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及其内在逻辑

［内容提要］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境界，“十四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内容。“十四个坚持”按“战略—操作—保障”三个层次展开：第一至五个“坚持”确立总体战略，第六至十二个“坚持”是操作指南，第十三、十四个“坚持”提供制度和责任保障。党的建设每一个目标都有相应的落实，其面临的每一类难题都有具体的应对，“十四个坚持”相互衔接、彼此支撑、缺一不可，建构了一套科学严密的理论和操作体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

［关键词］习近平党建思想 “十四个坚持” 长期执政党建设

一、长期执政党建设的逻辑起点

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系统提出了“十四个坚持”。“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的定位，“十四个坚持”是基于这一定位作出的体系化理论建构和制度安排。国内学界现有研究对“十四个坚持”的内容要义、理论渊源、实践基础与重大意义进行了较充分阐释，但从学理角度揭示其体系结构与内在逻辑的研究仍显不足。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

理解“十四个坚持”，首先要回到它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论断不只是政治描述，更是对中国共产党存在方式的属性规定。解析这一论断，可得一个本质属性和三个关键特征共四个要素：马克思主义性质，是党的本质属性，回答“党是什么、为了谁”的问题；唯一执政地位，回答“党处在什么位置”的问题，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执政地位的唯一性，是理解党的建设的政治前提；70多年的连续执政和继续长期执政，是党执政的时间跨度；一亿多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体量，是党的规模特征。这一个本质属性和三个关键特征，构成长期执政党建设的全部前提。

长期执政党的四个要素，既是党的建设的目标要件，又是党的建设的内生条件和现实基础。“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由这四个要素定义：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建设都是为了其性质不衰减、地位不动摇、长期执政可持续、组织体系不涣散。党的建设的目标内部又分层级：性质和使命是实质目标，规定立党的意义；巩固执政地位、保持长期执政、组织规模的保持和发展是存续目标，规定党能否继续存在和发展。“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是围绕这四个要素展开的。中国共产党只能在既定的性质、地位、时间、规模上建设，而其中三个关键特征分别带来特定的优势，也各自带来独有的难题。党的建设必须从这些现实条件出发，研究怎样发挥优势、怎样破解难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首先，维护党的性质是党的建设的核心目标。党的建设归根到底是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党的性质作为本质规定具有相对稳定性，可变的并非性质本身，而是性质的实现程度。党的性质不会自动保持，必须通过持续的建设加以维护，不断提升其实现程度。其次，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及其使命意识构成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优势。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决定了它能够始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最后，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理解若出现偏差，会带来教条化、理想化等现实危险。例如，若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视为“天然禀赋”，忽视权力、时间、体量对党的性质的侵蚀，会导致管党治党宽松软。

第二，唯一执政地位。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其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党的建设必须坚守的目标，党的建设成效如何，要由执政地位是否得以巩固来检验。唯一执政地位的优势在于，党能更高效地调动公共资源、提供公共服务、解决社会问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不实行轮流执政，意味着国家可以免于过度政治竞争带来的社会撕裂和政策震荡，有助于保持政治和社会的安定团结。执政地位需要防范的风险在于，执政党要经受权力的考验，应对权力寻租等风险挑战，而唯一执政地位则容易加剧权力带来的风险，有效外部约束不足使党自身问题的解决只能诉诸自身力量而使难度倍增。

第三，长期执政。长期执政是每一个政党都要争取实现的目标。中国共产党70多年来在全国范围内的连续执政是既成事实，但过去的长期执政并不必然意味着未来的长期执政，保持长期执政地位本身就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目标。长期连续执政，能够使党和国家事业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意味着执政党能够实施跨周期、长时段的国家发展战略，更好地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也是“两大奇迹”得以实现的重要密码。长期执政还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深厚的政治信任，形成了成熟的制度规范，积累了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历史经验。执政的考验来自权力本身，这是任何执政党都要面对的。轮流执政的政党不必回答“长期掌权且不变质”的问题，也就不会生成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长期执政的考验来自时间，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独有的问题域。如果不从严管党治党，那么这一考验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累积、变异、叠加。例如，初心的钝化、精神的懈怠、组织的固化、既得利益的生成，都是时间带来的危险与考验。

