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党建“四论”对党员修养问题的思考与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刘少奇以演讲、报告等形式依次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和《论党》四篇论著。这四篇论著均围绕党的建设问题展开，被称为党建“四论”。目前学术界关于党建“四论”的研究，一般着力于探究某一篇论著的创作缘由、版本变化、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等，鲜见将党建“四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考察。本文拟对党建“四论”进行深入挖掘，探析刘少奇关于党员修养理论渐次完善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

一、党建“四论”的发表历程及其背景

党建“四论”的发表时间横跨 1939年7月至1945年5月，几乎延及整个全面抗战时期。在全面抗战的严峻形势下，党建“四论”充分展现出刘少奇对党的建设相关问题的系统思考。

（一）大量发展党员与党员修养问题的提出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采取灵活多变的敌后游击战略战术，取得平型关大捷等胜利，打破了日军的猖狂叫嚣，中共的威信与声望与日俱增。政治影响的扩大与组织力量的相对薄弱形成鲜明对比，中共认识到，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1938年3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时特别指出，在党自身的强固和改进方面，还存在“数量上还远不能适应抗战事业的需要”以及“新党员增加和老干部理论修养的不够”等问题。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并对发展党员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时指出，在数量上，“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应发展至一百万以上”，这就为发展党员人数指明了方向。

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受活动范围的限制，一段时期内中共主要是在分散独立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发展党员，不可避免会出现“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分占据很大的比重”的结果，在系统的党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教育缺位的情况下，容易产生一些违反党性的倾向。党的纯洁性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的警觉。1939年 5月，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的陈云较早对此作出反应，发表了著名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文中不仅谈到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还谈及了入党资格、党员成分、入党手续等问题。发展新党员带来的成分多元化以及一些党员政治觉悟不高等现象，也引起了刘少奇的关注和重视，引发了他对党员修养问题的认真思考。

1938年底，刘少奇去中共中央中原局就任途中，在传达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同时，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并完成了《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大纲，搭建了全文的最初框架。框架包含“修养的基本条件”“共产主义事业是空前伟大空前艰苦的事业”“同志中对共产主义事业之伟大与困难的认识”“总结”四个部分，中心立意跃然纸上。此后，他多次在干部培训班、党校等场所论述党员修养问题。在多次演讲过程中，刘少奇对全文进行了润色完善，使这部关于党员修养的重要论著逐渐形成经典文本。1939年 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内容直指当时党内思想问题，回应了毛泽东《论新阶段》中提出的“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的问题，引起了极大关注。后经刘少奇修改整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解放》周刊第 81期（1939年8月20日）、第82期（8月30日）以及第83、84期合刊（9月20日）分三次连载。文章发表后，反响热烈。同年 11月 7日，在延安由新华书店首次出版该书的单行本。1943年被编入《整风文献》，成为整风学习必读书目之一。1962年，经刘少奇修订，人民出版社再版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二）加强党员党性修养要求正确处理党内斗争

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迅速发展与壮大，展现出了中共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为完成抗战初期党的政治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但同时，也招致了国民党的忌惮。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从此，国民党由比较积极抗日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相应地，两党关系也更加敏感，直至皖南事变爆发。皖南事变的影响波及中国共产党党内，一些隐藏的思想倾向开始显现：少数不坚定分子产生悲观失望情绪，一部分组建到新四军中的干部和战士不愿放弃八路军的番号，还有些北方战士有乡土观念，对到南方作战闹情绪等。作为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在重建新四军军部的过程中，对如何加强党员修养进行了深入思考。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成为党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指导性文件。次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了题为《论党内斗争》的演讲。演讲开篇就亮明，要通过思想斗争来锤炼党性：“为了加强我们党员的党性锻炼，我们就要在党内开展一些具体的思想斗争，来反对各种违反党性的不良现象。”很显然，这篇论著正是基于中央所强调的加强党员党性锻炼的要求谋划写作的，既是应时应景之作，也是潜心总结之作。《论党内斗争》全面总结了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阐述了进行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和方法。1941年夏，华中局发出的《关于禁止党内无原则纠纷的决定》指出，缺乏马列主义与组织原则的教育，是无原则纠纷的重要来源。因此，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仍需强调。兼任华中局党校校长的刘少奇，一直在为提升华中地区党员政治修养和理论素质而努力。他亲自备课，在华中局党校集中授课，举办多场演讲。《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的演讲，就是在这期间作出的。这篇论著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了深刻阐述。通过一系列努力，华中地区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大有提高，党内思想认识空前统一。

