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接待工作的历史考察

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迁驻延安，这为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随着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先后形成，延安呈现出相对安定友好的对外交往环境。中共中央在这里热情接待八方来客，不仅增强了中共自身的形象塑造与传播，也增进了外界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理解与认同。结合《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相关人员的忆述资料，本文对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驻延安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的延安对外接待工作进行初步考察。

一、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对外接待工作

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故意制造的种种谣言，外界对中共充满好奇的同时又多存疑惧。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逐渐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外界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限制也开始松动。于中共而言，无论是从倡导创建、坚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角度，还是出于自身力量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亟须加强对外联系，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在此背景下，毛泽东高度重视对外接待工作，对延安的对外接待作出全面部署。1937年冬，原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进行统战工作的金城结束了在延安的学习生活，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具体负责接待工作。据他回忆，毛泽东在他刚上任时就找他谈话，向他了解国民党统治区官方接待机构的设置及相关情况。几天后，毛泽东专门召集一次高规格的“接待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边区政府秘书长伍修权，毛泽东办公室主任李六如，以及边区政府具体负责招待工作的胡金魁、金城等。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接待工作作了全面指示。他指出，接待工作是统战工作，是“争取人、团结人的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我们的大门就敞开了，来延安的中、外来宾一定会越来越多，你们的工作会越来越繁重”。关于如何做好接待工作，他进一步指出，一是要做好对来客的调查研究，不要受骗子欺骗，也不要冷落了真正的客人。二是要注意从上层统战工作的角度对待工作对象，他们的“阶级利益、思想感情、生活方式与我们的基本群众有根本区别”，要针对其特点开展工作。三是在统一战线内部要注意共产党与国民党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对此要有清醒的精神准备”。关于对来宾的宣传，他提出，“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宣传我们党的政策”，“要采取老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关于对来客的接待方式，他指出要讲民主、讲礼貌，“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同时，毛泽东强调接待工作统一由边区政府管理，政治上、业务上暂由李富春领导，并指示李富春通知在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主要负责人，让他们协助做好接待工作，“向他们说清接待客人参观访问的重要意义，必须尽可能地抽出时间亲自接待”。

毛泽东的这番讲话为之后延安各方面做好接待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除毛泽东外，党内长期负责外事、统战工作的周恩来也对延安交际处作出指示。1944年，在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来前夕，周恩来专门出席边区政府交际处全体干部会议并讲话，指出交际处的主要任务是做好统战工作，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

边区政府交际处等机构积极落实中共中央的指示部署，在抗战时期接待了卫立煌、陈嘉庚、黄炎培等多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及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等重要来访团体，出色完成了接待工作。

二、悉心备至安排住宿

陕北地贫民瘠，物质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是延安接待工作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到过中国很多地方的斯诺评价说，陕北“是我所见过的中国最穷的地区”。中共中央迁驻延安后，随着大量工作人员进入，办公和居住用房需求陡增，延安一下子变得异常拥挤。接待工作也由此陷入住房紧张和物资紧缺的局面。

据金城回忆，当时延安的住宿条件十分简陋，最好的客房也凑不齐几套完好的桌椅。1937年10月到访延安的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描述:每间客房“床都是用砖砌的炕，炕上铺着灯心草编织的席子。然而，房内十分干净整洁，雪白的墙上挂着人们熟悉的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还贴着一些五颜六色、用好几种外语书写的革命标语”。

尽管条件简陋，但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尽心尽力安排客人。1937年6月，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托马斯·亚瑟·毕森一行到达延安。招待所得到消息后，提前准备好房屋、热水、饭菜。他们一行五人，贾菲夫妇住一间房，其余三人合住另外一间。此前，毕森一行风餐露宿，沿途住的客栈“整晚都有臭虫跳蚤肆虐”，所以一放下行李，他们“马上打来了水洗澡，里里外外都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毕森说:“这是我们离开西安后第一次有机会清洗自己。过去几天来的噩梦，顷刻间便甩在了九霄云外。”