第四，超大组织规模。保持组织的统一和强健、防止组织涣散，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目标。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拥有社会动员力强、组织覆盖密集、资源整合能力强、政治认同广泛等显著的组织优势。正是基于这些优势，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把一亿多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以及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另一方面，超大的规模也会放大潜在的问题：层级越多，党的意志传导越容易衰减；组织越大，离心力越强、协调成本越高，党员质量越难整齐划一，纪律约束的边际效用越会递减。也就是说，管党治党的组织优势与组织难题同体而生。

以上四个方面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交互叠加的。组织规模与执政时间的叠加，会增加协调成本、强化路径依赖：组织越大，时间带来的固化越难以打破；执政越久，规模的惰性越向纵深沉积。执政地位的唯一性，意味着党必须以更高密度的内部制度安排发挥外部约束不足条件下的自我监督功能。党的性质的保持状况影响着全部制度安排的运行效能。政党的性质保持得好，制度才能运转有效；性质一旦发生蜕变，制度就可能空转。这四个方面的优势与难题相互交织，构成“十四个坚持”必须回应的现实问题。党的建设优势与现实难题出自同一根源，决定长期执政党建设不能一劳永逸，必须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一段时间内，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这种状况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才显化的。腐败从苗头到蔓延、初心钝化从个别懈怠到形成风气、组织的固化与既得利益的生成，都需要一个过程。新时代之所以成为管党治党的转折点，是因为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风险因素经过长期累积、相互交织，已经演化为非解决不可的现实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解决党的建设问题而进行的一系列主动谋划和应对的理论结晶。“十四个坚持”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从党的十八大后中共中央以中央八项规定破题，到党的十九大把政治建设摆到党的建设的首位，再到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管党治党的实践每深化一步，理论概括就前进一步。“十四个坚持”的正式提出，标志着长期执政党建设理论从实践探索走向了体系自觉。

由此观之，“十四个坚持”是中国共产党立足长期执政的现实条件、围绕党的建设目标而作出的体系化回答。“十四个坚持”按“战略—操作—保障”三个层次展开：第一至五个“坚持”是总体战略，确立领导主体、战略方针和价值坐标；第六至十二个“坚持”是具体领域的操作指南，党的各项建设在政治建设统领下逐项展开；第十三、十四个“坚持”是运转保障，制度化了有效做法、明确了政治责任。每一个“坚持”都针对特定的难题、落实特定的目标，“十四个坚持”相互衔接、彼此支撑，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和实践闭环。

二、长期执政党建设的总体战略

“十四个坚持”的第一至五个“坚持”，构成长期执政党建设的总体战略安排，属于顶层设计部分。这五个“坚持”又可以分为两组：前两个“坚持”确立长期执政党的领导主体及其权威结构，后三个“坚持”针对长期执政考验确立战略方针和价值坐标。

（一）领导主体和权威结构

1．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这一“坚持”明确了党的领导地位，是“十四个坚持”的体系基点。

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长期执政党本质属性的政治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蕴含显著的政治优势，而政治优势需要具体的制度安排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在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原则必须由政治主体承载，这个主体只能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信仰的先锋队政党。中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的领导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来实现，党的领导由此构成国体的核心结构。抽掉党的领导，国体的性质规定就失去承载者，社会主义就失去了最根本的保障。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总纲，正是这一理论逻辑的制度化表达。

党的领导地位源于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近代以来，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方案，但均以失败告终。唯有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组织了起来，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曾告诫：“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邓小平的论断揭示了超大规模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组织难题。近代中国的困境，说到底是缺少一个能够把亿万人民组织起来的政治核心。亿万分散的个人与众多群体有各自的利益和盘算，单凭自发行为凝聚不成共同意志，这是任何超大规模国家都会遇到的组织难题。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的理论、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把分散的社会力量整合为统一的行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有了党的领导，国家才有主心骨，人民才有凝聚力。比较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伴随着血腥的殖民掠夺、激烈的阶级对抗、长期的贫富分化；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路。历史还提供了反证：1990年，苏联修改宪法取消了苏联共产党的法定领导地位，短短一年多以后，国家解体。一个执政70余年的大党，在放弃领导权之时，就是失去一切之日。

