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重要讲话诞生记

在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中，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始终是全体中华儿女最炽热的夙愿，也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台湾问题作为国家核心利益，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弦，其解决不仅关乎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更深刻影响民族复兴的未来。

1995年1月30日春节前夕，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举办的新春茶话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富有时代特色的八项主张。这篇讲话的诞生，并非偶然的政策宣示，而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20世纪90年代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严谨调研、反复打磨，历时约两年，集思广益、凝聚各方智慧形成的战略成果。它既是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传承与具体化，也是指导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其诞生过程本身就是对台政策制定科学化、民主化的生动实践。本文从历史背景、起草历程、讲话内核、发布影响四个方面，还原这一重要讲话从调研论证到最终定稿的全过程。

一、历史背景：时代变局下的统一命题

任何重要政策文件的诞生，都深植于特定的时代土壤。《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讲话的酝酿，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格局、国内发展、两岸关系与台湾岛内局势的深刻变革，多重因素交织下，“如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成为亟待回应的时代命题。

（一）国内根基：综合国力跃升与港澳实践示范

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后，中国经济历经十余年发展实现质的飞跃。至9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商品市场活力迸发，外资大规模涌入，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快速崛起；基础设施建设持续突破，高速公路、铁路网络从沿海向内陆延伸，能源、通讯等支撑能力显著提升；科技领域成果频出，计算机、电子通讯等高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国家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这种发展态势，不仅能为两岸交流提供保障，更能以发展成果吸引台湾同胞增强对国家统一的认同，为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香港、澳门回归进程的推进，为“一国两制”构想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本。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确定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明确1999年12月20日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筹备港澳回归期间，中国政府制定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细化“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具体路径，此时此刻，海内外全体中国人更加关注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港澳问题的顺利解决，以事实证明“一国两制”的可行性，也让“以港澳模式推动台湾问题解决”成为更具说服力的方向，为讲话的诞生提供了实践支撑。

（二）两岸互动：交流升温与僵局待破的二重变奏

自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台湾当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政策难以为继、两岸隔绝状态被打破后，两岸关系呈现“交流深化但政治僵局未解”的特征。进入90年代，两岸经济、文化关系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两岸经济联系愈趋密切，各个领域的交流蓬勃发展，人民往来连年大幅增加，直接通邮、通航取得局部进展，台湾同胞特别是工商界对实现直接“三通”的要求更为强烈，我们争取实现两岸政治谈判的努力得到台湾各界人士更多的理解和赞同。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1993年汪辜会谈举行，成为两岸授权民间团体首次正式对话，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但交流背后，政治僵局始终是阻碍统一的关键因素。台湾当局虽允许民间交流，却在政治层面顽固坚持“三不”政策立场，甚至对两岸直接“三通”设置重重障碍。如何将民间交流的“热度”转化为政治对话的“突破”，如何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搭建两岸沟通的稳定框架，成为亟待通过政策设计解决的问题，也为讲话的酝酿提供了现实需求。

（三）国际格局：缓和趋势与外部干涉的交织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从两极对立转向一超多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为中国聚焦内政、推进统一大业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但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延续冷战思维，将台湾问题视为遏制中国发展的“棋子”。1990年至1993年，美国多次突破对台军售框架，向台湾地区出售F-16战斗机、“爱国者”导弹等先进武器装备；1994年更是出台“与台湾关系法”相关修正案，放宽美台官方往来限制，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过境美国、推动“副部长级”对话，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外部势力的介入，不仅为台湾分裂势力“撑腰打气”，更使两岸关系增添复杂变量。如何在国际社会清晰传递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如何遏制外部势力的干涉，巩固一个中国的国际格局，成为讲话需要回应的重要外部挑战。

（四）台湾岛内：分裂倾向抬头的紧迫警示

1988年蒋经国病逝后，李登辉接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其政治立场逐步从“表面维持一个中国”转向“隐性推动分裂”。进入90年代，李登辉公然鼓吹“一国两府”“对等政治实体”“分裂分治”，甚至私下场合宣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纵容“台独”势力发展，促成海外“台独”分子与岛内民进党合流，使“台独”思潮从暗流走向主流；推动以“中华民国在台湾”为核心的“宪政改革”，试图通过制度设计固化“两岸分离”状态；推行“去中国化”教育，篡改历史教材、淡化两岸文化联系，削弱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民族认同。

李登辉的分裂行径，使两岸关系面临“和平统一窗口期收紧”的风险。如何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坚定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如何争取台湾民心、打破分裂势力的舆论误导，成为讲话诞生的迫切动因。