除常设招待所外，为应对外界来访人员的大量涌入，延安还特地设立了临时招待所。1937年5月，海伦·福斯特·斯诺追随丈夫埃德加·斯诺的足迹来到延安，暂时被安排在史沫特莱住过的一个独座大院内的房间。她记述道:“这个独院住了大约50个人，还容纳了《解放》杂志编辑部，组织部的总部，无线电部，医务室，一间房给四五个女共产党员住，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招待所’。这种招待所是东方常见的一种车马店，是给到这个红色堡垒来巡礼的人住第一夜的。通常总是住满了来上学的学生，男女都有，他们住在那里等候在红军大学里给他们找宿舍床位。”但作为临时招待所，其空间还是相对拥挤的，晚上客人只能睡在土炕、铺草席的地板或借来的门板上。天一亮，所有东西又要赶快搬走，因为要腾出来给五六十人的大班上课。在这种条件下，有些人甚至不得不在招待所以外的地方暂时栖身。1938年8月6日，作家陈学昭到延安后一打听，发现西北旅社住满了，只好“因着一个朋友的关系，住到北门内的北什字巷一家老百姓人家，这里面也有一个公家机关，挤得没有一间房子是空的”。

除常规接待外，相关部门还会为特殊客人专门安排特别的住处。1939年9月，国民党政府组织了全国慰劳总会，其中的北路慰劳团先经延安转赴榆林各地进行慰问活动，后再经延安南返。考虑到慰劳总会领导人张继年届60，上下山不方便，于是安排他们住进边区银行在新市场新开的10孔窑洞，那里出行更方便。

窑洞是陕北人民数千年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智慧结晶，给到访者留下深刻的印象。1937年春到访延安的德国人王安娜就评价延安“是一座名符其实的窑洞城市”。为改善居住条件，中共寻找合适的地方挖窑洞，到1944年夏交际处已在延安新市场南边向东的半山腰挖了30多孔窑洞，在山脚下建造了20多间客用平房和工作人员宿舍，还建造了可供七八十人使用的餐厅和会客厅，之前用三条腿旧桌子凑数的情况已大为改观。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访延安。虽然已是夏天，但延安早晚仍较凉，考虑到这6位参政员的平均年龄已达60岁，负责接待的同志特地在他们下榻房间的每张床上都铺垫了厚被褥。黄炎培起初认为似乎没有必要，但到了晚上就感受到了工作人员的体贴周到，“这里的气候，中午温度也要比重庆早晚降低十几度。初进卧房见床上堆着很厚的棉被，一时感觉这种设备也许未免过分周到，哪知到了晚上，我的胴部已抢先在欢迎它了。”

三、尽心竭力安排伙食

延安物质条件艰苦，招待客人不求奢华，而是用心用情尽力筹划、细致入微。1938年4月17日，卫立煌到达延安当天，毛泽东亲自设宴招待，把最好的食物拿出来飨客。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回忆说:毛泽东“谈笑风生，宴会历时甚长”，卫立煌等“前些日子在山西受日寇追击，给养补充不上，有什么吃什么，体重都减轻了，现在对于每一道菜都感到满意，饱饱地吃了一顿”。

在就餐安排上，工作人员还充分考虑到宗教习俗、年龄等因素。1941年夏，甘肃省海原、固原和西吉一带爆发了马思义等领导的回族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的武装暴动，但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马思义毅然率领部分暴动群众突出包围，投奔陕甘宁边区。为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交际处专设了清真灶。同样，1944年7月，黄炎培等6位参政员访问延安期间，交际处特地为他们准备了适合老人清淡口味而又营养丰富的食品，如牛奶、鸡蛋、小米粥、白面馒头等。

对于从外地来延安的人，当地的饮食习惯不是人人都能适应的。冼星海回忆说:“我吃到了小米饭，这饭不好吃”，“以后吃了很久才吃惯”。陈学昭总结自己在延安生活一年的体会时表示有三件事不太满意，其中之一就是饮食。因此，延安在招待外界人士时充分考虑了这一点。接待人员在食材有限的情况下，尽量照顾客人的口味，如招待卫立煌、黄炎培等的白面馒头都不是延安常见的食物。陈学昭虽然没有住在招待所，但工作人员还是尽量照顾她的饮食习惯，每次都特地给她烧大米饭，“另加一只葱炒蛋”。

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陕甘宁边区的生活物资供应有了很大改善。在大生产运动中，交际处的工作人员开荒种菜，设立供应食品的商店———“足食园”。他们制作的牛奶糖、果脯、饼干、核桃酥、鸡蛋饼、葡萄酒等，除供应交际处用于招待外，还向市场销售。由此，接待客人的食物也相对丰盛了许多。贝特兰到延安后，发现眼前丰盛的菜肴与他曾听到的关于延安食品匮乏的说法大相径庭。于是，他问负责接待的吴亮平:“你们平常吃饭也是这样吗?”吴亮平摇摇头说:“当然不是。只有招待客人才如此!只要你们在这里，我们一定尽可能安排最好的伙食———这是中国人待客的习惯。”

