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儿童工作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全民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儿童工作在党中央的关怀和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围绕让孩子“能养大”“教育好”“靠自己”的目标，在医疗救治、武装自救、生活保育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成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儿童工作的典范。《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全民族抗战时期边区在毛泽东、朱德、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下，开展儿童工作的实践探索和取得的丰硕成果。以此为基础，对边区儿童工作进行整体回顾与系统梳理，对推动新时代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与现实意义。

一、“把娃娃养大”:儿童医疗救治工作的推进与卫生保健知识的普及

全民族抗战时期，边区医疗条件落后，瘟疫和疾病时刻威胁着人民健康，特别是婴幼儿的健康。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加之国民党顽固派对当地的封锁，使得医药奇缺、病患死亡率较高，特别是婴幼儿的死亡率相对更高，一些地方的婴儿死亡率甚至高达60%，百日咳、感冒引发的肺炎和痢疾等重症疾病是威胁婴幼儿生命的主要元凶。对此，毛泽东指出:“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并提出要中西医结合，“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降低儿童死亡率，努力“把娃娃养大”，成为边区儿童工作的首要任务。

为救治更多的病患和患儿，党中央、八路军和边区政府首先集中力量进行医疗队伍建设，相继扩建和创办中国医科大学、白求恩护士学校等院校，并建立医药卫生研究机构和制药厂，实现了“医、药、教”三位一体。1939年，边区第二次党代会通过《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医药卫生工作，成立制药厂、设立医药合作社以加强中药研究，增设卫生所等。1940年6月，在边区卫生署领导下，边区国医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会议讨论了改进中医中药以促进边区卫生工作问题，通过国医研究会简章及宣言，正式成立了边区国医研究会。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专门培养医务技术人才和卫生干部的学校———中国医科大学。学校的前身是八路军卫生学校，师资力量主要来自平津沪等地的医务工作者，其中不少人是很有声望的学者和专家，也有一些献身反法西斯斗争的国际友人。学校强有力的专业师资，推动了边区儿童医疗救治工作的顺利开展。1941年，毛泽东亲自为学校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此外，边区还成立了医药学校、白求恩护士学校、中华医药研究会、边区医药学会等。到1945年初，边区共设立了11家医院、75个卫生所，中西医大夫达1350人。医药教育、研究机构的成立和医疗队伍的壮大，有效改善了边区医疗专业水平较低的状况。

边区还调集各方面力量支持医疗卫生工作，大力宣传和普及卫生知识，帮助群众掌握更多预防疾病的技能，做到防患于未然。1940年，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要求各地青委要以儿童工作为中心工作之一，推动政府、教育界、妇女团体扩大难童救济及保育工作。中央宣传部要求各地在高级小学的课程设置中要有卫生知识。这些措施有利于孩子们在课堂上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进一步掌握基本的医疗卫生知识。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则利用农闲时间，特别是三八节等节日庆典，加强产妇生育和儿童防疫教育宣传。许多群众看完展览后明白了“原来小孩子不是老天爷赐给的，是这样生的呀!”展览还单独开设一间儿童保育室，陈列儿童死亡情况的比较图和原因分析图，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儿童易患病症知识和预防措施。

边区各级政府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在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普及卫生知识的同时，组织公共卫生清洁运动，有效降低疾病发生率。1941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工作报告中号召，要提倡清洁运动，改善公共卫生，降低病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1944年，延安多个县传染病盛行，不少儿童患病死亡。边区政府立即成立防疫委员会，组织流动医疗队下乡救治患者。此外，边区还调动多部门力量，于6月在延安召开卫生动员大会，号召群众在医务工作者指导下积极开展广泛的卫生运动。会后，边区组织开展了夏季卫生运动宣传周活动。医疗队在各乡村巡回开展医疗救治，举办展览和助产训练班等，向群众宣传和讲解卫生常识，指导开展卫生清洁运动等。在多方努力下，各地疫病得到有效控制。为响应边区政府发出的“卫生第一”和“婴儿死亡率降至60%以下”的号召，各地在冬学运动中增加以妇婴卫生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妇女卫生冬学。通过妇女卫生冬学推广新法接生，宣传科学卫生和妇婴保健常识，启发群众同愚昧现象和落后的卫生习惯作斗争。一些剧团、救亡室、报纸也有计划地进行清洁卫生的宣传教育。比如，救亡室采取读报、座谈、组织演讲、讲故事等方式宣传卫生和育儿常识等。这些涉及产妇生育和儿童防疫的宣传教育，以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引导群众改变生活方式，有效降低了疾病发生率和死亡率。