二、起草历程：反复调研与九易其稿的打磨

《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讲话的诞生，历经“决策启动、初稿酝酿、多轮修改、最终定稿”四个阶段。从1993年6月至1995年1月，耗时一年半，修改近十稿，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严谨细致、审时度势”的精神。

（一）决策启动：回应形势的政策谋划（1993年6月）

1993年6月26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这是讲话起草的“起点”。会上，江泽民宣布调整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江泽民任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任副组长），明确日常工作由中共中央台办负责。针对当时台海形势的新变化，江泽民提出“要系统研究两岸关系和对台工作形势，制定新形势下的对台方针政策”，并根据汪道涵的建议，决定由王兆国牵头、汪道涵参与，从中央台办及相关部门抽调专人组成工作小组，起草一份类似“叶九条”的对台政策文件，最终以江泽民名义发表，为新时期对台工作提供明确指引。

这一决策是基于对“两岸关系需要突破政治僵局”的判断，既要继承《告台湾同胞书》、“叶九条”、“邓六条”的政策传统，又要针对李登辉分裂行径、外部势力干涉等新问题，提出更具针对性、操作性的政策主张。会后，由中央台办牵头、多部门参与的“台湾问题重要讲话起草小组”迅速组建，正式启动讲话起草工作。

（二）初稿酝酿：五易其稿的框架搭建（1993年6—9月）

起草小组成立后，首要任务是明确讲话的指导思想与核心架构。成员们深入研究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梳理1979年以来的对台政策脉络，分析两岸关系的机遇与挑战，形成共识：讲话需要实现“三个目标”：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打破政治僵局；“两个结合”：继承过往政策核心要义、回应两岸关系新诉求。

经过近三个月的研讨、论证，1993年9月，起草小组完成初稿并五易其稿，形成“初审稿”。此时的初稿设计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两岸关系发展历程，指出统一是客观进程。第二部分，提出八项政策主张，涵盖政治基础（坚持一个中国）、结束敌对状态、经济合作、直接“三通”、台湾国际活动空间、两岸高层互访、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号召全球中华儿女参与统一。第三部分，阐述统一后的制度安排。初稿暂定名为《江泽民同志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讲话》，起草小组建议在1994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发表15周年）以电视讲话形式发表，借纪念日增强政策影响力。

（三）多轮修改：随时调整的精细打磨（1993年10月—1994年12月）

初审稿上报后，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并未急于定案，而是根据形势变化反复研讨、调整，体现出审时度势的决策智慧。

1993年10月27日、12月21日，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初审稿。鉴于当时李登辉分裂活动初露端倪，两岸关系仍需进一步观察，会议决定“暂缓发表、继续打磨”，要求起草小组结合台湾形势变化优化内容，既要强化反“台独”的立场，又要保持政策的灵活性。

1994年10月，经过近一年的观察和修改，起草小组迎来重要转折。10月28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根据国际形势（如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统一的关注）与两岸关系新动态，调整讲话发表的场景定位：建议江泽民在出访东南亚四国时，系统阐述对台政策。同时，责成中央台办修改稿件，突出“邓小平对台思想传承”与“现阶段政策主张”的结合。10月30日，中央台办上报修订后的送审稿，标题改为《为实现中国和平统一而继续奋斗》。11月6日，江泽民在送审稿上批示：“原则同意，可否再仔细斟酌一下，在元旦前后选择一个适当时间用我谈话的方式发表”，首次明确讲话的发表方式与大致时间。

1994年12月23日，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此时1995年《马关条约》签订10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历史节点临近，春节前向台湾同胞发表讲话更具情感共鸣。会议确定“1995年春节前夕发表”的时间表，原则同意送审稿，同时提出修改意见：进一步精简内容，突出“以民为本”（如加强对台湾同胞的关怀）的对台工作理念。此次修改对讲话的结构进一步作出调整，改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首次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概括为七个方面；第二部分提出七条政策主张（由初稿八条精简合并），但尚未纳入“中华文化是精神纽带”的内容。

（四）最终定稿：凝聚共识的集体智慧（1995年1月）

整个起草过程凝聚了多方智慧。中央台办、国务院有关部门及中国社科院对台研究专家学者为核心力量。汪道涵倡议并深度参与研讨，结合对台工作实践提出诸多建设性的宝贵意见。钱其琛高度重视文稿打磨，亲自撰写提纲挈领的文字，对政策表述的重要分歧作出审慎取舍，确保讲话既坚守原则又具策略灵活性。

