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建立青年“据点”的历史探析

青年“据点”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进步青年、开展青年运动的一种非公开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其形成于1941年初，1944年左右进入成熟发展期，后来随着抗战胜利逐渐转化为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据点”是中共在青年工作上的创举，是中共联系进步青年的桥梁，是国统区青年民主运动和基层群众工作的实际推动者，为壮大组织力量、隐蔽革命精干、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中共影响作出了特殊贡献。

囿于相关史料散见及已公布档案文献较少，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研究尚不多。既有文献或从宏观层面研究周恩来青年工作思想和实践、南方局青年工作等;或从局部视角仅就青年“据点”基本情况、历史作用等进行概括，而从微观视角特别是着眼于周恩来对南方局开展青年“据点”建设的基本认识、具体指导等深入考察的成果并不多。《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5年卷对南方局领导的青年运动多有着墨，本文则是对周恩来领导南方局青年工作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重点对青年“据点”产生的历史因由、周恩来对青年“据点”基本性质的思考及指导其开展工作的具体实践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深入考察“据点”内在的运作机制、发展理路和整体面貌及其对全民族抗战时期党领导青年工作、民主运动等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青年“据点”建立的特定历史因由

（一）从政治氛围来看，青年“据点”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诞生的特殊政治组织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浪潮。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此后加紧镇压共产党组织和进步活动，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加大对青年的控制与迫害。公开的青年组织被解散，大量进步青年被绑架暗杀，青年民主运动遭受重创，“处于非常困难的时刻”。

在严峻的形势下，周恩来领导南方局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大后方工作“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总方针，提出“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以期绝大多数中共组织和革命骨干能够隐蔽下来。然而，如何在隐蔽状态下继续积蓄革命力量、采取特殊形式发挥组织作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国统区的群众工作特别是青年工作，“应力求简单、分散为原则，切记关系太多，领导复杂，以免意外遭受破坏”。由此，南方局青委领导下的基层组织在皖南事变前后疏散转移或移交给地方党组织，成员大部分撤离，南方局青委改为青年组，仅留下刘光（曾用名刘光悌等）担任组长。“国民党区中，除刘光悌同志尚同恩来同志一起于重庆外，其余都由各地党直接领导，上级青委亦经过下级党去领导，各级青年工作干部从省、特委以下都必须深入社会，取得学籍、职业。”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青年“据点”在周恩来的指导和中央青委的领导下、在南方局青年组实行“三勤”“三化”政策的过程中应运而生，成为联系和团结青年积极分子的秘密组织。

（二）从组织基础来看，青年“据点”是周恩来和南方局青年组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出的有效领导进步青年的创造性工作方法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南方局青年组积极开展交友活动。1941年初，刘光在大学生、职业青年和青年工人中分别联系了20余名非党积极分子。到1942年初，青年组联系的积极分子不断增加，“除介绍到新华日报工作的三人外，还有六十六名”。随着交友范围的扩展，活动涉及的社会阶层逐渐扩大，地区分布也越来越广，继续采取单个联系的办法愈发掣肘，逐步建立由若干朋友组成的青年工作网点组织，成为中共在群众中开展宣传教育的重要渠道。鉴于国统区严峻的政治环境，为保护进步青年，南方局不同意建立公开的政治性青年组织。但有些进步青年在没有与党组织商讨的情况下，试图自发组织起来，如复旦大学、西南联大等高校的部分学生尝试组织青年联合会，后经青年组谈话说服而作罢。但从川北国立六中流亡的部分进步学生发起了全国读书会，贵阳分会经青年组劝阻后仍坚持己见，成员不久即遭迫害。

南方局青年组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些情况，周恩来指示要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组织形式可称为“据点”，并指出:“我们在敌后安插了几个‘据点’，在这里也应该安插几个‘据点’。”于是，青年组率先在重庆一些进步力量较强的单位建立“据点”。类似这种“据点”的组织在大后方其他城市也陆续出现。周恩来对此高度重视，认为:“青年喜欢组织，有了一个便不肯去掉。故无章程、无纲领的感情的或文艺的小组是否可以，只要人数不多是可以的。”