二、“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儿童武装自救的教育与训练

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面对敌人的杀戮，儿童除了依靠成人的保护和救护，也需要自己武装起来，展开自救，加入到抗击侵略、救亡图存的队伍中来。1938年，毛泽东在《边区儿童》创刊号的题词中号召:“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1940年，朱德在《华北抗战的总结》中也发出号召:“自儿童以至老人都有武装抗日的自由和责任。”

根据党中央指示，边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儿童开展以抗战武装为核心内容的国防教育。1938年，边区在延安召开第一次国防教育代表大会，成立了国防教育会。随后，边区政府教育厅制定《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的方针与实施办法》，规定边区国防教育的任务是提高民族觉悟、胜利信心和增加抗战的知识技能，培养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建设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1939年，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确定“加强国防教育工作”为“当前迫切的任务”，“要普及边区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这一时期，中央宣传部规定，高级小学课程中“运动”等主要科目要包含半军事的教育，主科之外要辅以时事政治的教育。按照中央宣传部和边区政府要求，边区很多中小学都开设了军事国防和时事政治教育课程。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儿童工作的决定》，要求在县和省委以上（在华北）设立儿童部，并配备专门干部负责，尽可能组织儿童工作团，要求青委多编以抗战时事和动员号召为主要内容的通俗读物、民谣等，发挥青年在儿童国防教育中的作用。除了课堂上的国防教育外，边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还要求各级学校将儿童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边区各级学校按照自身教学安排，灵活组织军事训练:有的直接开设军事训练课，有的在体育课中融入专门的军事操练，有的利用晚间集中开展军事会操或训练。

1938年，抗日儿童团和抗日少年先锋队在延安成立。抗日儿童团的宗旨是“联合全（西北和华北）中国的小兄弟小姐妹结成好朋友”，“参加救国工作”。儿童团员的日常任务有“宣传大家打日本”“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口号是“时刻准备着”，行的是五指礼，即“立正用右手五指，齐右额举起”，“表示中华民族儿童团结起来，打倒日寇汉奸，又表示世界上五大洲的儿童团结起来，保护世界和平和人类文化”。抗日少年先锋队是“不脱离生产之半军事性的少年组织，宗旨为锻炼体格，学习军事，发扬少年英雄英勇卫国精神，成为抗日军的坚强后备队伍”，“平时戒备锄奸巩固后方，遇战争迫近时配合正规军自卫军与敌人作战保卫家乡”。边区广大少年儿童纷纷加入抗日儿童团和抗日少年先锋队，他们或加入到军事武装的队伍中配合战斗，或加入到生产后勤的保障大军中，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在斗争中接受了深刻教育，培养了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仇视敌人的坚定信念，锻造了机智勇敢、意志坚强、活泼可爱的优良品格。他们站岗放哨、送信、捉汉奸、慰劳抗日军属、募捐、宣传抗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许多贡献。他们中间涌现出来的抗日民族小英雄，成为少年儿童学习的榜样。

