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过广西

广西是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于1934年9月2日至10日，历时9天，途经今灌阳、全州、资源等县胜利通过广西，为中央红军的长征起到了先遣探路的作用。同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途经今灌阳、全州、兴安、灵川、资源、龙胜，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数万红军以血肉之躯，在桂北大地用牺牲与坚守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红军过境广西，翻越老山界，经龙胜进入湖南境内。

桂北六县的山山水水铭刻下红军的光辉足迹，广西各族儿女与红军结下了深情厚谊。红军长征在广西播下的革命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直至长成大树。

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过广西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部队北上和西进。1934年7月下旬，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8月7日，红六军团9700余人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下从遂川的横石、新江口出发，开始西征。队伍迅速挺进湘南，敌人闻讯后大为震动。湖南军阀何键立即任命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率部火速赶往衡阳一带堵截；桂系军阀也紧急调动第七军的两个师，布防于桂北黄沙河一线，由军长廖磊坐镇桂林指挥；蒋介石则严令湘、桂两方密切合作，竭力阻止红军西进。

红六军团在湖南境内辗转征战，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周旋，基本摆脱了围追堵截，于9月1日清晨逼近湘桂交界的蒋家岭、永安关一带。2日拂晓，红六军团在蒋家岭与桂军展开激战。当晚，红军借夜幕掩护，并在当地群众帮助下，抄小路闯过清水关，进入广西灌阳县甘塘坪，随即兵分两路：一路西夺文市，抢占灌江浮桥；另一路夜袭永安关，切断尾追之敌。守关的民团突见红军从背后杀来，惊慌失措，纷纷向蒋家岭逃窜。守敌第十九师原以为已击退红军，不料红军从身后袭来，顿时阵脚大乱，敌师长周祖晃险些被俘。3日凌晨，红六军团抵达文市并占领灌江浮桥。主力部队通过灌江后，为防尾追之敌，红六军团在河东留下第五十团一个营，由团长刘式楷率部阻击追敌。当日下午，敌军向红军阵地发起猛攻，刘式楷在激战中英勇牺牲。该营余部撤至河西继续抗击敌人，在几次打退敌人的冲击后，至傍晚才撤出战斗。4日清晨，红六军团到达全州县石塘一带，随即日夜兼程赶至湘江边的麻子渡，在界首上游的探朋岭涉水过湘江，向越城岭方向西进。为防止兴安方向的敌军尾追，红六军团派出第五十一团沿桂（林）全（州）公路向兴安搜索。该团击溃兴安守敌后，翻越三千界追赶主力，迅速向西延（今资源县境）方向前进。5日下午，红六军团前锋部队进入大埠头镇（今资源县城）。

白崇禧获悉红军过湘江后并未南攻兴安、桂林而是进入了越城岭，松了一口气。但他又担心红军从龙胜、三江一带回攻桂林、柳州，于是又调集第二十四师的第七十一、七十二团及第七军独立团，星夜赶往龙胜布防堵截。同时，命令第七军军长廖磊亲率第十九师和第二十四师的第七十团，从兴安和西延方向尾追红军。廖磊率部一路急追，进至三千界下的五福关时，被红军后卫部队第五十一团猛烈阻击，双方从早晨打到晚上，桂军始终无法前进半步，最后向打鸟界方向撤退。战斗中，红军第五十一团团长张鸿基英勇牺牲。

9月6日，红六军团主力成功甩掉了尾追之敌，进驻大埠头。在大埠头老街和旺田，部队短暂宿营休整，先后没收了20多户地主豪绅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随后，红军离开大埠头，向五排山区（今资源县车田）一带进发。7日，红六军团前锋部队行至大埠头以西的蔡石界时，遭到了敌机袭击。红军一面隐蔽，一面组织火力对空射击。一架敌机被击中，拖着浓烟坠落于石溪村前的稻田中，起火焚毁。8日，红六军团翻越海拔1700多米的蔡石界，抵达车田地域。此后，红六军团继续西进，部队于10日离开广西进入湖南城步县境。廖磊率领的桂军于11日才追赶到湘桂边界的大山，早已被红军远远甩在了后面。此时，廖磊见到的只是红军竖的一块木牌，上面写道：“此是湘桂交界之处，不劳桂军远送。”