二、青年“据点”的基本性质与组织模式

（一）基本性质:“不定型”的新民主主义秘密核心小组

青年“据点”以共同志趣和政治见解为纽带，由若干相互信任的朋友组成，政治上接受中共领导，遵循“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加强团结、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其既非党的组织，也非定型的群众组织，没有名称和固定的组织形式，更没有章程、纲领和定期会议制度等，严格遵守秘密工作原则。“据点”这个名称，只有与青年组直接联系的少数骨干知晓。每个“据点”有一个通过交友自然形成的核心小组，作为在一个单位或地区开展青年工作的组织者。青年组注重及时在各“据点”中选择优秀分子作为核心人员，定期和他们接头。围绕核心人员形成“据点”，其基本成员通过交友、秘密或公开的社团活动把进步青年和中间青年组织起来。从1942年起，部分外地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陆续到成都读书。他们努力学习，广交朋友，建立起秘密“据点”。一开始，几个暂时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组成大学校际秘密小组———蓉社，通过其成员与青年组建立联系。与蓉社同时成立的还有齐鲁大学的秘密社团，如社会科学研究会等。此外，由进步同学组织的公开社团也相继建立，如金陵大学的现实文学社等。这些“据点”在大学里积极开展交友活动，联络和推动组织性质相同的社团与进步同学共同斗争，并逐步将中间同学也团结在自己周围。

随着青年“据点”不断扩大，1942年5月25日，周恩来致电中央青委，指出:“现有非党青年关系150人，已知底细者72人，其中大学生47人，中学生8人，文化教育机关者17人，军事与政府机关者有13人，经济机关者14人，其他11人。这所有关系中，已建立四据点。”“青年组织重心除最近于重庆各大学被捕外，复旦、朝阳、中华教育社、教育学院、艺专等均有据点。”对于“据点”的基本性质、组织规模和重点任务，周恩来明确提出:“青年据点系三五人组成的不定型小组，以本位学习与职业为主，附带研究时事问题和重要政治文献，作调查研究与通讯工作。”青年组今后的主要工作是:“巩固青年现有据点和联系;并利用今年暑假来渝同学进行外地学校调查;经过回乡同学作农村调查;对留校同学设法深谈和教育。”这为“据点”的组织和完善指明了正确方向。

（二）组织模式:“不打通”的连环式灵活战斗堡垒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南方局青年组以巩固“据点”和加强联系为中心目标开展工作，到1942年底已发展建立了沙磁区（包括中央大学、重庆大学）、职业青年、复旦大学等9个“据点”，“个别直接联系和通过‘据点’联系的青年共计二百五十二人”。1943年4月，周恩来在南方局青年组《1942年工作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建立“据点”，顺其自然为好。最多5人，“多则亦须分开。应建立模范据点、分散据点、平行据点”。这就要求“据点”之间只发生纵向关系、不发生横向往来，从而形成连环组织模式。“据点”的联系有三个特点:一是“据点不能大（以五人为限），据点与据点之间，没有从属关系”;二是“据点下面的人（各环节的）不许互相打通，倘因事必需转移地区时，仍由原有据点和联系人直接连系”;三是“据点的建立主要应以过去感情和熟悉的程度为结合的原则，不应勉强加入新的分子或把原有的朋友拉开”。

中央大学“据点”建立较早且较为典型。所交朋友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绝对是新民主主义的，愿献身于进步事业，坚强可靠”。第二类“思想上稍差于新民主主义，但要比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进步得多，也许与第一类差不多，但有时有些动摇”。第三类分为两种:一种“基本上是倾向于进步事业的，且比同情分子还能进一步，但在各方面尚不及第二类”;另一种“也许在思想或理论上很够格作为第二类甚至第一类，但因为有可疑之点或其他原因”，“不和他发生密切联系”。

