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历史贡献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一些关键节点因重大理论创新突破而格外闪耀。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的重要时刻，回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破土而出到枝繁叶茂的壮阔历程，我们更能深刻体悟到，这不仅是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更是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伟大实践。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在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全面阐述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造性发展。重温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不仅是对江泽民的深切缅怀，更是为了在新时代汲取智慧力量，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一、破题立论：擘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宏伟蓝图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对此逐步深化认识，特别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特定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同时，经过改革开放十余年的探索实践，我国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持续扩大，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逐步实现市场化，计划直接配置资源的领域不断减少，市场调节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持续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明显提升。实践发展要求理论不断深化，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束缚，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成为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江泽民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深刻总结改革实践、顺应时代前进要求，鲜明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我国改革开放打开了新局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此获得了更强劲的制度动力。
1992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作了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在谈到加快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时，他明确提出：“对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我国的现代化。”他谈到，“最近经过学习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在对计划与市场和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的认识上，又有了一些新的提法。大体上有这么几种：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这篇讲话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强调“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解决了一个关系改革开放全局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标志着我们党把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找到了一条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能够有效利用市场机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道路，为此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明确了制度方向、提供了理论指引。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目标确立以后，如何将宏伟蓝图转化为具体的施工图，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进一步总体设计。《决定》清晰勾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继续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一纲领性文件指引下，市场机制如同活水注入我国经济的肌体。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得以发挥，经济活动更加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更好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为生产力的持续解放和发展提供了制度性支撑。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市场体系加快建设并逐步完善。到200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生产资料销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的市场调节价比重分别达到96.1%、87.3%、94.5%。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等要素市场迅速发育，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潜力不断释放。
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并不止于对市场积极功能的强调，而是同时深刻把握了市场机制自身的局限性。他强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这深刻揭示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简单放任市场自行调节，而是要把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我国在推进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通过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方向、重大结构关系和公共利益目标进行统筹协调，从而使资源配置既体现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和效率性，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对发展方向、整体协调和社会公平的内在要求，持续推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自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伟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92年的2.39万亿元增长至2002年的10.23万亿元，2001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位，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拓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充分展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强大韧性和显著优势。
二、固本培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培育富有活力的微观经营主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和框架确立后，如何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微观基础，是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和改革攻坚的“硬骨头”。江泽民指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在于企业”。他深刻认识到，搞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既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使“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这些论述揭示了国有企业不仅是社会主义特征在经济上的体现，也是维护经济大局稳定、保障社会平稳运行的重要力量。
然而，此前受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政企不分、权责不清、产权关系不够明晰、经营机制较为僵化等问题，企业缺乏应有的经营自主权和市场适应能力，激励约束机制也不够健全，导致资源配置效率和经营效益难以进一步提升。对此，江泽民指出，搞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根本出路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基于对这一关键问题的敏锐把握，江泽民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国有企业朝什么方向改革以及如何推进改革等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并把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江泽民指出，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缺一不可”，其核心在于推动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这一改革方向，不仅致力于增强企业活力、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而且有助于理顺政府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关系，为国有企业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创造了制度条件。正是由于江泽民对国企改革的系统性思考和前瞻性谋划，国企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连接微观主体培育与宏观体制完善的关键环节，被纳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和战略部署中加以系统推进。
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问题，江泽民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定性。在党的十五大上，他鲜明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论断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当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特别是围绕国企改革和股份制探索，社会上围绕“姓公姓私”问题出现了思想交锋，甚至出现了一些否定非公有制经济的错误思潮，成为推进改革的思想束缚。对此，江泽民深刻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第二，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第三，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党的十六大上，他进一步明确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思想，从根本上解除了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束缚，为各类经营主体共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到2002年，伴随改革进程的深入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显著下降，企业普遍实行了劳动合同制，打破了“铁饭碗”，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大幅增强。尤其是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领域，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实现倍增，为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根基。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到2002年，我国私营企业户数达到243.5万户，税收贡献976亿元，与1992年相比，分别增长了16.5倍、243倍。非公有制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在城镇就业中的贡献以及在税收中的份额都显著提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活跃市场的重要力量。
三、宏观运筹：建立和完善现代宏观调控体制机制
随着市场微观主体活力的不断迸发，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宏观调节方式，既发挥市场作用，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成为国家治理层面的重大问题。江泽民着眼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深刻指出，“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二者是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在这一系列重要思想指引下，我国统筹推进财税、金融以及价格机制等改革，使宏观调控逐步由单一领域、单一工具的调节，转向多种政策工具协同发力的制度安排，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
江泽民高度重视财税体制改革在改革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强调“雄厚的财政实力，是一个国家强大、稳定、安全的重要体现，也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财税工作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社会账”。这些重要论述将财税工作提升到治国安邦、强国富民的高度，鲜明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调节和公共服务保障中的综合作用。在这一理论视野下，财税体制改革被赋予了双重任务：一方面，要顺应市场化改革要求，建立更加规范、统一、透明的财政税收制度；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增强国家财政实力，更好地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保障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实施和公共利益目标实现。