红六军团长征过广西示意图

从9月2日进入广西境内到9月10日离开，红六军团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起到了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

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

1934年10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共8.6万多人，开始长征。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部队基本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动。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以重兵进行围追堵截。但红军利用与陈济棠达成的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较为顺利通过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数十万大军分五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面对敌人重兵逼近，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同国民党军队在灌阳新圩、全州脚山铺和兴安光华铺展开了殊死的决战，谱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极为悲壮的一页。

（一）血战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1.兵临湘江

当蒋介石判明红军战略意图后，决心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江以东地区。为此，他不惜调集重兵，布下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口袋阵”。

蒋介石先后调集中央军8个师、湘军7个师、粤军6个师、桂军5个师，共计26个师30余万兵力，由何键率领的“追剿军”（含薛岳指挥的中央军）牵头，联合粤军、桂军协同作战，凭借湘江天险，构筑起第四道封锁线。这道封锁线，以全州、灌阳、兴安三地为核心，组成了严密的“铁三角”地带，国民党军摆出“前堵后追、左右侧击”的合围姿态，等候中央红军向西硬闯。此时，红军已经陷入万分危险的境地，前路是天险湘江，身后是数倍追兵，唯有杀开一条血路，才能换来一线生机。

如果说蒋介石的兵力部署是红军面临的外部困难，那么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则为红军提供了一线生机。蒋介石的计划看似精密，却忽略了最关键的人心—他既要彻底消灭红军，又要借红军之手削弱地方派系。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一眼就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部队就像是一块“挡门板”，如果彻底关上红军前进的大门，将红军困在广西境内，那么广西就会对中央军门户洞开，蒋介石必然会借“剿匪”之名，派中央军进驻广西，削弱甚至吞并新桂系。在“有匪有我，无匪无我”的权衡之下，白崇禧制定了对红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策略，将原本沿湘江部署的南北阵形，调整为以湘江为立轴的东西阵形，原本铁板一块的湘江防线，一下子闪出了100多里的缺口。

白崇禧的目的是尽快让红军通过自己的地盘，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防范薛岳的中央军入桂，以保住新桂系的“一亩三分地”。他一面以红军进攻贺县、富川为借口，将全州、兴安的主力部队悉数撤回，一面电告何键，请求湘军“填接”防线缺口。何键也清楚地知道，一旦让湘军主力去填补那100多里的防线，湖南就会对中央军不设防，蒋介石的中央军必然会趁机进驻湖南，威胁自己的统治。于是，何键耍了个滑头，只让湘军接防到全州，并未延伸至兴安。

此时的薛岳中央军，也在“消极追击”：他们没有对红军穷追猛打，而是走走停停，刻意逼着红军去与湘军、桂军决战，自己则坐收渔利。东南方的粤系军阀陈济棠，更是早就与红军达成了秘密协定，红军过广东时，粤军几乎是“目送通过”，如今战火不在自己的地盘，更是出工不出力，消极避战。就这样，各派系互相提防、各怀鬼胎，蒋介石的合围计划彻底落空，湘江防线出现了罕见的“送客式追击，敲梆式防堵”的局面，给了红军突围渡江的天赐良机。

令人惋惜的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走到道县后，竟然停留了三天，错过了这一宝贵时机。等到红军抬着坛坛罐罐，以“甬道式”的缓慢速度抵达湘江渡口时，南北两路敌军已经重新调整部署、严阵以待。一场血战，就这样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渡过湘江的政治训令：“为着胜利的进行这次战役，要求野战军全部人员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的粉碎前进路上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击及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红军将士们以“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的决绝，向着火线奔赴而去。