青年“据点”表面无形实则有形，采取既独立又灵活的“不定型”“不打通”的方式，通过单线联系开展民主活动，便于中共与进步青年联系，且不易遭国民党打击破坏。刘光指出:“客观的条件和革命的形势，对于革命青年的组织形式的规定，有极密切的关系。因为在一定的客观的条件下面，只有采取这种适应条件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我们才能生存和发展，否则我们就会造成损害和给敌人以打击的机会”。南方局青年组是国统区青年民主运动的指挥部，而青年“据点”就是一个又一个战斗堡垒，在白色恐怖严重的革命低潮时掩护党的活动，隐蔽聚集革命力量，成为中共联系广大青年群众的特殊纽带。

三、周恩来指导青年“据点”开展工作的具体实践

南方局青年组在周恩来领导下指导各“据点”开展交友活动。青年们不仅在学习生活上互帮互助，也有计划地开展调查研究和群众宣传教育等工作，“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1944年至1945年初，“据点”工作进入向前发展的重要阶段，不仅数量增加、交友数目增多，工作内容和经验也更加丰富，“据点”得到进一步巩固。

（一）对外联系方面，广交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

一是积极慎重地开展交友活动，交友范围包括不同阶层和职业的青年群体。周恩来认为，要“广交友，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据点”本身亦是青年组长期交友工作的产物。学校交友是重点，如去中央大学“据点”结交的朋友多为同班、同系或同乡，共同参加课内外活动，多因感情爱好相同或生活方式及观念一致而熟悉。还有一类是思想信仰相同的朋友，“一种是先由感情的朋友做起，互相影响而至思想信仰相同;一种是先由知道对方的思想信仰相同而认识，然后再进而成为感情的朋友。”因大学生思想基本定型，且外部环境困难，朋友关系的建立多为后一种方式。学校中青年“据点”发展相对完善的是复旦大学。该“据点”分工明确，设有情报、组织、通讯等部门，各由专人负责;组织形式多样，注重调研和应用，工作内容丰富且有计划性;可控的进步青年达700多人，占全校师生的1/3以上，在学校活动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周恩来还提出“据点”要“加紧职业青年工作，向中层发展”。当时有一个专门的职业青年“据点”，充分利用群众易接受的方式联系青年，组织了储蓄会、足球队、读书会等，凝聚了职业青年的力量。

二是交友并非易事，要加强朋友间的感情联络，开展学习工作生活上的互助。周恩来对“据点”开展交友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交友时，顽固、中间、进步的都可交。对顽固的敷衍，对中间的多注意，对进步的可少联系。”交友实际是“与群众相结合”。刘光认为，“与群众相结合就是我们所企求的所谓政治上的‘精神寄托’”，“不仅要找朋友，而且要创造朋友”，特别是要“结道义之爱的朋友”。“据点”成员在与朋友来往时善于寻找共同点，设法了解其家庭环境、社会关系、文化水平、工作能力、经济情况及思想情绪等，通过长期接触建立朋友间的信任，实现学习、工作和生活上的互助。虽然给予全面援助特别是物质援助比较困难，但“据点”成员也尽可能予以援助并诚恳对待朋友。如朋友苦闷时，“据点”成员及时给予安慰和开导，设法救济生活困难或身患疾病的朋友，帮助其解决升学就业等问题。有的“据点”能自主解决朋友的困难，成员自愿捐钱帮助解决医疗费用问题，或约定抽出部分薪水作为基金等。“据点”成员还特别注意在交友中发扬民主作风，尊重朋友，以善意的帮助和劝导的态度对待朋友。例如，有一个“据点”的朋友思想进步、工作积极，但在一段时间内突然意志消沉。该“据点”负责人没有主观臆断，而是通过走访调查了解情况，才知是由失恋所致。于是，负责人采取同情鼓励的态度，帮助这位朋友端正对恋爱的认识，最终助其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三是利用社会关系深入农村开展工作，支援抗日战争，为农村农民服务。1944年12月，周恩来在延安青年学生及各界代表举办的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会上发出号召:“参加敌后的抗日战争!青年们回到各地乡村去，为人民服务!”1945年1月，中央在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给周恩来的指示中提出:“南方局及大后方各地党的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训练与动员一批党员、进步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联系深入到农村去，用合法的以及非法的办法去为农民群众服务”。从1944年冬起，青年组开始动员知识青年前往中原解放区。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据点”发动和组织500多名进步青年奔赴中原解放区。青年组还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农村工作、建立可靠基地的指示，组织进步青年前往川东、川北边缘地区和国民党统治薄弱地区，以公开职业为掩护扎根农村，建立巩固“据点”。1945年1月至2月，到农村开辟工作的青年分布于15个“据点”，至暑期结束时“据点”增至31个。有的地区派党员或进步青年到农村，利用家庭、宗族等社会关系掌握国民党区乡政权。党员陈伯纯被派回四川合川老家，利用其陈氏望族地位，经多方努力当上乡长并以此为掩护开展工作，组建积蓄革命力量的农村“据点”。

