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逻辑、方法与价值

内容提要

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划时代的理论创造，具有严密的理论逻辑、科学的分析方法以及历久弥新的重要价值。从理论逻辑看，列宁帝国主义论以“生产集中”为起始范畴，以“垄断”为核心范畴，通过对五大基本特征的全面考察，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规定与发展趋势。从分析方法看，列宁坚持唯物辩证法，实现了数据分析与科学定性、现象考察与本质揭示、理论批判与理论建构、通俗论述与严谨论证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科学性。列宁帝国主义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列宁路径”，为甄别当代各式新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理论参照，为洞察百年变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关键词

帝国主义论 资本主义 垄断 生产集中 金融资本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变化，准确把握帝国主义的本质规定与发展趋势，进而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者亟须回应的重大时代课题。列宁长期关注和跟踪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他在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为代表的相关论著中，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实质、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作了系统而深刻的阐发，形成了科学的帝国主义论。在《帝国主义论》创作110周年之际，重读列宁的这部经典文本，系统梳理列宁帝国主义论严密的理论逻辑、科学的分析方法与历久弥新的重要价值，既是深化列宁帝国主义论研究的内在要求，也是洞察百年变局、回应时代之问的现实需要。

一、严密的理论逻辑

科学的理论建构离不开严密的内在逻辑。列宁以“生产集中”为起始范畴，以“垄断”为核心范畴，全面考察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辩证分析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规定与发展趋势。

（一）以“生产集中”为起始范畴

一项研究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与研究对象有关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客观存在，因为后者能反映该对象的本质规定与发展趋势。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作为分析帝国主义形成的起始范畴，生产集中既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直接的、客观的经济趋势，也内在地蕴含着向垄断转化的必然性。

生产集中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演进的社会历史性范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分散于众多资本家手中，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而展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升，规模较大的企业凭借新机器、新技术，更有效地节省了生产和管理费用，在与中小企业的竞争中逐步占据明显优势。在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作用下，“大鱼吃小鱼”式的企业兼并不断推动生产集中；与此同时，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断淘汰中小企业，加速了生产集中的过程。生产资料由此日益集中于少数大资本家手中，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被推向新的历史高度。由此可见，生产集中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不同，在帝国主义阶段表现出新的历史特点。

生产集中的客观趋势蕴含着帝国主义的本质规定。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基于剩余价值理论分析了资本集中的客观趋势，指出“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具有历史必然性。列宁将生产集中作为分析的起点，不仅在于其作为经验事实的直观性，同时也因资本主义向垄断发展的客观趋势，为帝国主义本质规定的生成提供了现实基础。垄断产生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生产高度集中后，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尤其激烈，部分企业为了避免两败俱伤达成暂时妥协，形成垄断同盟；另一方面，“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少数巨型企业形成以后，在生产资料、销售市场、交通运输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使得中小企业很难与之竞争。概言之，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形成垄断。

（二）以“垄断”为核心范畴

列宁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考察，围绕“垄断”这一核心范畴展开。列宁指出：“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垄断代替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推动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垄断具体地表现为垄断组织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控制。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考察了垄断组织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60和70年代，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种不明显的萌芽；19世纪70到90年代，垄断组织进入第一个大发展时期，但仍不稳固；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产高度集中推动垄断组织进入第二个大发展时期，资本家垄断同盟日益成为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基础，它们从单一部门内部的横向联合发展到跨部门的交叉联合，从一国范围内的垄断同盟发展到跨国的国际垄断同盟。列宁通过考察垄断组织的历史得出结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卡特尔等垄断组织成为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基础，“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

垄断与垄断组织的形成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关系产生了深远且根本的影响。其一，垄断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组织凭借对生产资料的高度控制，支配了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在内的资本主义整个经济过程，“它们彼此划分销售地区。它们规定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它们确定价格。它们在各个企业之间分配利润，等等”。价值规律虽然仍在更深层次上起支配作用，但其表现形式逐渐被垄断所扭曲。其二，垄断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垄断组织开展的大规模生产客观上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程度，但生产资料却进一步集中于少数金融寡头手中，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垄断改变了帝国主义的生产关系，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使帝国主义呈现出新的特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宁将垄断视为帝国主义的核心范畴：“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三）从基本特征展开论述

