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基于《陈云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书的研究

陈云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许多重大事件，参与了党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组织实施，探索出许多管用有效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2025年6月，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学习陈云同志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并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即“坚持实事求是”、提炼“十五字诀”、“善于从战略上思考问题”和“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重要前提”。11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出版了《陈云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该书收入陈云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文稿82篇，其中部分文稿为第一次公开发表。本文即以该书为基础，力求站在新时代高度，对陈云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作一些研究和分析，进而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的思想支撑。

一、坚持实事求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

实事求是，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集中概括，是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方法论体系中具有基础性、根源性的意义。陈云始终注重“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深刻认识并创造性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解决中国具体问题。

（一）在三次向毛泽东请教“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连续叩问中，深刻认识实事求是的基础性、根源性意义

陈云从哲学深处认识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性，始于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他的点拨和启发。当时，他曾三次向毛泽东请教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第一次，他认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泽东对他说，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第二次，毛泽东还是对他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并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泽东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受到毛泽东的启发，陈云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起草的重要电报中寻找研究毛泽东“处理问题的方法”。他分析发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同时，陈云结合自身经历深入思考后得出一条结论：之所以犯错误，“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存在片面性”，“不合乎实际”。因此，“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

陈云通过寻根溯源，终于找到了犯错误的源头是思想方法不对头，而要少犯错甚至不犯错，最要紧的就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其中具有基础性、根源性意义的思想方法就是实事求是。这明确把实事求是纳入到基本思想方法的范畴，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深刻认识，陈云才能在工作中自觉坚持实事求是。

（二）从“根本思想路线”的战略高度，认识把握实事求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决定的作用”

每逢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大关头，陈云总是强调要依靠实事求是渡过难关、开创新局。1977年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撰写的文章，集中阐释为什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开门见山就亮明了核心观点：“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为论证这一观点，陈云系统回顾了毛泽东带领全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决同“左”倾教条主义等错误路线作斗争，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指引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不平凡历程。他总结说：“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说，最主要的是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基本原则，破坏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而后来中国革命出现“那种排山倒海、摧枯拉朽、迅猛异常的形势”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今天回顾起来，从革命的主观条件来说，全党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掌握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这个优良的作风，的确起了决定的作用。”

这些论述不仅明确把实事求是提升到“根本思想路线”、关系革命工作成败的战略高度来强调，而且以“决定的作用”来定位实事求是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意义，深刻阐明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必然逻辑。

（三）强调实事求是的前提和关键，是把“实事”搞清楚、看全面

关于实事求是的内涵和要求，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曾作过明确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遵循这一阐释的基本精神，陈云结合自身实践经验又作了进一步解读。1957年1月9日，陈云在中共商业部党组会议上指出：“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其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有些同志不花时间去弄清楚全面情况，弄清楚事物的本质，而是看到一些现象，就想当然，发议论，作结论，这是十分有害的”。1962年2月8日，他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强调：“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1978年12月10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1979年3月21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现代化建设时，特别强调要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指出：“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1987年7月17日，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实事求是的“关键是要把‘实事’看全面”。

这些论述清晰表明，陈云对实事求是内涵和要求的理解，明确分为“实事”和“求是”两个前后相继的环节，其中弄清楚、看全面“实事”是前提和关键，如果少了这一环，“求是”也就无从谈起。

（四）反对墨守成规和乱碰乱撞，主张把“发挥创造精神”与“遵守实事求是原则”相结合

实际情况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因此，实事求是也理应是动态调整的。“大跃进”运动中，出现了单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脱离客观实际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现象，影响了基本建设工作的实际效果。针对这样的情况，1959年陈云发表《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一文，在讲到如何理解贯彻设计工作中土洋结合、洋土并举的方针问题时，明确提出“创造精神和实事求是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并从哲学层面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多样化的宇宙，这是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一条法则。”这要求我们“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的不同要求”开展工作，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设计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挥创造精神，并且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创造精神，一方面同墨守成规相区别，另一方面又同乱撞乱碰相区别。”墨守成规的人和乱撞乱碰的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精神。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越是合乎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越是能够实事求是，他们也就越能够发挥创造精神”。

陈云提出的把“发挥创造精神”与“遵守实事求是原则”相结合的工作思路，不仅对纠正当时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的现象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从特定意义上说，已经蕴含了实事求是需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智慧。

（五）倡导“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论事不论脸”，将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延伸到立场问题上