青年“据点”成员深深扎根群众，获得群众的信赖和拥护，并产生积极的政治影响。“据点”成员通过交友方式，“以真正的友情放在思想相同的朋友身上”，逐步影响或发掘各行各业的进步青年，克服了过去部分进步青年“小圈子”生活的弊病，在群众掩护下开展进步活动，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二）宣传教育方面，多渠道多形式宣传中共抗日方针政策

一是秘密散发宣传品，传播中共抗日方针政策。皖南事变后，由于国民党严密封锁，中共文告、敌后抗战捷报、解放区消息等大多无法公开发表。重庆和其他地区的“据点”就在群众中秘密散发传单，“据点”成员和进步分子将其视为“光荣而神圣的革命任务去奋力完成”。地下传单和小册子是重要的宣传武器，“据点”是组织者和发行中心。1945年，重庆电力公司工人向社会各界控诉胡世合惨案的传单，由7个“据点”的7台油印机共同印刷完成，数量达1900份。传单散发后无法做到人手1份，每份都是几人甚至几十人传阅。在严峻政治环境下散发宣传品极为不易。有的“据点”除在同学中散发宣传品外，还想方设法大量散发给具有正义感的教授。对“据点”朋友而言，不仅要把这些宣传品散发出去，还要把学习讨论后的内容变为口头宣传的材料。

二是通过“小广播”，口头传播进步思想、揭露事实真相。当时公开的宣传机关、报纸杂志、会场讲台等大都被国民党控制，人们听到和读到的信息大多是国民党伪造的。要把真相传播出去，仅靠书面宣传是不够的，而且书面宣传在时效性和传播范围上也受限，“小广播”式的口头传播是一种重要补充方式。1944年11月，国民党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宣传策略上强调这一运动以支援远征为主要目标。实际上，国民党看到知识青年对青年军不感兴趣，就企图用远征军、到印度去来号召青年从军。由于国民党的欺骗，中央大学在几天内就有350多名学生报名。该大学“据点”立即决定采取“小广播”方式揭穿国民党阴谋，一方面指出青年军是党军、特务军，另一方面指出远征军根本去不了印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决定从11月下旬起将参加远征军的人归入青年军。消息很快传遍整个沙坪坝，已投军的中央大学青年听到后非常愤慨，表示无论如何不当青年军，不少人退出并返回中央大学。“小广播”式宣传在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是以《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为平台，积极引导青年改造思想。《新华日报》为青年提供了精神食粮，同时青年也是《新华日报》的坚定支持者。有一个中学“据点”的教员不仅帮助提供学校图书馆作为青年朋友的学习场所，还经常购入最新报刊读物，使该校《新华日报》的订阅量增加到50多份。中原战事紧张时，南岸一家机器工厂里的许多河南工友担心家乡情况，但找到国民党《中央日报》《扫荡报》等阅读时，却鲜见河南的报道。“据点”联系的朋友没有选择正面劝导，而是及时在《新华日报》上找到有关河南的消息后专门送给河南工友。河南工友表示，只有《新华日报》有些新闻可看，《扫荡报》“简直没有什么看头”，并开始订阅《新华日报》。“据点”根据群众不同需求推销进步报刊，针对性地满足了群众对新闻和相关作品的需求，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在“据点”发展过程中，《新华日报》专页《青年生活》发挥了积极引导作用。1940年2月，南方局青委在《新华日报》开辟《青年生活》专页。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发行受限，《青年生活》停刊1年。1942年2月，《青年生活》复刊并提出:希望《青年生活》成为“我们集体学习和活动的最好的场所”，将全国青年“彼此联系在一起”。周恩来认为《青年生活》要“联系青年现实问题表示态度，也要有思想斗争文章”。于是，《青年生活》积极与青年朋友建立联系，引导青年投寄稿件、反映情况、提出意见。10月，《青年生活》发表《怎样打破岑寂》一文，鼓励进步青年“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锻炼成为有着与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着的革命理论的学习和修养的青年”。1944年3月，又刊发《提高独立的工作能力》一文，指出:“革命的青年，其责任就是要把革命的事业推向前进，要有远大的政治眼光，要关心革命的全盘事业，要学会引导群众走向共同的目的，要把革命热情与求实精神相结合”。这些文章紧密联系青年思想实际，引领进步青年不断锤炼世界观，以正确认知指导实践行动。

