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政绩观研究

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202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要求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作为党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深掘党史富矿，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深邃思想和可贵实践，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校准政绩观提供历史镜鉴。

系统梳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论述与实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听党的话的政治底色、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多干实事的历史担当、检查到底与有错必纠的制度安排，是贯穿老一辈革命家政绩观的核心内容。

一、“为人民服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的这一经典话语，道出了共产党人政绩观的灵魂所在。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真正的政绩，体现在对人民怀有深情的关切，把群众一切看似细小平常的生活都放在心上，在柴米油盐中感受民生冷暖，在急难愁盼中彰显责任担当；体现在尊重群众意愿，不搞强迫命令，不搞“一刀切”，让群众真正成为政绩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更体现在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以群众的满意度检验政绩的含金量。

一要对人民怀有深情的关切，深入到普通群众医疗卫生、耕田种菜、吃饭喝水的每一个细节之中。1933年2月中旬，毛泽东向同情革命、追求进步的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提议，将医院改编为中央红色医院，并把它搬到瑞金。傅连暲欣然同意。毛泽东结束休养，回瑞金不久，即派人到长汀将医院及傅连暲全家迁移到瑞金。他看望傅连暲时说：这个医院，是我们的第一个医院，由你当院长。医院的任务很重，你要当好这个院长，首先得有一个观点，为伤病员服务。这个医院除了给红军看病外，也要给老百姓看病。他又说：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要结合进行，要教育大家讲卫生。2月25日，毛泽东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政府工作人员实行帮助春耕并自己种菜的训令，规定：凡属政府工作人员（从中央政府到乡政府），均须在不妨碍政府日常工作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动员起来，亲自下田，去帮助政府近旁的红军家属及缺乏劳动力的贫苦农民群众耕田。各级政府更须迅即采定旁近政府的空地或荒田，辟为菜园自己种菜。4月，住地叶坪遭敌机轰炸，毛泽东随临时中央政府机关迁居沙洲坝。他了解到当地群众饮用池塘水不卫生，便带领干部和群众挖掘一口水井。

二要尊重群众意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毛泽东尤其提倡文艺面向人民、文化教育面向大众的方针。1944年1月9日晚，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的平剧《逼上梁山》后，写信给该剧的编导杨绍萱（时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和齐燕铭（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文教科科长），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发展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在讲话中，他“称赞《解放日报》昨日发表的关于延安市完全小学在春季招生中学生骤增一倍的消息”。该报道说：“延安市完全小学在去年上半年以前，教学方针脱离群众，教的是天下国家大事，很少陕甘宁边区的事情，在学校所学的不能为群众服务，因此群众不愿送子弟入学。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听取了群众意见，改变了教学方针，教学内容增加了记账、写信、写路条、写契约、珠算等，自编一些介绍边区的乡土教材，并实行教学与生产相结合，受到群众的欢迎。”毛泽东评价说：“这是很好的一个新闻。这个小学现在办得很好，过去办得不好，群众不欢迎。这条消息说明完小已经做出了实际的成绩，应当广播到全国去。”

三要将人民至上的政绩观具体化、可操作化，“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提出人民标准的论断，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推动恢复高考制度、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每一项重大决策都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他强调：“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种深厚的人民情怀，贯穿了他整个政治生涯。

陈云身为经济工作卓越领导人，坚持民生优先，强调将人民生活放在首位。他提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先生活，后建设”的重要观点。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进程中，陈云强调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生活和生产建设的关系。他提出“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论断，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为确保农业安全和粮食安全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体现了强烈的人民至上价值取向。1983年6月3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这几年人民群众的生活比过去有了较大的改善，今后也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但是，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不能大于生产增长的幅度。”“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

二、“听党的话”：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

“听党的话”——这句朴素而坚定的话语，道出了正确政绩观最根本的政治底色。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纯则政绩观正，党性弱则政绩观偏。真正的共产党人，首先要有“忠实地服从党的领导”的政治自觉，把个人追求融入党的事业，做到党指到哪里就战斗到哪里；要有“功是党的，是群众的”的清醒认识，不居功、不诿过，把成绩归功于组织、归功于人民；要有“讲真话”的坦荡胸襟，不夸大、不隐瞒，让政绩经得起人民的审视和历史的检验；更要有“具体着手细节着力”的务实作风，从细微处入手、在点滴中积累，把党的事业落实到一项项具体工作之中。

