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阐释

［摘 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社会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这方面，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斐伏尔重构马克思的原初思想的工作具有典型性和启示性。通过溯源性考察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其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发展过程和演变形态，列斐伏尔提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本质是具体总体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学说作为一个整体是在辩证思维中再现人类社会总体。在此基础上，他通过日常生活、都市、空间和空间的生产等新概念试图进一步发展和深化马克思具体总体的辩证法，再现当代社会现实。我们可以从列斐伏尔的理论探索中对“重构马克思的原初思想”得出如下理解：其一，“建构”本身是马克思思维方式的一个组成要素和重要环节，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是对既有对象的分析，还必然包含立足人及其活动来建构作为总体的对象，即再现不断生成着的现实内容和人类活动；其二，“重构”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为理论内核，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些新的范畴和概念来激发马克思思维方式的潜能，发展一种深度介入当代世界的理论。作为分析与建构、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必须成为现实的人的活动和生成着的人类社会本身的革命的自我意识。

［关键词］马克思 列斐伏尔 辩证唯物主义 总体 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生成演进始终与人类的解放实践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紧密交织，其思想范式不仅深刻反映了20世纪的世界历史图景，而且为当代社会变革持续提供着方法论资源。时至今日，联系世界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现实社会发展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依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理论任务。回顾20世纪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探索，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回到马克思”，在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中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思想旨趣和根本方法，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并致力于发展面对当代社会历史现实的社会批判理论，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阐释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我们把这种兼具解释学深度与现实关怀的理论探索称为“重构马克思的原初思想”。

然而，面对这些纷繁多样的思想资源，我们往往更多地关注其理论阐发的新内容，而忽视了其与马克思思想的深层关联。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于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基于此，本文将主要考察列斐伏尔重构马克思原初思想的理论历程，旨在凸显其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发展和深化。当然，这种考察不是“回到列斐伏尔”，不是按照时间顺序、逻辑演进或主题更迭来呈现其理论的具体内容，也不过多涉及其思想语境和理论效应，而是对其思想进行一种“重构”，就“如何重构马克思的原初思想”这一问题给出列斐伏尔式的解答。

一、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具体总体辩证法的重新发现

历史地看，“回到马克思”是重构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先声。这种理论回溯的必然性源于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一直存在的解释学张力，而且教条主义与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也始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列斐伏尔是最早将黑格尔、马克思、列宁和尼采的思想引入法国的理论家之一，也许是因为这一点，他也成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最早激进地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家之一。恢复本真的马克思，“这是列斐伏尔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努力的方向，这种回溯式的‘回到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的历史文献奉为不变的教条，而是要真实地呈现马克思的思想在那段历史中经历的péripéties multiples（复杂的曲折），而去掉那些站不住脚的诠释，恢复真正的马克思思想”。于1939年出版（写于更早时期）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列斐伏尔反对教条主义的代表作。在1961年出版的该书第五版序言中，列斐伏尔明确将自己20世纪30年代以来与之激烈斗争的教条主义拒斥为一种“体系化的自然哲学”，认为其“以‘实证’科学尤其是物理学之名，将哲学视为一种汇集所有这些实证科学的成果从而形成一种世界最终图景的理论框架”。他将当时教条主义者的做法概括为四种。一是使马克思主义实证化。这种做法不仅使马克思与其所谓的唯心主义先驱的思想割袍断义，还在马克思思想中设置了哲学与科学的二元对立。二是将马克思主义降格为经济主义。这一倾向带来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被简化为一门单一的科学，即政治经济学。三是回避直面现实的社会实践。“真正重要的东西不再处于人们思想的前沿，而是被尽可能带到远处，带到自然与宇宙论思辨的深处。”如此一来，辩证唯物主义就沦为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对当前社会现实所提出的重大问题视而不见。四是拒绝基于异化概念分析当前社会中众多的异化形式。列斐伏尔“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诉求就是拒斥上述教条主义，并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具体总体的辩证法。也许他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提出了“辩证法的一种原创性理解”，因为他强调的是“努力重构马克思的原初思想，而非其他的任何一种‘阐释’”。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恢复真正的马克思思想是其重构马克思原初思想的一个重要环节，厘清马克思的辩证思维构成了他后续理论思考的重要基石。在这个意义上，“《辩证唯物主义》是通往列斐伏尔全部工作及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历程的重要接入点”。