（三）自身建设方面，加强学习教育，提高青年自身专长和技能

一是坚持扎实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帮助青年朋友真正掌握各方面知识和技能。大后方多数青年处于“一种痛苦的、苦闷的、没有出路的状态”。实际上，摆在青年面前的出路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是选择光明民主的中国还是黑暗专制的中国?青年“据点”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引路作用。针对青年群体的实际状况，周恩来提出，“据点”要“有计划的提高现有青年朋友的觉悟，经过较长时间联系的青年要求入党，可将其申请书与履历书收入登记，并报延安中央青委，但加入则不必”，同时强调“对青年的教育，要有各方面的知识”。

于是，青年“据点”将政治学习作为重要任务，传达党中央方针政策，组织学习各种政治文献和时事资料，如青年组编写了《青年学习指南》《青年参考资料》等。1943年9月，刘光主持学习会，中央大学吴佩纶、复旦大学杜栖梧等“据点”负责人参加，讨论政治形势、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研究“据点”有关工作。1941年至1944年，“据点”相关人员相继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整风运动期间，周恩来还亲自讲党史，“从建党起讲到1942年”，“在讲到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错误时，把自己摆进去，总是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应承担的责任，使同志们深受教育”。周恩来还特意安排“据点”负责人到红岩参加整风学习，“关起门来学习一星期至十来天”。

然而，读书报告或集中学习的方式在有些场合并不适用，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还需采取个别方式，而将青年日常工作和生活实际紧密结合，正是“据点”的显著特点。从1944年底到1945年初，某职业青年“据点”，重点研究讨论了毛泽东关于经济财政问题的认识、国共关系问题等;某工厂“据点”不仅学习《大众哲学》，还研究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但后来认为这些问题过于宏大且与实际工作联系不够紧密，就转到时事、交友等方面。“据点”还特别重视对青年朋友各方面知识技能的培养。周恩来指出:“我们这一代应该庆幸恰好生活在这样大的动乱的时代里，我们要在这时代里学习得充实起来，锻炼得坚强起来。”“据点”根据青年的不同兴趣，组织他们学习历史、文艺、哲学、时事、外语、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知识。

青年“据点”开展的学习教育，并非“教条式”或“填鸭式”的，而是充分结合抗战形势和现实斗争，有效提高青年的政治认识水平和独立工作能力，使他们掌握一定的学术智识和专长，对长期坚守革命和职业岗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在周恩来的身体力行下，南方局青年组及“据点”成员和进步分子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大多数“据点”都对所在单位或地区的基本情况、重要人物的政治态度和学术及技术水平、公开社团和秘密团体的活动及其背景等开展调研。“据点”还特别注重对群众生活及斗争进行调查，其成员经常深入群众，和他们建立密切联系，搜集更加广泛、扎实的材料。“据点”同时注意搜集政治、经济、民情等有价值的临时性资料，积极发挥机动性和主动性，取得了良好效果。1942年，青年组收到近40份调查报告，多由所联系的“据点”提供。“据点”根据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研究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式和斗争方法，既锻炼了“据点”的骨干成员，又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

