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主力红军转战重庆经过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均在重庆境内开展过革命活动，谱写了红军长征史和重庆革命斗争史上的辉煌篇章。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的战斗，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的嚣张气焰，打破了其反动统治的秩序。每到一处，红军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宣传党的革命主张，积极传播革命真理，成功唤起重庆人民的革命觉醒，在巴渝大地上播撒下熊熊的革命火种，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西南地区的政治影响。
一、中央红军第一军团长征转战重庆綦江，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召开前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一师二团进占四川綦江羊角（今属重庆市），扼守川南门户，严防遵义北部防线，防止川军进犯，保卫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央红军第一军团8000余名指战员进驻四川綦江石壕（今属重庆市），佯攻重庆，为四渡赤水创造了宝贵战机。
（一）红一军团一师二团进驻綦江羊角，保卫遵义会议胜利召开
1935年1月1日至5日，中央红军全线突破黔军的乌江天险防线，打开了进占遵义通道。1月7日，红一军团二师六团智取遵义。1月9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夺取娄山关，占领桐梓县城，红二师师部移驻桐梓，红一师和红二师陆续聚集桐梓。先头部队继续向贵州新站、松坎方向挺进，进逼川黔边境的綦江县，以防止国民党大部队从川南进入，对遵义构成威胁。
为堵截红军进入重庆，四川军阀刘湘急调其二十一军廖海涛部和潘左部布防川黔边境。重庆“剿共”司令刘泗英发布指令，要求綦江县组织民防军配合廖海涛部对红军进行堵截的同时，綦江团务委员会也接川康团务委员会急令，调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綦江周边抢修寨堡。蒋介石行营参谋团入川后，饬令川黔两省，从附近地县调数万民工到綦江，限期抢修川黔公路，以图军力调动，堵截红军入川。
1月15日，红一军团各师向新站推进，当日占领新站并阻击了川军增援部队向桐梓方向的进攻，迫使川敌退守到酒店垭、九盘子一带。红一军团一师二团在团长龙振文和政委邓华率领下，抢先向新站北面的綦江羊角枫香树、大垭口、红稗土等地进发，以图据险扼守尧龙山下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监视驻扎在川黔边境九盘子一带川军和贵州盐防军的行动。行进途中，红二团在尧龙山脉九龙山一带，与刘湘军二十一军模范师三旅八团三营一连相遇，经过激烈战斗，将敌军击溃，并俘虏20多人。同日，红二团先头部队还与贵州松坎盐防军姜金全部进行一次战斗，将敌军击溃。此外，红军还攻打了封建地主和团防兵盘踞的獐子岩，消灭和赶跑了敌人。由此，红二团在綦江抢占了羊角一线的有利战略位置，扼住了川内敌军可能乘此进攻贵州遵义的重要咽喉，形成护卫遵义的最北一道防线。就在此时，遵义会议已在顺利召开之中了。
红二团进入羊角场后，以整齐的队伍、严整的军纪、友善的态度出现在当地群众面前。红军为不扰乡民，除政委邓华、团长龙振文等团部干部分住老乡家外，大部队都自己动手用小树、谷草搭盖小棚，三五个人挤在一处，抵挡冬季刺骨的寒风。此外，红军战士还主动为乡民劈柴、挑水、打扫院落，组织宣传队向群众宣传“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军队”等革命道理。在向群众购买军需粮草时，主动以银圆或食盐兑换，买卖公平。红军打开了羊角乡保正家和恶霸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乡民，把没收的几户地主家的上百石黄谷，以及腊肉、衣物等分给缺吃少穿的贫苦农民。
綦江人民在红军言行的感召下，不仅很快消除了对红军的疑虑，坚决拥护红军，还从各个方面支援红军，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当地老乡自告奋勇为红军带路，大批青年纷纷参加红军，投身到革命队伍中。红军的到来，唤起了人民的觉醒，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二）执行中革军委部署，红一军团进驻綦江石壕
