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关于江泽民同志历史贡献的三个观察点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十六大的13年间，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这里所说的决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探索走向成功的转折阶段。江泽民在谈起这段历史时曾经感慨，事非经过不知难。回顾这一阶段党的奋斗历程，特别是江泽民的历史性贡献，对于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迎接新的挑战仍有着借鉴意义。
一、迎着时代激流勇毅前行
处于历史转折阶段的这13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空前剧烈的时期。这一时期，世界迎来了继18世纪、19世纪的两次科技和工业革命之后，以信息化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高潮，人类社会生产力出现了百年一遇的大飞跃。也是在这一时期，维持世界稳定达40余年之久的两极格局轰然倒塌，世界进入了由一超独大向多极化转变的曲折发展时期。同样是在这一时期，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和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也陡然加速，全球化浪潮第一次真正波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社会生活。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和国内改革的不断深化，也使中国全面融入了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潮流，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和社会结构多样化浪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拉开了序幕。
展开这段历史来看，我国经历了三大外部挑战、两大内部转变和一个新的起点。
首先，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出了严峻挑战。其中有三大挑战最为突出：第一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这使得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低潮，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面临的世界格局变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秉持的国际战略方针提出了挑战。第二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低迷。这对于依赖国外核心技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突显出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沿海发展战略以及形成的经济结构提出了挑战。第三是以1991年海湾战争和1999年科索沃战争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冲突和局部战争。这充分反映出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和霸权主义的新发展，展现了新型高技术战争的特点和我国外部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对我国的外交工作和军事战略提出了挑战。以这三大挑战为标志，显示出世界正处在一个动荡不安、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转折阶段，要求我们以新的视角来观察这个新的世界。
在世界局势发生重大转折的同时，我国国内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大转变：第一是我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打破了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解放了生产力，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结构变迁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与第一个重大转变紧密相连，我国社会生活中还发生了第二个重大转变，就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跃升，我国首次出现由商品短缺向生产能力的结构性相对过剩的转变，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长期以来一直挥之不去的供求关系紧张的局面，通货紧缩的阴影取代经济过热现象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危险。这两个重大转变，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和我们党的执政环境都发生了巨大改变，社会主义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在中国人民战胜国内外的困难和挑战，不断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历史进程中，我国于1995年提前五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1997年又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超额完成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第二步发展任务，从此踏上了为实现第三步发展目标而奋斗的新征途。在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战略中，对第三步战略目标，只有总体的定性要求，没有分阶段的定量指标。因此，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也标志着我国正处于一个需要确定新的发展步骤和发展指标的新起点。
国际国内这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这些挑战归结起来就是要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积极迎接信息化、正确应对全球化、稳妥实施市场化、适时调控城镇化和多样化。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成功解决了在时代激流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性课题。具体可概括为明确三大目标，抓住第一要务，确立三个保障，把握三者关系。
（一）明确三大目标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包括经济方面的建设目标，也包括政治、文化方面的建设目标。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强调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围绕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总目标，进一步明确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文化，将这三方面的建设目标具体化、明晰化，使之形成了一个相互协调的整体，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同时为21世纪头20年的发展制定了规划。
（二）抓住第一要务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问题是首要问题。江泽民认为发展是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的关键，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他始终强调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以此为前提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发展。他指出：“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途径”，点明加快经济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他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全面总结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针对世纪之交我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全面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方针，为我国在21世纪初进一步加快经济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事业，提供了指南。
（三）确立三个保障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有发达繁荣的经济，而且要有成熟完善的制度和健康向上的文化，还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强大巩固的国防。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建设目标的重要保障。
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江泽民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他指出：“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增加党和国家的活力，充分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特点进一步发挥出来。”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和完善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新世纪之初，他根据当时我国政治建设的需要，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并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同时，江泽民特别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要求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二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保障。面对市场经济活动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和世界范围的文化竞争，江泽民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生活空虚，社会风气败坏，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不断促进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才能为发展经济、发展先进生产力指引正确的方向，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是在全社会建立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精神上武装起来。