陈云在讲实事求是的要求时，反复强调坚持真理、尊重实际，不要被个人的面子和得失所干扰。1945年5月9日，在党的七大上，针对部分干部中出现的“骄傲之气”以及如何正确看待犯错误的问题，陈云发言指出：“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关于这其中的道理，他解释说：“我们肩头担负这样重的任务，如果强调讲面子，在讨论问题时，就会不客观”，“讨论问题、看问题搀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如果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敌的力量。”1947年2月7日，陈云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会议上进一步概括提出了“论事不论脸”的要求。他指出：“论事不论脸，这里有个立场问题。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如果尽是为个人打算，一辈子也掌握不了这个方法。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就在这里。真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

这些论述阐明了实事求是不仅是方法问题，更是立场问题。如果立场不端正、出了问题，顾虑个人面子，担心个人得失，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这实际上把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从方法层面延伸至立场层面，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提供了重要内驱力。

习近平强调：“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成败的关键。”新征程上，我们要学习陈云始终依靠实事求是应对解决问题、指导推动工作的基本经验，自觉贯彻落实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坚持一切以人民利益和党的事业为重，尊重客观规律、勇于创新创造，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二、提炼“十五字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问题过程中，陈云总结提炼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一充满唯物辩证法的“十五字诀”。这15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一）前九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强调的是世界观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必须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其核心意思，实际上就是陈云概括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不唯上，针对的是不顾现实条件而对“上”的盲从，实质是如何处理上级与下级的关系问题。陈云强调，“领导方式的中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而是必须立足一时一地的实际，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把“上”和“下”结合起来，反对执行决议时“机械的千篇一律的应用”，反对不顾实际情况的“只唯上”。不唯书，针对的是不结合实际情况而对“书”的迷信，实质是如何处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陈云指出，不唯书，“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而是必须做到“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使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两者结合起来”，反对脱离实际读“死”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文当教条”。只唯实，针对的是“只唯上”“只唯书”的错误做法，实质是把作决策、办事情的根本出发点放在哪里的问题。陈云认为，这个根本出发点不是别的，就是客观实际，“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

对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九个字，陈云始终不渝坚持。无论是 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支持会议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还是 20世纪 60年代初，在毛泽东支持下参与部署和领导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农业生产；抑或 20世纪 80年代初，支持邓小平关于科学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陈云都始终坚持把研究解决问题、谋划推进工作的着眼点放在一个“实”字上。正如八宝山革命公墓陈云墓碑碑文中所评价的：陈云“毕生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为行动准则”。

（二）后六个字“交换、比较、反复”，强调的是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必须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全面系统、普遍联系、发展变化地观察和分析事物、认识和解决矛盾，克服极端化、片面化。按照这样的要求办事，就要做到陈云强调的“交换、比较、反复”。

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在陈云看来，要全面认识事物，就必须从多角度进行观察，否则认识就会是片面的，而把片面当成全面，就会犯错误。因此，这就需要善于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听反面意见，这是“少犯错误的保证之一”。比较，“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看清楚“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如果说交换重在掌握事物的全面情况，那么，比较则重在认识事物的性质和本质。陈云提出要“上下、左右进行比较”，“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受到主客观条件限制，人们认识事物往往难以一次完成，需要一个反复的过程。陈云认为，与“交换”“比较”相比，“反复”的过程更复杂，既要在决定对策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更要“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经过实践检验，如果是正确的认识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

陈云在革命实践中运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解决了许多棘手问题。无论是1946年11月面对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南满根据地的严峻形势，对“坚持南满”和“撤到北满”的利与弊分别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比较，毅然作出“坚持南满”的决策；还是1953年夏秋之际面对全国粮食供需出现“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的紧张局面，通过调看材料、集体开会、分别座谈等多种方式，把“所有的办法都提出来”，经过斟酌权衡，向中央提出实行统购统销的建议；抑或 1979年6月面对“宝钢是不是应该搞下去”的认识分歧，通过多次实地调研、多方听取意见，慎重考虑之后，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八点意见，陈云都娴熟运用并生动践行了“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

习近平强调：“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新征程上，我们要把握陈云总结提炼的“十五字诀”的精髓要义，既始终牢记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谋划工作、制定政策，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又熟练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善于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坚决反对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研究解决事业发展遇到的各种问题提供指引。

三、善于从战略上思考问题：“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思维能力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一项核心能力。陈云善于从战略上思考问题、谋划工作，强调“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形成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和有效做法。