列斐伏尔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重新激活源于其对黑格尔思想的深度挖掘。随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问世，列斐伏尔得以洞悉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独特理解，进而开启了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黑格尔溯源。在列斐伏尔看来，黑格尔堪称现代世界的关键思想家，其思想与现代世界的兴起紧密相连。彼时，科学与文化精神的发展、旧秩序的崩塌、新文明的出现，使描绘宏大的历史图景需要一种把众多因素综合起来的整体性思维。列斐伏尔敏锐地指出，黑格尔学说的核心在于对思维与现实、形式与内容的无限丰富统一性的深刻洞察。正是黑格尔把思维运动从确定性形式中解救出来，从复杂多样且充满矛盾的内容出发，使内容重新内化于理性思维，并将其提升至理性的最高层面，即绝对精神。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寻求思维与现实、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联并使精神“重新占有”一切“客观产物”的逻辑方法。辩证法不仅是思维的生命与内在运动，更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知性作出规定并坚持规定；理性是否定的和辩证的，因为它将知性的规定消融为无；它又是肯定的，因为它产生一般，并将特殊包括在内。”因为黑格尔致力于揭开实体性生活的面纱，将其提升至理性的最高层面，所以辩证法就成了推动内容运动的原因和内在结构。由此，把握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是要阐明由精神内在运动产生出的范畴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这种运动是“一个严谨而不断前进的过程，其中的每一规定都是通过否定并解决其先前的规定——通过一种综合——产生出来”。内在矛盾产生了运动，否定阶段恰恰是这种运动的表达，而这种否定是对先行概念的包含着肯定的否定，是包含着它的对立物的统一的新内容，基于此，黑格尔提出了“第三项”的观念。“任何规定一旦被其否定项所丰富并超越，就会产生这一项；每当两项相互矛盾时，第三项就被严谨地创造出来，然而它却是存在与思维的一个新环节。”最终，“黑格尔的辩证法试图使生命和运动回复至已得到理解的现实的总和之中，回复至命题与概念之中。它将它们包含在精神的宏大史诗之内”。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事物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取决于内容，这就是说，取决于现实性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合，而现实性在它的开展中表明它自己是必然性”。因此，列斐伏尔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因肯定矛盾和运动而具有革命性，最终却在设定的绝对存在中废除了矛盾与生成，走向了封闭的体系。尽管黑格尔没能真正解决思维与现实、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但黑格尔辩证法赋予“矛盾”和“统一”以生成性与历史性，这无疑构成了其“合理内核”，并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提供了关键的思想启迪。关于此“合理内核”，也许可以从不同视角形成多元化的理解，但其中有两个基本点对列斐伏尔的重构工作至关重要：从质料层面看，思维必须依据内容的运动来确定矛盾的扬弃，而不应将先验的、系统化的形式强加于内容之上；从形式层面看，生成的本质决定了辩证法应是开放的，形式因要把握无限丰富的内容，就必须永远处于动态的流动性之中。

