及。在他看来，自身参与过的革命战争不过是一种本质未变的战争形态在战术层面趋于完善而已，仅会因角色阵容、技术水平及转瞬即逝的政治动机等表面因素发生些许改变。他的军事理论与实战策略均源于拿破仑战争的实战经验，旨在为“高级军官”提供实际作战指导。若米尼的研究极具功利性，行文风格偏于说教，这类著述自然更受军事教育者青睐。他的晚年著作《战争艺术概论》（1838年出版）经多种语言翻译、普及与评注，成为19世纪中期最核心的军事教育范本。

巴斯福德在文章中强调，若米尼与克劳塞维茨的诸多分歧并不重要，因为《战争艺术概论》中的不少理念都与《战争论》的观点相契合。他们二人对战争的认知方式比较接近，只是切入的视角不同而已。相比之下，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更为抽象，反倒是若米尼的著作更受当时军人群体的青睐，这或许是有着军旅经历的恩格斯成为若米尼军事理论拥护者的重要原因。

若米尼对恩格斯的影响并非全都是有益的。据加特所述，恩格斯对1866年普奥战争的分析出现偏差是若米尼对恩格斯产生负面影响的鲜明体现，尽管当时绝大多数评论家都对这场战争结局作了误判。加特指出，恩格斯坚信奥地利人必将取得胜利，认为普鲁士军队犯了严重错误，其中首当其冲的是违背了“拿破仑—若米尼原则”，该原则强调若部队无法相互支援就不应分兵。下述引文证明了这一点：

假设有一位年轻的普鲁士步兵候补军官或骑兵队旗手在应尉官考试时被问道：什么是普鲁士军队侵入波希米亚的最安全的计划？假定我们年轻的军官回答：“最好的方法是把部队分为大致相等的两路，派出其中的一路向理森山以东迂回，而另外一路向西迂回，让它们在吉钦会合。”那么主考官对于这一答案会说些什么呢？他会告诉这位年轻的先生说，这个计划违反了战略上的两个首要原则：第一，绝不能把自己的部队分隔开，使得它们彼此不能互相支援，而应当让它们互相靠近；第二，在沿不同的道路前进时，各纵队应在敌军活动范围以外的地点会合；因此上述的计划是一切计划中最坏的；这样的计划只有在波希米亚完全没有敌军占领的场合下才能加以考虑，因此提出这种作战计划的人甚至不配晋升为尉官。

加特说，当普鲁士人在几天后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恩格斯不得不收回此前的言论。然而，我认为，恩格斯实际上并未改变自己的想法。即使普鲁士军队最终取胜，他依然认定获胜之师存在战略失误，“普军一开始打这次战役便犯了极大的战略错误，但后来它在战术上作了惊人的努力，结果在整整8天之内便把这个战役胜利地结束了”。恩格斯将自己的错误预判归结为奥军指挥比普军指挥还要拙劣，同时他准确地指出普军的核心优势是使用了速射的针发枪。诚然，恩格斯明显低估了这支最终取胜的军队。战前，恩格斯声称普奥两军的胜算大致相当，奥军在兵力上略占优势，而普军士气低落且缺乏实战经验，奥军则更为骁勇善战，将领也更为得力，但不久后，他不得不收回这番言论。

与加特的观点相反，我认为上述例证并不能确证恩格斯对若米尼有着特殊的推崇之意。恩格斯虽然能够看清冲突中某一方在客观技术层面的优劣，但他有时过于看重主观人为因素（如军队指挥机关的指挥素养）所起的作用。例如，他曾预测克里米亚战争极有可能迅速结束，也曾声称战争可能会陷入无休止的僵局，甚至还探讨了冲突升级为泛欧战争的可能性。他在1858年印度民族大起义期间对英军平叛行动进行了误判，认为只要印度西帕依士兵以大规模战术编队的形式作战，英军便能凭借自身的组织优势轻松取胜；但他又预判一旦印度西帕依士兵转为游击作战模式，士兵机动性将大幅提升，再加上憎恶殖民者的当地民众的支持，战局会发生改变。恩格斯低估了英军的行动能力，实际上英军迅速与当地地主结盟并大规模开展村落绥靖行动，这成为英军击败印度游击战士的关键。因此，基钦的观点同样存在谬误，他声称恩格斯认为“军队的主观特质与民族特性相较于核心的技术与经济因素处于次要地位”。

恩格斯摒弃了对战争理论的抽象化和唯心主义构想。他在1852年5月7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批判了普鲁士将军维利森的著作，并作出讽刺性评论：