（一）科学认识和处理局部与全局的辩证统一关系，善于在统揽全局中抓住战略重点

陈云一贯反对本位主义，主张树立全局和大局观念，注意“从大的方面看问题”，“打大的算盘”，把要处理的问题放到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和大局中来谋划和部署，在心中有数基础上，抓住关系全局和大局的重点和关键问题，进而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

比如，关于军事斗争问题。1942年10月7日，陈云在延安军事干部会议上，就如何“使领导工作做得好”提出三点明确要求，其中就包括“识大体，顾大局”，并指出：“在工作上，如果只看到你的一部分，就要发生本位主义，妨碍大局。”1947年三四月间，在阐释坚持南满斗争问题时，专门针对部队干部中存在的“怕伤亡、‘保’实力”的想法，陈云提出“近视眼必害自己，亦害全局”的重要论断。他说：“保持南满，有全东北全国的意义。 ”“在连续战斗中损失是不可免的，但以局部损失去换取全体胜利，正是保证每个局部取得恢复与发展的必要条件。”“要有局部服从全体的精神”。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进程充分证明了陈云这些论述的正确性。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陈云还指出，“有了铁的纪律的党，才能建立有铁的纪律的军队，以此战胜强敌”。树立全局和大局观念，局部利益服从大局利益，都是加强人民军队纪律性的题中之义。如果没有全局和大局观念，不讲纪律性，各个部队各自为战、盲目作战，那么，取得战争胜利是不可能的。

又如，关于财政经济问题。新中国成立伊始，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就提出要树立整体思想和全局观念，办事要有重点，要分清轻重缓急的明确要求。他在 1950年二三月间的几次讲话和报告中集中对此作了阐释。他指出：“要办的事情太多，但是不可能一下子都办，只能先办必须办的和不能缓办的”，因此要“树立整体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财政上的各项支出，必须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要集中力量，把财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决主要问题”；“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国大范围来看，如果发现自己的做法与全国的任务不相符，应该立刻觉悟，立刻纠正”。这一时期，正是由于抓住了关系全局的重点工作，国家财政经济状况逐步好转。1951年4月4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去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只有两个重点，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只此两事，天下大定。”对这个成功经验，他形象地概括为：“如果抓不住工作重点，那就如同在大海航行中把握不住方向。”到1952年底，全国财政经济状况获得根本好转，国民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就像陈云说的那样，只有从全局上进行把握，分清轻重缓急，把十分有限的财力投入到关键和重点问题的解决上，才能不迷失方向，取得“天下大定”之效。

再如，关于基本建设问题。陈云1959年发表专题文章，针对我国基本建设工作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了深刻剖析。对于工业布局，他指出：“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合理地布置工业生产力，是基本建设中具有长远性质和全面性质的问题，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必须按照‘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使目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使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结合起来。”对于建设重点，他指出：“基本建设必须首先保证重点。重点工业先建设起来了，其他工业也就可以接着建设起来。如果不分轻重，大家一拥而上，齐头并进，结果不仅可能使重点企业的建设得不到保证，而且一般的企业也难于按期建成。”安排建设项目包括“保证重点”和“照顾一般”两个方面。“只照顾一般，不注意重点，这是一种片面性；只强调重点，不照顾一般，这是另一种片面性。”正是因为我们党在领导开展基本建设工作中，注重从整体和全局综合谋划，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相统一，既突出重点又统筹兼顾，新中国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陈云的见解和做法揭示了“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的深刻道理。全局决定并统率局部，局部受制于全局，但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对全局产生关键影响。想问题、干工作，只有统揽全局，从全局和大局去考虑，善于把部门和地方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中谋划，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努力做到立足一域、心系全局，以一域服务全局，才能通过局部重点突破推动全局整体提升。

（二）科学认识和处理当前与长远的辩证统一关系，善于在着眼长远中把握战略方向

陈云向来反对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急功近利行为，强调要有历史眼光和政治远见，能够透过现象看到“现实的本质”和“它运动的将来”，注重把眼前和短期的问题放到历史发展大势中来谋划和部署，在明确长远目标和把准战略方向基础上，脚踏实地、有条不紊地做好当前工作。