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通过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通信等文本，详细讨论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第一阶段，通过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通过深刻改造异化理论来接受异化理论”，马克思发展出早期的唯物主义。列斐伏尔之所以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和哲学来源不在《逻辑学》中，而在《精神现象学》中，一方面是因为“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并以思辨的方式考察异化是出现在《精神现象学》中，另一方面是因为19世纪40年代一度蔑视黑格尔逻辑学的马克思指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列斐伏尔从《精神现象学》中清理出异化的辩证法并将之与马克思后来的思想走向紧密联系起来。在他看来，马克思“对《精神现象学》的批判、对黑格尔异化理论的批判，为一种积极的人道主义开辟了道路，这种人道主义必须扬弃与统一唯心主义和自然主义（唯物主义）”。这种积极的人道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以萌芽的形态出现，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清晰的表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黑格尔的异化理论为出发点，摒弃了辩证逻辑对历史进程本质的颠倒表达，基于实践将异化问题重新置于以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的世界，历史地、具体地把握现实的矛盾运动，并在实践中达到异化的扬弃。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早期的唯物主义的伟大贡献在于，通过扬弃哲学，实现了哲学试图要实现的总体性。不过，此时马克思的辩证法还没有上升到“从概念上表达一种生成结构”的方法论高度，生成仅仅“被视为从实践上被给定的和从经验上被证实的”存在。第二阶段，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并将其运用于对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的剖析，马克思发展出了标志着其学说走向成熟的辩证唯物主义。列斐伏尔将此阶段追溯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在他看来，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关于经济范畴及其内在矛盾的阐述超越了经验主义，达到了一种严谨的科学的水平”，使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呈现为一种辩证形式”。也就是说，尽管马克思早期也通过辩证法来理解矛盾运动，但是，只有当他运用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他的思想才发展为“历史科学”。

列斐伏尔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体现为对处于不断生成之中的内在矛盾运动和统一的“叙述”，而此“合理内核”被马克思真正吸收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对“内容”的“叙述的方法”，“内容居于首位，是决定辩证思维的真实的存在”。这种辩证思维不仅是对特定内容的运动的分析，还要建构作为总体的对象，要把人及其创造性活动带入生成的结构中，构造一种合理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现实的总体。可以说，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既是对特定内容进行因果分析的科学，又是包含一种世界观的哲学；既是对既有世界的解释，又体现一种改变世界的意志。因而这是一种具体总体的辩证法。

二、对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理解：在辩证思维中再现“作为总体的人类的产生”

从上述对马克思辩证法形成过程的分析和理解中不难发现，列斐伏尔倾向于对马克思思想作一种整体性理解。在他看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统一性，既不是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人道主义框架来统摄其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不是把体现马克思辩证法最终形成的《资本论》的思想视为马克思思想唯一的真正形态。作为统一的学说，马克思思想的本质在于贯穿其发展始终的具体总体的辩证法。正是具体总体的辩证法构成了马克思学说连贯性的基础。马克思写道，“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人“通过自身而诞生”的“他的形成过程”。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学说就是在其辩证思维中对这一世界历史过程的再现。因此，他提出，马克思的著作之所以对理解当今世界来说是必要的，最根本的原因是马克思的思想“建构了一个总体”。它不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任何一个专门化了的特殊领域的思想或知识，而是采取了一种“对知识和发现，对实践和政治活动，对理论的进步和深化保持开放”的辩证的理论框架或范式，隐含着探索或构造“总体”的计划。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既不是历史哲学，也不是经济学或政治学，而是通过各种学科相互协作，理论地再现“作为总体的人类的产生”。

实践的观点无疑是马克思学说得以再现“作为总体的人类的产生”的关键。它使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辩证法转变为实践的辩证法，即在实践中并通过实践再现实践的总体性，也就是再现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创造的能量在实践中并通过实践得以扩展和显现，实践是人类的总体活动，是行动和思想、体力劳动和知识。”因此，只有作为人类总体活动的实践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历史矛盾和人自身存在的矛盾。对于旨在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现实的理论来说，实践既是理论的出发点，又是理论的落脚点。人类社会历史和个人在现实的实践中不断扬弃现存状态，表达这一过程的辩证法因而也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列斐伏尔将作为矛盾解决之道的实践看作辩证法的“第三项”，指出它是“没有定局的终点”。在历时性上，再现的总体就是人类世界和个人通过自身扬弃异化而诞生的历史过程；在共时性上，这一历史过程的实践是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总体。