按照部署，中央红军分四个纵队向湘江推进，第三纵队因山道不通受阻，改变了原计划路线，形成了红一军团主力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军委两个纵队居中，直驱湘江的态势。彼时的军委纵队，携带了大量笨重的物资装备，行军速度极为缓慢，毛泽东将这种带着坛坛罐罐的突围形象地称为“叫花子搬家”，刘伯承形容这样的行军阵形如同“抬轿子”，彭德怀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种笨重的行军方式无异于“抬棺材送死”，一语道破当时的凶险处境。11月27日，中央红军主力进至广西全州、灌阳一带，战场出现了短暂的转机：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率先渡过湘江，控制了兴安界首到全州脚山铺的渡河点，迅速架设浮桥。红三军团第四师也于28日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与红一军团形成呼应，共同守护渡江要道。此时的局势，本有机会让红军顺利渡江，遗憾的是，由于军委纵队行进迟缓，这转瞬即逝的有利战机被白白浪费。很快，国民党军发起猛攻，11月29日，各路“追剿军”纷纷向红军后卫部队发起进攻，桂军主力也分两路北进，向湘江东岸和西岸的红军发起突袭，战场局势瞬间急转直下，一场血战，已然无法避免。

湘江战役界首渡口

2.全力阻击

从11月27日至12月1日，为了守住湘江渡口和通往湘江的通道，红军阻击部队在新圩、脚山铺和光华铺三地顽强坚守，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斗，顶住了在兵力、火力上均占优势的敌人的猛攻，取得了中央红军全军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胜利。

新圩阻击战。11月27日，红三军团第五师李天佑师长率第十四、十五团和军委炮兵营（第十三团随军团部行动）从灌阳的文市、水车地域出发，赶往近百里外的新圩布防，阻击从灌阳北上的桂军，掩护军委纵队及兄弟部队抢渡湘江。当天下午，红五师赶到新圩，在板桥铺与桂军先头部队遭遇，打响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第一枪。红五师部队迅即对敌冲锋，桂军向南溃逃，红军追击到枫树脚一线构筑阻击阵地。

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

枫树脚在新圩以南六七公里处，离湘江约有四五十公里。这一带山岭耸立，满山的松树和簇簇的灌木丛，紧紧扼住灌阳到全州公路的道口，是敌人的必经之路。28日拂晓，桂军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向枫树脚发起猛烈攻击，新圩阻击战全面打响。这时，红五师经历了一个多月的长途连续行军，部队减员很大，也很疲劳，弹药缺乏，但全体指战员誓死坚守阵地，激战一天，桂军未能前进一步。入夜，红军后撤至杨柳井一线新的阻击阵地。29日起，桂军第七军第二十四师和独立团、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的部队也都先后投入战斗，向红军阻击阵地发起猛攻。29日战至午后，红军部队交替掩护，退守至板桥铺附近的虎形山和楠木山一线坚守。红五师第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先后负重伤，师参谋长胡震代理红十五团团长，不久即在战斗中牺牲。红十四团团长黄冕昌，也在战斗中牺牲。

11月30日，红五师奉命赶往界首，红六师第十八团赶来接防。红十八团在赶往界首的一路上遭遇敌机轰炸，延误了时间。仓促赶到新圩接防时，红军阵地已被桂军占领。红十八团在炮楼山和陈家背地域与数倍于己的敌军浴血奋战，最后寡不敌众，被桂军分割包围，全团指战员大部分牺牲，少数失散。

新圩阻击战中，红五师、军委炮兵营和红六师第十八团共伤亡3500人左右。其中红五师战地救护所收治的重伤员，由于无法随部队转移，不幸被地方民团搜捕。敌人为了恐吓群众，将他们石块缚身，推入附近的酒海井中残忍杀害。

脚山铺阻击战。11月27日，红二师未能先敌夺取全州城，红一军团遂将阻击阵地选在脚山铺一线。这时在脚山铺的红军只有红二师第五团、第六团和红一师1个团。脚山铺在全州城西南15公里左右，是桂林到黄沙河公路边的一个小山村。这里公路的两侧夹峙着两列小山岭，各有数个约两三百米高的小山头。山岭与公路呈十字相交，是扼守桂黄公路的高地，是敌人进入湘江的咽喉要地。