在列宁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具有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正如西方学者詹姆斯·莫里斯·布劳特所指出的，列宁对帝国主义分析的原创性和重要性，在于他将帝国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加以考察。列宁对五大基本特征的分析层层推进、内在贯通，完整地呈现了作为整体的帝国主义。从内容来看，“垄断”是帝国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关系，是帝国主义最根本的特征，是其他特征共同的经济基础。“金融资本”是垄断在资本形态层面的表现。生产集中与垄断的发展，使银行在经济生活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了工业垄断和银行垄断相结合，形成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资本输出”是垄断在扩张机制层面的表现。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将其垄断统治从国内扩展到国外，资本输出的作用日益凸显。“国际垄断同盟”是垄断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组织形式。金融寡头为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形成了国际垄断同盟，以便瓜分世界市场。“领土瓜分完毕”则是垄断在政治层面的重要表现。各帝国主义国家不仅在经济上瓜分世界，还通过战争等政治军事手段扩张势力范围。从逻辑关系来看，列宁以垄断为核心范畴，分别考察了金融资本这一资本形态和资本输出这一扩张机制的典型表现，进一步分析了世界范围内经济瓜分与政治瓜分等经济政治特征。这种层层递进的理论分析，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结构、扩张逻辑与发展趋势。

列宁对帝国主义特征的分析体现了历时性考察与共时性考察的统一，既有清晰的历史脉络感，又有宏阔的空间整体观。在历时性维度，列宁将帝国主义置于资本主义历史演进的整体脉络中加以把握，将其界定为有历史前提、历史展开和历史归宿的特定阶段。在共时性维度，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在全球空间范围内的政治经济表现。正如尼尔·哈丁所说的，列宁帝国主义论“不仅重新界定了时间”，“也从根本上重新界定了这种超越发生于其中的地理空间”。资本输出将全世界纳入金融资本的统治范围，国际垄断同盟在经济上瓜分世界市场，帝国主义强国瓜分世界，世界经济政治体系呈现为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不平等格局。

（四）以揭示历史趋势为旨归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有着鲜明的实践指向。他在《帝国主义论》序言中强调：“我希望我这本小册子能有助于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经济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可见，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旨归是科学揭示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指导。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其中，“寄生性”主要表现为垄断利润使一部分资本家脱离生产过程而成为食利者阶层，金融寡头通过收取利息等方式不劳而获；“腐朽性”主要表现为垄断削弱了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相对停滞、技术发展相对迟缓，经济和社会全面腐朽；“垂死性”主要表现为帝国主义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限度，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且无法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得以彻底解决。基于这一分析，列宁将帝国主义视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肯定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性，并不意味着否定发展过程的长期性与复杂性。马克思、恩格斯既有“两个必然”的明确论断，也有“两个决不会”的深刻分析。列宁对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分析，同样科学把握了历史发展趋势与发展过程的辩证关系。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腐朽性”“垂死性”体现了帝国主义走向自我否定的客观必然性。所谓“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等资本主义的现实表现，则印证了历史发展过程的长期性与曲折性。旧事物的灭亡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与新事物的孕育和发展本就是同一辩证运动的两个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尚未达到完全激化的临界点之前，仍能够通过福利调节、科技革命、全球分工等多重机制缓和各类矛盾。因而，“腐朽性”“垂死性”的发展趋势在特定历史阶段表现为“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现象，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正在以更加复杂的形式持续展开。但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发展终究无法超越其内在矛盾，其“腐”的程度愈深、“垂”的态势愈显，就愈加证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二、科学的分析方法

科学的理论必然建立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之上。面对时代之问，列宁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将严谨的实证考察与深邃的理论洞察紧密结合，树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回答时代课题的光辉典范。

（一）数据分析与科学定性相统一

充分占有、使用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最新数据，是列宁界定帝国主义性质的重要方法。生产集中达到何种程度？银行资本集中到什么规模？列强对殖民地的瓜分达到什么水平？要科学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有确凿、可靠、全面的统计数据作支撑。列宁在《帝国主义论》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应当利用的，不是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而必须是关于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为此，列宁全面考察了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新出版物，并作了大量摘录、批注，形成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在这部准备性文本中，列宁整理、汇编了大量关于世界工业、金融、贸易等的最新数据，使《帝国主义论》建立在“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各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之上。