其实，维利森的书应当叫做《大规模战争的哲学》。因此，不言而喻，在这本书中哲学论述多于军事科学，对完全不言自明的东西，却旁征博引先验地加以论证，而且中间还夹杂一些关于单一性和多样性以及诸如此类的对立面的最学究式的论述。这种军事科学从一般的艺术概念谈起，接着证明烹调术也是一门艺术，并详尽地论述艺术和科学的关系，最后则把军事艺术上的一切规则、相互关系和可能性等等，归结为一个绝对的原理，即强者必然总是击败弱者。对这样的军事科学能说什么呢！有的地方也有一些不错的见解，或归纳出一些有用的简单原则。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那就更糟了。我还没有看到他在实践中的运用，但是有一个事实对维利森不太有利，那就是拿破仑的重大胜利每一次都是以藐视维利森的基本规则而获得的，——一个正统的黑格尔分子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个结果，却又丝毫不损害这些规则。

恩格斯的做法并非偶然，他对战争理论的抽象化和空谈化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嘲讽同时代普鲁士军事文献对黑格尔主义的拙劣应用上。恩格斯并不特别在意军事战略手册偏于教条，他认为理论具备实用性才是最重要的。他同马克思一起多次批判以德国唯心主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历史决定论学说，不太愿意对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展开深入分析，许多学者却认为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在哲学层面汇集了多种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理论。克劳塞维茨的哲学观点可能介于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之间。

恩格斯并未彻底摒弃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相反，他常常借鉴后者理论中聚焦战争实操层面的相关概念。因此，加特称克劳塞维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产生显著影响的说法言过其实，至少对恩格斯而言就是如此。正如尤里·科米尔（Youri Cormier）近期指出的，对克劳塞维茨的引用并非局限于185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通信中的几个批注，恩格斯在评述美国内战以及1871年撰写关于拿破仑战争的相关内容时均提及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此外，恩格斯在1888年为西吉斯蒙德·波克罕（Sigmund Borkheim）所著的鲜为人知的小册子《纪念 1806—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撰写的引言中也提到克劳塞维茨，恩格斯在评述普鲁士军事文献的水准时写道：“从中产生了克劳塞维茨这样的一流人物。”正如科米尔精准总结的那样，如果克劳塞维茨真的对恩格斯毫无影响，恩格斯就不会在读完《战争论》20余年后一再援引其观点。恩格斯的战争理论看似与克劳塞维茨的核心论点一致，实则更侧重于探究战争的社会经济基础。诚然，恩格斯的相关思考是建立在与克劳塞维茨截然不同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上的。

四、对现代军国主义的分析以及对未来冲突的预测

虽然恩格斯对特定国家军队的实力与能力作出了略显高估的主观分析，但他在其他著作中针对作战艺术的经济与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却作出了深刻且精准的预测。

恩格斯在早期分析殖民冲突的著作中就着重指出，冲突会给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与文化认同带来威胁。他对火炮在战斗中作用日益提升的预测同样精准，同时也注意到运输、后勤、前线部队机动速度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恩格斯察觉到资产阶级军队中的技术进步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火炮具备攻破街垒的能力。因此，他预言巷战的频率将会越来越低并得出结论：随着国家间战争形态的演变，阶级间的战争模式必将发生相应改变。他还认为拿破仑时代开创的大规模国民军队体制会为革命思潮在军队内部的渗透提供可能。恩格斯在1851年致马克思的信中指出：“军队的瓦解和纪律的完全松懈，既是迄今发生的每次胜利的革命的条件，又是这种革命的结果，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他还从“民族之春”时期失败的革命斗争中汲取教训，正如伯杰指出的，恩格斯意识到“革命会引发混乱，混乱无益于提升军事效能。缺乏组织的热情无法赢得战争”，因此恩格斯在晚年建议“强烈避免采取一切不成熟起义的策略”。