延安时期，中共在接待外界人士时尽显真诚而又不拘小节。1940年6月1日，到访延安的陈嘉庚和毛泽东在窑洞会谈后准备就餐时，注意到“筵仅一席，设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面置方桌上，已陈旧不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巾，适风来被吹去，即弃不用。”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设宴招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赵超构赴宴前发现自己赤脚穿着新买的凉鞋，自觉不郑重，想穿双袜子再去，但负责接待的同志告诉他没有关系。到了宴会现场，赵超构果然发现“许多延安干部穿着草鞋来会见他们的领袖”。黄炎培对此也深有感触，“鼎鼎大名的各位高级将领，外面没有见过的，总以为个个都是了不得的猛将，说不尽的多么可怕。哪里知道天天见面谈笑，真是古人所说:‘如坐春风中’，这一点太出我们意外了”。

四、多维全面安排考察

延安时期，组织实地参访是对外接待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安排参访者参观工厂、农场、学校，观看革命题材的文艺演出，参加各类政治活动等，主动呈现边区的真实面貌与民生实况，让参访者对边区有了更加立体全面的认知，从而打破外界对共产党的误解，争取更广泛的理解与支持。

1938年6月29日至7月4日，世界学联代表团一行四人访问延安。他们的主要行程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直接与中共领导人会谈，如7月2日毛泽东接见代表团全体人员，并同他们谈话。二是参加专门为他们此行安排的活动，如6月29日举行的欢迎仪式，7月3日在抗大举办的授予学位仪式等。三是作为列席人员体验边区政治活动，如参加陕甘宁边区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召集的座谈会，以及延安各界群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晚会。四是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工厂等，如参观中央党校和陕北公学，以及鲁艺、印刷厂、报社、边区高等法院和监狱等地。

这些活动安排充分展现了边区的特点，使参观者更全面地了解边区的实地生活样貌。在抗大，校方举行隆重仪式，授予世界学联代表团四人“游击博士”学位称号并赠送纪念章。他们每人还获赠“红军套装”———一套军装、一顶缀有红星的红军八角帽、一根皮带、一双草鞋。接到“红军套装”后，他们当场就高兴地穿了起来。代表团团长柯乐曼说:“我活了24岁，今天是我最光荣的一天。”在欢送会上，世界学联代表表示:“到中国后，特别在延安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忠实执行，看到延安人民抗战热忱的高涨，真出乎我们的意想。在此把各党派、各阶层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真使我们与世界青年兴奋极了。我们要把在延安看到的一切不隐瞒地向世界人民宣布，使你们的斗争取得比现在还要大几十倍几百倍的援助。”

中共热情接待来延安参访的各界人士，即便对方临时提出考察要求，接待人员也始终耐心回应、细致沟通。1938年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考察团到达延安，王德圃一方面表示基本同意接待人员提出的行程安排，另一方面又提出自己的意见。按照他的意见，毛泽东需要出面接待四次。毛泽东得知后，表示“需要我出面四次就四次”，并且向负责同志强调“今后来延安的客人，凡要求见我的，你尽可以答应他们，并把他们的要求及时告诉我。我工作虽多，但是统一战线工作就是我的重要任务之一，只要需要，我一定会抽出时间来。”晚清抗日保台志士的后人邱琮有自己的想法，不愿意参加安排好的考察，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深入调查研究，仔细看、详细问，并把自己的意见建议整理成《管窥谨献》。毛泽东看后批示:“这是邱琮先生的善意的建议书，其中颇多可采，应抄交各有关同志，希着重注意此建议。”

由于国民党长期的欺骗性宣传和新闻封锁，不少外界人士对共产党多有误解，有时甚至对延安组织的参观、接待人员的谈话内容也持怀疑态度。陈嘉庚通过参观虽暂时消除了之前对共产党的一些误解，但仍将信将疑。他在考察间隙经常找华侨或者来自闽南的青年学生聊天，试图从细节中找寻真相。最终，他对共产党由疑虑转向信任，“从此把战胜日寇，祖国抗战必胜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五、欢迎美军观察组