如果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在党员个人层面讨论党性修养问题，那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下发到各地后，关注点逐渐放大到增强集体党性的层面，更加强调加强党员修养的政治意义。关于这一点，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态度就十分明确。1941年 8月 17日，山东分局下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之深入传达与讨论的指示》。《指示》强调：“在讨论时应着重提出此决定的政治重要性，不可看成仅是党员私人的修养。”

1942年2月10日，华中局机关刊物《真理》第 5期刊登了《论党内斗争》的部分内容。10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登载《论党内斗争》，毛泽东加写按语指出：“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次年，经刘少奇修订，《论党内斗争》编入《整风文献》。

与刘少奇党建“四论”中的其他三篇相比较，《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流传度低、传播力较弱。这篇论著后来被许多人认为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姊妹篇，这种认识有合理的依据：两者均聚焦“修养”问题；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直未公开发表的第三部分同样聚焦的是组织上与纪律上的修养问题。1951年 8月，中共中央东北局致电中央请示：“热河省委提出翻印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修养第三部分关于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发至县委委员，是否可以，请电示。”中央回复：“未经少奇同志整理，不要翻印。”也就是说，《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第三部分的确有所相似。将《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看作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接续发挥与深化演绎，也不无道理。与《刘少奇年谱》中记载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三部分进行比对，二者在内容上，特别是关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论述，多有相似之处。此外，1946年 2月，由辽东建国书社刊印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直接将《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作为第三部分予以合并出版。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吴黎平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他称，刘少奇领导华中局工作过程中，继续重视抓党的思想建设，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所述的思想，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论述了如何加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问题。

（三）刘少奇抗战以来关于党建理论的集大成

《论党》是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系统阐明了党的学说与党建理论的重大原则问题，是刘少奇抗战以来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集大成，在党的建设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实践的变化要求党章也要与时俱进。1944年5月21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七大的议程及报告负责人，其中刘少奇负责组织及修改党章报告。虽然《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是经过集体讨论的，是集体智慧的产物，但不可否认的是，刘少奇作为报告主持起草者，他的党建思想，特别是关于加强党员党性修养的思想，贯穿其中。

延安整风运动对《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延安整风针对的是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经过整风，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在此基础上，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为七大的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七大上，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成为七大的历史性贡献，刘少奇在其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此外，《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还论述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是刘少奇对党建思想和理论的深刻总结。而后作为党的文件下发到各地，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提高全党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 1月 13日，刘少奇在给陆定一的信和批语中正式将其定名为《论党》。后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发行单行本。

二、党建“四论”关于加强党员党性修养的内在逻辑

党建“四论”体现了刘少奇对党性修养问题的理论关切与实践追问。其中贯穿着一条清晰的逻辑主线，即“党性是什么”“为什么要加强党性修养”“如何加强党性修养”三大问题。

（一）是什么——党性是阶级性的最高表现，同时包含政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

在党建“四论”中，刘少奇对党性内涵的理解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党性是阶级性的最高表现，这是在党员个体上的表现。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这“三大表现”是刘少奇对党性内涵的集中概括。具体到革命战争年代，在大量发展党员的背景下，党组织的阶级比例发生变化，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进入党内，特别是一些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党内。这种现象引起了刘少奇的关注，他尖锐指出，加入我们党的人，不只是来自社会上的各阶级，而且是带着各种各色不同的目的与动机而来的。毛泽东也认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事实上，部分新党员的确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的不良习气等带入党内，致使政治风险上升。在党的组织规模不断扩充的情况下，阶级性不纯的问题日益突出。除新党员外，一些老党员“在胜利中昏头昏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和堕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这些现象的存在表明，加强党员党性修养、肃清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势在必行。刘少奇在党建“四论”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应该“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要“反对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去检查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干部的党性。使我们的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更进一步地巩固起来”。

