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革命家谈正确政绩观的养成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围绕如何务实干事、如何评判实绩、如何对待探索中的成败得失，留下大量宝贵思想与生动实践。其中，“检查到底”道出了正确政绩观的落实机制。

一要经常地检查和督促工作，建立考核评价机制。任弼时强调，要对每一个工作计划执行情况“检查到底”，确保落实到位，特别强调“要懂得这个‘底’字”。他提醒党员干部，“工作中有了毛病还需要改正，有了经验还需要总结，总之，还需要经常的审查和督促。”他指出督促检查的三方面内容：“了解干部”“了解执行机关”和计划“是否真正是从实际情形出发的”。为此，他还提出两种“互相配合”的方法：书面报告和实际执行情况相结合、从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只有综合运用好这两种方法，“才能使我们的审查更接近实际，更接近真理”。转战陕北期间，无论日程多么紧急，任弼时总是“抓住任何一点时间，召开检讨会，或者自己跑到兵舍里、马号里，检查行军备战情况”，全力保障党中央指挥机关的顺利运转。

二要敢想敢试，“失败也不要紧”。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强调改革开放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面对试验和探索中可能犯的错误，邓小平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 1979年4月，邓小平指示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习仲勋：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讲话中指出：“已经从各方面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要继续实行，不能走回头路。”198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进一步明确了创办经济特区的指导思想和改革开放措施。1981年底至1982年初，有调查组到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做了调查，写了调查报告，警告道：引进外资成片开发，要警惕有形成变相租界的危险。这时，社会上一些人趁机指责经济特区的开拓者，说引进外资，开发特区，搞土地有偿使用，是沿袭历史的老路，搞变相租界，“卖国”，给海外资本家提供奴役和剥削中国劳动人民的“独立王国”，各种社会舆论和流言蜚语一度沸沸扬扬。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特区建设一直全力支持。1984年1月，邓小平亲临深圳、珠海两个特区考察，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实地考察的结果，证明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正确性，也坚定了邓小平对办好经济特区的信心。

三要在干事创业中勇于承担责任，知错能改、有错必纠。毛泽东强调：“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他说：“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他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认真对待错误，指出：“犯了错误能改就行，只要好好地去干，错误和失败就会走向反面，反面就是正确和胜利，不要抬不起头来。”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在工作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延安时期，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的建议一度引发争议，有人认为这会削弱边区的力量。毛泽东同样客观看待，认为这条办法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加以采纳并取得重要成效，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克服困难、增强战斗力，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刘少奇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典范。1947年，河北阜平等地试点土改工作，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对地主乱斗乱杀的情况。对此，刘少奇明确指出，第一要紧急刹车，第二不要责备下面干部，由他自己承担责任。同年夏秋，中央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把边区土改经验提高到政策上来总结，认真坦率地接受教训。1962年初，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动承担责任，坦诚地指出“这几年在我们的工作中是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的”，如果根本不承认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箧地承认，“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

考核评价以科学的指标体系引导干部从追求显绩转向注重潜绩，是确立价值导向的“指挥棒”；“失败也不要紧”以敢想敢试的精气神鼓励干部开拓新路，是破解发展难题的“动力源”；有错必纠的机制以制度化的容错纠偏为担当者解除后顾之忧，是激励干部作为的“安全阀”。这些宝贵思想与生动实践为新时代校准政绩取向、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提供了丰厚历史镜鉴。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2026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