2．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习近平强调，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这一“坚持”，解决了党的领导制度中的中枢与权威问题。

这一“坚持”的深层根据在超大组织规模与唯一执政地位的现实之中。党的领导要落到实处，必须有一个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中枢。对于一个拥有一亿多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超大规模政党来说，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是天然倾向，组织越大、层级越多，离心力越强，规模本身就可能从优势变成负担，这就更需要中枢与权威来凝聚。同时，在唯一执政地位条件下，国家权力体系的顶端是单一政治主体，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由此成为整个国家权力体系维持稳定的结构要件。习近平指出：“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恩格斯在《论权威》中以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为例论证为什么需要权威：“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列宁进一步阐明：“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他强调：“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维护党中央权威就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严肃性。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党的组织体系中有具体的制度表达——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解决的是分散意志如何形成统一意志、统一意志如何得到有效执行的问题。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四个服从”的逻辑终点是“全党服从中央”，中枢与权威由此在制度上得到确立。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由此转危为安；相反，苏联共产党在执政后期由于中央政治权威瓦解，各级党组织自行其是，最终导致了党的组织全线崩溃和国家的解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新时代集中体现为“两个维护”。“两个维护”不是抽象口号，而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新时代的具体化：“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维护核心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党中央权威是全党统一意志的制度化表达。“两个维护”，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也是“十四个坚持”落地见效的政治保证。

（二）战略方针和价值坐标

1．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深刻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政党能否长期执政，取决于人心向背。而执政基础的坚实与否，不仅要取决于执政业绩，还取决于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全面从严治党，正是保持政党先进性、纯洁性，进而厚植执政基础的根本途径。全面从严治党针对的是唯一执政地位条件下执政党所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多党竞争体制下的外部制衡逻辑不同，单一执政体制的权力约束功能主要由党内监督体系承担，自我纠错是该体系的主要调节方式。

因此，可以将全面从严治党视为执政党在外部压力不足的条件下的一种自我加压。相反，执政党一旦对自身问题讳疾忌医、放任自流，腐蚀就会沿权力体系蔓延，导致系统性腐败，最终丧失执政基础。自我加压不等于自我封闭。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党内监督同司法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等党外监督结合起来，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内在自觉。

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是长期执政党必须回答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习近平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给出了第二个答案：党的自我革命。两个答案相互贯通——人民监督是外部力量，自我革命是内部力量，外在压力终究要通过内在主动发挥作用。历史证明，运动式整党代价大、难持续，风头一过问题依旧；靠外部竞争约束，不适用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只有自我加压、自我净化，才能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就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独有难题进行深入阐述，“十四个坚持”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性回答。

2．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价值取向，回答了“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性问题。在长期执政党建设目标层级中，这一个“坚持”居于实质目标的核心位置，它是党的性质和使命的明确表达，是党的建设的价值坐标。

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看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无产阶级政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特殊利益。《共产党宣言》写道：“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其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最深厚的根基。

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与日俱增。掌权日久，政党同群众的距离容易被拉开：层级多了，实情难以及时上达；条件好了，容易漠视群众疾苦；资源在手，容易忘记权力来自哪里。同时，初心使命还有个代际传承问题。老党员经历过革命年代的生死考验，对群众疾苦有切身体会；新党员成长于和平年代，这种切身体会天然较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质，是把党的性质及其内含的价值立场的保持，转化为常态化的制度安排。相反，苏联共产党自称代表苏联人民，却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日益脱离群众，被宣布解散时，群众普遍表现平静，这说明不是外部敌人打败了它，而是苏联人民不再拥护它。习近平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初心的成色，最终由人民评判。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是道德倡议，而是对执政规律的自觉。初心使命是党的价值原点，忘记初心使命，党就会变质、变色、变味。

3．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习近平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

