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政绩观故事

周恩来同志自1927年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直至1976年去世，长达半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担任了26年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工作中求真务实、不慕虚名，始终强调“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反对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倡导实干苦干，将是否有利于革命和建设事业作为判断一切工作得失的标准。

一、强调“说真话”，要客观反映真实情况

1962年，在经历了“大跃进”的曲折后，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周恩来在会上尖锐地指出:“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我们要提倡说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他引用历史典故说：“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

周恩来在工作中不仅自己坚持“说真话”，也要求向自己汇报的人“说真话”。1958年，中央召开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大会，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来自家乡淮安的代表。当相关负责同志汇报粮食产量时，周恩来很认真地说道:“实事求是嘛，收多少就应该报多少。”两年之后，当淮安县委负责同志代表家乡人民看望周恩来并汇报农业生产、粮食产量时，周恩来再一次严肃地说:“对我要说实话，实事求是，收多少，就报多少，不要浮夸、不要说假话。”

二、强调“鼓真劲”，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周恩来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视作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大敌，强调“鼓真劲”，坚决反对一切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1963年，在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干部会上，周恩来曾对官僚主义作过鞭辟入里、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无情鞭挞。他列举了足足二十种官僚主义的表现，其中许多表现在当前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三令五申明确反对的。比如，他说：“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周恩来说：“我们必须反对那些空洞的不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的文牍，反对那些冗长的不经过准备不作出决定的会议，反对那些只会坐机关开会、签公文而不研究业务、不熟悉情况、不检查工作、不接近群众的工作人员，反对若干国家机关中的那些机构臃肿、办事拖沓、纪律松懈、责任不明的现象，因为这些实际上都是官僚主义的表现，是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国家机关的要求和人民事业的利益的。”

三、强调“做实事”，要实干苦干

周恩来是实干苦干的倡导者，同时也是实干苦干的践行者，是实干苦干的典范。

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王光伟同志回忆周恩来带领大家编制“一五”“二五”计划的情景时曾说：“一五”计划的编制，“主要是总理和陈云同志负责。那时，计划本子都是总理亲自审查的。总理亲自指导编制计划，审定计划。他工作非常细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乎每一个数字他都要过问，几乎每一个百分比他都要亲自计算，有些数字差错往往是总理纠正的。”而“二五”计划可以说是总理自己编制的，“这话不算过分，因为当时形势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非常顺利，第二个五年计划几乎还来不及编制。那个时候，富春同志到莫斯科去了，总理就亲自动手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亲自确定控制数字”。计划建议中的数字，“都是总理呕尽心血考虑的。他不仅过问每一个数字，而且经常是在他的西花厅宿舍计算到深夜，连文字都是他亲自定下来的。夜深了，由于工作时间长，疲劳得很，总理就披上大衣在院子里站一会。”“那时的工作程序是：晚上总理讲，白天按总理讲的算、改、写。第二天晚上再送到总理那里审查修改。这样循环，风雨无阻，夜夜如此，紧张工作约个把月。”

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凡是和他共过事、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人，都对此有极深的印象。

四、强调“求实效”，要以是否有利于革命和建设事业作为判断工作得失的标准

周恩来认为，要判断工作的是非得失，应该以是否有利于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否取得了令人民满意的效果为标准。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主持南方局工作，曾向南方局干部作过“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报告，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正确地评价、审查执行组织决定的情况。他认为，要检验落实组织决定情况，首要的便是：“不根据允诺，而看工作结果”；同时，“不根据室内纸上计划，而看实地情形是否做了或是否敷衍”；“不看形式，而看内容和实际是否正确地执行或被曲解了”。

周恩来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针对日益加快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周恩来提出“手工业在改造以后，品种只许加多，不许减少；货色只许更好，不许变坏；技术只许提高，不许降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最终表现是生产的发展和提高”。这些切实可行的目标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社会主义改造过于迅猛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

周恩来就是这样，在工作中始终实事求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解决了前进中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