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长征荆楚志 精神丰碑耀千秋——红军长征与湖北

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胜利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长征。在这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中，湖北这片红色沃土有着重要的地位。从这里走出了参加长征的多支主力红军，为长征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为孕育和实践伟大长征精神作出了重要贡献。

长征之前的鼎盛时期，在湖北及其相邻地区诞生和战斗的红军部队已发展到近10万人，地方武装约40万人，形成了强大的革命军事力量，为长征的胜利进行奠定了重要基础。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踏上长征之路；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西进，实际上开始长征；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长征。这三支红军主力部队，带着根据地的革命火种和群众的殷切期望，相继开始了战略转移。

1934年11月16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领导下,从河南省罗山县出发开始长征，1935年8月到达陕北。图为部队北上时过渭河

浴血远征 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作为长征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时两年的艰苦征战中，为长征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其中，红二十五军率先抵达陕北，成为主力红军北上的先导。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粉碎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北上战略转移的任务。红二方面军的长征，促成了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和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从1934年秋开始的战略转移任务胜利完成。

红二十五军作为“北上先锋”，以孤军远征的壮举为长征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这支重建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的红军部队，战士平均年龄不足18岁，被称为“娃娃红军”，却在长征中创造了多项奇迹。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2980余人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的长征。1934年12月开始，红二十五军在鄂陕边郧西、镇安等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在郧西湖北口回族乡虎坪村，红二十五军召开万人军民大会，宣传革命思想，当地群众群情激昂，纷纷参军，仅关防乡二天门村78户人家就有76人参加红军。至1935年5月初，鄂豫陕根据地人口近50万，耕地面积90多万亩，先后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10个区46个乡31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不仅为部队提供了休整补给的基地，更牵制了国民党11个团的兵力，有效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1935年7月，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来到红二十五军，带来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的消息，中共鄂豫陕省委毅然作出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迎接中央红军的战略决策。部队西进甘肃，攻占天水县城北关，切断西（安）兰（州）公路，牵制了胡宗南主力部队，迫使蒋介石接连发出电令调整部署，抽调兵力应对红二十五军，极大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北上压力。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抵达陕西延川县永坪镇，成为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长征队伍，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有利条件。抵达陕北后，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先后取得劳山、榆林桥战役胜利，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当中央红军面临严重经济困难时，红二十五军从仅有的7000元经费中拿出5000元支援中央，还送去大量武器、弹药和药材，解了中央红军的燃眉之急。毛泽东曾多次称赞红二十五军的主要领导人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这是对这支从湖北走出的英雄红军部队的高度肯定。

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历经艰险，出色发挥了“战略策应”和“维护团结”的关键作用。

1934年10月24日，奉命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路线的红六军团在贵州木黄与红三军会师。经中央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此后，红二、红六两个军团统一行动，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发动湘西攻势，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湖北地区先后取得忠堡大捷和板栗园战斗的胜利，成功吸引几十万追堵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有力支援中央红军主力突破层层封锁，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坐卧不宁，调集重兵发动新的“围剿”。由于此时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已经成为长江南岸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红二、红六军团与敌人兵力相差悬殊，遂决定突围远征至湘黔边。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主力部队转移后，留守根据地的红十八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依靠人民群众，凭借深山密林与敌军周旋，掩护主力突围。12月8日，红十八师奉命从龙山茨岩塘杀出重围，一路浴血奋战，经鄂西、川东、黔东，成功于1936年1月9日到达贵州江口与主力会合，归还建制。此后，红二、红六军团经贵州石阡强渡乌江，转向黔西地区，创建了黔（西）、大（定）、毕（节）根据地。由于强敌围攻，红二、红六军团又撤离黔大毕根据地改向乌蒙山北麓前进，与敌人展开了机动灵活的回旋战，在近1个月的时间转战1000余里，将敌人拖得疲惫不堪、晕头转向，最终成功摆脱了强敌的围攻。红二、红六军团原本想在盘江地区建立新根据地，这时朱德、张国焘来电，要红二、红六军团渡金沙江北上。红二、红六军团渡过金沙江，翻越哈巴雪山，与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红二方面军的重大贡献还在于推动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促成三大主力会师。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按照中共中央指令，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面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等坚决斗争，积极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战略方针，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在红二方面军的推动和影响下，两支方面军共同踏上北上征程。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甘肃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邓小平曾高度评价：“红二方面军推动红四方面军北上起了很大作用”。

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图为甘孜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歼敌1万余人，攻克9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到北川、南起梓潼、北到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红四方面军从此踏上漫漫长征征途。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为中央红军提供了大量粮食、衣物和弹药补给，抽调3个建制团3800多人充实红一方面军，并派出工兵部队帮助中央红军修建桥梁、开辟道路。徐向前根据红四方面军的经验，提议从各部队抽派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补充到红一方面军，先解决吃饭问题；红九军司令部还把十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四川地图送给红一方面军，为红一方面军熟悉地形、开展作战提供了重要帮助。