他高度重视提高民族凝聚力对于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作用，强调要把振奋民族精神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使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要求把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三是加强外交工作与国防军队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坚强的安全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江泽民全面分析了冷战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坚持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并据此提出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他指出：“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周边环境，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强调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他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开展全方位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既坚持把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点，又注意建立大国间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既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立场，又注意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积极寻求与西方国家间的利益结合点。他大力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主张各种文明和而不同、交流互鉴，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尊重世界多样性。他倡导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功应对了苏联解体后的周边问题，并为建立超越旧时代联盟的新型国际组织开创了先河。
国防军队建设是国家安全的保障。面对霸权主义的威胁和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挑战，江泽民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以建立与经济实力相协调、与国防建设需要相符合的军事实力，确保国家安全。他强调：打赢未来高技术战争，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是军队建设最重要的两大课题，必须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全面加强军队建设。他提出并完善了我国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推动军队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他提出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治军的规律，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同时果断停止了军队一切经商活动。
（四）把握三者关系
在改革不断深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客观环境下，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决定现代化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江泽民提出把“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他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要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要注意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要正确处理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重大关系。
江泽民和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在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关头，战胜重重困难和挑战，冲破了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节点，为我国的后续发展打开了前进道路。
二、面对历史性课题攻坚克难
解决好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败攸关的关键一环，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未解的历史性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长期不懈的探索，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明确破除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并存的传统观念。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上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目标虽已确立，但是如何真正建立起一套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兼容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保证社会运行的基本稳定，仍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内外有很多人断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可能结合，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扼杀市场活力，就是市场经济演变社会主义制度。如何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场巨大的考验。
（一）从宏观角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同市场的优势结合起来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首要问题。江泽民和党中央在提出这一改革目标之初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四个字是“画龙点睛”，强调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的不足，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因此，中央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中，一方面注重深化改革，积极培育市场体系；一方面注重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体系。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和实施步骤作出总体规划。此后，国务院又先后出台了涉及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贸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步破解改革中的道道课题，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二）从微观角度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升全社会的经济活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我们进一步明确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地位，建立统一、有序的社会主义大市场。经过几年的摸索，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正式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相应的基本分配制度的确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三）突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难点问题，带动改革全局
实现国有企业与市场的成功结合，在市场竞争中保护和扶持比较效益低的农业，是两大世界性难题。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在国民经济中起着支柱作用。如何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提高其素质，成功将其推向市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也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所在。江泽民和党中央确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明确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并就现代企业制度特征和要求作出了规定。此后，又先后提出了企业改革要与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搞好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放开搞活一般国有小型企业等一系列改革思路，为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与此同时，还通过下岗再就业工程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为国企改革解除了后顾之忧。在保护和扶持农业方面，江泽民和党中央逐步形成了以建立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为支撑，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总目标。此后，又先后提出了二、三产业加强对农业的支持，逐步形成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以工带农的机制；走开发式扶贫的路子，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在条件具备时引导农民走集约化发展道路，实现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新的飞跃等一系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三农”问题的工作新思路。
（四）把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统一起来，协调推进改革与发展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克服旧的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体制型障碍，还面临着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经济结构型障碍。由于长时期过度依赖增加投资、扩大规模、铺摊子、上项目的外延扩张型增长方式和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存在着大量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相背离的“大而全”“小而全”现象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这些问题与旧经济体制的遗存相互纠结在一起，阻碍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江泽民和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在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强调要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正式提出了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把实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与实行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一起，列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关键。
