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首次纪念马克思诞辰活动的基本概况、主要特色及历史价值
〔摘要〕2024年9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式出版发行。如何发掘利用《编年史》的学术价值，强化问题意识，进一步深化对若干重大党史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该课题组同志按照院领导要求，从各自参加编写的《编年史》中提炼出一些选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形成一批转化成果。我刊2025年第2期刊发其中一组4篇文章，现再刊发一组5篇文章，供读者参考。
1922年5月5日，中共领导开展了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活动，这是中共自1921年成立以来首次开展马克思诞辰纪念活动。《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2年卷将5月5日中共首次纪念马克思诞辰单列条目，但因篇幅、体例所限，该条目未能呈现纪念活动的具体细节，更未对其特点和意义展开深入分析。本文尝试对此次纪念活动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分析其主要特色和历史价值，以期为深入了解中共在成立之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和特点提供有益参考。
一、中共首次纪念马克思诞辰活动的基本概况
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五月五日全国共产党所在地都开马克思纪念会，分散马克思纪念册二万本。”这是党中央对首次纪念马克思诞辰活动的正式总结。
在这个报告中，陈独秀提到的“全国共产党所在地”有8处。其中，上海、长沙、广东、湖北、北京、山东6处在中共正式成立时已经有了党组织。上海、长沙、广东、北京开展了纪念活动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湖北虽然没有举行纪念大会，但派人参加了广州的纪念会;山东没有发现相关纪念活动史料。郑州和四川当时尚未成立正式的党、团组织，党员人数也很少，目前尚未发现郑州开展纪念活动的史料，仅有史著指出四川泸县于马克思诞辰日当天正式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此外，当时全国17处团组织中，有15处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北京、南京和天津的团组织还自主开展了特色纪念活动。
可见，由于各地党、团组织力量的不均衡，以及政治环境的差异，各地纪念马克思诞辰活动的规模不一。
（一）各地以多种形式灵活举行公开活动
梳理全国各地纪念马克思诞辰的活动，大致有三种方式。
一是以学术方式公开举行纪念会。彼时全国党员总数不到200人，各地党、团组织力量比较弱小。除广东外，中共在其他地方基本都是开展秘密活动，因而纪念马克思的相关活动主要以学术活动名义公开进行。
在上海，5月5日下午4点半，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会在北四川路怀恩堂举行，150余人参加，张秋人、陈望道、沈雁冰、杨贤江、李达等发表演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申报》的报道都指出纪念会主办方是“上海学界”，《觉悟》介绍马克思的头衔是“十九世纪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申报》报道内容甚至没有出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字眼，完全视其为学术活动。然而，日本情报机关的报道却截然不同，明确指出纪念会由“上海陈独秀派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举行，展望了“马克思主义在最近的将来定会普及全世界，全世界将会成为革命的海洋”的前景，“最后向与会者敬发了题为《马克思诞辰一〇四周纪念日敬告工人与学生》的宣传单，和题为《马克思纪念册》的小册子，宣誓做好共产主义的宣传普及”。由此可见，上海党、团组织刻意将纪念活动的公开宣传控制在学术范围内。
在长沙，5月5日下午5点，中共湖南支部以马克思学说研究社的名义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举办纪念会，2000余人参加。《民国日报》5月13日作了报道，简单介绍了会议流程和各发言人的演说题目，如毛泽东作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中国”两场讲演，并具体介绍了黄衍仁的演说内容，“演述马克斯的历史，略谓马克斯虽为德国人，而其所持主义，发明科学的改造社会方法，振起一般无产阶级的精神，其功实在于全世界”，从学术层面扼要介绍了马克思及其主义。
在北京，5月3日、4日《北京大学日刊》连续发出通告，预告5月5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第三院礼堂举行马克思诞辰纪念大会，请李大钊、顾孟余、陈启修、高一涵等讲演，但后续并没有会议情况报道。此外，北京团组织计划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联合召开纪念大会。4月13日，北京团地委书记贺道培致信施存统，表明:“‘五五’节筹备办法，已详细开去，想已接阅。现又已与高师马学会联络，到期共同一起开会。”
二是以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学术机构名义举行纪念会。在南京，团组织5月5日在后湖召开马克思纪念会，“到会者二十四人”，先决定“组织公开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开纪念会，“除团员略致词外，并由杨（杏佛）讲马克思传”。
