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长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支只有2980余人的队伍,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孤军北上,率先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当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并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中共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波澜壮阔的红军长征史诗中写下了独具特色的光辉一页。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路线图
出发:辗转征战桐柏、伏牛山区,成功入陕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和郑位三转达程子华带来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结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际,会议决定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向平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或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部队在行动中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一部分武装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武装斗争。会议还讨论了部队整编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调整等问题。会上,徐海东主动建议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任军长,自己改任副军长。省委同意这一建议。同时决定补选程子华为省委常委。程子华没有参加省委常委会议,郑位三向他传达了会议精神。程子华提出,中央派他来是当参谋长的,请郑位三报告省委,他不当军长。但省委的决定没有改变。
花山寨会议后,红二十五军根据省委决定,立即进行战略转移准备。此时,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国民党东北军九个师和“豫鄂皖三省追剿纵队”五个支队共40多个团的兵力,准备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鄂东北地区。为迅速实行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秘密西移至罗山县殷家湾、何家冲一带,加紧进行准备工作。首先整编部队,撤销师一级建制,军直辖第二二三团、第二二四团、第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全军共2980余人。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其次进行政治动员,向全体指战员讲解形势,进行“打远游击”和“创建新苏区”的思想教育。最后实行轻装,每人准备三天干粮和两双草鞋,妥善安置不能随军行动的伤病员。全军仅用三四天时间就完成了准备工作。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省委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开始长征。红二十五军指战员非常年轻,他们平均年龄不过十七八岁,还有一批十二三岁的少年儿童。就是这样一支朝气蓬勃的“娃娃军”,辗转征战,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11月17日,红二十五军击退敌“追剿纵队”第五支队进攻后,于当晚由信阳城南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向西疾行,11月19日进入桐柏山区,到达战略转移的第一个目的地。
蒋介石得知红二十五军进入桐柏山区后,急令“豫鄂皖三省追剿纵队”五个支队和东北军第一一五师跟踪追击;同时令驻河南南阳、泌阳、方城、叶县一带的国民党第四十军和驻湖北老河口一带的第四十四师迎头堵截,企图以30多个团的优势兵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将孤军远离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包围消灭。
红二十五军进入桐柏山区后,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闻讯赶到军部,向中共鄂豫皖省委介绍了桐柏山区的地理环境、国民党军队的兵力部署和地方反动武装盘踞地点等情况。鄂豫皖省委听取介绍并经实地考察后,认为桐柏山区距离平汉线太近,红军回旋范围较小,难以立足发展;同时群众基础以及地理物质条件都不适宜,遂改变在桐柏山区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决定避开敌军重兵堵截,绕道群众基础好的东北浅山区,再转西北进入伏牛山区,相机创建新的根据地。
为隐蔽向北行动意图,迷惑和调动敌人,11月22日,红二十五军手枪团在徐海东率领下佯攻枣阳。随后突然掉头东返,冲破敌军堵截,立即向东北方向转移。11月23日,手枪团急行军赶赴桐柏歇马岭与主力部队会合。下午,在歇马岭、栗园一带击退敌“追剿纵队”第二支队进攻,趁夜绕开国民党第四十军重兵控制的通道,向西通过平氏镇,沿泌阳县城东部乘虚北上。
泌阳县城东北地区地势平坦,围寨林立。许多地主豪绅盘踞村落围寨,且拥有相当数量的武装,戒备森严。为迅速北上,省委决定开展政治攻势。在进入围寨前,省委常委、秘书长郑位三事先给寨主写信,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促其保持中立;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召开干部会议,进行政治思想动员,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在省委和全军指战员共同努力下,多数地主武装保持中立,红军得以迅速通过围寨。