列斐伏尔重新审视和解释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主张既不能把实践降格到实用主义的层次上，也不能把实践定位于抽象的哲学层面。实践就是生成着的人及其世界，是人与世界、意识与存在的辩证运动。他使用“总体的人”“可能性”等概念描述人及其实践的生成过程，并从不同方面对实践概念作了阐释。“总体的人”描述了在异化以及扬弃异化的整个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强调从人的方面再现总体性。但是，总体性的实现并非总如历史乐观主义者所认为的那般容易。马克思从未把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的终极目标固定下来，而始终强调其是扬弃资本主义这个历史阶段的一个环节。“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基于此，列斐伏尔强调，实践是辩证的，人类历史因而是没有定局的。只要存在可以改变世界的创造性的行动，就会有失败的风险。没有什么可以一劳永逸地保证成功的出现。因此，“为了表达出否定性全部的深刻含义，我们将使用……可能性的概念……我们的目标是，发现一个开放的世界，什么是可能的世界”。列斐伏尔使用“可能性”概念来描述不断生成总体性的过程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对于那些形而上学的理论家来说，总体性与未完成性是无法共存的，因为总体性似乎内在地包含着完成性。但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总体性作为一个运动过程始终是未完成的，如果主观地在某个特定点上将其切断，那么它也不再是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的论述不无道理。

通过“可能性”概念，列斐伏尔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元辩证法”，比如“肯定—否定—超越”“同一—矛盾—差异”，等等。“可能性”作为否定的否定，将人类历史引向一个开放的空间，而不是一定走向“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或其他某种“肯定”。三元辩证法既保留了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分析的三元结构，又消解了他们叙述中既有的或可能的目的论倾向，试图通过三元结构性因素的相互作用来呈现或趋近真实的运动和变化，以此来重构马克思立足于人及其实践再现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原初思想。事实上，列斐伏尔想要告诉人们，作为一个历史性和生成性的范畴，实践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复杂性和总体性。如果不能深刻把握实践的复杂性，就无法正确地领会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也可以说，如果不能理解实践的总体性，就无法正确地坚持实践的观点。显然，经济还原论的做法是成问题的，因为它仅仅强调构成历史事实与社会生活的基础性活动。列斐伏尔提出：“实践不能完全定义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之和，或‘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这样表达偶像化了经济。这样表达最终是一种简单的唯生产力论。”若要把握实践及其总体性，就必须进入实践及其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层次生成的丰富具体性中。为此，列斐伏尔对实践作了详细的类型学研究。从矛盾和辩证的角度，他区分了“循环性实践”和“创造性实践”；在层次上，他列举了“全面的革命实践”“局部的革命实践”“作为实践的认识和作为认识中的干预和体现的实践”“政治实践”以及各种专门分类中的实践，等等。他这么做，无非是要恢复历史发展的整个复杂进程，以便澄清马克思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原初思想。

通过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思想旨趣和根本方法，列斐伏尔把马克思的思想视为理解全部社会生活的一个总体。这个总体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思维再现的具体的总体，包含着和体现着关于“现实的生活”的丰富多样的内容。它是对“总体性—矛盾—可能性”这一辩证发展过程的理性表达。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拉布里奥拉的观点很好地概括了列斐伏尔的工作：“我们的学说不是要把历史发展的整个复杂的进程归结为经济范畴，而只是要用构成历史事实的基础的经济结构（马克思语）来归根到底（恩格斯语）解释每一个历史事实。这样的任务要求分析并找出最简单的因素，然后再把彼此相联系的单个因素连结起来，即综合法。”