在天津，团组织在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创办书报代卖社，该社章程指出:“本社于马克思诞生纪念日‘五月五日’成立，故定名曰五五书报代卖社。”《京报》则报道了5月5日天津“有某校学生数人，在某处开‘马克斯学术研究会’成立会”，“闻该会现有会员十余人”。
三是公开举行马克思诞辰纪念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在广州，马克思诞辰纪念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同时开幕，表明“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而成立”。与前述几地需以学术为掩护开展纪念活动不同，广州政治环境“比较的自由”，工会、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在广州都是合法的，因此广州纪念活动声势浩大。当时正值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参加青年团成立和劳动大会的代表都参加了纪念大会，陈独秀、李启汉、苏兆征、张太雷、邓中夏、施存统、俞秀松等出席。会上发表演说的有16人，“多鼓吹社会革命，真是慷慨激昂，使人奋发”，大会“直至五时余”。会上散发了《马克思纪念册》，剩余的纪念册存放在广州人民出版社，供读者自愿取阅，支付邮费还可以寄送。
（二）中央向各地党、团组织寄送《马克思纪念册》
党中央专为纪念活动发行《马克思纪念册》，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编印。册内共收录3篇文章:《马克思诞生一〇四周纪念日敬告工人与学生》，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传》和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纪念册集中体现了中央开展纪念活动的指导思想，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珍贵材料。
党中央提前向各地党、团组织寄送了《马克思纪念册》，但只有上海、广州的纪念会现场进行了分发。究其原因，是多地未收到或仅收到少量纪念册，故难以分配。1922年5月2日，湖北团员刘昌群致信施存统:“所寄‘五一’传单二千份，‘五五’传单五百份，马氏小册一百份，除我仅收到‘五一’传单二百份外，其余均未收到!!”10日，贺道培致信张秋人，“马纪念小册寄来太少，不上六七十本，实在不敷分配，望再寄几百本来。”18日，贺道培再次致信张秋人:“马纪念册由天津转来了六七十本，可惜太少，不足分配，所以再索。你说寄了一千五百本来，看是天津邀了怎样?下回望直寄。”“马纪念册如有，还须加寄数百册来（老彭寄的百多本还未见到）。”6月20日，天津党员于树德致信施存统:“五月五号所寄来的纪念册，一本也没收到。”
在全国严峻的政治环境下，进步书籍的寄送困难很大。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重要代表之一利金（M.F.Likin）在1922年5月20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指出:“中共中央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技术上的困难最少，进行得令人满意。”“不过应该说，书籍的传送并非始终都一帆风顺，例如，为纪念李卜克内西出版的一批小册子，就在天津被海关没收了。”利金的报告虽未涉及《马克思纪念册》，但不难推测，《马克思纪念册》的寄送也遭遇了和李卜克内西纪念册同样的困境。
（三）各地党、团组织尽其所能出版纪念特刊
目前发现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的特刊共3份。
一是《晨报副镌》5月5日马克思纪念特刊。这主要得益于北京团组织的精心筹划与推动。4月，贺道培多次致信施存统，谈到与《晨报》交涉出版特刊事宜，指出:“与晨报馆打了一个特别交涉，‘五五’亦能为我们出一特刊号（材料完全由我们供给）。”该特刊共4版，刊载了刘仁静的《我们纪念马克斯的意义》《俄国革命之马克斯主义的基础》，雁汀的《马克思传》，以及马克思的图片。特刊还说明:“因篇幅所限”，李大钊的《马克思与第一国际》“改在明日登出”。
二是《今日》5月15日第1卷第4号《马克思特号》。该特号共7篇文章:林可彝的《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熊得山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邝摩汉的《绝对的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王中君的《马克思的唯物哲学》、李湘渔的《马克思的诗》、胡南湖的《马克思传》和李光华的《马克思夫人燕妮传》。
三是《民国日报》5月5日副刊《觉悟》。《觉悟》当天专载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标注录自《马克思纪念册》。同时在通信栏目发布《马克思一百零四周纪念大会》，预告上海学界即将举行的马克思诞辰纪念大会。
二、中共首次纪念马克思诞辰活动的主要特色
至中共成立时，经过五四时期的早期传播以及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度过启蒙式介绍阶段，逐渐进入理论深度传播与革命实践应用的新阶段。从首次纪念马克思诞辰的活动中，可以清晰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三个重点。
（一）马克思矢志实际革命活动的精神
《马克思诞生一〇四周纪念日敬告工人与学生》一文明确指出:“我们尤其应该纪念的，是他的苦战奋斗的精神和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马克思不但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大思想家Thinker，而且是一个社会改造之实际运动的战士Fighter。”“我们希望诸君不必学马克思做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应该学马克思做一个苦战奋斗的战士!”
