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资料图片

在中央红军长征的队伍中，有一支100多人的神秘挑夫队。他们出发时没有扛着枪和炮，而是挑着扁担。扁担两头的箩筐、铁桶上盖着稻草和破布。上级还安排一个荷枪实弹的警卫连，专门护卫他们。这支队伍对外高度保密，只说是“后勤运输”。

他们，就是日夜守护革命“钱袋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和运输员。后人形象地称这支队伍为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

一

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刚成立时，银行只有5个工作人员，行长是毛泽民。

毛泽民很早就跟着父亲算账、管家。他的夫人钱希均回忆：“泽民同志是很会写算的，我认识他的时候，就见他算账时左、右同时用两个算盘，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还夹着一支蝇头小楷毛笔，随时记账。”参加革命后，毛泽民一直从事与经济相关的工作。1922年底，毛泽民到江西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他得知资本家实施的“矿票”对工人的盘剥很严重，便凭借自己原来在韶山冲发行过纸票的经验，参与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主要工作，并担任总经理。他通过印发股票进行融资。股票上印有毛泽民的名字、认股者的姓名和金额等。他用所获资金减轻了工人生活负担，扩大了社会集资，为党组织筹措了经费。

从农村到城市，毛泽民一路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在当时苏区的干部队伍里，像他这样懂经济、能管钱的人非常少，所以组织上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的担子交给了他，让他来当这个经济大管家。然而，这个家并不好当。当时苏区辖有20多个县、数百万群众，要想养活这么多军民，必须拥有自己的金融体系。此前，国民党造了很多假币冲击苏区的金融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民带领工作人员通过经营钨矿、打土豪来筹款，用发行防伪纸币和革命公债等方式，一点点积累起红色政权最初的金融家底。

时间来到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苏区形势急转直下。10月份，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这片经营了多年的根据地，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对于毛泽民和国家银行来说，摆在面前的是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攒了两年多的家底怎么办？毛泽民接到命令：把整个国家银行带走，随中央红军主力行动。毛泽民把金库里大部分“家当”分给各部队保管使用。剩下的两担黄金、十几担白银及银元‌等则是红军征途中的后备资金，必须全部打包，用扁担挑着走。国家银行工作人员被编入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15大队，袁福清任大队长，毛泽民任政治委员。全队100多人挑着担子，担子里除了财物，还有印钞票的石印机以及纸张、油墨等。毛泽东同志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长征中他担负警卫任务的同时，也分到了携带30块银元的任务，“战士们背着的就是红军的一个流动银行。这银行里的一分一文，任何人也不能也不会挪用、贪用”。

长征途中，第15大队官兵挑着100多副担子，走得十分艰难。时任国家银行总务处处长莫钧涛回忆，在敌人围追堵截的紧急情况下要保护好这么一个缓慢移动的“大轿”，不但使战斗部队的伤亡过大，第15大队本身的减员也很严重。红军准备渡湘江时，在毛泽东坚定的提议下，红军进行了第一次轻装。国家银行在这次轻装时将石印机和零件抛入水中，将纸张、油墨也沉入江里。整个队伍一下子“瘦身”了。

长征途中，全军的经费开支由没收征发委员会和国家银行供给。毛泽民正是没收征发委员会副主任。他和主任林伯渠一起沿途筹粮筹款，保障后勤供给。然而，突破三道封锁线、血战湘江，中央红军主力一路损兵折将，第15大队里不少同志也倒下了。在这种情况下，后面的人接过担子继续走，用生命接力守护着红军的家底。

二

1935年1月初，红军攻占贵州遵义，当时第15大队已是人困马乏。在休整时，毛泽民要在这座战略转移以来占领的最大的城市里干一件高难度的事。

遵义经济繁荣，各种商铺齐全。然而，因为国民党此前的反共宣传，许多商铺都关了门，让初来乍到的毛泽民等人吃了闭门羹。钱希均在回忆录里，记述着当时的情况：“它（遵义）与我们打下的其他城镇一样，老百姓跑的跑，藏的藏，所剩无几，店铺都关了门，满街垃圾，一片萧条凄凉。偶尔有老百姓虚开门缝向外窥视的，但只要你一走近，门便被马上紧关。泽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城的。”