对儿童武装自救的宣传教育集中体现在每年的儿童节活动中。1931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儿童节纪念办法，规定每年4月4日由各小学、幼稚园、社会教育机构及家庭举行纪念。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儿童节期间或前后，专门题词题字勉励孩子。边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儿童节期间组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纪念大会、展览会、文艺表演、晚会等。1940年4月2日，儿童节前夕，各地儿童团员到延安参加政治测验比赛，内容主要是时事政治和国防教育。次日，儿童座谈会召开，讨论华北儿童工作的报告、晋察冀边区的儿童工作情况汇报等。4日，毛泽东为儿童节题词———“天天向上”。儿童展览会也于同一天在延安开幕，展览内容包括儿童读物、手工作品、玩具、服装，还有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欺骗、麻痹儿童的宣传品等。当天下午，儿童编入不同队伍，在广场进行军事检阅表演。这些表演是儿童团员日常军事教育和训练的缩影，也是孩子们“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

三、“育我后代”:机构保育的推行和家庭保育的发展

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无数家庭与学校毁于战火，无辜儿童惨遭劫难。边区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总后方，聚集了大量抗战将士和为抗战救国奋力工作的党的干部。为保育烈士遗孤，解决前方将士和机关干部的后顾之忧，“育我后代”成为党中央、中央组织部门和边区政府高度重视的一项儿童工作。

中央组织部被誉为“干部之家”。1939年，部长陈云和副部长李富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在可能的情况下，“育我后代”也是党的责任。陈云常说，凡是干部担心的事，也是从事组织工作的同志应该关注的事。只有帮助干部解决困难，才能使干部解除后顾之忧，安心工作。对烈士遗孤、干部子女等革命后代，中央组织部安排各地党组织把他们送到延安，进入学校学习。为解决干部子女教育问题，延安鲁迅师范学校专门设立了干部子弟小学班。这个班几经变迁，曾改为延安干部子弟学校、鲁迅小学、边区中学小学部、边区儿童保育院小学部、华北育才小学等，1949年搬入北京后改称北京育才小学。陈云在该校建校45周年时题词:“继承发扬延安革命精神，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做出新贡献。”

为抢救民族后代，让无家可归的难童健康成长，1938年3月，中国共产党联合各党派与各界知名人士在武汉发起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9月，在战时儿童保育会和各方帮助下，边区政府将成立于1937年的托儿所改为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分院。保育院尽力为孩子们提供相对良好的生活条件，在学习教育上，为孩子们提供基本的文化设施，同时开展抗日救国教育。林伯渠在延安召开的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说:保育院虽因“物质条件的限制，还未能达到期望的成绩，然而却开辟了边区培养健全后代和减少工作人员家庭顾虑的门路”。

除了边区儿童保育院外，党中央和边区政府还关注普通家庭的儿童保育工作。边区聚集了不少女干部和已获解放的妇女，她们既要参加革命工作或生产劳动，又要养育后代，工作和家庭难以兼顾。由于没人照管孩子，经常发生事故，甚至出现个别女干部不愿意生育、只愿投身革命工作的情况。妇女工作进展缓慢，甚至有个别妇女干部自己都不愿意从事妇女工作。194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八妇女节工作的指示，要求转变妇女工作作风，提出妇女工作“过去多半偏重在抗战动员工作方面”，“今后除继续抗战动员工作外，必须把深入家庭保护妇女切身利益作为经常工作的中心”，要把“关心妇女生活痛苦”“注意保护母亲儿童（注意使孕妇产妇得到休息，儿童得到适当保育等）”作为经常工作。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和边区政府按照中央指示，积极推动妇女工作，以三八节、儿童节等节日为契机组织颁奖仪式，表彰模范妇女、模范妇孺工作者，推动各地兴办互助性质的“月子会”和托儿所等保育组织和机构。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妇女抚育孩子和参加革命工作的矛盾，既推动了妇女工作，也带动了儿童工作。

四、“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儿童自我教育的一体实施与互促发展

儿童是未来的创造者。儿童工作的价值目标是不仅要“能养大”，还要“教育好”。1939年，边区政府公布的施政纲领明确提出要“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以民族精神与生活知识教育儿童，造成中华民族的优秀后代”。1942年4月4日，《解放日报》刊发了毛泽东为儿童的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怎样“造成中华民族的优秀后代”?如何“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中央有关部门和边区政府立足实际，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探索出一条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儿童自我教育三位一体、互相促进的路子，多层次多样化推进儿童教育工作。