三、重构马克思的原初思想：再现当代人类社会的总体

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旨趣和根本方法为重构马克思的原初思想打下“地基”。“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构成了一个细胞核，是一颗充满活力的种子，是一种世界观的发酵”，“如果我们试图确定现代世界的方向并改变这个世界，那么它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重构马克思的原初思想”至少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方面。第一，“建构”本身是马克思思维方式的一个组成要素和重要环节。尽管马克思的思想中包含着哲学认识论的要素，但它从来都不是一种哲学认识论，而是一种历史辩证法。辩证法不仅是对过去和现存对象的分析，还必然包含立足于人及其活动来建构作为总体的对象，即再现不断生成着的现实内容。第二，“重构”意味着需要基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并通过一些新的范畴和概念来激发马克思思维方式的潜能，发展一种能理解并彻底改变当代社会的理论。

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原初思想的重构堪称一场独具范式革命意义的理论探险。他始终致力于再现具体总体的运动。无论是日常生活批判、都市理论，还是空间生产理论或节奏分析，都是列斐伏尔自觉构建起的总体的社会批判理论范式，是对现代社会历史变迁的理论再现。他在重构当代社会总体方面最初的理论探险就是其著名的日常生活批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到20世纪80年代《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问世的近40年的日常生活研究中，列斐伏尔不仅要获得关于日常生活的一般概念，而且致力于把握日常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特殊性，并试图指出改变社会生活使其超越现状的可能性。“《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通过一个‘因素’——日常生活——到达了一个整体（生产方式），这个因素给具体地接近一个整体提供了一条途径。”在分析日常生活在新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具有的总体性时，列斐伏尔指出，“日常生活，并非一般而言的经济，是新资本主义得以确立自身的层面。它已经把自己建立在日常生活土壤之上”，“不能把日常生活定义为一个较大系统的子系统。相反，日常生活是生产方式的‘基础’，生产方式通过计划日常生活这个基础，努力把自己构造成一个系统”。列斐伏尔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把日常生活建构为理解资本主义在新的阶段生产自身的一个“综合体”，基于日常生活理解整个现存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显然，致力于洞察和揭示社会生活并实现日常生活变革的日常生活批判与致力于在社会历史现实的矛盾运动中探寻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的一致性。因此，列斐伏尔认为：“作为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批判性的认识。”他的日常生活批判就是一种致力于理解当代社会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随着日常生活批判在研究社会生活整体方面的不断深入，自然产生了如下理论诉求：对当代日常生活的起源展开考察，对实际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对未来的可能性作出预见。列斐伏尔要对“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问题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他开始在全球范围的城镇化进程中探寻“总体”。“今天的‘总体’难道不能是世界范围的总体，首先是世界商业总体（对此马克思只是草拟了一个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列斐伏尔试图把都市构建为理解当代世界的“总体”。一方面，都市是“事实”。它不是出现在某个历史阶段，而是伴随人类的产生和生产实践的整个过程。只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开展，它逐渐成为社会关系再生产和社会矛盾、冲突的中心。因此，另一方面，都市是“概念”。它是把握“全部社会生活的要素汇合与集中的形式”，是分析当代世界的危机和可能性的总体性概念。为了更为透彻地理解这个总体，列斐伏尔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思想中汲取理论资源，写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1970）一书。他在该书中提出了一种有别于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的“主题阅读”（Thematic Reading）方法。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主题阅读”更切近地理解列斐伏尔重构马克思原初思想的方式。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侧重于挖掘文本中隐藏于“沉默”“缺失”“空白”等形式中的内容，以揭示文本的深层结构与理论总问题。而列斐伏尔的“主题阅读”另辟蹊径，其本质是把散落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关于城市和都市方面的内容汇集起来以便展开“重新阅读”。这种“重新阅读”不是对该主题的系统阐释，“它的目的是汇集碎片，同时揭示这些文本所共有的理论思想的概念和范畴”，而且要通过已有文献激起我们对问题的进一步探究并指引我们作出回答。这表明，列斐伏尔并非被动地发现“理论总问题”，而是以自己新的“理论总问题”，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的城市及其都市总问题”去“重新阅读”文本，使文本中关于这一主题的概念和范畴显露出来，并发展出新概念、新范畴来把握新的变化，对总问题作出进一步探究和解答，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提供认识当代现实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列斐伏尔从城市化进程的社会现实出发，注意到都市实践正慢慢从工业实践中剥离。他认为，这一现象背后潜藏着新的总体性实践的可能性。因此，毫不奇怪，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重新阅读”中，他逐渐发展出“空间”“空间的生产”等一系列概念，旨在进一步理解和再现资本主义社会整体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生产出一系列概念的基础上，成功地分析了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但是，《资本论》是“从交换价值和社会劳动进而讲到资本的有机构成以及基于剩余价值学说的（未完成的）关于生产的理论”。而自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代以来，资本主义实现增长的手段是“占有空间”和“生产空间”。通过运用“空间”“空间的生产”等概念对这些总体要素进行辩证分析，列斐伏尔使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更新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有了清晰的、确定的内容和实践指涉物。而这一切为他进一步探究马克思的未完成的生产理论提供了思想准备。

