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看中共初创时期对文化领导权的初步探索

1923年至1924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也称“科玄论战”），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发巨大反响，对当时及此后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对这场论战高度关注，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邓中夏等人纷纷撰文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知识分子及广大青年群众进行引导。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论战中科学派和玄学派的相关言论，较少关注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论战中的影响特别是党对文化领导权的认识和把握。本文以《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3年卷中有关这场论战的论述为切入点，聚焦中国共产党在论战中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梳理和阐述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的认识和初步探索。

一、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由来及主要内容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题为《人生观》的演讲，主要阐明了两个方面的观点。一是关于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对此，张君劢认为，科学是“客观的”“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为因果律所支配”“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人生观则不同，“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因为上述5个特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二是关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张君劢在此次演讲中没有展开论述，但这个问题却是他浓墨重彩阐述人生观问题的原因所在。他的演讲对象是一批即将赴美留学的青年学生，这些学生在国内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即将前往国外学习西方文化，他们将面对一战结束不久的西方社会，面对东西方文化的直接冲突。张君劢认为，不同的人生观决定了他们对待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态度和方法:“吾有吾之文化，西洋有西洋之文化。”而人生观是决定如何择采文化的关键:“西洋之有益者如何采之，有害者如何革除之;凡此取舍之间，皆决之于观点。观点定，而后精神上之思潮、物质上之制度，乃可按图而索。此则人生观之关系于文化者所以若是其大也。”张君劢在此次演讲中表达的主要观点，实质上是接续了一战后渐渐崛起的东方文化派对科学与理性的批判。

不久，曾和张君劢一起于1918年随梁启超游历欧洲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撰文《玄学与科学》，对张君劢的观点进行批驳。他批评张君劢关于人生观不受科学支配的观点的谬误所在，认为人生观不能同科学分开，“若是我们相信了张君劢，我们的人生观脱离了论理学的公例、定义、方法，还成一个什么东西”。他梳理了欧洲科学与玄学论争的历史，指出张君劢“这种不可通的议论的来历，一半由于迷信玄学，一半还由于误解科学”，批评玄学论者把一战后所谓欧洲文化破产归因于科学的错误观点，“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他还揭露玄学论的思想根源:“这种玄谈最合懒惰的心理，一切都靠内心，可以否认事实，可以否认论理与分析。”他引用胡适的话，主张:“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他还指出，“做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救我的朋友张君劢，是要提醒没有给玄学鬼附上身的青年学生”。

张君劢和丁文江是当时的社会知名人士，均以青年导师形象示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之后，二人又多次发表文章往来论辩，很多著名学者也加入进来。站在丁文江一边的即“科学派”，有胡适、吴稚晖、王星拱等;站在张君劢一边的即“玄学派”，有梁启超、张东荪、林宰平等。

1923年11月，亚东图书馆将论辩双方文章汇集成册，请陈独秀和胡适分别作序。陈独秀此时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他的序文总体上支持科学派，同时对科学派的不足也进行了批评，用大量笔墨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这场论战的重要文章。

不过，陈独秀此文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参与论战的唯一文章，同月召开的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涉及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重要决议。这一时期，李大钊、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共产党员纷纷撰写文章、发表演讲，表达对科学与人生观问题以及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见解，掀起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热潮。

二、中共中央制定文件，明确要求对广大群众开展正确人生观的宣传教育

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在上海召开，进一步研究贯彻落实党的三大决议的具体办法。会议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用较多篇幅对科学问题和人生观问题进行了阐述，是这一时期唯一一份直接涉及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党的正式文件。

