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谈正确政绩观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和实践，为党员干部在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学习范例。

（一）坚持人民至上，“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前提是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的根本导向。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是否为了人民的利益，不仅是检验共产党人政绩的根本标准，更是衡量共产党人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根本标准。延安时期，毛泽东为张思德的牺牲发表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演讲，赞扬他“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并亲自题写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毛泽东为什么会高度重视一名普通战士张思德？正因为在他看来，“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他强调：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共产党人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二）尊重群众意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

尊重人民意愿，必须从群众的切身需要来考量，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毛泽东指出：“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不尊重“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欲速则不达”，甚至“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早年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中，毛泽东大力宣传“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并不能让农民改天换命，主张要破除封建迷信。但他同时提出，不能完全不顾群众意愿和觉悟，“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凭着主观臆断，简单化、片面化地理解群众需要，在工作中行不通。毛泽东主张要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扫盲运动中，毛泽东大力提倡“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的方针，有效解决了师资紧张的矛盾，群众中间出现“十字先生”“百字先生”“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的生动局面。毛泽东强调：做群众工作，要根据他们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且要综合考虑，“不能孤立地去做”。

（三）坚持造福人民，“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

为民办事、为民造福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要的政绩。坚持造福人民，就要“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毛泽东强调：党员干部“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为解决当地群众吃水困难问题，亲自带领军民挖了一口水井。新中国成立后，当地乡亲为纪念此事，在井旁立碑刻有“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这个故事后来被写进小学语文课本，仅用百十个字便描写出毛泽东时刻惦记群众疾苦，为群众排忧解难，以及群众深深感念他的动人场景。

（四）秉持务实精神，“不偷、不装、不吹”

秉持务实精神，来不得半点虚浮，否则就会走向劳民伤财、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极端。毛泽东强调：“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假话一定不可讲”。针对工作中有干部不顾群众利益而报喜不报忧、假话满天飞的现象，他指出这“是官僚封建东西”，“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有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向中央写致敬信、发祝贺电，并自认为“已获得相当大的成绩”，毛泽东对此提出严肃批评，指出这“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

秉持务实精神，要反对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毛泽东提出：“检查工作，应当用这个标准。凡是主观主义的，不合实际的，都是错误的。凡是用命令主义去办事，都是错误的。”对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不好现象，毛泽东深刻总结反思，提出要在我们党内“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他还强调：“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等等。

（五）坚持知错能改、有错必纠，“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

干事创业要正确对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主动纠正缺点错误同样是政绩。毛泽东特别重视在工作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为“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再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延安时期，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的建议一度产生争议，有人认为这会削弱边区的力量。毛泽东同样客观看待，认为这条办法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加以采纳并取得重要成效。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