另一方面，政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也是党性的重要内容，这是党性在集体层面上的显示。实践的发展表明，仅从党员个体层面强化党性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党员集体的政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也是党性的重要内容。在整风运动的形势下，刘少奇深入思考党的组织问题与纪律问题，并写就了《论党内斗争》与《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两篇论著。在党建“四论”中，刘少奇抓住个人与集体这两个关键，既突出党员个人的党性修养，也突出集体党性锻炼。他在《论党》中指出：“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遵守纪律的精神，只有在他处于危险的情况下，或者在他与党的组织发生了严重的原则分歧和人事上的分歧之时，才能表现出来。”

（二）为什么——加强党性修养的原因

为什么要加强党性修养，这是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开篇提出的问题。基于对党性内涵的双重认识，刘少奇对加强党性修养的原因作出了进一步阐释。具体而言，在党建“四论”中，刘少奇从三个方面对加强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了深刻阐述。

首先，共产党员在党性锻炼中自身得到改造。刘少奇指出：“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我们提出在社会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任务，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共产党员是在不断同反革命的斗争中去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也就是说，一方面，共产党员只有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改造自身，以求提高革命品质和革命能力，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另一方面，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最终也会反映到主观世界中来，所以说在改造社会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从历史上看，一旦党员放弃了对自己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改造，任由非无产阶级思想恣意蔓延，就会逐渐丧失党性，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这不能不发人深省。

其次，党组织在党性锻炼中得到巩固。党员需要加强党性修养以满足革命斗争的需要，党组织也需要加强党性锻炼以实现健康发展。革命战争年代，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党组织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稍有不慎，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倾覆。因此，刘少奇在强调加强党性修养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将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纳入其中。他在《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中，着重阐释了组织性、纪律性与党组织的发展之间的关联。在阐述民主集中制原则时，刘少奇指出，“党是有组织的，有组织系统的”，“要保证和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首先要拿稳这个组织原则”。

最后，党的形象在党性锻炼实践中得到建构。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尤其是政治作风。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在革命实践中必须重视作风建设，提升党性修养。党建“四论”中，将党的作风与党性修养联系在一起的例子不胜枚举，特别是将党性修养与群众路线相联系：“我们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能否在斗争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这就是刘少奇在《论党》中重点阐释群众路线的重要原因。他指出：“我们的这种群众路线，是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具有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阶级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路线。”

（三）怎么办——加强党性修养的方法

在厘清党性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加强党性修养的基础上，锤炼党性的方法论问题是这一逻辑的最后环节。就这四篇论著所遵循的逻辑主线来看，如何锤炼党性是一个重要问题。总体说来，党建“四论”中阐述的加强党性修养的路径主要有三条。

第一，正确看待并开展党内斗争。党内斗争的目的和结果是什么？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的引言部分交代得非常清楚。他说，党内斗争是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所完全不可缺少的。也就是说，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就必须坚持党内斗争，即用斗争求纯洁。他认为，党内斗争基本上是党内不同思想不同原则的斗争。开展党内斗争需要掌握正确的方法。比如，他提出，要站在正确的党性立场上开展党内斗争，“思想原则上界限的明确划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组织上，在斗争的方式上，在说话与批评的态度上，应该尽可能的不对立，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方式来商讨或争论”。

第二，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运行党的组织。在革命实践中，加强党员自身素养还需要借助组织的约束。所谓组织约束是指党的组织和党员活动要遵循相应的制度、规范。在刘少奇的阐述中，民主集中制是一个贯穿始终的议题，他指出，党的具体的结合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在《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中，刘少奇详细阐述了民主与集中问题，驳斥了自由主义，批判了“家长制”，有力反击了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此外，民主集中制预设了党员之间相互监督的正当性。这就为加强党员党性修养引入了监督者，起到了“他律”的作用。刘少奇在同“家长制”作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看到了“领导者应当给党员以民主自由的权利”的价值与作用。因此，他在党建“四论”中反复强调民主集中制要规范运转。在党员个人自觉提升党性修养以及民主集中制原则约束的基础上，党的组织纪律就有了保证。刘少奇指出：“共产党的纪律，是建筑在自觉基础上的，不可以把党的纪律变成机械的纪律。”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纪律，是党内生活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强调党员个人加强修养是自下而上锻炼党性，强调组织纪律则是自上而下的强力约束。两者的有效结合，避免了党内极端民主化和专制主义倾向。刘少奇在《论党》中总结到：“必须放手地扩大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必须实行高度的党内民主，同时，在实行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党的领导上的高度集中。”