遵义会议后，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或北进四川或东出湖南，部署兵力从四面八方进逼遵义，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红二师驱逐酒店垭之敌后，放出“红军将攻綦江、重庆”的消息以迷惑敌军。1月21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各部队应到达地点及三军团侦察赤水渡河点的指示》，决定红军兵分三路从遵义、桐梓、松坎（包括綦江）向赤水进发。
红一军团大部队于1月17日至20日在松坎休整。按照中革军委的战略部署，1月21日早晨，红一师作前卫，红二师作后卫，红一军团8000多人从松坎出发，经箭头垭和黑镜塘进入重庆境内，经滴水桥、两河口、毛狗垭，当天下午到达石壕场。部队在九龙山一带遇到了妄图阻止红军前进的贵州盐防军姜金全部的袭击，红军打退了敌军的进攻后继续前进。当天上午，已从羊角场出发的红二团也奉命经箭头垭赶往石壕方向。
红军驻扎石壕期间，军团部设在场上的禹王庙，红军战士都在街上宿营。驻扎石壕的红一军团指战员，以秋毫不犯的严明纪律出现在乡民面前，使此前土豪劣绅造谣的“共产党来了见人就杀”“红军要共产共妻”等谎言不攻自破。不少留下来的贫苦乡民便主动接近红军，为红军端茶、递水。当天下午，红军就打开了地主的粮仓，杀掉地主的肥猪，把谷子和猪肉分给穷苦乡民，同时，向群众广泛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揭露军阀和地主的罪行，“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传单和标语随处可见。在石壕场上和李汉坝一带时，红军有的宿在街巷，有的宿在道旁，有的宿在老百姓的屋檐下，不乱住老百姓的民房，即使有老百姓欢迎红军住在屋里，也不乱动老百姓的东西。红军自带炊具、盐、米，自己垒灶煮饭，即使在农民家借灶煮饭时，也是自己挑水、劈柴，不给主人添一点麻烦。红军在街上买东西公平交易，下乡买菜先付钱后取菜，农民主动送给红军的粮食和蔬菜，红军也按值付钱。红军在石壕不强行拉夫，找群众帮忙带路时，不让群众背东西、干体力活。红军严明的纪律，赢得了群众的赞扬。此后，“石壕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不拿东西不拿钱，走时地下扫干净”的歌谣便在石壕民间广为流传。
1月22日凌晨，红一军团从石壕场出发，经高石坎、梨园坝向贵州温水、良村、东隍等地进军赤水。当川军二十一军等军阀部队尾随追击而来时，红一军团已经“一渡赤水”。此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上的主动。
二、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重庆酉阳南腰界胜利完成会师，为中央红军提供战略策应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发布训令，命红六军团转移至湘中，发展游击战争，争取建立新的苏区。红六军团要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突围、探路、调敌，深入湖南中部，建立新的根据地。8月7日，红六军团9700多人开始战略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9月20日，根据获知的红二军团“占领思南、印江、清江并向石阡前进”的情报，中革军委以朱德名义发急电指示转战进入贵州黎平的红六军团设法寻找红二军团，以便与红二军团取得协同动作。10月3日，中革军委再次电告红六军团，确认红二军团部队“已占印江”，要求红六军团迅速向江口前进，靠拢红二军团。
而早在1932年，红三军（1931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遭受重大伤亡，湘鄂西根据地大部分地区被敌军占领，因此红三军主力于当年10月根据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决定，在贺龙率领下退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历经豫西南、陕南的艰苦转战，沿川鄂边境南下，相继进入巫溪县白鹿地区（今均属重庆市）、巫山县大昌镇（今均属重庆市），于12月底抵达湘鄂边的鹤峰地区，随后在湘鄂川边地区开展游击斗争，活动范围涵盖四川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今均属重庆市）等地。1934年6月19日，枫香溪会议召开，果断作出建立黔东特区的重要决定；8月，党组织又进一步明确“巩固和发展黔东特区根据地，东出湘西恢复湘鄂边老根据地、发展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形成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新格局奠定基础。红三军的革命活动，也为和红六军团会师打下了坚实基础。