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到访延安。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毛泽东曾亲自修改《解放日报》社论，将美军观察组热情地称为“战友”。中共中央还向各解放区发出指示，强调“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为做好这次接待，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专门向负责接待的同志提出要求:第一，“我们同美国的关系，不是国民党那种奴才与主子的关系”，“是平等的”。第二，要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做好工作，但也要不卑不亢，掌握好交往的分寸。第三，要注意广交朋友，建立友谊。尽管现在看来美军观察组的规模并不大，但以延安当时的接待能力以及整个延安时期接待情况来看，其无疑是个规模空前的“大型考察团”。

7月22日，美军观察组首批人员抵达延安。由于观察组居住时间较长，最晚的一批1947年才离开，所以他们到达延安后，只是在交际处暂住几天，很快就搬到专为他们新建的住所。组长戴维·包瑞德住一间20多平方米的独立木屋，其他大部分美方人员则住窑洞。在离开延安20多年后，包瑞德回忆起当年的住宿条件说:“室内摆设象斯巴达人一样简朴:一张粗糙的桌子，一两把简易木椅，每人一张台架床（即把木板放在木马上），一个搪瓷洗脸盆架和一个毛巾架，没有地毯。不过，一切看来都是干净齐全的，因为我们就没有打算过在这里过舒适生活。晚上是用蜡烛来照明的。”“房间内外根本没有什么水管。厕所被安排与住房距离比较适当的地方，这无疑是专门为惯于挑三拣四的外宾们建造的。”

除此之外，边区政府还特地为他们兴建了三层楼高的气象观测楼，以及仓库、餐厅、警卫室、汽车棚和发电机房。在饮食方面，美军观察组餐厅建好后，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从西北菜社、边区菜社调来厨师，为观察组烹调一日三餐。

美军观察组最初的考察以交换军事信息为主，所以包瑞德回忆自己在延安的考察行程里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例如，8月3日起陆续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交流:与参谋长叶剑英会谈，了解中共抗战情况;与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会谈，了解八路军抗战情况;与陈毅会谈，了解新四军抗战情况;与聂荣臻会谈，了解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情况。边区政府专门安排包瑞德等乘车赴南泥湾观看359旅的训练情况。应包瑞德请求，第718团举办“遭遇战”实地演习，而包瑞德也与八路军总部的一些军官交流了美国陆军的训练方法。此外，包瑞德的行程中还有三个重要内容:一是与中共领导人会谈，交流意见，如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了解中共方面关于国共和谈的意见;二是在延安及边区参观军队、机关、学校等处;三是参加延安组织的各种文艺活动等。

这些安排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的贡献，展现了自由进步民主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新气象新面貌。对包瑞德而言，在参观中，中共对待日本战俘的态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包瑞德注意到战俘集中居住的宿舍，没有被称为“俘虏拘留营”或“监狱”，中共称战俘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盟员”或“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所有的战俘都穿着共军的制服，大约有150人。这个数字同被国民政府关在重庆郊外的25个相比较，似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六、结语

中共在延安的对外接待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窗口与桥梁作用。对参访者而言，一方面是有了更加直观的感性认识:当地艰苦的物质条件与高昂的精神面貌形成了强烈反差。海伦·斯诺说，在延安居住几个月后，她观察到所有现象中最主要的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的“集体精神”，“这是一种由高尚的风格和高度紧张所产生的精神力量”。陈嘉庚对比了重庆和延安的种种，认为国民党政府“虚浮乏实”，奢靡浪费，“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延安“则长衣马褂，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及酒楼应酬，诸有损无益各项，都绝迹不见”。另一方面是激发了理性的深刻思考:从社会生活的表象观察到中国的未来。美国人拉铁摩尔曾在中国农村广泛旅行，通过对国民党统治区和延安实地考察的对比，认为“共产党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成功地赢得了农民的信任”。美国记者霍尔多·汉森总结说:“离开延安时，我对共产党只有一个信念:他们比中国其他任何组织都更全心全意地抗日。”那些原本对中国共产党陌生甚至疑惧的外界人士到延安访问后，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评价开始由负面、中性转为好评，并在之后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诸多帮助。例如，陈嘉庚多次在华侨中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募捐，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组织印刷发行《华商报》提供方便。特别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借助和美军观察组建立的良好关系，于1945年8月25日由美军飞行员驾驶美军运输机，将刘伯承、林彪、陈毅、邓小平、滕代远等十几位军事将领从延安安全送抵山西黎城，为之后的战略部署抢得了宝贵时间。总之，延安时期是中共各条战线工作方法不断发展成熟的时期，对外接待工作是其中一个方面，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仍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研究学习。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研究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