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

1939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刊登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的文章《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

一二·九运动推动了平津城市青年革命力量的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作为党领导下的青年组织，吸纳一批大学生、文教职员、城市进步青年成为华北青年抗日统一战线核心力量。1937年，北平、天津相继陷落，日伪当局强力取缔所有公开爱国团体，大量公开从事救亡工作的青年骨干身份暴露，随时面临被抓捕迫害的风险，留存城内的进步青年失去组织指引，华北青年抗日力量面临巨大损耗。同时，党内不少干部受过去关门主义思想束缚，对城市出身青年干部抱有偏见，如何保存、使用这批青年骨干，成为华北统战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青委负责人的陈云，虽未曾亲赴平津沦陷区实地考察，但他依托电报联络、邀约干部谈话、中央巡视团调研等方式了解平津实情，确立了一整套针对沦陷区青年干部的处置原则：先甄别划分人员状况，再采取就地隐蔽与向外疏散两种路径安置青年骨干，对撤出的青年骨干进行系统整训，再结合抗战需求及青年具体情况分配工作岗位。陈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发表的《论干部政策》讲演中把这一整套干部工作的实践逻辑精辟概括为“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十二字的“用人之道”。

“了解人，要了解得彻底”：统筹调研，甄别青年骨干

“了解人”是基础。只有全面、深入地了解干部，包括其优点与缺点、过去与现在，才能对干部有客观准确的认识，为后续用人决策提供依据。陈云在《论干部政策》中强调：“了解人，要了解得彻底，不是容易的事情，严格地讲是很难的。”1938年春夏，陈云专门安排华北一线青年工作负责人李昌、蒋南翔到延安汇报情况，以了解平津民先组织的生存现状，包括青年骨干的思想动态、分布情况及地下工作面临的风险等。结合一线反映的实际情况，陈云将平津地区青年骨干划分为三类。其一，公开投身救亡活动的青年骨干。他们辨识度高，不适合继续留在城区，急需转移保护。其二，以教员、医生、商号职员为主体的进步青年。他们有固定职业掩护，可以长期埋伏开展秘密工作。其三，拥有爱国热情，但地下斗争经验和纪律观念不足的普通青年。这些青年还不能独立完成秘密工作，需要加强培养。同时，陈云统筹中央组织部与中央青委搭建完整的信息收集渠道，实现对平津青年骨干情况的动态掌握。一方面依托中组部的巡视机制选派工作人员常驻平西根据地，对接中央北方分局城市工作部，定期汇总平津地区报送的材料，掌握日伪管控动向与青年队伍的变化；另一方面打通延安与中央北方分局的加密电讯通道，一旦平津地下组织出现据点被查、人员暴露等紧急情况，可以随时上报以便中央能够根据局势及时调整工作部署。以上举措使得党中央能够精准把握平津青年情况，为后续人才保全政策提供事实支撑，体现陈云立足统战全局、实事求是研判青年群体状况的工作思路。在此基础上，中央组织部、中央青委确立了“不唯出身、重在表现，区分处境、分类施策”的甄别原则，为后续人员疏散、就地隐蔽、教育培养等各项工作奠定了基础。

“气量大才能团结更多的人”：双线齐上，保全青年骨干

“气量大”是前提。革命事业需要汇聚各方人才，只有具备宽广的胸怀，容纳各种不同背景、性格和专长的人，才能广纳贤才。陈云在《论干部政策》中强调：“今天各种各色的人都有，复杂得很。我看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复杂情况。将来领导全国的时候，情况会更加复杂。”“共产党是先锋队，要领导广大的后备军，要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它周围必然是复杂的。”“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功的。”立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最大限度团结和保存爱国进步力量，是开展平津沦陷区青年骨干工作的核心立足点。1938年10月31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分组讨论会上，陈云作了《关于青年问题的结论》的发言，其战略考量是在白色恐怖环境下最大限度保全党的青年干部资源。陈云明确禁止沦陷城市开展公开示威、集会等冒险活动，避免对青年骨干的无谓消耗，确立“疏散转移、就地潜伏”双线保存青年骨干的完整方案。他着重纠正唯出身论，提出评价青年干部的根本标尺是抗日立场与实际斗争表现，为大规模吸纳、培养城市青年干部提供中央层面政策依据。11月，陈云领导中组部、中央青委联合下发致华北党组织专项指示，把发言中提到的全部政策细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执行规范。这是平津地区青年干部摸排、疏散、整训、安置整套工作的直接指导文件。陈云对于平津沦陷后青年骨干的安置保护决策跳出了宗派狭隘思想与冒险主义的误区，以宽广的胸襟包容城市青年的思想短板，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最大限度保存了自一二·九运动以来党在平津地区积攒的青年骨干力量，充分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包容原则，为华北敌后抗战留存了宝贵的人才资源。

