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 尽显忠诚

陈树湘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正值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际。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满腔热血地参加长沙反日爱国运动。1921年，陈树湘结识了在长沙清水塘从事党的工作的毛泽东，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指引下，陈树湘逐步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秋，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许多人对革命前途感到迷茫。但陈树湘毅然追随毛泽东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年9月，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次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开端。陈树湘自此在革命的炉火中进一步淬炼，理想信念更加坚定。随后，陈树湘跟随部队上了井冈山。

井冈山斗争极其艰苦，物资极度匮乏，敌人不断进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但陈树湘与战友们一起，在严酷的白色恐怖和血雨腥风中，燃起了“星星之火”。他历任红四军第三十一团连长、第三纵队大队长等职，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历次保卫战和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6月，陈树湘任红一军团总指挥部特务队队长，8月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特务队队长，负责对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警卫工作。他身经百战，屡建奇功，逐步成长为红军中的优秀指挥员。

1930年12月起，国民党军队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陈树湘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表现英勇。1933年7月，在宁化与清流交界的泉上战役中，他率部在雾阁地区设伏，全歼敌人一个团；在配合红四师攻占清流县城的战斗中，又在马屋击溃敌军一个增援团。1934年3月，陈树湘被任命为红三十四师师长，担负保卫闽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任。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泰宁一线，他指挥全师多次击退三万余敌军的进攻；在梅口防御战中，他率部连续作战七天六夜，大量歼灭敌军，成功阻滞了敌人的凶猛攻势。这些残酷的战斗，既锤炼了陈树湘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也进一步坚定了他对革命必胜的信念。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陈树湘奉命率红三十四师担任全军总后卫，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第一至第三道封锁线。在湘江战役前夕，总参谋长刘伯承和红五军团长董振堂将长征途中最危险的“断后”重任交给陈树湘。他深知任务之艰巨——全军八万多人马，而敌军四十万重兵前堵后追，后卫师将面临最惨烈的战斗。但陈树湘义无反顾，甘愿为革命赴汤蹈火。

1934年11月下旬，湘江战役打响。从11月30日开始，陈树湘率全师六千余名红军将士，同十几倍于己的敌军鏖战。这支队伍中，六千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他们以简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躯，顽强阻击敌人的疯狂进攻，为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渡江争取宝贵时间。12月1日，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终于渡过湘江。当掩护到最后一支部队红八军团过江时，红三十四师已从六千余人锐减至不足一千人，付出了极其惨重的牺牲。

完成掩护任务后，红三十四师已陷入敌人重围，数次强渡湘江均告失利，进退无路。面对绝境，陈树湘执行退回湘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命令，率部突围。在激烈战斗中，陈树湘腹部中弹，身受重伤。他用皮带压住伤口，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终于带领余部突出重围。部队到达道县驷马桥附近时，又遭遇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的截击。陈树湘因伤势过重，无法继续随部队行动。为了不影响队伍突围，他决定自己留下，仅带一名警卫员和一名通讯员牵制敌人。部队撤离后，陈树湘在驷马桥附近的洪东庙隐蔽养伤，不幸被捕。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陈树湘拒食、拒医，坚贞不屈。在被敌人抬往道县县城邀功的途中，他趁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伸入体内，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敌人残忍地割下陈树湘的头颅，送到长沙悬于小吴门城门示众。陈树湘牺牲后，道县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他的无头遗体与一同牺牲的警卫员合葬于潇水边的斜坡上。陈树湘用最惨烈、最决绝的方式，实现了“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这位英勇的红军师长，以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方式，完成了对党和人民的最后承诺。

（作者系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2026年07月31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