不难发现，列斐伏尔把马克思的思维方式作为重构马克思原初思想的理论内核，其不同时期对不同重大主题的研究都在寻找总体和理解总体。列斐伏尔始终致力于揭开社会客观性所呈现的幻象特征，一次次走向具体的社会总体研究。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如“日常生活”“都市”“空间”“空间的生产”等，它们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范畴相互映照又独具特色，成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关键理论工具。由此，他的辩证分析绝非仅仅停留于对异化存在的当代特征进行表面化的描述，而是深入社会现象的本质层面，试图重新再现社会总体的运动。他一再呼吁，要理解构建整个社会的社会关系再生产问题，并提出，与改变世界相连的革命性方案必须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方案，它必须要求生产一种彻底全新的社会关系”。

四、“使现存世界革命化”：“重构”马克思原初思想的困境及其超越

列斐伏尔不是一个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他来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不在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或内容，而在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原初思想。可以说，这一观点回应了卢卡奇的如下主张：“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如何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奠定的方向发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对于列斐伏尔来说，这意味着“重构”马克思的原初思想，即遵循马克思具体总体的辩证法，立足当代社会历史现实将其不断地具体化。我们以列斐伏尔与马克思思想的深层关联为线索，对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历程和发展逻辑展开剖析。从中可以发现，重构马克思原初思想有三个关键环节。第一，真正理解马克思学说的思想旨趣以及马克思的辩证法。第二，从理论上抓住当代社会现实的主要矛盾。第三，正确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分析矛盾的总体并再现作为总体的实践。