红军决定在遵义建立根据地，而要建根据地，市场就得活起来，钱就要流通起来。毛泽民计划在遵义发行苏区纸票，让“红军票”流通起来。可问题是，老百姓一开始连红军都不信，怎么能信红军的纸票呢？

没收征发委员会迅速忙碌起来，在发动群众的同时，没收了军阀和土豪劣绅的资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盐。当时，遵义百姓吃的盐主要是从四川自贡运输而来。当地军阀和奸商为了挣钱，把盐的价格定得十分高昂，贵到老百姓吃不起盐。毛泽民等人决定，把盐作为发行“红军票”的突破口。他们首先拿出了一部分盐，分给了非常贫苦的农民，然后贴出广告，宣传红军按平价卖盐，远远低于此前军阀卖的价格，但要求使用“红军票”买。

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在遵义城内办了一二十个兑换点，让百姓到兑换点去把银元换成“红军票”，再用“红军票”去买便宜的盐。于是，“红军票”迅速流通起来，许多商户也接受红军官兵用“红军票”购买物品。就这样，商铺纷纷开门，遵义的经济也活跃了起来。

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作出决定，放弃在遵义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继续转移。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了毛泽民面前——红军要走了，可老百姓手里还攥着刚发行的“红军票”。这支队伍走了，这些纸票就失去了购买力。

为了不让老百姓利益受损，林伯渠和毛泽民等工作人员在遵义各地贴出布告，让百姓手里有“红军票”的赶紧到兑换点兑换成银元。红军在遵义城里的狮子桥、丁字口、福音堂等多处闹市设立兑换点，工作人员昼夜不停地给老百姓兑换。当时他们担心银元不够，特意多准备了盐，以备不时之需。

据曾在没收征发委员会工作过的钱之光回忆，他当时负责其中一个兑换点，每天都忙到很晚。直到先头部队撤离遵义城、已经能听到敌人的枪声，他和工作人员才撤离。

在遵义发行和回收“红军票”，是国家银行在长征途中一次重要的银行业务，在中国的金融史上写下了短暂而传奇的一笔。红军靠着廉洁自律和诚实守信，维护了共产党的信誉，赢得了百姓的信任与支持。

三

继续踏上长征路，毛泽民等人的任务依然是给部队筹粮筹款、保障给养。可当部队转战云贵高原，而后来到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雪山草地时，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还要挑着担子，难度可想而知。毛泽民因为担子过重，曾累得口吐鲜血。莫钧涛因繁重的工作和营养不足，由原来的130多斤瘦到了不足90斤。

面对严重缺乏营养的运输队，毛泽民总是把自己的马让给患病的国家银行工作人员章水柏同志骑。进入草地后，能吃的野菜越来越少，队员们饿得奄奄一息。毛泽民含泪做了一个决定——把马杀了分给大家吃。

章水柏最终还是没能走到陕北。他因为患上疟疾，牺牲在了长征路上，年仅17岁。

1935年秋天，第15大队终于抵达陕北。国家银行就这样在他们的肩膀上，“走”完了万里长征路。国家银行14名工作人员里，有6名同志牺牲在了长征路上，100多位运输队员中仅有10余位到达陕北。他们用生命护住了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革命家底，很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毛泽民带领活下来的同志清点了所有家当，核对账目之后发现，除了长征路上的开支外，没有丢失一块银元。

那些扁担挑着的，不只是黄金和银元，更是一支队伍在绝境里对信誉的坚守、对使命的担当。共产党人纯粹的政治品格和高尚的人格，重于一切。

来源：《解放军报》2026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