红六军团西征后，红三军方面本来不知道此消息。10月上旬，贺龙在南腰界一张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一则萧克部朝川黔边运动的消息，判断红六军团要来，立刻派出几支小分队分赴秀山、沿江、印江一带游击，以探寻和接应红六军团，自己还亲率手枪队、侦察队出去寻找。
10月15日，红六军团四十九团、五十一团等部队与红三军取得联系，之后南下沿河、印江一带寻找红六军团主力和其他失散战士。10月24日，红六军团主力终于抵达黔东印江木黄，同红三军会合。由于木黄是游击区，贺龙与任弼时等商量后决定，部队迅速经石梁向酉阳南腰界转移。当天下午，即兵分两路向酉阳南腰界转移。川黔边独立团和唐家溪游击大队连夜在小溪搭起浮桥，迎接红六军团的战士。南腰界区革命委员会组织干部在南腰界附近村庄为红六军团划驻地，并动员苏区人民腾房、让铺、筹粮、送菜、准备油盐，让远道而来的红六军团指战员吃好、休息好。
10月25日，任弼时与贺龙、夏曦在转移南腰界途中，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初步磋商了两个军团集中行动的方案，并于当天发电请示中革军委：“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乾、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两军行动，由二军团统一指挥”等。
10月26日下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所属部队指战员8000多人先后到达南腰界，住满了南腰界附近方圆20里的村村寨寨。随后，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召集两个军团领导人开会，讨论了如何策应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转移以及两军会合后的军事行动方向和主要任务等问题，一致赞同中央指示精神以及两军会合后统一行动的方案，并决定立即展开湘西攻势，主动向敌人发起进攻，建立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以配合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转移的行动计划。
会议决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团下辖第四师、第六师，全军共4400余人。红六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因减员太大，红六军团下辖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一团、第五十三团，全军共3300余人。两军团统一行动，由红二军团代行指挥职能。
10月27日下午，红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庄严隆重的会师大会，会上，任弼时以中央代表身份，宣读了中央为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发来的贺信，并向8000多名红军指战员庄严宣布：“二、六军团胜利会师了！”任弼时讲了会师的意义，报告了当前形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后的任务。贺龙讲了话，勉励红二、红六军团的全体指战员，亲密团结，再接再厉，去打开新的局面。萧克、关向应也讲了话。最后，部队进行了整编，为东征湘西作好准备。
这次会师，“是胜利的会师，团结的会师，模范的会师”，是红二、红六军团开启新的革命阶段、开展新的革命活动的重大转折点，标志着红六军团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作先遣探路任务的完成。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1934年10月28日清晨，红二、红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地区发动攻势。10月30日通过酉阳县城，11月3日进入湘西地区，先后占领永顺、桑植、大庸、桃源、慈利等县大部地区。11月26日，根据中央指示，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和湘鄂川黔军区等领导机构在大庸成立，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贺龙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区司令员，标志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1935年1月至8月，红二、红六军团粉碎了敌人80多个团的“围剿”，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从而有效地减轻了对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在战略上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11月4日刘家坪会议召开，认为红二、红六军团目前已经完成牵制国民党军、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决定转移到湘黔边广大地区。会后，部队进行了整编，红六军团新成立红十六师，将红十八师五十二团、五十四团整体划归红十六师。红十八师保留五十三团，另成立新的五十二团。这时，红十八师下辖五十二、五十三团，共3500余人。