该文件共分A、B两个部分，A部分为宣传方针，分政治、劳动、农民、文化四个方面。在劳动方面，确立了对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的宣传方针，其中明确要求对劳动群众的宣传应特别注意正确人生观的灌输，“自然及社会科学之常识，共产主义之浅释（当与工人以整个的科学的奋斗的人生观）”。在文化方面，文件用更多篇幅阐述了人生观问题，不但论述了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重要性，而且规定了斗争的方法、途径，阐述了共产主义者应当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等重要问题。关于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重要性，文件明确指出:“文化思想上的问题亦当注意，这是吸取知识阶级，使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工具的入手方法。”既要反对东方文化派代表的复古倒退的思想潮流，也要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代表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潮流，“反对东方文化派（纯粹的东方派是幻想的退步的思想;纯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是个人主义，伪慈善主义;共产派当宣传为斗争而互助，斗争乃为将来全人类之互助;无斗争即无生活）”，还要反对“宗法社会之旧教义”“反对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组织”。文件还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应当树立唯物主义的宇宙观、社会观和集体主义的人生观。同时，文件还阐述了集体主义的人生观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强调坚持正确的集体主义的人生观，反对个人主义，但不是不要个人利益，而是兼顾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健全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及‘集体主义’的人生观（反对个人主义;各个人当择一宗旨，结为团体，服从其分配工作以达共同目的，亦即自己之目的;个人生活当然因此得一部分的满足，同时亦当自求生活保证，求身心的强健;结团体本是为着各个人的目的;个人的安全亦是为着团体的工作。既有团体（或社会）便有各团员间之相当关系（或新的习俗），非此不能维系;决不应以为共产主义便真是‘过激主义’———蔑视一切个人私德）”。由此可见，中共不但充分关注到思想文化界正在进行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而且意识到了这场论战的重要影响，并对如何应对作出了明确的布置和安排。

对于地方党组织的应对和参与，该文件要求“各地有可能时，设社会科学的研究会”，研究会要组织学习《新青年》、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及社会科学讲义;每月召集会员学习，“预指材料及问题，或请人讲演或共同问答”;如果学习过程中有疑问，可以请中央教育委员会答复;还可以组织会员开展关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劳动问题的实际调查。各地党组织努力贯彻落实中央的要求，如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在1924年5月向党中央报告工作时就提到安源党组织制定了人生观的宣传教育计划，“对外宣传注意立于唯物史观上面之文化运动（如反对东方文化派，反对宗法社会之旧教义，反对基督教教义及其组织，宣传健全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及集体主义的人生观，文学的及科学的宣传主义）及国民运动”。当然，由于局势复杂多变及缺乏在思想文化方面有建树的知识分子，地方党组织在参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方面并没有开展太多工作。

三、共产党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引导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群众树立正确人生观

从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党的北方工作负责人李大钊，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主编瞿秋白，中国共产党人以撰写文章、发表演讲等方式，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的、科学的、正确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陈独秀在应亚东图书馆之邀撰写的《〈科学与人生观〉序》一文中，系统阐述了其对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见解。针对张君劢列举的所谓科学不能解释的9种人生观，他用科学的方法和原理一一解释说明，指出不同的人生观是由人们所处的不同客观环境造就的，绝不是由完全主观的个人意志所决定的，“自然科学已经说明了自然界许多现象，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社会科学已经说明了人类社会许多现象，这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自然界及社会都有他的实际现象:科学家说得对，他原来是那样;科学家说明得不对，他仍旧是那样;玄学家无论如何胡想乱说，他仍旧是那样;他的实际现象是死板板的，不是随着你们唯物论、唯心论改变的”。

陈独秀对于丁文江等科学派在论战中的不得要领也提出批评，科学派“文章写得虽多，大半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令人看了好像是‘科学概论讲义’，不容易看出他们和张君劢的争点究竟是什么”。科学派之所以表现不如人意，是由于他们“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个“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陈独秀还指出，丁文江“承认宇宙间有不可知的部分而存疑”，还把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归到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身上，却也离开事实太远了”，这些言论表明所谓科学派其实跟张君劢一样走的是唯心主义道路。综合分析后，陈独秀得出结论:“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

为进一步宣传唯物史观，1923年12月，陈独秀撰文对胡适所持的唯物史观是一种历史观而非人生观的论点进行批驳，并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唯物史观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他指出:唯物史观能够“在客观上对于一切超科学的人生观加以科学的解释”，从而“证明科学之威权是万能的，方能使玄学鬼无路可走，无缝可钻”。唯物的历史观“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并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陈独秀联系儒家、道家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指出，一定的思想的产生，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道家思想是小农社会的产物，儒家思想是宗法封建的结晶，“他们的思想即他们社会经济制度的映相”。同时，陈独秀还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本为社会进步所必需，然其效力只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以内。”