儿童教育一般分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1940年，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宣传部对儿童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性质特点和基本原则进行了指导和规定。在学校教育方面，要求尽可能恢复与重新建立各地小学校，包括初级小学、中心小学、完全小学等，以建立广泛的小学网。在社会教育方面，要求在校外建立民革室、救亡室、俱乐部等文化教育活动中心。坚持“宽进快出”原则，放宽入学儿童的年龄，让更多失学少年儿童入学，特别是农村的少年儿童，同时缩减学制年限，以适应战争给办学带来的困难。坚持“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除“国语（常识在内）、算术、唱歌、运动为必修科目”外，还要有自然、社会及劳作等内容。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在生产实践中成长，自己建设学校，成为“小先生”，创造条件进行自我教育。

边区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儿童教育，一边改造已有的旧式学校，一边克服各种困难，因陋就简创造条件创办新学校。早在1934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政府主席习仲勋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创办了一所列宁小学。学校自力更生，独立编写的教材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受乡村儿童欢迎。如今，一些老人还能清楚地记得政治教材上开头的两句话:“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两导师。”1940年，时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在创办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时开创性地推行“学校与群众变工互助”，即学校派学生给群众锄一天地，群众帮学校犁一天地。这既解决了学校的困难，锻炼了学生，又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

面对师资严重缺乏的现实，在着力争取、改造现有师资并注重培训新师资的同时，边区在儿童教育工作中创造性推行“小先生制”和学生自治制度。除了作为学校教育主力军的教师外，更多优秀小学生成为“小先生”，帮助其他学生学习。学校通过成立学生会、俱乐部等社团实行儿童自治，由学生自主制定纪律规范，教师只起到指导作用。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和集体主义精神得到充分发挥，他们和老师们一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走出了一条自给自足、自我教育的成长之路，在实践中实现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边区各级政府特别是教育部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推动儿童教育工作，兴办各类规模不同的小学。1937年春，全边区仅有小学320所，在校生约5600人。到1940年春，已有小学1340所，在校学生4.1万余人，学校增长3倍多，学生增长6倍多。此后，小学教育不断发展，民办小学也逐年增多。到1944年上半年，小学达1377所，其中民办小学1057所。

在创办各类小学的同时，边区政府还充分发挥青年救国会及其领导下的儿童团在国民教育方面“第一助手”的作用，号召会员和团员积极参加国民教育，成为学校和社会教育中成年、青年、儿童的榜样。边区各级教育部门和社会团体还组织各类识字组，举办大众黑板、读报、演讲、壁报、戏剧等民众需要和乐于参加的教育活动。在条件有限的地方，通过设立小规模的读书室，讲解和阅读通俗读物、出版墙报等机动灵活的形式，提高群众的识字能力和文化程度。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以民办公助为基本方针，以需要和自愿参加为原则，读报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冬学、读书班、民教馆等形式的社会教育得到大力发展。到1944年，各类识字组、读报组几乎遍及各村，全边区参加冬学的农民约5万人。民众的文盲率显著下降，文化水平得到提高。毛泽东对边区的儿童教育工作给予了表扬，说:“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员的任务和功劳是很大的”，“你们办一个小学，学生三十多个”，“学生的父母、兄弟、姊妹、七亲八眷，没有到你们的小学校里读书，但是你们教了学生，经过学生把知识传达给他们，这也是进行教育”，“你们教育了边区的儿童，教育了边区的老百姓，发挥了抗战教育的作用，发展了边区教育事业”。