这种对马克思参与实际革命活动的高度肯定，是本次诞辰纪念活动的一大特点。在广州同时开幕的马克思诞辰纪念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上，张太雷指出:我们纪念马克思，“非因他是大学问家”，而是由于“第一，他是革命的实行家，第一国际的创造家”。
陈独秀随后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演说中进一步将“革命的实行家”具体化。他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具有两大精神:“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马克思“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研究马克思，重要的是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马克思“是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研究马克思，“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
邓中夏作为工人代表发言，强调工人和学生“在共产主义下是不能分开的”。他批评有许多学生虽然读社会主义的书，“但实际上却不做事，不实行为共产主义去奋斗”，要求学生“要实际去做劳工运动，要自己投身劳动阶级去实行携手来建设无产[阶]级之政府，来创造共产主义之社会”。从广州纪念大会可以看出，新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极力提倡马克思实际干革命的精神，并号召青年团员也如此去做。
纪念文章也呈现出“实行”的特点。刘仁静在《我们纪念马克斯的意义》一文中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我们的学说，不是一种独断论，乃是实行的向导。”他指出，现在人们很少认识到马克思“是实行家———第一工人国际的创造者。自马克斯以来，工人才有国际的运动的，工人国际的运动才有真正实际的效果。倘使无马克斯的实际的劳动运动，那么，马克斯的著作在劳动者中间或者不至于像现在有势力了。倘使马克斯不做劳动运动，那么马克斯的著作也决不至能如此有生气能动人了”。
对马克思革命实践精神的重视与坚守，彰显出中共自成立之初，就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实践与实际行动放在核心位置。
（二）马克思主义学说蕴含指导中国社会改造的具体方法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的阶段有重点地选择传播内容”。这一时期中共的传播重心，正是马克思学说中能够直接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主张。
《马克思纪念册》直观体现了这一宣传导向。其中，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从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争斗（即阶级斗争）、劳工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四个方面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与此一致，《马克思诞生一〇四周纪念日敬告工人与学生》也明确指出，纪念马克思的重要原因，正是他创立了“独特的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唯物的历史观”“阶级争斗说和劳工专政说”。由此可见，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争斗、劳工专政，是当时党中央面向民众重点宣传普及的核心内容。纵览纪念活动中的演说与文章，基本都围绕这四个方面或其中某一主题展开。
一是剩余价值。黄衍仁在上海纪念会上讲演了“剩余掠夺”，张秋人在长沙纪念会上报告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邝摩汉在《今日》的《马克思特号》上发表《绝对的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强调指出: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和以前个人主义的经济学说不同之特点”。
二是唯物史观。《今日》的《马克思特号》发表了林可彝的《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王中君的《马克思的唯物哲学》。胡南湖的《马克思传》重点介绍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并高度评价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斯学说一个根本思想。所以无论他的什么著作，都有这个思想的影子，闪在里头。并且无论什么问题，都用这个眼光来观察”。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指出唯物史观的要点，一是说明人类文化之变动，二是说明社会制度之变动。“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
三是阶级斗争。樊树芬在长沙纪念会上讲演唯物史观与阶级争斗，杨杏佛在南京纪念会上重点阐发了马克思的阶级争斗。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中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阶级争斗说互为印证，而《共产党宣言》的理论精髓，正是以唯物史观为根基来阐释阶级斗争。其中要义有二:一是“一切过去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争斗底历史”;二是“阶级之成立和争斗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
四是无产阶级专政。张太雷在广州纪念会的开幕词中指出:马克思“和别个社会改革家不同，因为他指出革命的方法，他说要达到共产主义的社会，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长沙纪念会上，雷腾宇讲演了“无产阶级专政”。刘仁静在《我们纪念马克斯的意义》一文中指出:“我们第二应当纪念的，是马克斯指示给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应由何阶级，和应用何方法。”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中引用《哥达纲领批判》的话:“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移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之中间，必然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就是劳工专政。”
值得注意的是，纪念活动在系统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同时，已初步呈现将其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趋势，其典型代表就是毛泽东在长沙纪念会上所作的“共产主义与中国”讲演。虽然演讲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考，但从主题可见，毛泽东此时已经开始思考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
（三）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信念