一要“忠实地服从党的领导”。朱德始终强调：“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1929年2月，中共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鉴于行军打仗和军情紧急，为了减少领导层次，会议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原由中共中央任命的军委书记朱德的职权随即暂时停止。对此，朱德坚决服从，会后立即回归部队指挥战斗。

朱德指出，绝不能在公与私的问题上犯糊涂、出问题，要自觉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抗日战争时期，他告诫由苏区到白区去工作的同志，对违背“阶级觉悟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私心杂念“应该有所警觉”，“要突破酒色财气、富贵功名这个关”。针对革命作家要不要经过思想转变问题的争论，朱德明确表示：“我投降了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

二要谦虚谨慎，坚持“功是党的，是群众的”。朱德始终强调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离开了群众的支持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的”，“我们的英雄、模范都是依靠集体的力量和广大群众的力量完成了任务”。1944年，他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切不可居功。群众风起云涌，烈士牺牲性命，如果有功，功是他们的。”对于自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卓著功勋，他谦虚地说：“打了胜仗，功劳是谁的呢？是红军的，所有的红军。”“如果有人要把这个账算在我身上，我就把它推出去，上面推给党，下面推给将士。”

朱德始终强调：“不要为个人的地位、待遇等问题去苦恼”。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选举朱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后来，毛泽东曾经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1958年12月10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2月29日，朱德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并转中央书记处，指出：“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一致赞同的”，“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安排，派什么做什么”。最终，党中央接受朱德的提议，正式确定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朱德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候选人。

三要“讲真话”，“不报虚数”。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1959年4月，他再次谈到“讲真话问题”。他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周恩来同样反复强调“要提倡说真话”。1962年2月，他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尖锐地指出：“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他引用历史典故说：“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刘少奇把“丢掉了共产党人应该有的忠诚老实的态度”看作“丧失党性的表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作做得越不好、问题越多、缺点和错误越严重的地方，“那种不对党说真话的现象就越加厉害”。他强调，要正告不老实的人，“他们的前途是很危险的”，而老实人“最后是决不会吃亏的”，会取得“党和人民群众的最大的信任”。

四要具体着手细节着力，“任何轻视具体切实日常工作的倾向，都是不对的”。刘少奇指出：“共产主义事业的一切工作，党的一切工作，都是具体的，都是经过各个具体的党员和革命者去作好的。”针对某些“厌恶与轻视”做切实的具体的革命工作、自认不应当做“麻烦琐屑事情”的人，他尖锐地指出，党找不到“一种神通广大的、足以使他们扬名后世的、抽象的、一般的、并不麻烦的什么革命工作”让他们“称心如意”和“马到功成”。刘少奇以瓦特和牛顿从观察小事得出伟大发现为例，来告诫党员干部，细小的日常工作“并不是完全作不出英雄”。对有些同志为当英雄“要求做领导工作”的现象，刘少奇指出：“专门做一般的领导、只提方针任务而不做实际工作的人是没有的。而且一般的领导工作也是具体的麻烦的工作。”因此，每个同志都应当“多做日常的、细小的、麻烦的工作”。

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正确政绩观的前提和基础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两个“没有”，道出了正确政绩观的认识论根基。政绩靠什么树起？靠的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靠的是调查研究这个谋事之基、成事之道，靠的是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决策。离开调查研究，政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背离实事求是，再宏伟的蓝图也难免沦为空中楼阁。唯有把调查研究贯穿于政绩创造的全过程，才能在摸清实情中找准方向，在把握规律中精准施策，在问计于民中凝聚共识。

一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他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