五、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全民族抗战时期，边区儿童保教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与推动下有了长足发展，儿童团、识字班、“小先生”等生动活泼的组织形式，不仅有效动员了广大少年儿童参与抗战救亡，更在文化教育和生产实践中培育了一代新人，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是党中央高度重视，将“深切关怀”和“自立自强”理念相结合，为做好边区儿童工作提供根本遵循。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得到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中央有关部门的直接指导。日理万机的毛泽东除了多次直接给儿童题词进行鼓励，还在一些小事情上记挂着孩子们。比如，1941年4月，毛泽东专门致电创办和领导《华商报》的廖承志，请他在香港为延安儿童保育院购买听诊器、窥耳器等医疗器械。1944年3月，他看到《解放日报》上关于延安市完全小学在春季招生中学生骤增一倍的消息，表示“这是很好的一个新闻”，“说明完小已经做出了实际的成绩，应当广播到全国去”。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朱德、周恩来、陈云等也都非常关心儿童工作。中央组织部门、宣传教育部门和妇女、青年工作部门也对边区的儿童教育工作给予了直接的指导和帮助，促进了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此同时，从自学医疗知识的儿童到“自我武装的小战士”，再到“自我教育的小先生”，党中央始终将自立自强作为开展儿童工作的价值理念。这是边区儿童工作最鲜明的时代特点，也是最宝贵的历史经验，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二是边区各级党委和教育部门积极主动作为，因地制宜，坚持走群众路线，全力以赴做好儿童工作。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亲自创办学校，亲自选人成立筹备小组，直接领导学校筹建工作并兼任校长。当学校遭遇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摩擦时，习仲勋亲自指挥学校搬迁、保护学生安全、保障教学秩序等，始终心系学校建设发展和师生安危。他提出:学校要依靠群众，依靠地方党支部和乡政权，要和驻地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这是学校安全的重要保证。1943年，延安市完全小学的教学方针脱离实践，教学内容较少涉及边区实际情况，学生在校所学难以用于实践，群众不愿送子女入学。在边区教育部门的指导下，学校进行调研，听取群众意见，调整教学方针，增加了记账、写信、写路条、写契约、珠算等教学内容，并自编一些介绍边区乡土风情的教材，将教学与生产相结合，受到群众欢迎。

三是社会群团组织积极参与儿童工作，以儿童工作促进自身发展。社会群团组织在儿童工作中具有先天优势。儿童工作不仅是妇女、青年团体开展工作的重要领域，能有效促进妇女、青年工作的发展，同时也是妇女干部成长的重要平台。比如，宋庆龄、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是儿童工作的杰出代表，被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们亲切地称呼为“妈妈”。半个世纪后，近80岁高龄的康克清撰文回忆延安时期的工作时写道:“那时我对妇女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偶尔也流露出不太安心的情绪”，后来认识到“不能认为自己解放了，而忽视千百万妇女的解放”，“女同志自己不愿做妇女工作，那谁来做呢?”，“提高了认识，对妇女儿童工作也就日益热爱起来，至今不渝”。

四是边区与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加强交流、互学互鉴。在党中央和有关部门的指导和推广下，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将儿童工作中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进行交流和借鉴。比如，面对教师匮乏的困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充分挖掘已有教员的基础上，除推广“小先生制”外，还借鉴推行其他游击区类似助教制度的“导生制度”。在冬学运动中，除普遍建立夜校、识字班等，根据地政府还提出了举办“午校”和树立“识字牌”的做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闲时间开展民众教育和国防教育。按照党中央要求，根据地和边区一样也把恢复、改造和普及小学教育提到重要地位，使大批因战乱和贫困而失学的儿童得以顺利入学。在根据地的游击区、边缘区，学校由公开转向隐蔽，通过游击学校、分组教学、化装教学、洞口教学等多种办学形式和教学形式顽强地存续与发展。在边区多数学校遭受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武装侵袭时，这些办学方式得到了广泛应用。

我们党高度关心重视少年儿童工作，这是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红色血脉永续相传的关键所在，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从党史的角度持续开展党的儿童工作研究，是一项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重要课题，不仅对“做好今天”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也可为“创造未来”提供有益借鉴。

（注释从略）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研究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