1995年1月，讲话进入正式上报审批阶段。此时，起草小组发现，已修改多稿的讲话中，“文化认同”这一维系两岸的重要纽带仍未充分体现，而李登辉正推行“去中国化”，亟需从文化层面反击分裂行径。

关键时刻，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曾任国务院台办主任）提出重要建议：依据邓小平1988年6月25日会见台湾客人时的重要论断：“发扬几千年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是我们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个是政治统一，一个是发展经济，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还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这些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提出在讲话中增加“中华文化是两岸精神纽带和统一的重要基础”的内容。这一建议被采纳后，讲话的政策主张从七条完善为八条，整体框架最终形成。

1995年1月下旬，经江泽民批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意，讲话标题最终确定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1月30日，在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新春茶话会上，江泽民发表了这一重要讲话，一篇影响深远的对台政策纲领性文件正式诞生。

三、讲话内核：八项主张的内容与创新

讲话全文3500余字，17个自然段，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言简意赅，围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这一核心目标，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展开，形成“开篇引言—主体八项主张—结尾呼吁”的完整逻辑架构，既继承过往对台政策精髓，又结合新形势实现多方面创新。

开篇引言，立足历史、直面现实的目标宣示。讲话开篇以两岸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为契机，向台湾同胞致以新春祝福，点明讲话旨在发展两岸关系、推进和平统一大业。通过回溯1895年《马关条约》导致台湾割让给日本的百年屈辱史及1945年台湾重归中国版图的重要史实，明确“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法理与历史基础；指出1949年后两岸因特殊历史原因分离，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促进中华民族全面振兴”是全体中国人的神圣使命。

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引言客观分析现实形势：一方面，梳理1979年以来中央“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大政方针的演进，高度评价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总结两岸人员往来、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的成果及汪辜会谈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直面“台独”势力抬头、外部势力插手的严峻挑战，结合国际形势缓和、港澳即将回归的机遇，强调当下是推进统一大业的重要契机。最终落脚到讲话核心目的：“提出关于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若干看法和主张”，既聚焦“现阶段”的现实操作性，又锚定“推动和平统一”的根本目标，为八项主张的提出作好铺垫。

主体内容，八项主张的系统布局与核心要义。作为讲话的核心，八项主张并非简单的政策罗列，而是在继承过往对台思想的基础上，针对新问题形成的系统性创新，其内容设计既坚守原则底线，又充满务实智慧，构成了讲话诞生的核心价值。

（一）坚守根本：一个中国原则的明确强化

针对李登辉“模糊一个中国”的图谋，讲话开篇即明确“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将“台湾独立”“分裂分治”“阶段性两个中国”等言行直接界定为“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分裂行径，从法理与道义上划清“统一”与“分裂”的界限。这种表述不再局限于抽象重申，而是具体指向李登辉当局的分裂行径，使一个中国原则从“理论底线”转化为“反分裂实践准则”，为讲话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根基。

（二）外交规范：界定台湾对外交往的主权边界

针对台湾当局“务实外交”抬头的趋势，讲话首次清晰区分“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与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活动：“不反对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允许台湾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并依据有关国际组织章程，以“中国台北”名义参与部分经济性国际组织，尊重台湾同胞参与国际交往的愿望，满足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但是，坚决反对其借拓展所谓“国际生存空间”之名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分裂活动。讲话明确指出，“进行这类活动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台独’势力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和平统一的进程”。同时表明，“只有实现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才能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真正充分地共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与荣誉”。这一界定使台湾对外交流“不越主权红线”，实现“开放交流”与“维护主权”的平衡。

（三）务实路径：分阶段谈判的创新设计

面对两岸政治僵局，讲话创造性地提出“分步骤和平统一谈判”思路：第一步，先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缓解两岸紧张局势；第二步，在结束敌对状态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并对两岸关系未来发展进行规划。同时明确“政治谈判的名义、地点、方式等可进行平等协商”，“在和平统一谈判的过程中，可吸收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人士的参加”，突破此前“国共两党谈判”的局限，扩大谈判主体的覆盖面，降低初始谈判门槛，为打破僵局提供可操作的路径。

（四）刚柔相济：军事立场的清晰界定

针对“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外界误解，讲话正式作出精准阐释：“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体现出对实现和平统一的最大诚意和对台湾同胞的善意；同时表明：“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清晰界定武力威慑对象。这种表述既保留反分裂的“刚性手段”，又传递出和平统一的“柔性诚意”，避免台湾民众产生误解，实现“战略威慑”与“争取民心”的统一。

