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干事创业中表现坚强党性——刘少奇关于政绩观的论述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刘少奇认为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中，应当表现出坚强党性，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下面，我将从3个方面分享刘少奇的相关论述和以身作则的故事。

第一，愿意担负最艰苦和困难危险的工作。1935年冬，党中央派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当时华北地区经过多年严重白色恐怖，党组织绝大部分被破坏，“左”倾思想严重，局面很困难，有同志对他说“你这次去白区，是重返虎穴，任务艰巨”，刘少奇充满信心地答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期间，恢复和整顿华北党组织，纠正党内“左”倾错误影响，领导和指导华北地区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根本扭转党在白区工作中的被动局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得到中央的肯定，“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

1940年7月，刘少奇在新四军江北政治部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作了《做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他针对部分党员干部不愿意到“不安全，有危险，土地贫瘠，生活艰苦，工作困难，环境复杂的地方”开拓事业的现象，指出好的党员“只问这件工作对党对革命是否重要，他是否能够做。如果对党重要的，他能够做的，他不计较困难与否，环境复杂与否”。不应该“同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只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当时，面对抵抗敌寇、汉奸及顽固反动势力围攻的艰苦境况，这篇讲话在华中地区“建党宣传上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不轻视具体切实的日常工作。党性体现在把一切具体琐碎的工作提高到政治任务的水平。针对某些“厌恶与轻视”做具体工作、自认不应当做“麻烦琐屑事情”的人，刘少奇尖锐指出，他们“对党表示不满，抱怨党不栽培他们”，但实际上他们所谓的“理想工作”完全是“主观上的一种幻想”，党找不到“一种神通广大的、足以使他们扬名后世的、抽象的、一般的、并不麻烦的什么革命工作”让他们“称心如意”和“马到功成”。刘少奇以瓦特观察开水壶、牛顿观察苹果树这样的小事得出伟大发现，来告诫党员干部，细小的日常工作“并不是完全作不出英雄”。

1946年年底延安疏散工作完成大半时，刘少奇让师哲去检查大姐们和老弱病残人员的疏散安置工作。师哲在汇报检查结果时说，人员基本疏散完毕、“我看没有什么问题了”。刘少奇批评说“任何时候、对待任何事情，都不应该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一有这种思想，就会麻痹大意起来”，“应该时时刻刻考虑，并细心察看，检查在某处、某个环节上还可能会出现什么岔子，并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堵塞漏洞”，这才是有意义的。1945年，在同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同志讨论如何开展好妇女工作时，刘少奇提醒相关负责同志要“真正了解七八个村，解决了七八个村的问题”，才能找到农村妇女运动如何搞的基本答案。他一再批评空喊为广大妇女服务，没有做一点实事，只是“大喊大叫，装模作样，口号喊得高，样子装得象”，这是要不得的。

第三，超越“小我”融入“大我”。如何看待个人创造的“业绩”？刘少奇强调，就算因为很能干获得“很可以‘自骄’一下”的“伟大”成绩，然而“拿这点成绩和整个共产主义事业比较起来，又到底有多大呢？”当初年仅24岁，刚从莫斯科学习归国的刘少奇就在中共湘区委和毛泽东的要求下，参与领导闻名全国的、上万名工人加入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他组织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和汉冶萍总工会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会组织，以此作为自己工运事业的开端；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国家主席，长期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刘少奇的一生，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但是，刘少奇闭口不谈成绩，而是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勤务员。他清醒地认识到，党员工作做得好，不是依仗个人能力，而是“在党的指挥帮助之下忠实努力奋斗”。因此，任何党员的胜利都是党的胜利，“一切只有依靠党，离开党就没有一切。”刘少奇严肃指出，党员“就不应该有个人地位、个人名誉、个人英雄主义以及其他个人打算等等个人的独立目的”，否则，就会离开党的利益，“以致走到在党内进行投机”。1953年，刘少奇特意召集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的全体成员开会，谆谆告诫他们：“要全心全意为中央服务，不要打算在中央机关为自己搞出点什么名堂来。如果企图利用党给你们的工作条件为自己捞名誉地位，那是要摔跤子的。”刘少奇要求他们“坐得住”，“坐得住”就是安心工作，安心在中央机关做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坚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伟大蓝图细处落笔、心有大我为党尽责，是我们从刘少奇树立和践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正确政绩观的论述和实践中得到的启示。

以上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