科学鉴别、加工与分析数据，是列宁从资料搜集走向科学定性的关键环节。列宁所面对的统计资料大多出自资产阶级政府的统计年鉴、官方报告或资产阶级学者之手。一方面，由于这些资料往往掺杂着阶级偏见，列宁特别注意将客观的经济数据与研究者的主观立场剥离开来。例如，列宁虽然在政治立场上对格·冯·舒尔采-格弗尼茨多有批判，但鉴于他“收集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关于英国帝国主义的事实”，而且数据基本可靠，因此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多次引用了舒尔采-格弗尼茨的《德国信用银行》《20世纪初的不列颠帝国主义和英国自由贸易》中的银行数据与殖民地数据等。另一方面，列宁还尤为注意数据间的交叉验证，对数据进行重新加工。例如，在关于英国殖民地面积的问题上，保尔·伦施的数据显示：19世纪后三四十年，英国殖民地面积增加了一倍。列宁没有轻信伦施的数据，而是批注道：“参看我列举的数字”列宁参考亨利·C.莫里斯《殖民史》及其所引用的《政治家年鉴》中的数据，进行了“我的计算”，得出了以下数据：1860年为250万平方英里，1880年为770万平方英里，1890年为910万平方英里，1899年为930万平方英里，进而在《帝国主义论》中得出了“英国特别加紧夺取殖民地是在1860—1880年这个时期”的结论。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同样引用了莫里斯和《政治家年鉴》的数据，但其计算结果有所不同，列宁发现这是“霍布森把‘保护国’(埃及、苏丹等)包括在内”所致。列宁以严谨的态度分析数据，将经验材料上升为理论认识，为科学定性提供了可靠依据。

在列宁的研究中，数据分析与科学定性相辅相成。相比之下，同时代的资产阶级学者以及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往往做不到这一点，也因此未能科学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一方面，离开数据分析的支撑，抽象的理论难免沦为纯粹的思辨。例如，考茨基之所以会陷入“超帝国主义论”的泥沼，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他脱离了对真实经济数据的考察，仅在头脑中进行概念的推演。另一方面，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科学定性，数据就会被作表面化解读，甚至沦为粉饰帝国主义的工具。例如，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将泰罗制孤立地当做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加以描述，甚至将其包装为资本主义生产理性化、组织化的表现，从而掩盖了其剥削本质。

（二）现象考察与本质揭示相统一

列宁在摘录黑格尔《逻辑学》时曾指出：“现象世界和自在世界是人对自然界的认识的各环节，（认识的）阶段、变化或深化。”本质作为隐藏于现象背后的内在规定，需要通过对现象进行科学分析来揭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情况，列宁从社会现象入手对帝国主义进行整体把握，凸显了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同时，列宁认识到，如果仅停留在现象考察层次，就会“只看到一棵棵的树木而看不到森林”，“盲目地复写表面的、偶然的、紊乱的现象”，而不能了解帝国主义的本质。唯有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导，才能从繁杂的现象与材料中提炼出帝国主义的本质规定。

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列宁特别注重剖析帝国主义现象的经济本质。他深入到政治表象背后的生产关系层面，从与物质资料生产紧密相关的社会关系出发，将帝国主义界定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垄断阶段的历史产物，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并进一步阐明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国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经济根源。这就使其帝国主义论得以超越同时代各种局限于现象描述的理论，呈现出深刻的理论穿透力。

列宁还注重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揭示垄断资本主义新形态的阶级实质。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分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他不仅指明了国家与垄断组织相结合的政治机制，还进一步揭示了其阶级实质——“国家的垄断不过是提高和保证某个工业部门快要破产的百万富翁的收入的一种手段罢了”。作为资产阶级保障自身利益的工具，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始终以维护和强化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为根本目的。埃伦·梅伊辛斯·伍德在《资本的帝国》中指出，分析帝国主义必须理解“资本主义中经济力量与非经济力量之间关系的本质”。通过分析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的阶级矛盾及其结构，为认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提供了理论指导。

（三）理论批判与理论建构相统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诸多新现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霍布森、希法亭、考茨基等思想家都对帝国主义作了理论探讨，但他们的理论普遍存在局限性甚至严重错误。列宁的理论是在与他们理论的批判性对话中展开的。