政党是政治组织，政治属性是政党第一位的属性。政治属性体现为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方向一旦迷失，立场一旦丢失，原则一旦丧失，其他方面建设得再好，最终效果也会南辕北辙。党内存在的种种突出问题看似是组织、作风、纪律问题，实质上都是政治问题，即部分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原则上出了偏差。要保持政党的性质，首先要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原则，并且将之贯穿选人用人、决策执行、监督问责的全过程。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要在党的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得到落实：思想建设要铸牢政治忠诚，组织建设要突出政治标准，作风建设要厚植政治基础，纪律建设要严明政治纪律，反腐败斗争要清除政治隐患。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强调的是“政治”上的三种能力，即要求看得准、悟得透、落得实。

苏联共产党的溃败正是从政治方向失守开始的。苏联后期，意识形态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多元化瓦解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这一教训警示我们，政治上一旦出现重大问题，党的事业就会从根本上动摇。

三、长期执政党建设具体领域的操作指南

“十四个坚持”的第六至十二个“坚持”，是总体战略在七个领域的具体展开。每一个“坚持”都分别回答了一个领域的三重问题：这一领域要建成什么样，这一领域的优势如何发挥、难题如何解决。

（一）思想建设领域

1．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习近平指出：“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党的创新理论在新时代的集中体现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个“坚持”解决的是党的性质在思想层面的保持问题和超大规模政党的思想整合问题。政党要实现团结统一，有思想、组织、利益三条纽带。利益纽带最脆弱，利尽则散；组织纽带是硬约束，约束得住行为，约束不住人心。唯有建立在科学理论认同之上的信仰纽带，才能够形成稳定而持久的整合。对于一个超大规模政党来说，理论武装不够，就会出现“上下不同心、左右不同调”的局面，一亿多名党员，只有靠共同的理论认同才能聚成一个整体。

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武装正是“掌握群众”的过程。列宁则断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党的创新理论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思想武器。

同时，党的创新理论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真理体系，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两个结合”的深层意义，在于解决理论的生命力和认同度问题：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理论回应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理论扎根民族文化心理、获得深沉持久的认同。马克思主义是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坚守魂脉和根脉，理论创新才能既不迷失方向又不脱离沃土。

2．坚持锤炼坚强党性

习近平强调：“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在党员身上的体现。要保持政党性质不变，必须落实到个体层面，每一名党员都应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有效载体。习近平指出，共产党人“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党性教育是共产党员的“心学”，党性修养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在党员个体上的价值内化，能够大幅度降低组织内部沟通和意志统一成本。

党性不会自发产生。列宁指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从外面灌输。自发与自觉之分，决定了党性教育的必要性。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中始终高度重视党性教育，形成了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的实践传统。进入新时代，党性教育形成了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的格局。一方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等，以阶段性、专题化方式集中深化党性锤炼；另一方面，党校（行政学院）体系、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支部“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制度安排，构成了覆盖全党、上下贯通的日常教育网络，使党性教育以制度化、常态化方式嵌入管党治党全过程。

党性需要终身锤炼。党性不会随着党龄增长、职务提升而自然增强，入党只是党员政治生命的开始。客观世界不断发展，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党性必须跟上实践发展；主观世界也会变化，昨天的坚定不代表今天的坚定。从查处的腐败案件看，蜕化的党员干部无不是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的松动先于行为的越轨。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就是要以制度化的反思机制将抽象党性要求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实践程序，以刚性制度约束确保党性要求落地，维护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

（二）组织建设领域

1．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习近平指出：“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要求不断强化党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制度，坚持大抓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鲜明导向，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核心建党原则。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强调：“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强调要把党建设成有严密组织体系的战斗整体。自“支部建在连上”的传统确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组织末梢深入社会肌体最基层、实现全面覆盖，这是其百余年组织建设的历史结晶，也是其区别于一切旧式政党的显著标志。