比如，关于城乡关系问题。1951年5月16日，陈云在作财经工作报告时以较大的篇幅讲了城乡交流问题。针对有些同志只注意“收支平衡、投资工业化”两项工作的做法，他尖锐指出，只注意这两项，“对于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推销土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问题是关系到三亿八千万将近四亿人的问题”。因此，做经济工作一定要抓住城乡交流这一条，“不抓住这一条就等于没做事情，至少等于没做大事情”。1959年3月1日，陈云在讲到“企业布置”问题时再次讲到城乡关系，强调“必须充分注意工农结合和城乡结合的要求”。他进一步阐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全国各地更平衡地分配大工业，使工业和农业密切地结合起来。”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基础上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也是加速工农结合和城乡结合的方针”，“对于现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将来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都是有利的”。这些论述表明，对于促进城乡交流和工农结合的重大意义，陈云是站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的视角来认识和把握的。他提出的这些极具前瞻性的观点，对今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又如，关于发展速度问题。1962年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就国民经济调整提出建议，指出“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1979年3月14日，他和李先念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20世纪80年代，陈云多次讲到发展速度问题，指出：“最快的速度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不能要求过急”，“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由这些论述可见，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陈云主张稳中求进、快慢相宜，反对急于求成、快慢失当，充分体现了他从长计议把握好快与慢的辩证法的思想智慧。

再如，关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1981年9月2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有些问题必须考虑长期的计划”。他以水资源、重工业、城市污染等重大经济问题为例，分析现状，提出了着眼长远的工作建议。此后，1988年、1990年，陈云还就有关材料反映的污染和水资源问题作出批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等“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陈云强调的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也从侧面彰显了陈云在深刻把握经济发展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基础上未雨绸缪、早做筹划的深谋远虑。

还如，关于中青年干部培养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多次讲到这一问题。他指出：“我们搞革命、搞建设，搞得热热闹闹，切莫忘了要后继有人。”如果任由党内干部队伍老化、青黄不接的情况继续拖下去，“将是极大危险”，“对党的事业很不利”。因此，“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针对有人认为“中青年干部缺乏经验”的疑问，他回应说：“我们必须用发展的观点看待他们，不要只看到他们现在还缺乏经验。”“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放到实际工作的负责岗位上去，让他们挑担子，只要有三年五载，至多十年的锻炼，他们是一定能够锻炼成才的。”这些论述表明，陈云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根本大计和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从事业长远稳步发展的视野出发来研究中青年干部的培养问题。

陈云的见解和做法揭示了“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的深刻道理。历史的发展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短期目标从属于长远目标，长远目标引领短期目标，不从长远着眼，大势就看不清，方向就把不准。想问题、干工作，只有用历史的眼光展望未来，用发展的眼光审视当下，把阶段目标纳入到长远目标中统一谋划和考虑，既登高望远、又脚踏实地，多办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才能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至千里。

（三）科学认识和处理外因与内因的辩证统一关系，善于在自信自立中掌握战略主动

陈云一直反对迷信外国经验、丧失主体性地学习外国，强调要自信自立，注重把推进事业发展的基本盘构筑在自身的奋斗和力量之上，努力探索自己的路，主要依靠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不断解决中国具体问题。

比如，关于打破封锁、战胜困难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进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面对这样的局面，1949年10月8日，陈云在海关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封锁正积极地加速我们自力更生的生产。”“逼得无路走，就会打主意想办法。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怕困难的。”他在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人从井冈山、延安一路走来打破各种封锁、战胜各种困难的历程后满怀信心地说：“只要与老百姓结合在一起，我们是能够自力更生地克服一切困难的。”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以及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国家经济建设面临许多难题。1958年12月23日，陈云在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上指出：“现在主要靠我们自己搞”，“我们必须这样做，自己动手，准备碰钉子，不经过这个过程，学好本领是不可能的”。他鼓励大家，“不要卑视自己，要勇敢前进，破除迷信，发扬积极性和创造性”，“别人能干的，我们一定能干，而且会干得很好，会后来居上”。这些论述表明，面对困难局面，陈云一直强调要坚定信心、主动作为，依靠广大群众、依靠自力更生战胜困难。

又如，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化法”问题。改革开放之初，如何处理利用外资与自力更生的关系成为迫切需要明确回答的问题。陈云将其形象地概括为四个现代化的“化法”问题。1979年6月16日，他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直接指明：“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当然，主要靠自力更生。”9月18日，他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的汇报会上又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我们国内现有企业的基础是不小的。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以此“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1980年12月1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到借外债的问题，指出：“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1981年9月2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讲到：“外资的利用，怎么利用法，利用多少？我们脑子里头要有个框框”，要看对我们是否有利、可否利用。这些论述的核心意思，概括地讲就是，四个现代化建设当然要积极引进外资和技术，但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要充分考虑我们的实际需要和偿还能力，引进技术更要注重消化吸收以提高我们自身的水平。