列宁开展理论斗争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对帝国主义政治解释的批判与超越。在列宁之前，资产阶级学者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多停留在描述政治现象、考察政策动因层面。霍布森虽然较早地考察了帝国主义，但他将帝国主义归结为少数金融家集团为牟取利润而推动的扩张政策，侧重于从特定利益集团的主观意图来解释帝国主义的发展动因，并认为可以通过调整国内分配制度来消除帝国主义的弊端。列宁批判道，如果不敢承认帝国主义与托拉斯的联系，不敢正视大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所形成的客观力量，那么对帝国主义的批评就是一种“天真的愿望”。通过对同时期理论家对帝国主义政治解释的批判，列宁确立了分析帝国主义的重要原则，即必须从生产集中、垄断、金融资本、资本输出等经济范畴出发，澄清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揭示其政治军事表现的经济根源。

列宁开展理论斗争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从对分配、交换等流通领域的分析深入到生产领域，彻底揭示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在《金融资本》中，希法亭对金融资本作了经济分析，列宁借鉴了他的很多观点，但希法亭的分析侧重从流通领域与信用机制说明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对生产领域中垄断的分析不够彻底。马克思指出：“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对帝国主义的分析，需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内部。因此，列宁将分析重心放到了生产领域，科学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发展趋势与历史前景。列宁在批判中阐明正确观点、在论战中探索科学真理，彰显了理论批判与理论建构的辩证统一。

（四）通俗论述与严谨逻辑相统一

美国学者约翰·威洛拜对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了这样的评价：“这部著作很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其作者后来的知名度很大，而也是因为列宁善于将精心的经验性研究和认真论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能力。”应该说，这一评价同样也适用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列宁对帝国主义的阐发坚持了通俗论述与严谨逻辑的有机统一，既不以“通俗”为名而牺牲理论的科学性与严谨性，也不以“严谨”为名而陷入脱离群众的学究式表达。

通俗论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立场与实践品格。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立足实践、掌握群众、改变世界的理论武器。在列宁看来：“最马克思主义=（转化）最通俗”，《帝国主义论》正好体现了这一要求。该书出版时，曾有人质疑“通俗的论述”这一副标题是否必要。列宁回应道：“《通俗的论述》这一副标题绝对必要，因为许多重要材料就是按照作品的这种性质来阐述的。”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尽量使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翔实的数据来揭示帝国主义的实质，阐明无产阶级“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为无产阶级提供科学的行动指南。

严谨逻辑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基本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语言形式的通俗并不意味着理论内容的弱化或庸俗化，相反，列宁以通俗的语言表达了严谨的理论逻辑和透彻的说理内容。从章节安排来看，除序言外，《帝国主义论》正文共十章。第一至六章层层递进地论述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第七章承前启后，对前六章作总结性概括并给出帝国主义的定义；第八章则对前述定义进行拓展和深化；第九章对错误观点进行理论批判；第十章作出最终结论，揭示帝国主义的历史命运。章节布局整体上贯彻了从特征描述到本质规定、从经济基础到政治表现、从理论批判到理论建构、从事实分析到历史评判的逻辑推进，论证深入、缜密、严整。

三、历久弥新的重要价值

伟大的理论既是对时代之问的科学回答，也是照亮现实的思想明灯。列宁帝国主义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闪耀着穿越历史的思想光芒，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开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列宁路径”

列宁帝国主义论承继了《资本论》的思想精髓和科学方法。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具体而言，列宁注意到了《资本论》从“商品交换”这个“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出发的考察方法，并在其帝国主义研究中遵循了这种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逻辑路径。因而，列宁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抓住了“生产集中”这一最基本、最突出的客观事实，科学分析了“资本集中”的内在趋势，提炼了“垄断”这一核心范畴，在此基础上系统阐发了金融资本、资本输出、国际瓜分以及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科学回答了时代之问，最终创立了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这是马克思《资本论》之后，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列宁路径’。”

列宁帝国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20世纪初的客观实际相结合，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指导。列宁帝国主义论锚定了列宁主义的时代坐标和历史方位，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列宁之所以能够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道路与策略作出一系列正确判断，是以其对帝国主义时代特征的科学把握为前提的。就此而言，尼尔·哈丁的观点不无道理：“列宁全部事业的基石就是帝国主义理论。”列宁帝国主义论是他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的重要标志，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二）甄别各种新帝国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引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演进，当代国内外学界出现了形态各异的新帝国主义理论，代表性的有戴维·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以及聚焦于帝国主义不同领域表现的各式理论，如揭示资源掠夺的生态帝国主义理论、批判文化殖民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反映数字霸权的数字帝国主义理论等。这些新帝国主义理论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客观上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样态。不过，经验材料的丰富与概念的更新，并不必然指向理论的科学性与原创性。科学甄别、辩证看待各种新帝国主义理论，需要坚持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科学方法。