第三，坚持在革命实践中锤炼党性。刘少奇认为，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在革命实践中，除开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以外，共产党没有它自己特殊的利益。党性修养是党员的内在品质，同时，实践是党性的“试金石”，党性修养必须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检验、磨炼、提升。

综上所述，刘少奇在党建“四论”中，在建构加强党性修养的方法论上，打出了一套党员自律、党内监督他律、依靠组织纪律予以保障的组合拳。

三、党建“四论”对党的建设的理论贡献

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性修养的理论精髓，其中刘少奇作出了突出贡献。党建“四论”在党的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开展党建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系统阐释党内斗争，为强化党性原则打牢思想基础

正确进行党内斗争，首先需要解释党内斗争存在的必然性。刘少奇将党内斗争视为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他认为：“党员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就使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就引起党内许多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的分歧和争论，就引起党内的斗争。”此外，他还结合实际情况明确指出：“党内斗争之所以必要，并不是由于我们主观地嗜好斗争，欢喜争辩，而是由于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和无产阶级斗争过程中产生了党内原则上的分歧。”党内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进行党内斗争”。

指明党内斗争的错误倾向是党建“四论”的一大贡献。党内斗争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也要反对错误的倾向。刘少奇根据党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归纳出三种错误倾向：一是党内的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二是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及斗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三是无原则的纠纷与斗争。 在《论党内斗争》中，立足于分析和审视不同斗争倾向的源头及其表现的基础上，刘少奇提出要用对党对革命最高的负责态度来进行党内斗争。

党内斗争的焦点在于思想斗争，正确进行党内斗争能够为提升党性修养奠定思想基础。一是党员敢于以负责任的态度开展党内斗争，这对党员提升党性锻炼的自觉性具有导向作用；二是明确了党员提升党性修养的途径，深化党员对提升党性修养的认识，在斗争中增强党性的观念深入人心；三是有原则的斗争，特别是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对于党员克服个人主义，从非无产阶级习性中摆脱出来，具有重要作用。

（二）辩证分析民主集中制，为坚守党性立场提供制度遵循

民主集中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党思想上的一致，保证组织上的统一。坚持党性立场必须有制度依托，制度能使正常的党性锻炼持之以恒地开展，确保党性锻炼的延续性。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与执行为党性锻炼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刘少奇对民主与集中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解构，概括并深化“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说法，提出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解读。

1938年 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受封建家长制在党内还有所表现的影响，党内民主不能充分展现。刘少奇指出，“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自然而然，必须扩大党内民主，激发党员活力。此外，刘少奇强调，扩大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和干部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民主强调的是发扬党员的自主性与积极性，这本身也是提升党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民主集中制是强化党性锻炼的制度遵循。

（三）着重强调群众路线，为党性实践提供衡量尺度

是否脱离群众是衡量党性强弱的重要尺度。作为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代表，刘少奇在复杂环境中的斗争经验十分丰富，对群众路线的认识也很深刻。刘少奇在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列专题总结了群众路线。冀东新华书店专门摘录了这一部分，发行了题为《关于群众路线问题》的单行本小册子。中国共产党一直将群众路线视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但是，受特定环境的影响，群众路线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变异和走样。比如，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军阀主义以及割裂党与群众关系的其他倾向。为此，刘少奇在正确分析影响群众路线的因素之后，提出“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的著名论断。他指出：“在党员中，干部中，部队中，一定要加强群众观念。有些同志的群众观念非常薄弱，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不纠正，不解决，党性就成问题。”因此，党员必须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群众路线，在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不断提升党性修养。

2018年，习近平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高度评价刘少奇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论著：“他撰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著作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为站稳政治立场，铸牢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就锤炼党员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刘少奇党建“四论”蕴含的党的建设思想，特别是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思想，对新时代加强党员党性修养仍有借鉴意义。

作者：樊士博，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张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

来源：《党的文献》（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