（五）经济融合：推动两岸经济交流制度化

承接“经济交流先于政治谈判”的实践，将经济合作从“自发状态”引导到“政策引导+法律保障”的制度化阶段：提出“商谈并且签订保护台商投资权益的民间性协议”，将对台商的“鼓励”转化为“法律保障”，回应台商对投资安全的关切；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三通’”，推动两岸经济联系从“间接”转向“直接”，从“浅层互补”走向“深度融合”，以经济利益绑定增强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

（六）民心导向：台湾同胞权益的重点保障

讲话突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理念，明确“2100万台湾同胞都是中国人，都是骨肉同胞”，提出“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做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要求党和政府各部门，包括驻外机构，“加强与台湾同胞的联系，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关心、照顾他们的利益，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从“鼓励台商投资”到“加速实现直接‘三通’”，从“保护台胞正当权益”到“欢迎各界人士交流”，政策设计始终围绕“为台湾同胞谋福祉”展开，以民生关怀争取民心认同。

（七）精神纽带：中华文化的战略定位

新增的“文化条款”成为讲话的亮点之一。讲话指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呼吁两岸同胞“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这一表述直指李登辉当局“去中国化”要害，从文化根源上巩固两岸同胞民族认同，使和平统一不仅是“领土统一”，更是“精神与文化的统一”。

（八）破解僵局：开创两岸高层互动的政策空间

打破两岸高层“海峡咫尺”“老死不相往来”的禁区，讲话首次提出“双向互动”的构想：“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并设计出“礼节性走访”“共商国是”“交换意见”等多种高层互动模式，以“适当身份”规避身份争议，为高层沟通提供弹性空间。这一主张突破“官方、非官方”的身份桎梏，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为化解两岸政治分歧开辟了直接对话渠道。

结尾呼吁，凝聚共识，共促统一的使命召唤。讲话结尾引用孙中山“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的名言，呼吁“所有中国人团结起来，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全力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以富有历史厚重感与民族感染力的号召，升华讲话主旨，激发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共同奋斗的决心与使命感，为全文画上有力句号。

四、发布影响：开启对台工作新征程讲话的诞生，不仅是一次重要的对台政策发布，更开启了对台工作的新征程，其影响迅速辐射两岸及国际社会，成为推动统一进程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凝聚两岸共识，占据舆论高地

讲话发表后，迅速在台湾地区、港澳地区及海外华侨华人中引发强烈反响。台湾《中国时报》《工商时报》发表社论，称赞讲话“高瞻远瞩、实事求是”，“争取了舆论与民心”，“象征两岸关系新阶段的开始”。海外华侨华人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八项主张，呼吁“反独促统”。面对舆论压力，台湾当局不得不作出回应，虽仍坚持“分裂分治”立场，但也不得不重申“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领土”，“推动两岸交流”。大陆在两岸关系中占据主动地位。

（二）推动交流深化，夯实统一基础

讲话提出的“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加速实现直接‘三通’”等主张，成为推动两岸交流的“催化剂”。1995年后，两岸人员往来规模从每年数十万人次跃升至近300万人次；台商投资大陆范围从制造业拓展至服务业、农业，投资区域从沿海延伸至内陆；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常态化，“两岸青年交流周”“学术研讨会”“艺术展演”等活动蔚然成风，成为连接两岸的重要纽带。即使后来面临“台独”势力干扰，两岸交流的大趋势仍未逆转，为和平统一奠定了坚实的民意与物质基础。

（三）引领谈判进程，保留对话空间

讲话提出的“和平统一谈判”主张，为两岸政治对话提供了方向。1998年10月，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上海会晤，实现了两岸高层民间团体负责人的重要互动，推动两岸谈判从“事务性商谈”向“广泛对话”延伸。尽管后续因李登辉“两国论”、台湾地区领导人变更等因素，谈判进程遭遇挫折，但大陆始终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明确“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九二共识’，即可恢复对话商谈”，为两岸关系后续发展保留了关键对话空间。

（四）巩固国际共识，遏制外部干涉

讲话向国际社会清晰传递“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得到多数国家理解与支持。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继续坚守一个中国原则，拒绝台湾当局“重返联合国”的图谋；越来越多国家明确表态“不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美国等西方国家虽仍有干涉行径，但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讲话的发表，有效巩固了一个中国的国际格局，为和平统一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重要讲话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台工作智慧的结晶，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回应问题、解决问题”的政策典范。从1993年6月的决策启动，到1995年1月的最终发表，一年半的酝酿与打磨，不仅体现了对台政策制定的严谨性与科学性，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坚定决心与务实智慧。

（作者：国台办海研中心研究员）

来源：《百年潮》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