11月28日，湘军从全州城向南推进，与红军在鲁板桥等地发生前哨战。29日，湘军两个师在数十门大炮和飞机的掩护下，向红一军团阵地发起猛攻。红一军团第二师在尖峰岭顽强阻击，红二师第四团团长耿飚亲自率部在阵地上坚守。将士们抱着“人在阵地在”的信念，一次次打退数倍于己的敌人，并不时抓住战机发起反冲锋，用刺刀、手榴弹打垮国民党军整连、整营的进攻。在敌人的猛烈炮火和密集进攻下，第二师被迫退守黄帝岭。30日凌晨，红一师主力从湖南道县强行军赶到脚山铺。当日拂晓起，湘军也增加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发起不间断进攻，并向红军阵地两侧迂回。激战到午后，米花山、尖峰岭等前沿阵地相继失守。在尖峰岭指挥作战的红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他誓死不当俘虏，在敌人冲上阵地时夺枪自尽。激战到天黑，脚山铺阵地只有公路两侧最高峰—怀中抱子岭和黄帝岭仍在红军手中。为避免在晚上被湘军迂回包围，红一师和红二师分别撤到西南方向水头、夏璧田和珠兰铺、白沙一带，沿白沙河一线构筑第二道防御阵地。

此时，军委两个纵队刚先后渡过湘江，进抵鲁塘、洛江圩地域。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和红一、红三军团的部分阻击、警戒部队还在湘江东岸。鉴于防线过长，敌情严重，红一军团于深夜给中革军委发去电报，要求“军委须得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

12月1日凌晨3时半，中央局、军委、总政治部罕见联名给所有阻击部队发出电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全体指战员要“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12月1日，是脚山铺阻击战最为激烈的一天，湘军从四面八方向红军阵地冲来，红军指战员高举胜利旗帜，与敌人展开生死拼杀，敌人始终无法突破红一军团二十多里地的白沙河防线。直到下午，在完成掩护兄弟部队渡过湘江的任务后，红一师和红二师才边打边撤，进入越城岭山区。红一军团血战三天，以牺牲2000多人的代价，完成了阻击湘军、掩护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渡过湘江的任务。

光华铺阻击战。光华铺是界首以南5公里左右、桂黄公路边的一个小村庄，村北边不远有一条高10米左右的小山梁，是界首南面的屏障。

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四师接替红四团在界首的防务后，派红十团前出到光华铺，与兴安方向桂军对峙。29日和30日，军委两个纵队先后进抵界首以东，计划30日渡过湘江，但此时，桂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也从恭城车运到兴安。29日半夜时分，桂军企图偷袭界首渡口，光华铺阻击战在沉沉夜色中猛烈打响。红军阻击部队不惜一切代价，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敌我双方都没有工事作依托，在江边来回“拉锯”，反复拼杀。红十团团长沈述清率领一营在与敌反复争夺中，牺牲在湘江畔。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十团团长，他赶到指挥所不久，也在下午的一次阵前反冲击中中弹牺牲。团政委杨勇马上接替指挥，亲自带领全团实施反击，守住了战线。

当天，彭德怀等率红三军团部赶到界首，在浮桥附近设置指挥部，就近指挥阻击战斗和军委纵队渡江。红四师要守住光华铺阵地，又要保卫集结在界首以东的军委两个纵队的安全，还要守护从界首进入越城岭道路安全，不得不处处分兵。面对局部优势敌人的猛攻，战士们打得英勇顽强，保证了军委纵队安全渡江。

当晚，红四师主力向越城岭开进，防务由从新圩阻击战战场上赶到界首的红五师接替。但同时，桂军第七军第十九师一部也由桂林开进到兴安。12月1日，由于湘军已将攻势发展到绍水白沙河一线，桂军急于北上控制湘江沿岸交通要道口，攻势更加猛烈。参加阻击的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逐次抗击，战至午时，界首渡口仍控制在红军手中。下午，红三军团各部队已从界首渡过湘江，兄弟部队也先后从界首下游的凤凰嘴涉渡湘江，而桂军又炮击界首浮桥，并迂回到红军阵地后面，坚守的红军部队才撤离界首，经石门、苏家湾一带向越城岭方向且战且退。

光华铺阻击战，红十团伤亡数百人，其他参战部队也遭受了较大损失。但是红三军团各部队在敌人的枪炮口下，守如泰山，保卫了党中央安全渡过湘江，掩护了兄弟部队胜利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