恩格斯是最早注意到美国内战重大意义的评论家之一。他预测美国内战将“导致军事技术的巨大进步，构成一个时代”。在为《兰开夏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撰写的文章里，恩格斯阐述了这场持续数月的阵地战具备的空前特质——这是历史上首次以如此宏大规模展开的战争。他还指出了步兵、骑兵、炮兵协同作战的联合军事行动的必要性。恩格斯是最早提出扩充正规军兵力规模设想的思想家之一，他预判现代战争需要投入大量兵员，还需组建规模庞大的志愿兵队伍，因为持久战的重担终将落在这些志愿兵肩上。恩格斯敏锐地预测到未来军事冲突将消耗规模庞大的人力资源，他在为《新闻报》撰稿时强调美国内战蕴藏着现代战争的诸多萌芽，如历史上超长的补给线。他对联邦军的大规模战略行动印象深刻，也对那些过分推崇“机动战”和刻意回避决战的将领提出批评。即便恩格斯洞悉到现代战争的诸多特质，他在军事思想上仍旧是拿破仑和若米尼学派的追随者。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洞察到美国内战具有的关键作用：废除奴隶制，建立一个以现代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民主社会，这将为社会主义运动创造出比欧洲更为开放的发展契机。诚然，决定部队取胜的因素并非只有经济优势，还得益于通晓现代战略战术的军官的参与，他们和维利希一起在“民族之春”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并将经验传授给美国战友，极大提振了后者的士气。

普法战争是恩格斯阐述的最后一场大规模冲突，这场战争在他的学术著述中意义重大。基于对这场战争的经验总结，他对未来世界大战作出了影响深远且精准的预测。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是对先前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他阐述了技术发展对现代军队编制与作战方式产生的影响，着重指出了波拿巴主义的低效性，以及以职业军人为主、指挥体系却漏洞百出的法军部队所遭遇的危机与溃败——法军完全无法抵挡以大规模征兵制为基础的德军的进攻。恩格斯还探讨了军事行动中民族主义的辩证法：催生战争狂热的法兰西民族主义最终走向失败，昔日骄傲的职业军队被非正规的游击队所取代；普鲁士利用军事胜利后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征服了德意志其他邦国。

恩格斯从对欧洲各国军队及早期战争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认为军国主义未来会以普鲁士军队的体制作为发展方向。19世纪下半叶，各国军队动员体系均以普鲁士后备军模式作为基础。恩格斯认为，普鲁士后备军模式的起源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它脱胎于普鲁士反抗拿破仑及其扩张野心的抵抗运动，最初是为了支援反法战争而建立。在普法战争期间，恩格斯在《法国境内的战斗》中写道：“当时普鲁士实行的整个新的军事制度，就是企图至少在专制君主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量组织人民抵抗敌人。”在同时期发表的《如何击败普军》中，恩格斯探讨了这一体制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要求把每个体格适于服役的男子都变成士兵，并建立一支常备军；常备军的唯一目的是成为国民学习使用武器的学校，并在遭到外来攻击时成为团结国民的核心……。但是另一方面，也就是这一支军队又应当是半专制政府的武力后盾和主要支柱；为了这个目的，就需要把这个让国民学习使用武器的学校变成培养绝对服从上级的精神和忠君情感的学校。而这一点只有通过长期的服役才能做到。在这里这两个任务的不相容也就表现出来了。防御性的对外政策要求在短期内训练大量兵员，以便在遭到外来攻击时拥有大批后备力量；而对内政策却要求用较长时间来训练有限的兵员，以便在国内发生暴动时有一支可靠的军队。”恩格斯认为，这一体制不断消耗着国家资源，长此以往终将难以为继。

这些分析促使恩格斯着手挖掘资产阶级军队中蕴藏的革命潜力。他在临终前撰写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称，德国军队越来越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恩格斯在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的演说中指出，军队开始反映整个民族的思想与诉求，士兵完全能够联合起来反抗资产阶级。伯杰据此认为这是恩格斯晚年宣扬消极主义的标志，表明他主张消极等待资产阶级军队走向激进化。吉尔贝·阿卡（Gilbert Achcar）驳斥了这一观点，认为恩格斯的本意是即便军队中有一部分力量支持革命，也须与仍效忠于旧秩序的势力展开巷战。

恩格斯的相关论断与当代人对普法战争的评价不谋而合，即这场战争推动了普鲁士军队的组织模式与军国主义的侵略战略在欧洲的扩散。此外，恩格斯关于战争并未解决德国内部问题的观点得到了印证。杰弗里·瓦夫罗（Geoffrey Wawro）认为，德国人民的自由被武力强制推行的统一所取代，在此基础上滋生的民族主义必然会产生外部影响，这也为法国的复仇主义铺平了道路。恩格斯勾勒出了未来冲突的轮廓，他的首个重要预言收录于为波克罕的小册子所作的引言中：

最后，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会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并殃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用方面的人为的运营机构会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传统的治国才略一齐被摧毁，以致王冠成打地滚落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这场斗争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创造条件。