邓小平坚定践行实事求是。他常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反复强调“拿事实来说话”。20世纪60年代初，面对国家困难，邓小平引用四川俗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强调恢复农业生产“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这种求真务实的态度，体现了对实事求是的创造性运用。1978年，邓小平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这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吹响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号角，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调查工作》一文是毛泽东在1930年5月所写，一度遗失。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首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期间批示印发这篇文章时，将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经过毛泽东审改的《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其中附有《关于调查工作》一文，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进行深入学习和讨论。信中指出：最近几年工作中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战争年代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毛泽东是党内调查研究的开创者。1930年的寻乌调查堪称典范。他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对各类物产产量、价格，商铺经营情况，农民分地情况，各类人群政治态度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调查研究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解剖麻雀式的深入细致。毛泽东通过一系列调查研究，写出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名篇，为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要依靠调查研究作决策。毛泽东强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他以第二次反“围剿”为例，当时觉得兵少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后来，他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他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毛泽东发自肺腑地说：“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

陈云在“依靠调查研究作决策”上作出典范。他主管经济工作期间，办事非常慎重，属于“举轻若重”的类型。他特别注重调查研究，尤为注重细节，对经济问题有深入理解。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急切地期待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但是，实践发展却步履维艰。在国民经济得到恢复的同时，又产生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对此，陈云保持冷静的态度，强调经济工作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量力而行，不能脱离实际地急于求成。首先要重视农业，“把农业搞上去”；“工业生产的重点在提高质量”，“质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费”。这种审慎务实的态度，正是实事求是在经济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四、“多干实事”：以实干出政绩

“多干实事”——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实则道出了实干出政绩的精髓。“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多干实事”，意味着要有直面矛盾的勇气，以担当精神妥善处理遗留问题，不回避、不推诿、不甩锅；意味着要有胸怀全局的格局，讲大局、抓大局，在整体中找准定位、在协同中推动发展；意味着要有刀刃向内的自觉，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转变工作作风，让政绩经得起人民群众的检验；意味着要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事业干在实处，而不是轰轰烈烈一阵子、留下问题一摊子；更意味着要有面向未来的远见，着眼长远、注重人才培养，为事业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后劲。

一要以担当精神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任弼时从16岁参加革命，到46岁英年早逝，长期抱病承担繁重的工作，“凡是自己经手的，一定要负责到底”。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关键时刻，他一连三次向党中央呈送《政治意见书》，要求武装工农、实行土地革命。1938年到1940年初，任弼时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没有“新官不理旧账”，而是以担当精神妥善处理了王明、康生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使许多干部丢掉包袱重新走上了岗位。延安整风运动中，他鲜明提出对“肯负责任”的干部要奖励，对“不负责任”的干部要处罚，并指出“这对于巩固党的组织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合理的工厂管理和检验制度被废除，导致产品质量严重下滑。1969年4月12日，周恩来在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解决飞机生产质量事故问题时，严肃批评了这一现象。他指出：“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尊重科学的。”他强调：“不是逐步恢复，而是应当马上恢复！”在那个特殊时期，周恩来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纠正错误，对历史遗留的混乱局面进行果断“止损”和重建，展现了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风范。

二要从大局出发，讲大局、抓大局，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毛泽东经常要求大家，“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不要“只看见局部的小量的东西”，这样“才能正确地进行分析，才能在分析时不会犯错误”。毛泽东还强调，要处理好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关系。“要懂得抓紧每一时期内的中心工作”，“而不应该只忙一些零碎事务，把中心工作丢掉了”。“必须养成他指出，一切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具有照顾全面的整体观念，既要抓紧当前的中心工作，又不要放松即使不是当前的中心、然而是不可缺少的工作，不要只求简单、单纯，抓住一件，放弃其余；也不要对于某一件工作进行任意解释，作不适当的强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85年，中央军委作出百万大裁军决策，这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的一个重大行动。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他同时提醒，经济建设必须打牢基础、稳中求进。他指出：“我们宁可把调整的时间放长一些，把调整期间的发展速度放慢一些，稳一些。如果这个时候的基础打好了，以后发展速度会快。基础不牢，想快也快不了，欲速不达。”