3.抢渡湘江

在三大阻击战展开之时，抢渡湘江的战斗也在紧张进行着。1934年11月27日、28日，红一、红三军团各一部抢在国民党军之前赶到湘江边并成功渡江，控制了从界首到屏山渡约30公里的湘江江段的所有渡河点。界首渡口、大坪渡口、屏山渡口、凤凰嘴渡口，成为中央红军突破湘江的主要通道。

然而，渡江的部队带着大量辎重行军缓慢，大大延误了渡江的时间。当桂军主力分两路北进、湘军主力南下合围之时，湘江两岸的局势急转直下。在担任阻击作战部队的掩护下，军委纵队和红军各部队开始抢渡湘江。

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经由文市、石塘、麻市、界首，于11月29日晚进至界首以东地域；军委第二野战纵队途经水车、古岭头、大塘村、麻市，于11月30日上午抵达界首以东的月亮山一带。11月30日清晨，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经界首渡口浮桥抢渡湘江，当天进至越城岭山口的鲁塘。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则于黄昏时过江，之后到达越城岭山口内的洛江圩。

12月1日，是湘江战役最惨烈的一天。这天凌晨，除军委纵队和奉命打掩护阻击的前锋部队过了湘江，全军还有8个师没有过江。此时，国民党军发动猛烈进攻，占领渡口，以封锁湘江。在湘江以东的后卫部队和被打散、被切断的部队，大部分只能向麻子渡前进，从凤凰嘴一带涉渡湘江。12月1日凌晨，红九军团从凤凰嘴涉渡湘江，当日经咸水地域进入越城岭山区。红五军团部和红十三师在掩护兄弟部队通过，打退敌人进攻后，于12月1日天亮前从凤凰嘴渡口涉渡湘江。红八军团是损失最为惨重的部队。12月1日下午，红八军团才来到湘江边凤凰嘴渡口，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抢渡湘江。红军战士们蹚着冰冷刺骨的江水，在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的扫射中涉行。盘旋在上空的敌机不断轰炸、扫射，子弹如雨点般射向江面。红军战士一个接一个地向对岸冲去，在枪林弹雨中，有的成批倒下，有的被水流卷走。过江后，红八军团集结起来的队伍只剩1000多人。

蒋介石精心策划的第四道封锁线被红军突破。但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与第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近5000人因掩护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渡江，错失过江时机，被敌截于湘江东岸。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等绝大部分指战员后来壮烈牺牲。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这位年仅29岁的师长，率领全师与十几倍于己的敌人殊死激战四天五夜，最终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腹部中弹，伤重被俘。在押送途中，陈树湘扯断肠子，壮烈牺牲，用生命诠释了“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

（二）翻越老山界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向西疾进，进入了越城岭山区。根据敌情变化，军委决定放弃从西延地域向北经大埠头出湖南城步的计划，转而向西从龙胜进入湖南。这就必须翻越海拔2100多米的主峰猫儿山左侧的险峰—老山界。这里岭陡峰峻，有百步陡、雷公岩等10余处险道，对刚刚经历湘江血战的红军而言，无疑是又一个严峻的考验。

1934年12月4日下午，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开始翻越老山界。山道崎岖，荆棘丛生，红军战士们互相搀扶着，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山顶攀登。至12月6日，中央红军3万多人分别从不同的线路翻越了老山界山脉，径向龙胜的江底、马堤一带山区前进。时任军委第二野战纵队政治部宣传干事的陆定一后来在《老山界》一文中写道：“老山界是我们长征中所过的第一个难走的山”。这座险峻的高山，见证了红军在血战湘江之后的又一次艰难跋涉，同时也见证了红军将士们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12月13日，中央红军全部离开桂北，进入湖南通道县境。

在行进的途中，从老山界到黎平，党和红军的领导开始争论行军路线的问题。长征前被剥夺了领导权的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主张逐步得到了党的高层领导和越来越多红军指战员的支持。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中央领导人紧急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多数人支持，会议通过了西进贵州的决定。由于博古、李德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2月18日，党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行军的战略方向。会上经过争论，最终决定放弃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兵贵州。