三是及时进行工作总结和经验交流，在不断巩固中深入发展。对于如何更有效地开展“据点”工作，周恩来指出，要“从巩固中发展并深入”，要创造新的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开展经常性的经验交流总结是“据点”的工作特色之一。在1943年9月召开的学习会上，刘光总结了过去青年运动的经验教训，要求今后扎扎实实埋头苦干，不要提出过高的脱离群众的政治口号，以免暴露自己;要关心青年的切身利益和迫切需求，用多种方式将其组织起来，团结在“据点”周围。在1944年初召开的交流会上，青年组总结了两年来“据点”的情况，对“据点”工作给予了肯定。在1945年初的会议上，青年组总结推广了复旦大学“据点”的成功经验，还总结了刘实工人“据点”、祝公健职业青年“据点”的工作经验，对“据点”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是严格遵守秘密原则，积极开展自卫和反特务斗争。“据点”注重提高青年朋友的政治警觉，利用一切可用的力量，周密调查所处环境、特务活动情形和一些事件的真实情况，根据调查情况确定行动方案，积极开展斗争。“据点”成员有反特务和对特务进行调查的责任，“把整个联系网也弄成一个反特务网”。当时，三青团中有团员是中央大学“据点”发展的朋友，他们有消息会随时向“据点”朋友报告。“据点”还经常变动接头、通信、会谈等具体办法，以保护联系的青年朋友。1945年2月，重庆发生国民党特务枪杀电业工人胡世合事件，激起工人愤慨。刘光立即召开该公司“据点”会议，“认为这一运动带着明显的反特务斗争的性质”，“可以争取最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南方局工作委员会书记王若飞总负责，刘光和青年组等具体负责，领导开展了声援受害者、反对国民党特务统治、伸张正义的群众斗争。重庆许多工厂、企业、学校发表声明和宣言，声讨特务罪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国民党当局被迫枪毙肇事凶手，抚恤胡世合家属。斗争取得胜利。

在周恩来正确指导下，青年“据点”数量迅速增多，范围不断扩大，参与人员涉及各行各业且不断向中共靠拢。到1945年春，南方局青年组在重庆地区已建立48个“据点”，核心成员近千人。以沙磁区为例，除中央大学“据点”外，还联系了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中央工专、湘雅医学院、南开中学等;北碚区以复旦大学为中心，还联系了江苏医学院、歌剧学校、乡村建设学院等。青年组联系的地区从重庆及附近郊区扩大到成都、昆明、乐山、江津、宜宾、三台、遵义、赤水、城固、兰州等地。

四、结语

青年“据点”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在周恩来和南方局指导下，在国统区不能公开建立青年政治性组织的情况下建立的，体现了党在波谲云诡的革命形势中灵活处理各种棘手问题的能力。为适应国统区险恶政治环境，“据点”避敌锋芒，将党的统战工作和青年运动、群众运动紧密结合，为抗战后期大后方青年运动的高涨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特别是周恩来紧密结合革命发展形势、青年工作生活斗争实际，在“据点”发展的不同阶段提出不同策略、给予针对性指导，为顾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大局、推动群众民主运动、巩固党的组织和积蓄革命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董必武曾生动比喻:“国民党实行特务政策，铁一般地镇压爱国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过去我们也采取各种组织形式对抗，这便是‘铁对铁’，必然受伤。今后我们暂时采取无组织的个别联系方式。每个人周围都团结有三五个人，人多了，力量也就大了。我们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敌人要打击我们，正如铁打棉花打击不着”。

然而，青年“据点”也存在历史局限性:一是许多青年朋友因供职部门分散或职业流动性大，难免存在散漫松懈的现象;二是缺乏具备独立工作能力的骨干力量，没有形成团结的中心。从1944年秋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大后方青年运动经过几年的相对平静期后开始走向高潮。而“据点”本身的局限性，使其面对新形势难以迅速作出反应和掌握斗争主动权，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群众斗争新局面。此后，原来松散不定型的“据点”联系网，逐渐转化成严密的地下组织，发展成为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如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成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昆明进步青年成立的民主青年同盟，青年工人中成立的民主工人同盟，职业青年中成立的新民主主义联盟等。他们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下，积极反对内战，成为大后方坚持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和平的重要力量，在第二条战线上作出了突出贡献。

（注释从略）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