纵观财税体制改革历程，分税制是最具标志性的制度创新之一。1993年4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江泽民提出，“要在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合理调整税制结构，建立中央税和地方税的体系，理顺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具体来说，主要是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分税制改革一年后，国家财政收入就增长了870亿元，增幅近20%，其中中央财政占总体财政收入的比例由35.8%增至74.1%。分税制改革的成功实施，极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并为财政支出管理、预算制度建设和公共财政框架形成创造了条件。进入21世纪，我国深入推进部门预算改革、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实施政府采购制度、探索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加快推动财政运行方式由分散、粗放向统一、规范、透明转变。这些改革举措，将财政制度建设进一步嵌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之中，使其不再只是简单的收支安排，而是成为规范政府行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基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活动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针对传统金融管理体制、金融资源配置方式等与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不相适应的问题，在1997年11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进一步做好金融工作，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果金融不稳定，势必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妨碍整个改革和发展的进程。”在此基础上，他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密联系起来，强调必须加快建立权威有效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推动专业银行转换经营机制，健全风险约束和内部治理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体制下金融资源配置方式相对僵化、政策性与经营性边界不清、金融约束软化等问题。在江泽民的亲自领导和大力推动下，我国系统推进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发展以及金融监管制度完善。先后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重要法律，设立政策性银行，推动国有商业银行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变，证券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等逐步建立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手段由过去偏重直接控制，逐步转向更多运用市场化、间接性工具进行调节，金融监管也由单纯行政管理加快转向法治化、规范化、系统化的监督管理，使金融改革既服务于资源优化配置，也服务于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提升。
在推进财税、金融等宏观调控关键环节改革的同时，江泽民还高度重视价格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要“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在此指引下，我国全面推进农产品、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品价格改革，逐步放开竞争性商品和服务价格。到20世纪90年代末，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决定，价格信号能够更加灵敏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引导资源流向效益更高的领域，为宏观调控从直接定价向通过财政、货币政策调节价格总水平的转变创造了有利条件。
如果说这一时期财税、金融、价格等调控手段的不断完善，体现的是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那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则成为科学理论指导宏观调控实践的标志性事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面对外部需求收缩、国际市场动荡、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最根本的是要做好我们国内的经济工作，以增强我们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并深刻指出，金融危机启示我们，“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合理的经济结构之上，必须有自己强大的基础产业，否则经不起困难和风险的冲击”。在江泽民的领导下，党中央审时度势，综合运用财政、金融、价格等多种手段，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从此前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转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增发长期国债、扩大政府投资、连续下调利率、适度增加货币和信贷投放等一系列举措，强化市场预期引导，使我国在严峻外部冲击和国内困难叠加的情况下，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和物价总体稳定，生动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强大宏观调控能力。
四、拥抱世界：推动全方位开放，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江泽民紧紧把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强调“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推动形成对外开放空间布局，逐步实现由沿海向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延伸，开放内容由商品贸易逐步拓展到投资、服务以及科技、教育、文化等更广阔领域。
江泽民深刻认识到，开放越深入，对体制机制完善的要求越高，而体制越完善，也越能够为更高水平开放提供支撑。他明确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是同国外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而不是靠人家来恩赐，也没有人会恩赐给你”，“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形成一套有效的体制机制，创造一个有利于开放的经济社会环境”。基于此，江泽民始终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扩大对外开放联系起来考量，强调只有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更加统一开放、规范有序的国内市场，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对外资的吸引力。
推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江泽民从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993年，他在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会晤时就阐明了我国处理“复关”问题的三项原则，即“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如果没有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不完整的”，“中国要参加，毫无疑问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参加”，“中国加入这个组织，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经过反复较量和艰苦谈判，2001年，我国成功实现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历史性目标，改善了我国贸易和投资环境，增强了吸引外资能力。2002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五位，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多边贸易体制完善注入了重要动力。
1998年2月，在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江泽民提出：“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这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些重要论述，将对外开放提升到更深层次参与国际竞争合作、以开放促进改革发展的战略高度。具体来说，在“引进来”方面，强调进一步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优化进口结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并把利用外资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组改造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走出去”方面，则把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类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和自主品牌，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任务。由此，对外开放的功能不再局限于弥补国内资金和技术不足，而是进一步转向通过国际竞争与合作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发展空间拓展，使开放成为推动自身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
在推动对外开放的整个过程中，江泽民强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始终坚持将扩大开放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高驾驭开放条件下发展全局的能力结合起来。他指出：“经济全球化，增大了各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无论是推动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还是推动我国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完善外经贸体制，其根本出发点都在于通过主动适应国际规则、提高制度透明度和竞争能力，增强我国在开放条件下把握发展主动权的能力，而不是被动接受外部环境塑造，使我国对外开放不仅体现为政策层面的调整，更体现为发展理念、制度安排和战略能力的整体提升。正是坚持了这种自主性，我国才能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同时，有效抵御各种风险挑战，保持了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开放发展道路。
五、继往开来：赓续伟业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回望世纪之交的改革长卷，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理论创新，引领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并展现出强大的生机活力。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同江泽民的高超政治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党的十六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庄严宣告，是对江泽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杰出领导者历史功绩的权威注脚。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向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历史主动、巨大政治勇气、强烈责任担当，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此前的“基础性作用”与时俱进发展为“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发挥好经济体制改革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引作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历史方位，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0年5月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党的二十大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不仅是对过去改革逻辑的一脉相承，更是面向未来的创新超越。从“建立”到“建成”，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的是改革朝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推进的维度与纵深，不变的是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战略定力。
抚今追昔，重温江泽民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它所蕴含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价值并没有随时间推移而弱化，而是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中，继续焕发出持久而强大的生命力。新征程上，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执笔：王任飞、刘丽、周园丁）
作者：国家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司
来源：即将出版的《党的文献》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