瞿秋白撰写多篇文章阐述科学与人生观问题，最具代表性的当属1923年11月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文章开篇即鲜明指出这场论战的实质所在，“‘所论的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意志自由与否’，别的都是枝节”，即“必然”与“自由”的关系。文章批评张君劢认为自然界有相同现象故“可以做科学的对象”，而人类社会“不能发见‘相同’的人，故不能以科学测度”的观点“是很错的”，因为社会现象是人创造的，人的意志行为又都受因果律的支配，“人若能探悉这些因果律，则其意志行为更切于实际而能得多量的自由，然后能开始实行自己合理的理想”。文章分析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规律性，论述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认为虽然“社会里与自然界同样是偶然的事居多。然而凡有‘偶然’之处，此‘偶然’本身永久被内部隐藏的公律所支配。科学的职任便在于发见这些公律”。“‘自由’本是历史发展之必然的产物”，“人的意志愈根据于事实，则愈有自由;人的意志若超越因果律，愈不根据于事实，则愈不自由”。具体到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瞿秋白指出，导致包括人生观在内的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生产力发生变化，经济关系、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心理就会发生变化，反映社会心理变化的包含宇宙观人生观在内的社会思想即随之发生变化。结合社会现实详细分析之后，瞿秋白得出结论:“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瞿秋白还以新生的苏维埃俄国为例说明人生观可以通过科学的教育方法获得，由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俄国新政权，不但有“必然竞争得过小企业的大经济制度（包括一切运输机关及放贷机关），又有政权足以支配社会活力，有教育足以养成新阶级的科学人生观，必定可以处于胜利的地位”。

李大钊通过在大学发表演讲等方式，对人生观问题发表见解。1923年4月，他在复旦大学发表史学与哲学的演讲，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打破了过去崇拜英雄圣贤的观念，“使我们知道社会的进步不是靠少数的圣贤豪杰的，乃是靠一般人的，而英雄也不过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的新时代，全靠我们自己努力去创造。有了这种新的历史观，便可以得到一种新的人生观”。1923年至1924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设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史学思想史等课程，他在授课过程中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很多内容涉及科学与人生观问题。他指出:“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他还撰文对玄学派复古倒退的历史观提出批评:“在中国的思想界，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本来很盛，根深蒂固，不可拔除，至于今日，又有反动复活的趋势。”他鼓励人们要确立进步的历史观、人生观:“我们要改变这误谬的时的观念，改变这随着他产生的误谬的历史观、人生观，要回过头来顺着向未来发展的大自然大实在的方面昂头迈进，变逆退的为顺进的，变静止的为行动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奋兴鼓舞的历史观，乐天努力的人生观。”

邓中夏则进一步阐述了建立思想界联合战线的问题。1923年11月，他在《中国青年》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一文，将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分为东方文化派、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东方文化派可说代表农业手工业的封建思想（或称宗法思想），科学方法派可说是代表新式工业的资产阶级思想，唯物史观派可说是代表新式工业的无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都不是偶然发生的，都有他们的背景”。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都信仰科学、运用科学方法，二者的区别在于，唯物史观派“相信物质变动（老实说，经济变动）则人类思想都要跟着变动，这是他们比上一派尤为有识尤为彻底的所在”。他批评东方文化派“是假新的，非科学的”，而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是真新的，科学的。现在中国思想界的形势，后两派是结成联合战线，一致向前一派进攻，痛击”。邓中夏预判并勾勒出中国思想界的论争走向，“封建思想必被资产阶级思想征服，资产阶级思想必被无产阶级思想征服，这是社会进化与思想进化的铁则”。文章表达了建立思想界统一战线的设想，“代表劳资两阶级思想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尚有携手联合向代表封建思想的东方文化派进攻的必要”。

共产党人不但通过报纸、杂志、学校讲堂等渠道宣传科学的人生观，还在实际生活中积极扩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1924年1月，邓中夏在津浦列车上遇到一位西医。他与这位医生谈起哲学问题，阐述了关于玄学、科学等思想问题的见解。邓中夏分析玄学产生的根源在于科学不发达，“宇宙万物有许许多多的事得不到解决，那时的思想家对于宗教迷信既不满意，所以全凭个人的理想，构造成一个不可摸着的玄妙哲学。”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不断深化，玄学的空间越来越小，“哥白尼的天文学和牛顿的万有引力说出，宗教迷信为之推翻。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说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说出，玄妙哲学为之动摇。”