“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系统整训，助力青年骨干

“用得好”是关键。在了解人的基础上，凭借宽广胸怀接纳了人才，还需将人才安排到合适的岗位，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使人才的能力与岗位需求相匹配，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陈云在《论干部政策》中强调：“只要是在你领导下的人都很高兴工作，都很积极工作，能够这样，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陈云认为，合格的干部必须放置在实际斗争当中磨砺，扬长避短、补齐短板，才能成长为能够胜任革命任务的工作人员。1939年，大批从平津疏散出来的青年骨干进入晋察冀边区青年干部训练班、陕北公学分校学习，重点梳理土地革命时期北平青年运动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历史教训，系统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白区秘密工作条例以及群众工作方法，纠正以往偏重街头宣传、片面追求声势的思维定式，认清青年统战工作的落脚点在于发动工农群众投身全民族抗战。1939年下半年，依照陈云提出的培养要求，这些青年骨干绝大多数被分派至冀中、平西各县乡村，编入青年抗日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入户宣讲抗日政策，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组织拥军支前、村落警戒等具体群众工作。另一部分党性坚定、斗争经验丰富、熟悉平津城市环境的青年骨干，经过严格政治审查之后，派到平津城郊的游击区域，专门对接城内青年地下组织，搜集日伪军政情报、传达上级工作指示，接应身份暴露的青年骨干安全撤离，构筑城乡之间稳定的联络通道。针对具备专业技术特长的青年骨干，陈云多次叮嘱华北各地党组织，不能强求技术知识分子一概从事行政工作，要爱惜和用好其专业能力，避免专业人才闲置浪费，补齐根据地建设的短板。陈云采取的这种干部调配使用办法，是出于为根据地和沦陷区长远储备干部的考量。

“多方面帮助”：耐心慎重，关爱青年骨干

“爱护人”是保障。干部在工作中难免会遇到困难或犯错，爱护人就是要帮助犯错的干部改正错误，关心他们的政治生命和个人困难，为干部成长提供支持和保障。只有让干部感受到组织的关爱，他们才会更有归属感，更加安心工作。陈云在《论干部政策》中强调：“既提拔起来，就得多方面帮助他，不使他垮台。对干部一切不安心的问题，都要很耐心很彻底地去解决。当牵涉到一个干部政治生命问题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地处理。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能算真正的爱护人。”针对平津流亡青年多为学生出身、缺少基层历练、不熟悉敌后游击环境的特点，党组织建立起先培训、再锻炼、后任用的机制。平津青年骨干抵达延安后，统一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院校系统接受党史理论、党性修养、群众工作教育和游击战争训练，完成从进步青年到革命干部的身份蜕变。结业后，根据个人特质分批输送至华北根据地区县基层，在群众工作、敌后抗日、政权建设的实践中积累经验、淬炼意志。对难以适应艰苦环境、思想浮动的青年干部，坚持耐心谈话、细致疏导，化解焦虑。延安抢救运动期间，审查工作一度出现扩大化偏差，一些来自平津沦陷区的青年骨干遭遇错误审查、不当定性，部分干部蒙受政治委屈。陈云坚持“实事求是审查干部才是真正爱护干部”的原则，主持开展大规模干部甄别平反工作，严格落实“牵涉干部政治生命务必郑重谨慎、非迫不得已不处置、不开除”的爱护准则，对所有存疑干部重调查、重证据、重史实、不猜度、不株连，通过内查外调厘清大批平津青年的革命经历与政治立场，为蒙冤受疑的干部撤销不实结论、恢复党籍、恢复工作。陈云“爱护人”绝非无原则迁就，教育挽救无效后的审慎纪律处置是更高层次的爱护。1939年刘力功事件后，陈云专门撰文《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阐明党的纪律教育本身就是对青年干部的爱护，重申党员个人服从组织的组织原则，强调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这篇文章成为平津青年骨干入训后的必修内容。陈云对干部的爱护既有效改造了大批城市青年知识分子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又最大程度保全、锤炼、成就了党的青年干部队伍。

陈云将“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十二字深度融入领导平津沦陷区青年工作的各环节，不仅扭转了当时平津地区青年工作的被动局面，更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青年工作思想与实践模式，为党的干部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作者为中央团校中共党史与青运史教研部副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2026年0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