11月10日，贺龙、任弼时召开红二、红六军团战略转移动员会，宣布部队分两路大军从桑植县出发进行长征突围。第一路是主力部队，由红二军团第四师、五师、六师和红六军团第十六师、十七师组成，共1.7万余人，于20日左右向东南方向的湘中地区突围，到敌人力量薄弱的湘黔边地区的贵州石阡、镇远、黄平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第二路是后卫部队，为红六军团第十八师3500余人，留守根据地，在湘鄂边游击，迷惑敌人，牵制敌军，掩护主力部队行动，完成任务后与主力部队会合。湘鄂川黔省直机关和红军野战医院人员同红十八师一起行动，共4000余人。
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为争取主动，从刘家坪地区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三、红六军团第十八师长征转战渝东南及周围地区，策应了红二、红六军团主力部队的突围转移
1935年11月12日至12月2日，红十八师主动出击，声东击西，游击于湘鄂边地区的湖南桑植、永顺、保靖、龙山和湖北鹤峰等五个县，21天辗转1000余里，同数十个团的敌军打游击，拖住了10万余的国民党正规军，有力地策应了红二、红六军团主力部队的突围转移，圆满完成了后卫任务。
此时，红二、红六军团主力接连突破敌人两道封锁线，控制了湖南中西部广大地区。蒋介石迅速改变战略部署，“追剿”红二、红六军团主力。红十八师继续游击湘鄂边牵制敌军已失去意义，12月2日，红六军团给红十八师发电指示：“你们已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立即突围，保存实力，应相机甩开敌人与主力会合。”12月7日，红十八师从龙山茨岩塘出发突围，12月9日至21日游击于湖南桑植、永顺、龙山以及湖北鹤峰等县。
12月22日，红十八师在湖北来凤漫水一带击溃了尾随追来的敌军一部后，经来凤百福司向酉阳进发。计划经川东酉阳、黔东印江，直插贵州石阡，会合主力部队。当日，红军进至酉阳兴隆坳时，敌尾随而来，红军指战员奋起打击敌人。击溃敌军后，红军迅速南下酉阳老寨，强渡酉水河，突破了敌人的酉水封锁线。当晚（一说为12月25日），师部收到红六军团总部来电：“蒋介石已调集一个师的兵力，在红军南下之路的酉阳拦截。十八师应向敌人空虚的鄂西南、川东南反兜圈子，迷惑敌人，寻机南下。”12月23日，红十八师从酉阳老寨回师湖北来凤百福司。
12月24日起，红十八师经来凤旧司、革勒车，咸丰忠堡，宣恩上洞坪、晓关，恩施大集场，利川毛坝，咸丰麻柳溪，于12月28日抵达咸丰小村宿营。12月29日凌晨，红十八师师长张正坤率主力（师部和一营、三营）经湖北咸丰李子溪、钟塘、大路坝，进入黔江小南海、黑溪，插彭水郁山，向酉阳方向追赶红二、红六军团主力。部队抵达彭水东北的朱砂（今属郁山镇）时，与敌两个团遭遇，隔河对战数小时。由于敌军封锁了前往酉阳的去路，红十八师遂决定回师咸丰，寻机从黔江沙子场方向进入酉阳。12月31日黎明，红十八师在黔江县坝（今黔江区舟白街道县坝居委）附近的濯河西岸渡口渡河回到咸丰县境。当晚，部队在小水坪宿营。红十八师政治部主任李信率二营（后卫营）于12月31日与师部和一营、三营会合后在小水坪宿营。
1936年1月1日，红十八师从咸丰小水坪行军十公里，准备由湖北咸丰县朝阳寺（今水井槽）西渡唐崖河（阿蓬江上游）。这天清晨，红十八师在咸丰的罾沟同敌周燮卿部遭遇，打了一仗，甩掉周部，在朝阳寺西边不远的地方渡唐崖河。师长张正坤率师部和红五十三团三营先行过河，在河边立足未稳，即被驻朗溪的黔江保安团周化成部约一营的敌人冲散。张正坤跳下马来迅速组织部队反击，敌人见张正坤是个大汉，穿大衣、骑马，判断他是指挥员，气势汹汹地朝张正坤扑过去，扭住张正坤的胳膊，想得头功。不料张正坤挥起拳头把敌人打翻在地，并在警卫员的掩护下奋力冲了出来，后面的部队也很快赶了上来，合在一处。红五十三团的一营、二营被隔在了河对岸，苏鳌和余立金只好率部沿河的下游方向迂回，在黔江县坝的土溪河渡过了唐岩河（阿蓬江下游），然后同师部胜利会合了。
当天，红十八师经咸丰新场村（今属咸丰县坪坝营镇），抵达黔江沙子场（今属黔江区邻鄂镇）宿营。红军踏着积雪打了土豪冉玉楼，没收了他家的粮食及其他物资分给当地群众。沙子场的老百姓也给红军送柴、送菜，帮助红军舂米、煮饭。农民杨隆唾把自己准备过年的一方腊肉也送给红军。红军严格执行纪律，请老百姓做事都付给报酬，老百姓送来的东西或婉言谢绝、或按价付钱、或以物易物，展现出一派“红军爱群众、群众拥护子弟兵”的鱼水场面。