四、几点启示

“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是近代中国大变局下，科学、哲学甚至玄学与广大人民群众人生观的一场思想互动，其中蕴含着深刻影响中国发展进程、影响中国人安身立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实质是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现代文明、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参与论战，批驳玄学派的错误观点，指出科学派的不足之处，正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者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发挥了思想引领的重要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在论战中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是对文化领导权的自觉建构和主动引领。新文化运动以来，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文化界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是全盘否定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一种是全盘肯定的文化复古主义倾向。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正是这两种倾向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映射。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领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党的一大即通过决议明确宣示党要掌握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权。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指出:“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对于1923年的这次论战，党予以高度关注，不仅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相关决议，而且从委员长到普通党员，都纷纷写文章、作讲演，甚至在旅途中亦不忘进行宣传，彰显了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权的高度重视。共产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将唯物史观引入人生观领域，回答了科学派与玄学派关于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这一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反复阐明，复古倒退是死路一条，只有社会主义才是解决文化问题、文明问题的正确道路，正如瞿秋白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文明，以扩充科学的范围为起点，而进于艺术的人生”，“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人类什么时候能从必然世界跃入自由世界，———那时科学的技术文明便能进于艺术的技术文明。那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是正义的世界，而且还是真美的世界!”

（二）中国共产党在论战中强调要从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高度帮助广大青年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体现了党对青年思想状况的高度重视和及时引导。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熏陶，中国广大青年展现出参与政治、参与社会改造的巨大热情，成为各党派积极争取的对象。人生观与信仰息息相关，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发生在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前，论战的主题围绕科学与人生观问题展开，侧重于如何引导青年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体系，其中就包含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信仰的重要问题。无论是科学派、玄学派，还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其主张都体现了对青年群体思想信仰状况的高度重视。陈独秀强调:“我们断然不能抛弃我们的信仰。”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极为关心关注青年的思想教育，陈独秀创办的开启新文化运动潮流的刊物即以《新青年》命名，把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是把青年运动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工作由此迎来新的局面。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开始后，党明确认识到这次论战对广大青年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影响，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要求对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劳动群众进行科学的人生观教育。1923年8月青年团二大通过的《教育及宣传决议案》，强调以共产主义原则和国民革命理论教育青年工人、农民、学生群众是青年团“最重大的责任”，针对青年学生“富活泼冒险的精神，少具成见而思想新颖，勇于有为”的特点，要向他们“介绍唯物主义的学说以医治学生界空想之病”。随后，团中央创办《中国青年》杂志，加强对青年运动、青年思想的指导和引领。

（三）中国共产党在论战中强调建立思想界的联合战线，将党的联合战线主张扩展到了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统一战线问题，1922年6月15日发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同国民党等革命党派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同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中共二大提出的民主联合战线主张，其联合对象主要是国民党等党派，尚未具体涉及思想文化方面。思想界的联合战线是党的民主联合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思想文化领域的分化，中国共产党逐步提出建立思想界联合战线的主张。1923年7月，陈独秀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前锋》上发表《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一文，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高度评价胡适对张君劢等东方文化派复古倒退思想的批评，肯定胡适“实在是中国思想界一线曙光”，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与其联合，“适之所信的实验主义和我们所信的唯物史观，自然大有不同之点，而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邓中夏再次重申陈独秀提出的建立思想界联合战线的主张，认为与胡适等联合“不特是必要，而且是应该”。在联合的范围方面，邓中夏提出还要联合“行为派的心理学家”“三民主义的政治家”“社会化的文学家”“平民主义的教育家”等“各种友军”，“使我们革命派的势力增厚和地盘加大”。他发出预言和号召:“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进步的思想家联合起来呵!”从提出民主的联合战线到提出思想界的联合战线，表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到思想文化和统一战线领域，在深入分析中国社会各类思想文化派别的基础上，把统一战线的工作领域从政治层面扩展到了思想文化层面，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革命斗争。

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不断得到验证彰显、战胜各种谬论迷思的历史，是一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赢得认同支持的历史。肇始于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最后的胜利属于坚持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场论战后，马克思主义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中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也日益为人们所理解、接受和信仰。此后，虽然思想文化领域的论争依然存在，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吸引了无数先进分子心驰神往、躬身践行，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引领中国革命澎湃向前。

（注释从略）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研究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