张太雷在广州纪念会的开幕词中指出，马克思“还有一种可使我们纪念的，使无产阶级确信资本主义必定崩坏，无产阶级革命必定成功。这种确信，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最为重要”。叶纫芳在发言中也谈道:“在这种政治黑暗、武力压迫之下，我们应如何努力奋斗，务望社会主义随处皆得实现，到最后全国实行团结起来，将资本主义根本打倒，将共产主义的社会建设起来，那么我们的目的才算达到。”主持上海纪念会的张秋人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最近的将来定会普及全世界，全世界将会成为革命的海洋。”这些都体现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信仰。正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前途的信念，坚定了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刘仁静在《我们纪念马克斯的意义》一文中提到，有一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以笔墨口舌宣传社会主义，但在心底却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在近的将来实现”。这代表了第二国际一般领袖的思想。而“马克斯的创设第一国际，他想即刻实现社会主义的精神，他努力想将第一国际变成实行的团体，变成权力集中的团体，变成国际工人互相联合着推翻资产阶级的团体”。可见，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社会主义并不是看得见达不到的渺茫空想，而是可以脚踏实地实现的目标。
三、中共首次纪念马克思诞辰活动的历史价值
1922年首次纪念马克思诞辰的活动，“掀起了一个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纪念和宣传马克思的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深远影响。
（一）彰显了中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清醒的理论自觉
翻阅1922年5月的报刊，可以发现5月上旬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的革命节日不少。五一劳动节、五四运动纪念日、五七国耻日等，在社会上都有着广泛的影响，这无疑是党发动群众、扩大社会影响的重要契机。但当时党员尚不足200人，难以发起更多活动。事实上，在当时工人运动兴起、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召开的背景下，党、团组织的大部分力量都集中在宣传五一劳动节上。马克思诞辰夹在这些重大节日之间，在当时所能形成的社会影响力，显然难以与其他三者相比。然而，党、团组织仍精心筹备纪念活动，并自觉将其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组织的成立结合起来。纪念活动期间，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分别在各地发表演说，深入宣传马克思学说，高度评价马克思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彰显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的坚定信仰、对其创始人马克思的高度崇敬。
（二）促进了党内思想统一，推动马克思主义宣传进入组织化、系统化阶段
中共成立时，“思想准备非常之快，只是二、三年的功夫”。党内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并不多，同时还夹杂着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李达曾说:“当时大家并不懂得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译过来”。董必武也谈道:“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马列主义的东西是很少的。”蔡和森认为:“党的开始成立时，其思想趋向是不会一致的。”“党的革命理论是要经过长期间的各种争斗才能形成的。”陈潭秋指出，一大前后的斗争是“统一党的思想，确定党的基本任务，奠定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基础”。中共首次纪念马克思诞辰，引导全国各地党、团组织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讨和宣传，既深化了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吸引了更多先进分子向马克思主义靠拢，有利于党内思想的统一。从纪念活动的开展情况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不再是一时一地的秘密分散行动，而是有指导思想、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公开的系统宣传。这有助于奠定“布尔什维克的党的基础”，树立中共“进步思想的中心领导”。
（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探索
1922年初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已经开始，全国各地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亟需马克思主义为现实革命提供指导。中共首次纪念马克思诞辰，突出强调马克思矢志实际革命活动的精神及其指导中国社会改造的具体方法，以及对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信念，契合了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中共一成立，就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蔡和森强调:“要在自己的争斗中”，“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区分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此时，中共成立仅一年时间。而在中共二大前两个月举行的马克思诞辰纪念活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无疑为中共二大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在思想上作了预备性的探索。
（四）开启了纪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重要党史人物诞辰的先河
在首次纪念马克思诞辰之前，中共也曾开展过一些人物纪念活动。如1922年1月15日举行的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牺牲三周年的活动;1922年2月至5月开展的追悼黄爱、庞人铨的纪念活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还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月17日定为黄爱、庞人铨纪念日。但这些纪念日均定于牺牲日，只有马克思是以诞辰日为纪念日，由此开启了纪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此后重要党史人物诞辰的先河。今天，纪念马克思诞辰已经以制度形式规范固定下来。2018年5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党中央还逐步形成为已故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举行诞辰纪念活动的制度规范，相继举行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110、120、130周年纪念大会，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110、120周年纪念大会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重要党史人物的诞辰纪念活动，不仅有助于全社会深入了解诞辰人物的思想、贡献和精神品质，还起到了凝聚共识、传承文化、教育后人等多重意义。
（注释从略）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研究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