1月2日，红十八师从黔江沙子场出发，经黔江的新塘（今属黔江区邻鄂镇）、甘溪（今属黔江区五里镇）、马喇湖（今属黔江区马喇镇）、官庄（今属黔江区马喇镇），南下酉阳，经泔溪（今属泔溪镇）、高庄（今属腴地乡），于1月3日抵达后溪（今属酉水河镇），遭到敌人伏击，红五十三团团长刘麟右大腿被子弹打断，无法行走。这时，张正坤赶到前线，果断决定撤退，折回酉酬方向，并指定苏鳌代理团长，用担架抬着刘麟行军。当晚，部队抵达酉阳与秀山交界的芭蕉坨村（今属酉阳县酉酬镇）宿营。4日，部队将刘麟安置在芭蕉坨村的一户老乡家里养伤，部队继续南下，经酉阳铜鼓镇的菊花坝、三岔坝，7日抵达酉阳南腰界，休整了一天，补充了人员，筹备了物资。8日，部队进入贵州境内，经松桃甘龙口、石梁、乌罗司，印江木黄，江口德旺、茶寨（一说经过了贵州沿河县的沙子、中界坝、晓景）。9日，红六军团主力占领江口县城，红六军团总部向红十八师发来“前往江口归建”的电令。同日，红十八师抵达江口县，归建红六军团。
四、红四方面军占领重庆城口并建立苏维埃政权，为红四方面军长征提供物质基础和坚强保障
1932年，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利，主力2万余人被迫向西实行战略转移，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于年底到达川陕边，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2月，先后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苏维埃政府。
为阻止红军在川陕地区发展，蒋介石连续电示四川各派军阀，要他们立即停战言和，共同对付红军。1933年1月，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被任命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并从2月中旬率部兵分三路对根据地实行围攻。红四方面军采取“逐步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粉碎了“三路围攻”，使根据地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军队由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
为对入川红军发动新的进攻，蒋介石又委任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但刘湘奉行“先安川，后剿赤”的策略，无意派兵进攻红军。红四方面军乘机向四川军阀采取先发制人战略，从8月中旬至10月底，在仪陇、南部间，营山、渠县间，宣汉、达县间发动三次战役。宣达战役中，宣汉、达县、万源和城口（今属重庆市）大部分地区得以解放，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亦积极配合红军作战，为战役胜利、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壮大、根据地扩展作出重要贡献，也使川东游击根据地与川陕根据地连成一片。川陕革命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革命势力在川东地区形成燎原之势。11月2日，经西北军事委员会批准，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纳入红四方面军战斗序列，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武装力量。城口西部地区在10月下旬被红军解放后，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建立城口县苏维埃政府。
革命力量的发展，严重动摇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在四川的统治。11月，刘湘纠集20万兵力以“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蒋介石以巨额军费，大量枪支弹药甚至飞机支援刘湘，企图在“三个月之内肃清川陕红军”。红四方面军仍然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由总指挥徐向前亲自指挥，将兵力部署为东西两线，以东线为主攻方向，集中红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三十三军共30个团于万源东部和宣汉、达县南部地区，以对付主要进攻方向上的敌军。其间，红三十三军和红四军、九军一部从万源出发，于1934年6月15日占领城口县城。