三要反对官僚主义，转变机关作风。1953年3月3日，中央转发毛泽东对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报告的批语：“习仲勋同志这个报告很好。现发给你们，供你们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作参考。”前一日，习仲勋在关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分党组布置反官僚主义斗争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反映，官僚主义作风在中央一级文教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是极为普遍而严重的。主要问题：一是上面要求过高、过急，迫使下面发生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如在扫除文盲方面，我们曾经希望在几年之内完成全国扫盲任务。由于计划订得过高，教学方法上把部队的一套照搬到工厂、农村，突击扫盲，结果出现了假毕业等现象。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因要求过急，形成许多学校普遍紧张，教授支持不了，学生消化不了，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健康。二是有些地方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需要调整。三是机关内工作忙乱、效率很低的现象普遍存在。真正“饱食终日”一事不做的人还是少见，多半属于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或是糊糊涂涂的官僚主义。根据上述问题，习仲勋提出：“我们反对官僚主义的基本要求，就是加强政治思想领导，改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具体做法是：第一，要把反官僚主义与当前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不采取暴风骤雨的方式，而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第二，对官僚主义要加以分析，对具体事、具体人，要抓住关键问题，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第三，重点放在党内。党员干部应多作检讨，不要把做错事的责任推在别人身上。第四，一面反对官僚主义，一面倡导和推行钻研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并注意合理分工，树立领导核心，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等。”

周恩来将官僚主义视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大敌，强调反对官僚主义，避免落入事务主义的陷阱。他说，事务主义虽然看起来辛辛苦苦、忙忙碌碌，但鼓的并非真劲，走的大多是过场。在工作中，周恩来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保持着高度警惕和毫不容忍的态度。1970年，他对一些部长频繁出国，劳而无功，进行了批评：“有的部长上任没有几年，出国去的地方比我还要多，但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他强调：“出国考察要注重实际效果，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无效劳动，造成浪费。”1973年，他在一个派代表团出国考察的报告上批示：“一定要精选能够学习考察一些知识，把经验、先进技术带回来的人去，不要来去空空，专门讲排场，无所获而回。”

四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展现出“功成不必在我”的宽广胸襟。他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需要长期艰苦的奋斗，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他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他深知建设事业的长期性，强调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为后人栽树、为长远奠基。

陈云在经济工作中展现出久久为功的政绩观。他反对急于求成，强调要稳扎稳打，量力而行。在引进外资和搞建设时，他强调优先保障民生，不搞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陈云的这种政绩观，体现了对历史规律的尊重、对人民长远利益的负责。他深知，经济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为追求短期政绩而损害长远发展。

五要着眼于长远，特别注意人才培养问题，“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上，要突出政治标准选人用人。邓小平深刻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在改革开放伊始，他就把“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定为用人的“主要的政治标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指出，选拔干部除了“年轻”“有业务知识”之外，“还要有好的作风”。他特别强调要选拔那些“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并将其“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

培养好年轻干部是邓小平始终关心的关键问题。他指出：“年轻干部只要选得准，搞好对他们的传帮带，加强学校的培养，是能够接好班的。”“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他强调老干部要发挥对年轻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对他们要传帮带，要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作风，要使他们能够继承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等优良作风。”除了传帮带和教育，邓小平还注重通过“压担子”培养锻炼年轻干部。他说：“把年轻干部放到第一线压担子，这个路子对，不能只靠人家扶着。他们受到了锻炼，提上来别人也会服气。”

五、“检查到底”：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效的抓手和保障

“检查到底”——这斩钉截铁的要求，道出了正确政绩观的落实机制。考核评价以科学的指标体系引导干部从追求显绩转向注重潜绩，是确立价值导向的“指挥棒”；“失败也不要紧”以敢想敢试的精气神鼓励干部开拓新路，是破解发展难题的“动力源”；有错必纠的机制以制度化的容错纠偏为担当者解除后顾之忧，是激励干部作为的“安全阀”。