再如，关于与资本主义打交道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陈云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他认为，既然要发展外贸，就要学会与资本主义打交道，因此，“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如果“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陈云还特别关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国际金融市场黄金和主要货币汇率、世界市场主要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变化情况及其发展趋势，并由此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提出可以用外汇“买些黄金”和“利用资本主义交易所”的建议。他解释说：买黄金不是投机和倒卖，而是为了保值和支付，不要怕接触资本主义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这些富有前瞻性的建议为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的大发展作了积极准备。1984年8月20日，陈云还结合钢铁企业建设工作创造性地提出：“利用世界钢铁不景气的机会，对国外要倒闭的钢铁企业进行投资，搞合营”，“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陈云说的“人家到我们这里来”与“到人家那里去”，实际上就是“引进来”与“走出去”。由这些论述可见，陈云认为，坚持自力更生并不意味闭关自守，而是要知己知彼、主动作为，加强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研究，敢于到世界经济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从而更好地自力更生、独立自主。陈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改革开放之初就能有这样的洞见，尤显可贵。

还如，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陈云对自己青年时期就选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笃信终身。20世纪80年代，他多次讲到要“充分看到对外开放后带来的问题”。对此，他主要强调三层意思：一是，“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有用的东西加快国内建设，这是完全正确的”。二是，“要充分注意对外开放中带来的消极东西”。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对这些消极现象，“不必大惊小怪”，但必须引起重视，“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三是，要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只要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看到这些现象，并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些消极方面是可以受到一定限制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陈云坚持自信自立，从容应对化解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消极现象和复杂问题的根本底气所在。

陈云的见解和做法揭示了“自信才能自立，自立才能自强”的深刻道理。事物发展变化是由内因决定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离开内因，外因将无法单独产生影响，事物发展变化也就无从谈起。想问题、干工作，只有坚持自信自立，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基点上，又统筹用好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提升综合国力，才能赢得和掌握战略主动。

习近平强调：“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新征程上，我们要借鉴陈云注重从战略上思考问题、打破僵局、化解难题、推进工作的大视野大格局，“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不断提升战略思维能力，立足“两个大局”、胸怀“国之大者”，善于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从战略上认识把握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增强战略的前瞻性、全局性、稳定性，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四、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重要前提： “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和优良传统。陈云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强调“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努力掌握全面情况，从而为科学决策奠定坚实基础。

（一）提出用90%以上的时间作调研、不到10%的时间作决策的著名论断

陈云在实践探索中总结出一条规律性认识，即所有正确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错误政策则往往是因为对实际了解不准确不全面，而“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由此可见，“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难者在弄清楚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基于这样的认识，陈云对调研和决策的时间占比作了大致九比一的具体量化。1947年2月7日，他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会议上指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1956年11月19日，他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又指出：“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此后，他多次讲到这一问题。这些论述虽然在措辞上略有区别，但核心意思是一致的。九比一的时间占比划分直观指明了调查研究对于作决策、定政策的基础性意义。陈云的这一论断与毛泽东“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的论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总结概括出“走下去”和“请上来”两种调查研究的方法

如何进行调查研究？陈云在实践探索中，逐渐总结形成了两种特点鲜明的有效方法。1961年5月25日，陈云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在华东、东北组会上指出：“我们必须下去调查研究，同时也要注意在干部中间进行调查研究。在干部中间多注意听反面的意见，这是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这里已经初步把下去调研和在干部中间调研作了区分。1990年1月24日，他在同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时进一步概括提出：“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前一种方法可简称为“走下去”。陈云强调不仅要走下去，更要深下去。他指出，下去调查有“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两种形式，前者得个概念，后者进行分析，两者要配合起来。针对那种不作调研和不作深入调研的现象，他尖锐指出：调查研究的方法，不是各个部门拿本子在会上念一道，“大家东插一句、西插一句，最后主持会议的讲一讲就通过了”，“也不是一个星期跑二十二个县，那样无非是坐汽车走一圈就是了。这种工作方法太简单”。后一种方法可简称为“请上来”。陈云认为这个方法有“真、快、广”的特点。“所谓真，就是他们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讲心里话。”“所谓快，就是当问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能够及时发现。所谓广，就是全国各省市各行各业，都有许多高中级干部”。在陈云看来，这一种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比前一种方法更重要，因为“到你熟悉的地方和熟悉的人中”去了解情况，更有利于“掌握真实情况”。陈云在工作中，经常运用这两种方法进行调研，为作出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前提。