要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靠在科技进步和教育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合理利用资源，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江泽民和党中央于1995年正式把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提了出来。到2000年后，江泽民又根据世界科技革命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提出加快科技创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对我国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等一系列战略思想，为我国经济、科技在21世纪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应对新挑战，形成发展新思路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初步成功，一些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未曾出现过的问题开始显现。特别是出现了生产能力的结构性相对过剩，呈现出通货紧缩的趋势，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我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面临新的挑战。江泽民和党中央在应对新挑战的过程中，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战略方针和决策。
一是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基础上，促进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不可能像亚洲“四小龙”一样单纯依靠出口导向战略发展经济。江泽民与党中央在抓住亚洲金融危机的契机，提出扩大内需的方针，并将其与经济结构调整紧密结合起来，强调主要依靠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带根本性的方针。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扩大内需除了加大基础建设投资之外，把改善人民生活放在了重要地位，对提高农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收入的问题予以了高度重视。
二是走城镇化道路，逐步解决历史遗留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问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尽快奠定工业化基础，特别是为打下重工业基础而付出的代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社会结构束缚了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限制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江泽民在世纪之交提出了逐步解决我国城乡之间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问题，强调提高我国的现代化水平，解决农民就业和增收问题，必须调整农村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走工业化、城市化的路子，把农村人口尽可能多地转移出来。
三是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国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影响了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限制了我国经济的增长空间，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根据扩大内需的战略需求，江泽民和党中央在2000年正式提出了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科技和教育为重点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以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同时也为东部地区拓展发展的空间。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加强国内经济联合，促进生产力合理布局，使东、中、西部地区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经济，提高我国的生产社会化水平和经济效益、竞争能力，凝聚全国力量参与国际竞争。
四是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实行以“引进来”为主的对外开放战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内企业“走出去”的需求日益强烈。2000年前后，在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和注重市场多元化的同时，江泽民提出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国外的市场与资源；强调“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为我国经济进一步走向世界打开了思路。2001年，在江泽民力主之下，我国打破种种疑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把我国的双向对外开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这些方针和决策是紧密联系、相互协调的整体，是一个扩大国内需求与推进对外开放相统一、投资拉动与消费拉动相结合、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思路。其核心思想就是为我国经济开拓更大的增长空间，推动经济发展水平更上层楼。
三、展望未来挑战，筹谋长治久安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同时，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出现了多样化，导致了社会阶层乃至党员队伍的新变化。这种多样化既为社会带来空前的生机活力，使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得以释放，也使得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因受益程度的不同发生了利益上的差异，许多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未曾出现过的新情况新矛盾日益突出出来。西方一些人由此认定，中国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和政治上的多党制，最终走上西化、分化之路。面对这种新变化，如何在理论上解释理想与现实间的差异，如何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凝聚十几亿人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奋斗，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的历史时刻，江泽民围绕这一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课题，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要实现凝聚人心、团结奋斗的目标，我们党就必须有一个先进的、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纲领。毫无疑问，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十五大又明确了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这也就是党在当前的最低纲领。但是，在经济技术飞速发展、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多种文化相互激荡、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条件下，需要用最鲜明、最有时代感的表述把党的最高纲领与当前的最低纲领直至广大人民群众的具体利益结合起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江泽民在2000年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特别强调指出：“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论述全面完整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其中，先进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先进文化是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保证，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目的。三者的结合把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有机统一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的集中阐述，也是对共产党的性质、任务和根本宗旨的集中阐述。这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明确地把共产党的先进性要求，由对未来理想社会形态的追求，拓展到对社会前进动力及其形成机制的追求，从而通过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未来和现实之间架设起桥梁，把党的长期奋斗目标与当前任务紧密结合起来，把先进分子的理想追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与最广泛的各阶层群众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体现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体现了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统一。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在国内外许多人惶惑于“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时候，指明了践行“三个代表”就是当下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所在，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而又进一步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使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内在的统一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与时俱进开辟了广阔空间。
回顾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之间的13年，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直面时代的考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实现了高举旗帜与开拓创新的统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促进全面发展的统一、尊重客观规律与实现人民利益的统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完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承前启后的历史任务。
作者：张宏志，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副部长级）、编审
来源：即将出版的《党的文献》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