红二十五军沿泌阳北上后,庞炳勋急令国民党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由赊旗镇北返方城之独树镇、七里岗、砚山铺一带,迎头堵击红二十五军;又令驻叶县之骑兵团,火速南下保安寨配合堵截;再令其骑兵第五师,由泌阳向独树镇紧追。与此同时,第四十军第一一六旅正由新野北上南召,以阻止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区;“追剿纵队”五个支队仍在加紧追击。形势对红二十五军十分不利。
为争得先机,红二十五军日夜兼程,意图趁敌军尚未回防至方城以北之空隙,迅速通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11月26日下午1时,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第二二四团急行军至方城县独树镇附近,准备由七里岗越过许南公路,突遭敌军第一一五旅和骑兵团猛烈攻击。此时风雪交加,能见度低,红军未能及时察觉敌军,瞬间陷入万分险恶的境地。千钧一发之际,军政委吴焕先疾步赶到先头团,立即指挥部队就地抵抗。看到敌军攻势愈发猛烈,吴焕先从交通队员身上抽出大刀,高呼:“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他带领部队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激战正酣之时,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第二二三团跑步驰援,即刻投入战斗,红二十五军指战员凭借钢铁意志终于打退敌人进攻,稳住了阵地。
为打开缺口穿越许南公路,第二二三团向七里岗守敌发起三次冲锋,但均未能突破防线。红二十五军当即调整部署,乘夜色后撤至杨楼村一带集结,并在地下党同志带领下连夜突围,于叶县保安寨以北沈庄附近成功穿越许南公路,11月27日拂晓顺利抵达伏牛山东麓。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途中一次极为险恶的战斗,关系到红二十五军的生死存亡。
11月27日上午,红二十五军击退由拐河、常村尾追而来的敌四十军第一一五旅和骑兵团,沿叶县、方城边界西进。28日,红二十五军正准备由孤石滩渡过澧河时,遭到国民党第四十军骑兵第五师和第一一五旅、骑兵团的南北夹击。红二十五军分两路击退敌军进攻,渡过澧河,并急速向西北方向前进,在古木庄、交界岭再次击退尾追之敌,经由神林村、鲁山熊背、下汤等地进入伏牛山深处。
进入伏牛山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和军领导发现,这里并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一是伏牛山山脉规模巨大,山区地域狭窄,人口稀少,粮食物资匮乏,无法为部队提供必要给养;二是这一带封建势力十分强大,豫西“内乡王”别廷芳掌握数万民团武装,反动统治严密,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比较困难;三是国民党军穷追不舍,红军短时间内无法在伏牛山区站稳脚跟。于是,省委再次改变在伏牛山区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继续向西转移,先进入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陕西南部商洛山区,再择机创建根据地。
为争取群众支持,减少向陕南转移的阻力,11月30日,红二十五军发出布告,明确指出红军入陕是为了北上抗日,帮助穷人武装起来推翻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府。布告颁发后,红二十五军即日夜兼程向陕南前进,途中击溃袭扰阻击的土匪、地方民团,直奔豫陕边界的卢氏。
国民党当局始终严密监视红二十五军的战略动向。早在红军进入桐柏山时,蒋介石便急调驻防开封的陈沛第六十师,以火车运抵灵宝布防,企图扼守入陕咽喉。国民党驻豫“特派绥靖主任”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也接连向沿途各县县长、专员及各围堵部队发出十余道文电,对“追剿”红二十五军作出周密部署。12月1日,国民党军第六十师抢先占据卢氏城南五里川、朱阳关一带,构筑坚固工事,控制了入陕大道;敌“追剿纵队”三个支队共五个旅十个团的兵力,也相继尾追至庙子、栾川一线。敌人在卢氏及其周边精心布下了“铁桶阵”,妄图围歼红二十五军。
12月4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卢氏城东南叫河镇一带宿营,准备由朱阳关入陕,却得知朱阳关已在三天前被国民党军抢占。前有重兵堵截,后有敌军追击,红二十五军被压缩在叫河附近的狭小区域,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而且,经过半个多月连续行军,红二十五军的弹药粮草已经匮乏,战士们也已疲惫不堪。如果强行攻占朱阳关,必将付出惨重代价,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军领导反复勘察地形,发现大路皆被封锁,而周边群山巍峨、沟壑纵横,若无熟悉路径的向导带路,贸然入山,极易迷失方向、陷入险境。恰在此时,手枪团战士在侦察途中遇到一位名叫陈廷贤的货郎,表明自己知道一条小道,能够绕过朱阳关直入陕南。据此,红二十五军制定了声东击西的突围方案。12月5日凌晨,手枪团一部向朱阳关方向前进,制造红军即将从朱阳关大举入陕的假象,成功迷惑了敌人。而主力部队则在陈廷贤带领下,秘密从叫河镇出发,翻过姬家岭,进入一条名为文峪河的深山峡谷。这条峡谷,山高林密,道路崎岖,素有“七十二道水峪河,二十五里脚不干”之称。红军部队由陈廷贤带路,沿着县城南侧与洛河之间的隘路悄然穿行,天亮后翻越柏盘岭,将敌第六十师筹谋多日的堵击防线置于侧后。