一要经常地检查和督促工作，建立考核评价机制。任弼时强调，要对每一个工作计划执行情况“检查到底”，确保落实到位，特别强调“要懂得这个‘底’字”。他提醒党员干部，“工作中有了毛病还需要改正，有了经验还需要总结，总之，还需要经常的审查和督促。”他指出督促检查的三方面内容：“了解干部”、“了解执行机关”和计划“是否真正是从实际情形出发的”。为此，他还提出两种“互相配合”的方法：书面报告和实际执行情况相结合、从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只有综合运用好这两种方法，“才能使我们的审查更接近实际，更接近真理”。转战陕北期间，无论日程多么紧急，任弼时总是“抓住任何一点时间，召开检讨会，或者自己跑到兵舍里、马号里，检查行军备战情况”，全力保障党中央指挥机关的顺利运转。

二要敢想敢试，“失败也不要紧”。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强调改革开放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面对试验和探索中可能犯的错误，邓小平说：“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1979年4月，邓小平指示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习仲勋：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讲话中指出：“已经从各方面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要继续实行，不能走回头路。”198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进一步明确了创办经济特区的指导思想和改革开放措施。

1981年底至1982年初，有调查组到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做了调查，写了调查报告，警告道：引进外资成片开发，要警惕有形成变相租界的危险。这时，社会上一些人趁机指责经济特区的开拓者，说引进外资，开发特区，搞土地有偿使用，是沿袭历史的老路，搞变相租界，“卖国”，给海外资本家提供奴役和剥削中国劳动人民的“独立王国”，各种社会舆论和流言蜚语一度沸沸扬扬。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特区建设一直全力支持。1984年1月，邓小平亲临深圳、珠海两个特区考察，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实地考察的结果，证明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正确性，也坚定了邓小平对办好经济特区的信心。

三要在干事创业中勇于承担责任，知错能改、有错必纠。毛泽东强调：“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他说：“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他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认真对待错误，指出：“犯了错误能改就行，只要好好地去干，错误和失败就会走向反面，反面就是正确和胜利，不要抬不起头来。”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在工作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延安时期，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的建议一度引发争议，有人认为这会削弱边区的力量。毛泽东同样客观看待，认为这条办法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加以采纳并取得重要成效，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克服困难、增强战斗力，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刘少奇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典范。1947年，河北阜平等地试点土改工作，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对地主乱斗乱杀的情况。对此，刘少奇明确指出，第一要紧急刹车，第二不要责备下面干部，由他自己承担责任。同年夏秋，中央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把边区土改经验提高到政策上来总结，认真坦率地接受教训。1962年初，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动承担责任，坦诚地指出“这几年在我们的工作中是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的”，如果根本不承认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箧地承认，“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听党的话、调查研究、多干实事、检查到底与有错必纠这五个方面，在正确政绩观中构成一个辩证统一、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具体而言，其一，人民至上与听党的话相互支撑、互为表里。人民至上是党性原则的本质要求和价值归宿，回答了“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听党的话是人民至上的政治保障和方向指引，确保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偏离、不动摇，二者共同锚定正确政绩观的“灵魂”与“定盘星”。其二，调查研究与多干实事贯通知行逻辑，形成认识与实践的结合。调查研究为实干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前提，解决“干什么、怎么干”的认识问题；以实干出政绩是调查研究的价值归宿和实践检验，只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正确决策，继而将调研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效，政绩才能真正落地生根，二者统一于“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其三，检查到底与有错必纠构成激励约束并重的制度机制。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发挥着“指挥棒”作用，通过设置科学指标、优化权重导向，引导党员干部从追求显绩转向注重潜绩，从“对上负责”转向“对上负责与对下尽责相统一”；有错必纠机制则体现了党的自我纠错和自我监督的优势，既以制度化纠偏及时矫正探索中的失误偏差，又以容错保护为敢于改革创新者解除后顾之忧，二者在“严管”与“厚爱”的辩证统一中，为正确政绩观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总之，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政绩观的这五个方面，各有侧重、各司其职。人民至上与听党的话管“魂”，调查研究与多干实事管“行”，检查到底与有错必纠管“度”。这五个方面又相互依存、有机统一，共同构成正确政绩观从价值理念确立到实践落地、从个体自觉到制度保障的完整逻辑链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用毕生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正确政绩观的丰碑。这些跨越时空的政绩，是真正意义上的好政绩。我们要以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征程上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注释从略）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