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是针对“超大组织规模”双重效应作出的组织制度设计，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规模优势，同时有效破解与组织规模相伴生的内部治理难题。体系健全，规模就是力量；体系失灵，规模就是负担，系统严密的组织体系正是规模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转换器”。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央、地方、基层三级组织体系，把一亿多名党员编入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每个层级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严密的组织网络，使党的意志穿透层级、直达社会细胞，将超大规模体量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动员与资源整合能力。“上下贯通、执行有力”是政党结构要求和组织功能的精确表达：“上下贯通”解决意志的纵向传导问题，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穿透层级、直达末梢，不走样、不衰减；“执行有力”解决行动的协调一致问题，防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发生，提高党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

超大组织规模优势的体现，取决于组织体系是否健全。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是检验组织体系实效的主要指标：政治功能定向，保证各级组织首先是政治组织，发挥政治作用；组织功能聚力，把党员群众组织动员起来落实党的任务。有效的组织体系不在组织数量多，而在功能发挥实。苏联共产党提供了反面例证：它解散时拥有近2000万党员，但其组织体系早已失灵，以致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党组织时没有作出任何有组织的反应，落得“竟无一人是男儿”的结局。

2．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习近平指出：“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关键性问题。他强调：“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堪当民族复兴重任”标明了干部队伍建设的使命坐标。民族复兴不是外加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而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的必然要求。为民族谋复兴，本来就是初心使命的组成部分。当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进入关键时期，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专业能力必须与使命任务相匹配。

组织体系健全之后，为什么还要单讲干部素质问题？对此，毛泽东早就给出了经典回答：“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组织体系是静态结构，干部是结构中的活性要素。超大规模组织不能仅依靠领袖个人或少数精英直接管理，还必须依赖庞大的干部队伍。干部队伍建设不是一般的人事管理，而是超大规模组织的精英循环机制。这一机制包括选、育、管、用四个环节，四个环节配套运转：选拔把好入口，培育对冲折旧，管理防止衰减，使用形成激励，通过持续的新陈代谢保持干部队伍的质量与活力。

忠诚、干净、担当是好干部的标准：忠诚关系政治品格问题，干净关涉廉洁操守问题，担当则与履职状态有关，三者统一于堪当重任的实践要求。选人用人是风向标，用什么样的人，就是肯定什么样的行为，用人导向一旦失范，整个组织的行为预期都会随之偏移。苏联共产党在长期执政中形成了特权阶层，干部脱离群众、腐化变质，最终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三）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1．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习近平强调：“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这一“坚持”要求以钉钉子精神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纠治“四风”，坚持风腐同查同治。

党员干部的作风是人民群众观察党的窗口。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作风建设，形成并弘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这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作风是政治生态的表层征候，政治生态出了问题，首先表现为作风不正；作风问题如果久治不绝，会反过来污染政治生态。同时，作风问题与腐败问题相互交织，作风上的小事小节往往是腐败滋生的温床。苏联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特供商店、特供住宅，看似是作风问题，实质上是特权腐败的开端。

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四风”问题树倒根存，稍一放松就会反弹回潮，这决定了作风建设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常态化长效化。常态化，是把要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防止“一阵风”；长效化，是把有效做法固化为制度机制，防止问题回潮反弹。风腐同查同治，着眼的是作风与腐败的交织问题，查处腐败必须深挖作风根源，纠治作风才能斩断由风及腐的链条。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坚持以上率下、以下看上，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党风政风因此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作风建设的实践证明，只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2．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

习近平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这一“坚持”要求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要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马克思主义政党同一切旧式政党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其严格的纪律和严密的纪律体系。列宁将“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视为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毛泽东在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时刻时提出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这说明纪律之于革命党，是战斗力的直接来源。

当组织规模达到一定量级，逐个说服教育的边际效用就会递减，统一行为就必须依靠纪律的刚性约束。纪律的普遍适用性，是超大规模组织维持统一性的最有效方式。同时，纪律建设把“治病”的关口前移了。党员“破法”无不始于“破纪”，从违纪到违法有一个演变过程；纪律挺在前面，就是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设卡拦截，用纪律的尺子管住大多数，防止小错酿成大错。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法律是全体公民应当守住的底线，纪律是对党员的更严要求。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把大多数问题解决在日常提醒和轻处分层面。纪律松弛不是小节问题，而是组织存亡问题。苏联后期，苏联共产党纪律涣散，党员公开背离党的决议而不受约束，组织由此丧失行动能力。