（三）把听取群众呼声、解决群众困难作为调查研究和作出决策的根本价值取向

任何方法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来引领。陈云在调查研究中，始终坚持人民立场，践行群众路线，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需所盼，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1933年7月5日，他撰写《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一文，剖析农业工人工会的一名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存在四项错误，第一项就是“出席会议以前毫无准备”，没有同地方干部群众“谈一谈，问问工人有些什么要求”，不了解“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没有“找到提高群众积极性的环子”。概而言之，就是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1939年春，为更好指导华北地区党的工作，陈云听取多名到延安的地方干部的工作汇报，还专门同来自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的七位党支部书记谈话，掌握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大量情况。通过研究分析这些情况，陈云撰写了多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要经常了解群众的情绪，群众的呼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只有对群众切身问题有了很好的解决”，才能发动群众，“为动员计划之‘舟’准备好汪洋之‘水’”。1946年，陈云在指导东北地区党的工作时，了解到时任宾县县委书记的马斌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先进事迹，专门为《东北日报》撰写社论，号召发扬马斌式的群众工作。社论认为，马斌“能调查又能研究，能想问题”，注重走“下层路线”，“善于向群众学习”，“摸到群众的心理”，深入了解群众的实际需要和生活困难，想办法解决群众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在对编制“一五”计划、粮食统购统销、落实钢铁生产指标等问题进行调研时，陈云也十分重视问计于群众，解决好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总之，陈云把开展调查研究与走群众路线结合起来，紧紧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牢记“疑难不决的事情，要请教群众”和“要站住脚，就得有群众”的深刻道理，为调研质量和决策实效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善于开展典型调查、解剖麻雀

调查研究本质上既属于认识范畴更属于实践范畴，在明确了主要方法和根本价值取向后，还要付诸实践、深入实际，抓住典型进行认真剖析，形成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为决策提供参考。陈云指出：“为了避免犯错误，在开会、决定问题之前，要下去跑跑，搞一两个、两三个典型调查，仔细分析，使我们决定大政方针大体上不出毛病。”陈云多次开展典型调查，青浦农村调查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为克服经济困难，尽快恢复农业生产，1961年六七月间，陈云到家乡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了为期半月的农村调查。陈云曾于1927年在这里做过农民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也与当地干部群众常有联系，因此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在亲自下去调研前，陈云专门派了一个工作组先期作了调查。综合各方面情况，陈云认为小蒸公社的问题比较典型。调研期间，他吃住在农家，听了公社党委两次汇报，召开了10次专题座谈会，深入了解农民的“意见和情绪”。陈云调查得既全也细，小蒸公社当时有15个公办养猪场，他去看了其中10个，同时，他“自己还去农民家中跑了若干次，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通过仔细对比和剖析，陈云发现私养母猪比公养母猪在喂食、环境等方面都更好，产苗猪多，成活率高，因而得出“大部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的结论。在小蒸公社之外，陈云还注意找与青浦县条件相似的其他地方，进行横向比较，检验调查结论的普遍性可靠性，并与上海市委、江苏省委、浙江省委的干部交换意见。这次典型调查最后形成了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三个调查报告呈报中央，对中央有针对性地调整农业农村政策、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陈云在调研中注重抓住典型，运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善于以小见大、由个别到一般，从中找出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有效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

习近平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一定要学会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提高工作本领。”新征程上，我们要秉承陈云开展调查研究的成事之道，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经常、深入、正确开展调查研究，下到基层、走进群众，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既分析面上情况，又深入解剖麻雀，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努力形成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好办法，为作出重大决策、制定重大政策提供坚实基础。

五、结语

陈云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四个方面，各有侧重、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共同为实践中各类问题的研究解决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支撑。其中，坚持实事求是，本质上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践行，为研究解决问题提供认识前提；提炼“十五字诀”，本质上是对唯物辩证法核心要求的浓缩，为研究解决问题提供根本方法；善于从战略上思考问题，本质上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为研究解决问题提供战略指引；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重要前提，本质上是要使主观符合客观、主观更好地见之于客观，为研究解决问题提供科学决策。正是因为注意总结和运用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研究解决问题，陈云才能出色地完成所承担的各项重要任务，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陈云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来源于实践并经过实践检验，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要求，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因而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遍指导意义，是陈云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依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传承弘扬。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面对着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做到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一刻也离不开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指导。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注意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从老一辈革命家总结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汲取智慧启示，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判断形势、科学谋划工作，善于抓住机遇、勇于应对挑战，不断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奋力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执笔：李颖、高长武）

来源：《党的文献》（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