第一，以列宁帝国主义论甄别新帝国主义理论分析的深刻程度。一些新帝国主义研究者敏锐地捕捉到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动向，积累了远比列宁所处时代更为丰富的经验材料。不过，如何将经验材料上升为科学的理论抽象，始终是理论研究中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哈维的《新帝国主义》是一部颇有影响的著作。该书探讨了伊拉克战争的根源，表示“已经公布的原因不能使人信服”，“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起作用”。在具体展开时，他将战争的原因主要归结为美国政府的地缘政治考量、试图转移国内矛盾及控制石油等方面。但相对而言，这些原因似乎还不够“更深层次”。在概念方面，哈维提出了诸如“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剥夺性积累”“空间修复”等多个具有启发性的概念。但与列宁帝国主义论清晰、严谨的逻辑相比，这些概念和相关论述呈现出多维、发散的特征，难以让读者把握其内在逻辑。马克思指出：“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只有穿透纷繁复杂的表象，才能抽象出理论的逻辑起点与核心范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代新帝国主义研究在保持对当代资本主义现象描述之“新”的特点的同时，只有进一步穿透各种帝国主义现象、发掘其本质规定性之“深”，才会更有理论说服力。

第二，以列宁帝国主义论甄别新帝国主义理论考察的全面程度。在列宁的经典论述中，帝国主义不是某种政策，而是资本主义演进的特殊历史阶段，是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现象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当代的新帝国主义理论，有的侧重生态维度，关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污染转移；有的侧重技术维度，关注算法、平台及其所形成的新的资本权力。虽然这些研究分别从某一领域切入并非没有道理，对现象的观察也不乏精当之处，但是相形之下，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方法论启示在于，如果忽略了与帝国主义的总体性联系，孤立考察任一维度都难以揭示现象背后真正的支配力量，反而容易将问题割裂为若干局部议题，滑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因此，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总体性视野，将新现象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逻辑中加以考察，否则，所谓新帝国主义理论便只能是局部维度之“新”，而缺少总体把握之“全”。

（三）洞察百年变局的思想武器

习近平指出：“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正经历深刻调整。在此复杂动荡的历史关口，列宁帝国主义论对我们穿透时代迷雾、科学洞察当代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之“变”的认识。相比于列宁所处的时代，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运用列宁帝国主义论，准确把握这些新变化，是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前提。从经济维度来看，垄断资本掠夺世界的方式更加隐蔽化和系统化。过去数十年间，全球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少数跨国高科技企业和超级金融机构集中，垄断巨头不再仅通过武力征服控制原材料和市场，而是通过技术标准、网络平台、算法规则以及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等，实现对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支配。从社会制度来看，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两制共处”时代。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一方面，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围堵、封锁与遏制，它们极力维持“中心—边缘”这一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另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展现出强大的制度韧性与生机活力，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当前，中国与少数西方国家之间存在制度与结构的双重摩擦，即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制度摩擦、强起来的中国与愈发焦虑的霸权主义大国之间的结构摩擦。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深刻揭示了所谓“文明”“和平”背后的野蛮和战争。在当代，少数西方国家除了动用武力来实施霸权行径以外，还采取了更加精巧、隐蔽的意识形态输出手段。它们尤其善于用看似具有道义性、普遍性的话语来包装和美化自己，以所谓“人权”“环保”“多元化”之名，行干涉别国内政、煽动“颜色革命”之实，将制裁、封锁粉饰为对规则和秩序的维护。因而，只有进一步追问这些话语背后体现哪些国家的意志、服务于怎样的资本逻辑，才能在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保持清醒。

与20世纪初相比，当今世界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但这些变化并未改变资本不断集中、垄断不断强化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相当程度上仍由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支配的事实，更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本质并没有改变，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分析方法依然有效。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不能苛求列宁为我们提供现成答案。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使命，是坚持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科学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新现象作出科学分析，在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逻辑中彰显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开放性与生命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