毋庸置疑，列斐伏尔真诚地希望自己在哲学方面真正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也真诚地希望自己按照马克思奠定的研究方法发展、扩大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但是，同样不可否认，他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时，由于不能对其加以彻底贯彻，因而导致了其理论上的不足。具体来说，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他的“总体性”批判总被笼罩在乌托邦式的人道主义阴影之中。“总体性”原则和“具体的总体”是列斐伏尔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恢复以实践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旨在改变世界的革命理论是其初衷。然而，在运用具体总体的辩证法分析和重构现实时，他往往把“总体性”作为一个规范性范畴来使用，将之设定为对历史过程先验有效的真理。在列斐伏尔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论证逻辑：首先在思想结构里形成一个先在的关于思考对象的“抽象的普遍性”范畴，然后在接下去的论证中使其成为越来越“具体的普遍性”的概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关于社会空间的论述。列斐伏尔首先将社会空间界定为“被一个在（社会的和被决定的/决定的）空间实践中展开的力（force）（也就是生产力）生产”的空间，接着通过“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象”和“具象的空间”之间的辩证运动将其呈现为“具体的普遍性”。在论证中，他尽管强调了三元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什么”作为一个逻辑先在的总体始终在场，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其在何种条件下“退化成了什么”，又在何种条件下复归自身。“没有定局的终点”成了先验的逻辑起点和终点，“总体性”成了历史必然性。于是，强调面向现实及其可能性的辩证法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结构。这是列斐伏尔不得不面对的二律背反。“总体性”的这种“霸权”正是源于将辩证法与人的具体的实践活动分割开来。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有在实践中并通过实践才可能解决社会现实的矛盾。列斐伏尔当然清楚实践范畴之于马克思的重要性，也知道具体总体的辩证法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但他并没有将马克思的实践观贯彻到底。与此密切相关的是，通过实践的辩证法展现出来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和“革命的人道主义”也变成了乌托邦式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不过，列斐伏尔接受了乌托邦，认为其代表着向可能性进发的重要一步，尽管它的要求常常以失败告终。这样一来，马克思通过唯物主义的方式拯救出来的辩证法又被列斐伏尔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事实上，这一问题并非只存在于列斐伏尔的理论中，而是那些将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共有的。比如，卢卡奇把社会主义的自由设置成一种不由经验证明或驳斥的“绝对”，结果必然导致理论体系成为外在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并强加于人类生活的东西。Б.Н.别索诺夫等人就曾批评早年的卢卡奇“把历史基本过程看作是将历史发展引向预先设置其中的一种意识，因此，革命的过程，事实上，只能是意识‘更新’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夸大了异化、总体性、中介、自然界、社会意识和实践等范畴的作用”。

无论如何，这些富有成果的理论努力与尝试，甚至其导致的问题和失败，都清晰地凸显出重构马克思原初思想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揭示了这一工作所面临的困难。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厘清一系列理论问题，更为我们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回到马克思，尤其是回到马克思的早期思想，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原初思想，并不意味着要使马克思主义回到哲学。事实上，马克思始终对体系哲学持激进批判态度，他从一开始就致力于用辩证理性取代体系化的哲学。“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异化在马克思那里从来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揭示人类历史和社会现实矛盾运动的具有哲学重要性也就是批判性的概念和工具。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是要实现人道主义的历史化或历史的人道主义化，而是批判地和辩证地分析与揭示人的自我拯救的现实可能性。“‘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马克思思想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而不是要把哲学或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马克思思想只有在消灭了哲学之后才是现实，而且其本身就意味着哲学的消灭。

第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立足实践来揭示社会历史本身的矛盾运动，再现总体的现实。具体总体的现实不是经验观察到的历史事实，“周围的感性世界”不是“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因此，作为再现总体的实践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仅要从现实的人的实践出发去科学地分析和解释社会的现存状况，而且要立足现实的人的实践去扬弃现存状况。“分析”与“建构”是内在地统一于这一再现总体的理论活动过程中的，科学分析的方法和真正批判的世界观是不可分割地结合于辩证理性中的。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且只能是真正的科学分析和真正批判的世界观的统一。

第三，作为分析与建构、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必须“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这构成了重构马克思的原初思想的最终且最为核心的环节。这不仅表明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内核发展出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无法游离于社会历史进程之外，而且意味着我们必须主动且自觉地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成为理解现实的人的活动和生成着的人类社会的革命的自我意识。只有在实践活动中以及由这种活动所推动的现实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存在才具有正当性和真实性。在列斐伏尔身后，人们所处的世界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如果我们仍然相信现实存在于某种可理解的总体之中，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可以解释和改变世界，那么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将具体地探索总体的批判精神自觉地内化于对社会历史现实的理论构造中，努力建构能够解释并改变我们自己时代的世界且与人的革命性实践具体相连的总体性革命理论，依然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真实的人类社会生活和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从来都具有其丰富性和不确定性，但在这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动和生活之流中永远涌动着改变现存状况的渴望与希冀。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革命性本质的现实依据。或许，真正的理论智慧仍在于唤醒面向革命行动的批判的自我意识。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本杂志纸质版）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中山大学哲学系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