12月8日,红二十五军主力抵达豫陕交界的铁锁关。铁锁关又名箭杆岭,地势险要,是河南进入陕西的重要通道。由于敌军主力已被红军佯动所迷惑,此处防守空虚,仅有少量民团把守。红二十五军迅速击溃守关民团,一举攻占铁锁关,进入陕西南部雒南县(今洛南县)境内,成功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立足:成功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2月9日,红二十五军历尽艰辛冲破敌人重兵围截,进至雒南县之庾家河。在这里,省委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不失时机地解决了选择新区和制定当前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会议被尾追之敌突袭打断,红军战士英勇奋战、浴血拼杀,战斗至黄昏,反复冲杀20多次,终于将敌人击溃,但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以及营以上干部大多负伤。庾家河战斗后,红二十五军连夜向西转移至蔡家川进行了整编,并休整一周,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为创建根据地作了准备。
为选择适合创建根据地的地方,12月19日,红二十五军从蔡家川出发,以飘忽式游击行动,大回旋南下郧西、北返雒南、东入卢氏、西转蓝田,在鄂陕边发动群众,组建鄂陕游击师,创建鄂陕边根据地。
1935年1月9日,从雒南再度南下的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亮出红军旗帜,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红二十五军占领镇安的消息,令杨虎城极为震惊,他调集兵力分成三个支队,开展第一次大规模“围剿”。1月下旬,陕军进至镇安附近,准备向红军发动进攻。红二十五军在运动中调动敌人,经过蔡玉窑、文公岭两次战斗,基本击溃敌军,红军趁势在陕东南开辟根据地。
2月中旬,为掌握主动,红军继续南下郧西。19日,在郧西召开了一次关键会议,讨论了红二十五军的发展方向,统一了思想,坚定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决心。下旬,红军由郧西转进。3月10日,在华阳东南伏击尾追陕军警备第二旅。战后,红军发动群众创建了华阳根据地。
另外,为进一步打通与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的联系,红二十五军向汉中前进,但受阻折返华阳。3月下旬,红二十五军东返,4月初抵达蓝田葛牌镇,并在葛牌镇以南九间房设伏,一举歼灭尾追之敌。至此,彻底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
4月中旬,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葛牌镇召开扩大会议。会后,省委决定开辟东部的豫陕边地区。4月18日,红二十五军东进攻克雒南县城,乘胜进入雒南、商县、商南、卢氏四县边界地区,收回雒南游击队,派方升普率部开展群众工作,开辟了豫陕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入陕五个月以来,彻底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攻占五座县城,兵力扩大至3700余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至2000余人,成立中共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和多个县工委,根据地人口近50万,初步建成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鄂豫陕根据地的创建,令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5月上旬,国民党军调集30余个团的兵力,从南、北、西三面,对红军发动声势浩大的第二次“围剿”。
中共鄂豫陕省委早有预测,利用战争空隙,抓紧战备整训等各项工作,做好反“围剿”准备。5月4日,红二十五军攻克龙驹寨(今丹凤县城),在此进行整训。9日,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不幸病故于龙驹寨,省委书记由吴焕先代理。
5月14日,红二十五军计划首先攻占山阳县,创造有利于反“围剿”的战场,但久攻不克,敌人主力步步逼近,于是撤围南下郧西活动,吸引敌人迅速向郧西集中。6月初,红二十五军从郧西出发北上直插商县地区,不久东转庾家河地区,跳到外线作战,打乱了敌人部署,迫使其向东南进攻的矛头不得不转而向北。
6月10日,红二十五军从庾家河出发,又掉头向东南大踏步前进,调动、分散、疲惫敌人,创造战机。13日包围商南县城,14日攻占富水关、进占青山街。红二十五军的突然行动,使北顾商县、雒南的敌军又被牵向东南。而红二十五军继续向东南挺进,16日远程奔袭荆紫关,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6月17日,红二十五军挥师西进,计划诱敌深入到根据地中心区域,选择有利战场,歼灭其一路。25日,回到根据地。7月2日,在袁家沟口成功伏击敌警备第一旅,取得第二个重大胜利。
之后,红二十五军再次转到外线,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城,迫使敌准备西进陕甘堵截中央红军的部队停止行动,深入陕南苏区的国民党军也被迫回撤,保卫西安。威逼西安,成为第三个重大胜利,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围剿”,还配合了中央红军和陕甘红军的行动。
会师:西征北上,率先到达陕北
红二十五军在威逼西安的行动中,通过缴获而来的《大公报》,意外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先头部队已经越过松潘北上的消息。7月15日,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来到驻长安子午镇的红二十五军军部,再次确认了该消息,并带来了中共中央于数月前发出的指示和几份文件。
当晚,中共鄂豫陕省委立即在长安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中央文件指示精神,分析当前形势,决定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继续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7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沣峪口出发,继续长征。对于这次的战略行动,吴焕先说:“现在我们就像一枚攻过河的卒子,只能朝前进攻,不能往后退了!”这一天,红二十五军冒着大雨沿秦岭北麓向西挺进,多次打退陕军骑兵团的尾追。7月22日,为摆脱尾追之敌,红二十五军突然折入秦岭山中,向南进军,作出威逼汉中的姿态以迷惑敌人。国民党军果然中计,立即令汉中南郑附近部队向东北堵截,企图与追击部队形成夹击之势。红二十五军随即改变行动方向,向西疾进,进入汉中留坝县境,并于27日到达江口镇,击溃盘踞在该地的反动民团冯雨三部。考虑到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省委和军领导决定在此休整两天,进行整编。同时,军政委吴焕先进行了西征北上的思想动员,提出“迎接党中央”和“迎接主力红军”的战斗口号,全军的思想和行动得到统一,指战员情绪激昂,精神振奋,誓要用实际行动配合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