恩格斯将论述的焦点局限于中欧国家可能显得有些狭隘。影响未来战争走向的诱因比较多，早已超出单纯的军国主义运行逻辑，既包括愈演愈烈的帝国主义扩张、殖民冲突，也涵盖中欧与西欧的地缘紧张局势和巴尔干地区的冲突。恩格斯曾预言工人阶级终将取得全球胜利，他寄希望于军国主义催生的民族主义迅速消亡，但这一愿景忽视了被欧洲列强奴役的国家发起的独立运动，他们的力量被证明比对革命的希冀更为强劲。

恩格斯在1888年1月7日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Friedrich Adolph Sorge）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相反，战争会使我们倒退多年。沙文主义将淹没一切，因为这是生死存亡的斗争。德国会派出约五百万士兵，即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其他国家会派出约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俄国相对地要少些。但是在战场上会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人。我倒想看看，怎样维持他们的生活；这将是一场同三十年战争一样的浩劫。尽管投入巨大的兵力，事情却不会很快结束，因为法国西北和东南边境都有伸延很广的要塞防御，巴黎的新工事则是很出色的。这就会拖延很长时间，而俄国也不是能一举攻下的。这就是说，即使一切都按俾斯麦的愿望进行，那末，向人民的要求就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并且完全可能：决战推迟和部分失利会引起国内变革。

战争的进程几乎与恩格斯的预测完全一致。这一预测源于他对1848年至1871年间历次血腥战争的观察，他从这些战争中洞悉了军国主义不断抬头的趋势，但他得出的结论或许过于乐观：

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也包含着自身毁灭的萌芽。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它们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陆军、海军、火炮等方面花费更多的金钱，从而越来越加速财政的崩溃；另一方面不得不越来越严格地采用普遍义务兵役制，结果使全体人民学会使用武器；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时机反对军事长官而实现自己的意志。

遗憾的是，这些预测并未在中欧与西欧成为现实。纪律严明的欧洲各国军队陷入长达四年的血腥厮杀中，战争结束后交战双方的士兵渴求的是和平与治愈创伤，而不是社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流血牺牲。然而，许多士兵并未停止战斗，要么参与了对革命俄国的武装干涉，要么加入了“自由军团”这类准军事组织，并从内部镇压革命力量。恩格斯希冀军队由社会主义者主导的愿望落空了，因为所有人都被卷入这场血腥屠戮中。

恩格斯在去世前一年写给左尔格的另一封信中对远东局势作出了耐人寻味的预测：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被迫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到欧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迅速地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

恩格斯或许未曾预见到中国通往世界经济顶峰之路如此漫长曲折，但他精准预测了他逝世数年后爆发的革命浪潮，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引发了后续的系列斗争与革命浪潮，最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恩格斯或许也未曾预想到，以他和马克思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会引领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并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

五、结论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和权威。大多数革命理论家坚信后续战争爆发的必然性，反军国主义被视为左翼理念的核心要义。恩格斯将战争问题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视野中加以考察，把意志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结合起来，使得他对战争的理解摆脱了19世纪军事理论家特有的唯心主义痕迹，摒弃了当时进行革命尝试的各类社会主义者秉持的布朗基式空想主义。但是，恩格斯也受到拿破仑军事学说固有观念的影响，期望“这支既护卫资产阶级社会、又可作为判断革命时机重要依据的军队能够帮助约束社会主义者”，以此避免仓促发动政变，将革命主动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恩格斯始终是一名革命者，但他希望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

伯杰指出，恩格斯理论思考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其思想主张在后世的传承与发展。让·饶勒斯（Jean Jaurès）与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主张军队民主化并恢复民兵制度，认为它能保障工人阶级对武装力量拥有更大控制权。公开的修正主义者认为，对军队进行革命改造已无可能，因此主张将军事政策限定于防范潜在挑衅的范围内。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同列宁等立场坚定的革命者认为，基于群众的自发性，任何革命都谈不上时机过早，因此他们不会阻止群众与资产阶级进行对抗。然而，保罗·布莱克里奇（Paul Blackledge）在其近期著作里中肯地指出，现有史料并不支持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论断，致使第二国际陷入危机的问题复杂得多。他强调，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当时不得不应对帝国主义的威胁，而“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探讨的地缘政治冲突视作纯粹的历史研究”。

恩格斯书信中呈现的悖论与困境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它表明，在军事政策这一议题上社会主义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但是，它为审视军国主义背景下人类实践与物质基础之间的辩证张力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历史视角，也印证了克劳塞维茨的古老洞见，即制定任何有关军事政策的预测与建议都是一项极度困难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其走向取决于特定的现实情境。

［达米安·温切夫斯基（Damian Winczewski）：波兰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范尧林：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