在包座战斗中，红四方面军部队忍着饥饿疲劳，在徐向前指挥下，抱着视死如归的革命信念，靠着高昂士气和不屈精神，歼灭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大部，打开了红军北上甘南的门户，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困死红军于雪山草地的计划。毛泽东在战后曾高兴地表扬说，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尽管红四方面军曾因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经历了南下的曲折，但广大指战员始终心向中央，坚持革命信念。在朱德、徐向前、刘伯承等以及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斗争下，红四方面军最终完成了北上的战略转移任务，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虽付出巨大牺牲，但始终坚守革命信仰，为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留在湖北境内的红军部队同样为长征胜利提供了重要战略支撑。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红二十八军在鄂豫皖边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建立东西数百公里的游击根据地，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湘鄂赣边的红十六师在湖北崇阳、通山一带开展游击斗争，恢复和开辟4块游击根据地，建立4个特委和4个军分区。至1936年底，在湖北地区仍保有九宫山、冷水坪两块游击根据地。在鄂豫陕根据地，红七十四师与国民党军“兜大圈子”，发挥灵活机动优势，在三省边界顽强转战。这一时期，湖北各游击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部队，以艰苦卓绝的斗争，钳制了大量敌军兵力，扩大了党在湖北的影响，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

铸就丰碑 伟大长征精神的践行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久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从湖北及其相邻地区走出去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践行了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为这一伟大精神的形成和丰富作出了历史贡献。

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是红军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支柱。红二十五军在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并有北上动向的确切消息后，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部队西征北上，以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这一战略决策反映了红二十五军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红二、红六军团的将士们在乌蒙山回旋战中，身处绝境却始终保持高昂斗志，坚信革命必然胜利，最终成功突围。这种坚不可摧的理想信念，支撑着红军将士在绝境中奋起，在挫折中前进，成为长征精神的灵魂。

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是红军面对风险挑战彰显出的特质。长征路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而在这些英烈中，湖北籍将士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20万参加长征的红军中，近6万人来自荆楚大地；16万长征英烈中，4万是湖北籍。红二十五军在泾川以西翻越王母宫塬时遭遇敌军突然袭击，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率百余人冲上塬头与敌军激战。战斗中，吴焕先不幸壮烈牺牲，时年28岁。噩耗传来，全军指战员悲愤万分，一鼓作气将敌军全部消灭。为掩护红二、红六军团主力突围转移，留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十八师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殊死奋战，多次从绝境中杀出生路，师参谋长刘风、第五十二团团长樊孝竹等先后牺牲。面对敌人残酷的围追堵截，红十八师指战员浴血转战，历时50余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受到贺龙的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在连续行军作战的情况下主动承担围攻包座的战斗任务，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回忆激战：“战士们用手榴弹、刺刀和大刀片同敌人厮杀。”“前面的倒下了，后边的又冲上去，同敌人展开肉搏战，一个山头也要经历几次争夺……有一位烈士，一只胳膊打断了，另一只手里还紧紧握着大刀片”。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革命火种。

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左）、军长徐海东合影

坚持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是红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长征途中，广大红军指挥员坚持实事求是，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作战部署，展现出高超的军事智慧。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根据敌情变化，果断放弃在桐柏山、伏牛山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转而创建鄂豫陕根据地，随后又根据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毅然撤离根据地西征北上，每一次决策都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红二、红六军团面对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发起的新“围剿”，认真分析敌我态势，按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的指示精神，决定转移到湘黔边广大地区，争取在敌军防守薄弱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样是吸取经验教训，实事求是的正确抉择。在强渡嘉陵江战役中，红四方面军为制定可行的渡江计划，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等率参谋人员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一二百公里了解敌情，选择渡口，根据川北地形和敌军部署特点，实施重点和多路突击相结合的战法，成功突破敌军防线，生动展现了实事求是的作战指导思想。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是红军维护革命团结的重要体现。长征是一场考验团结的远征，各路红军队伍始终以革命大局为重，坚守纪律、团结协作，成为维护红军团结的中坚力量。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后，将部队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药材、布匹等物资送给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还发动部队给红一军团的同志做棉衣。徐海东主动要求中央派各级干部加强红十五军团。无论干部来自什么地方，他都一视同仁，一样的关心、爱护和帮助。红二方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始终坚持团结原则，坚决抵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推动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为三大主力会师奠定了基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主动为中央红军补充兵员、提供物资，红一方面军则选派优秀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中任职，两军相互支持、紧密配合，展现了红军内部的团结友爱。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的群众路线，是红军最终取得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长征途中，红军将士始终坚持“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的宗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患难与共，赢得了沿途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严格遵守纪律，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在陕南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时，坚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广泛支持。红二、红六军团转移到黔西北后，广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红军的宗旨、苏维埃政府的纲领，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打土豪、分浮财运动。没收的财产、粮食、盐等，多数分给了当地的群众。红军还十分注意对少数民族的工作，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告诉苗族群众：“我们红军是为天下受苦受难的穷苦百姓求解放的队伍。”他还送给苗族群众30支步枪和2支手枪，叮嘱他们尽快武装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红二、红六军团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让少数民族的群众与红军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红四方面军翻越雪山时，徐向前看见一位同志身上只披着一个草袋，背上背着一口大锅，赶紧叫住正在行军的红三十九团九连连长，要找司务长询问情况。九连连长告诉徐向前，披草袋、背大锅的就是司务长肖永正，他把自己的棉衣送给了大冷天没有衣穿的群众。徐向前听闻后，二话不说，脱下自己的大衣给肖永正穿上。红军将士走到哪里，就把革命道理讲到哪里，把党的主张传播到哪里，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联系。

90年岁月流转，长征作为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光耀史册；90年薪火相传，长征精神从未远去，始终是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动力。

（执笔：吴翔，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副处长）

来源：《百年潮》（202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