7月31日,红二十五军占领川陕公路要地双石铺,并俘获敌少将参议一名,缴获大量文件和报纸,由此获悉中央红军正在北上,国民党军大量兵力部署于川西北、甘南边境、渭河沿线和西(安)兰(州)公路上,意图堵截中央红军,而其后方留守处设在天水。据此,军首长决定乘敌后方空虚,直捣敌人后方,袭击天水县城,打乱敌人的阻截计划。
随后,红二十五军迅速进入甘肃境内,攻占两当县城,翻越麦积山,直逼天水。8月9日,红军一举攻占天水县城北关。此举令敌人大为震惊,急调本欲围堵中央红军的王均第三军第十二师一部回援。在牵制敌人目的达到后,红二十五军果断放弃攻占天水的计划,强渡渭河。过河以后,军首长指出背水作战是兵家大忌,要吸取石达开的教训,如果接不到中央就到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合。徐海东还开玩笑地说:“红一、四方面军是大会合,我们和刘志丹也来个小会合。”
8月14日,红二十五军逼近陇东静宁县城,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15日,进抵静宁县城以北兴隆镇(今属宁夏西吉)。这里是回民聚居区,为了严格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军政委吴焕先专门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次日,军领导到清真寺拜访,赠送了“回汉兄弟亲如一家”锦幛和礼品,以表达对回族人民的尊重。休整期间,红二十五军积极开展助民劳动,热情为群众治病,当地回族人民深受感动,称赞红二十五军为“仁义之师”。后来,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这里时,毛泽东就住在单家集,离兴隆镇很近,切身感受到了红二十五军民族政策的影响,夸奖红二十五军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8月17日,红二十五军离开兴隆镇,继续沿西兰公路东进。21日,红二十五军进至泾川县境,因连日暴雨,河水猛涨无法北渡泾河,军首长决定在县城以西的王村翻越王母宫塬徒涉泾河支流汭河。然而,当部队刚过一半时,山洪暴发,只得停止过河,未过河的部队就地宿营。就在此时,敌军1000余人,由泾川县城沿着王母宫塬扑来。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已经过河,难以回援,后卫部队背水作战,形势极为凶险。负责警戒的第二二三团三营率先与敌人交火,随后,徐海东率部投入战斗,军政委吴焕先带领军部交通队和学兵连,直插敌人侧后。激战之时,军政委吴焕先不幸中弹,身负重伤。这一消息激起指战员对敌人的无比仇恨,他们奋不顾身冲向敌人,最终全歼敌军,击毙敌团长马开基。
战斗结束后,吴焕先由于伤势严重,不幸牺牲,年仅28岁。吴焕先牺牲后,由于程子华身负重伤,省委决定徐海东暂时代理军政治委员和省委书记。徐海东率部采取机动灵活战术在灵台、崇信两地之间积极活动,探寻中央红军北上动向,却始终一无所获。而此时,敌人正在不断从兰州、陕甘边界调集兵力围堵红二十五军。敌军日益逼近,部队因长期无后方作战,不宜与敌人纠缠,军领导决定立即北上与陕甘红军会师。8月31日晚,红二十五军从四十里铺涉过泾河,向东北方向前进。至此,红二十五军切断西兰公路18天,迫使敌人不得不一再抽调兵力围堵,大大缓解了中央红军北上的压力。
9月3日,红二十五军进抵合水板桥镇宿营,次日晨,后卫部队突遭敌骑兵团袭击,由于地势对红军不利,此次战斗损失200余人。板桥镇战斗后,为了防止敌人尾追纠缠,徐海东命令部队向东北方向的豹子川疾进,沿陕甘边界的崇山峻岭前行。
9月7日,红二十五军到达豹子川。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此召开会议,决定由程子华代理省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军长。同时,还对部队作了进入苏区与陕甘红军会师的政治动员。会后,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继续北进。9月15日,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完成长征,这时全军共3400多人。红二十五军是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也是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人数不减反增的队伍。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后,与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随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红十五军团先后取得劳山、榆林桥两战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区,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者: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执笔:牛珂珂,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第二研究处处长,一级调研员;王冠、刘阳,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第二研究处二级主任科员;王通,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第二研究处四级主任科员)
来源:《百年潮》2026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