3．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习近平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这一“坚持”要求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

腐败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腐败产生的原理并不神秘：权力支配着稀缺资源，具有被用于交换的可能，寻租空间始终存在。长期执政使这一问题具有特殊的严峻性。长期掌权，权力与资源的结合就是持续的，腐败的收益就可以跨周期兑现，“围猎”与甘于被“围猎”的风险就始终存在。这决定了反腐败斗争必须构建制度维度和时间维度上的闭环。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向背，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

习近平强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不敢腐”靠惩治和威慑，解决的是提高腐败成本的问题；“不能腐”靠制约和监督，解决的是减少腐败机会的问题；“不想腐”靠教育和自律，解决的是降低腐败动机的问题。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构成有机整体。反腐败斗争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

四、长期执政党建设的制度和责任保障

“十四个坚持”的最后两个“坚持”，解决的是长期执政党建设的可持续性问题。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把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稳定结构，使管党治党不依赖一时一地的推动；落实政治责任，则明确各项工作的承担者，回答“谁来落实”的问题。

（一）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习近平指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必然要求。

制度的独特功能在于其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邓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的价值因为“长期执政”而更加凸显：个人权威会随时间而衰减，领导精力会随事务而转移，运动式治理会随风头过去而松弛，唯有制度规范具有跨周期的稳定性。思想教育解决的是“应当如何”的问题，制度规定解决的是“必须如何”的问题。教育的效果因人而异，制度的要求则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制度治党，就是把党的建设的成果固定下来，把权力运行的边界明确下来，使党在长期执政中始终有稳定的行为轨道。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由各领域各层级党内法规制度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制度治党不是把规章越订越多，而是让主干制度相互衔接、彼此支撑。依规治党还应同依法治国一体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并以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党内法规体系由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定了不执行，比没有制度更坏，因为这会消解制度的权威，形成“破窗效应”。增强法规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关键在于真正做到有规必依、执规必严、违规必究。制度必须被刚性执行，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二）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习近平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这一“坚持”要求压实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唯一执政地位条件下，必须进行更有力度的内部问责。通过纵向问责（上级对下级）和横向分工（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相结合，构建覆盖全党的内部监督网络，强化内部问责。明确责任是制度落地的关键环节，问责是落实责任的重要保障。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责任不清，任务就会落空；责任不实，要求就会悬空。全面从严治党，说到底是责任问题，责任压实了，各项工作才能落到实处。对履行责任不力的，要严肃问责，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同时，问责要精准规范，要防止问责泛化、简单化，在强化问责的同时保护好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通过明责、履责、考责、问责的闭环，把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层层压实，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地生根。

组织行为需要责任主体来推动，权力集中于少数岗位，责任就必须压实到少数岗位，以上率下既是领导方法，也是责任传导的机制。这一责任被称为“政治责任”而非一般工作责任，是因为管党治党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责任的政治属性，同政治建设统领全局的地位一脉相承。

五、结论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形成了“总体战略—操作指南—制度保障”的三层结构，三个层次环环相扣，构成从战略到操作再到保障的闭环，共同回答怎样建设具有超大组织规模、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问题。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这一体系化的理论表达，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也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方案。

这一科学体系还可以引出三个具有规律性的推论。其一，党的性质的维护和保持，是长期执政党建设全部工作的枢纽。与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时间、超大组织规模这三个关键特征相伴生的难题最终都汇聚于对党的性质实现程度的挑战上，三个关键特征的保持也最终取决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维护。其二，长期执政党建设是充分把握和运用各种关键因素的系统工程。“十四个坚持”既牢牢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这一质的规定性，又对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时间、超大组织规模等关键变量作出有针对性的建设规划。这种对关键因素的整体把握和系统运用，正是新时代长期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增长点。其三，长期执政考验始终存在，党的建设必须常抓不懈。权力不因整治而消失，时间不因警醒而停流，规模不会自动缩小，因此权力、时间、规模带来的风险就不会消失。管党治党不能一劳永逸，必须抓常、抓细、抓长，在持续用力中保持党的肌体健康。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