红军长征过广西的深远影响

红军长征过广西先后只有28天，但却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特别是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的19天，是长征史诗中悲壮而光辉的篇章，时间虽然不长，但影响是深远的。在这片土地上，红军将士们以血肉之躯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以真挚情感赢得各族群众的拥护，留下了许多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

（一）更加认清“左”倾错误的危害

湘江战役是长征中的壮烈一战，给党和红军带来了刻骨铭心的教训。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这场血战，使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让越来越多的红军指战员们认识到了“左”倾错误领导的危害。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后来回忆说：“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后来回忆：“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这一仗，是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这次过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进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正是湘江战役血的教训，为后来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二）播撒革命火种

红军长征过广西，在险恶的战斗和紧张的行军中，红军发扬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的光荣传统，沿途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

红军首长和政工干部亲自做宣传工作，通过在群众会上发表演讲、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演出话剧（文明戏）、开会座谈等方式，大力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和政策，打破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消除了各族同胞对红军的疑惧。红军进入广西后，宣传人员沿途召开多次群众大会、书写大量标语，宣传党的政策。抢渡湘江后，1934年12月上旬，中央红军到达兴安县的瑶族聚居区千家寺，宣传队在当地留下了许多红军标语，开展革命宣传。12月初，红三十四师余部在从全州返回灌阳去湘南打游击时，经过立田村，得到村民的帮助，并将一批枪支弹药送给当地群众，鼓励他们开展革命斗争。红军关心群众疾苦，红军的一言一行，深深感动着各族群众，使各族同胞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是为各族人民谋利益的军队。1935年2月，兴安与龙胜两县交界的黄家寨、孟山、矮岭三个村瑶胞以“黄孟矮”署名，在才喜界石壁上刻诗“朱毛过傜山，官恨吾心欢。甲戌孟冬月，傜胞把家还”，传颂了红军与瑶族群众的鱼水深情。

党和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在后来的革命岁月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抗日战争时期，桂北地区人民挖出当年红军长征过境时埋藏的武器，组建起抗日游击队，英勇打击日本侵略者。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桂北地区最早出现的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正是在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龙胜县的江底、泗水、马堤、瓢里、平等地区建立起来的。

（三）实践民族政策

桂北地区是红军长征进入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这里居住着壮、汉、苗、瑶、侗等多个民族。1934年11月29日，在湘江战役鏖战正酣之际，红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并在《红星》报上刊登。这份文件主张民族平等和团结，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附有《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13条，成为后来党的民族政策具体落实的重要蓝本。这份文件的制定和发布，体现了党和红军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

进入龙胜后，红军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些政策。1934年12月6日，红三军团第四师首长在泗水的白面瑶寨与参加1933年桂北瑶民起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瑶族群众进行座谈，介绍了党的性质、任务和民族政策，旗帜鲜明地支持瑶族同胞的革命斗争。红军送给他们部分武器，号召团结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还在一块形似龙舌的巨石上留下了“红军绝对保护傜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的标语。更重要的是，红军将士将当时带有侮辱性的“猺民”改为“傜民”（后又改为瑶民），一字之变，让瑶族同胞感受到被尊重的温暖。这块巨石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红军岩”，至今仍是民族团结的象征。

红军在龙胜还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1934年12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所在的军委纵队途经龙胜县，夜宿龙坪、广南一带。在龙坪寨，敌人纵火焚烧村寨，并嫁祸给红军，企图以此破坏红军与少数民族群众的关系。大火迅速蔓延至古老的鼓楼。周恩来一面派出部队警戒、搜查可疑人员，一面与其他同志共同指挥部队奋力救火。红军指战员不顾个人安危，冲进火场将大火扑灭，保住了村寨和鼓楼。保卫局最后抓获了纵火犯，经过召开群众大会，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纵火烧房、嫁祸红军的罪恶行径，使广大群众明白了真相。红军还接济了受损失的群众。

红军实践民族政策的模范行为，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各族群众踊跃参军，舍生忘死救护红军伤病员，积极为红军带路，以实际行动来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桂北的少数民族地区。这段经历也为红军后来在其他民族地区顺利行军提供了经验。

（执笔：赵勇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李哲，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副处长；赵凯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二级主任科员）

来源：《百年潮》（202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