红军占领城口县城后，城口与川陕苏区连成一体，城口苏区随即建立起完整的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全面开展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和群众动员，成为川陕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军在城口期间，人民积极组织起来，从物资、人员等各方面给予支持，为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乃至红四方面军长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一是主动捐献物资支援红军。红军进入城口后，城口人民在极其贫困的情况下，拿出自己的粮食、衣被支援红军。据不完全统计，在红军粮食最困难的时候，全县有750多户农民主动向红军捐粮，共捐献粮食20多万斤。正是在苏区人民的无私奉献、大力支持下，红军在城口取得了丰硕战果，为实现红四方面军的战略部署作出了贡献。
二是组建地方武装配合红军。城口苏区成立的赤卫队、游击队、童子团、少先队等群众武装组织，配合红军防守阵地，构筑工事，侦察敌情，盘查过路行人等，保卫苏维埃政权和人民的安全，保障土地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进行。红军在城口的各次战斗，几乎都有地方武装力量的配合，特别是在剿匪战斗中，地方赤卫队和游击队的武装人员不惜流血流汗，乃至牺牲生命。地方武装为维护治安、巩固根据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是担负战时运输供给红军。红军在城口作战期间，粮食、弹药等物资运输异常困难，没有运输工具，部队驻地所需物资都靠人力运输。城口人民积极组织起来，成立运输队，担负了战时的运输任务。城口山高路陡、地势险要，红军坚守山头时，运输队上山运送粮食、枪弹等物资，下山又抬回伤员。赤卫队员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穿梭于山壑沟谷、往返于密林小路送粮食、弹药到前线阵地，有的运输队员还献出了生命。
四是输送优秀儿女加入红军。1933年10月红军攻进城口西部地区后，苏区党政军在群众中广泛开展扩红工作，发动青壮年农民积极参军参战。当时总人口只有5.7万人的城口县（以现行政区划统计，未包括现四川管辖的大竹、庙坡、白果），参加革命的就有近4000人，其中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的人员占3000多人，正式加入红军队伍的多数分配到红三十三军，一部分编入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当时，城口儿女踊跃参加红军的场面十分感人，父送子、妻送夫参军，父子、夫妻、兄弟齐上阵的情景随处可见。随军长征的500余名城口籍红军战士，有300多人在作战或长征途中光荣牺牲。
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迅速做好准备，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此后，为“集中红军全力向西进攻”，红四方面军即准备全部渡江西进，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2月，红四方面军发起陕南战役，城口境内的红军先后撤离苏区。3月28日，红四方面军主力顺利渡过嘉陵江，踏上了长征的征程。
国民党反动派在主力红军撤离重庆地区后，下令疯狂镇压革命人民，扼杀革命力量。重庆人民积极安置和保护红军流散人员，组织游击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积极保护“人民好坐江山”“红军为穷人得到土地粮食和平而战”等红军标语，保护“红军留言条”、宣传画“蒋介石是帝国主义走狗”、文献《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等革命文物，保护綦江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酉阳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等遗址遗迹，传唱“红军千里来转战，铁脚踏破万重山，湘鄂川黔播火种，南界会师谱新篇”等红军歌谣。时至今天，在三大主力红军战斗过的地方，众多“红军井”“红军树”“红军渡”“红军洞”“红军桥”等，依然在述说着那一段难忘的历史。
2019年4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指出，“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英雄的巴渝大地，见证了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白色恐怖中奋起反抗，在艰难险阻中浴血奋战的艰苦卓绝斗争。
（作者：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执笔：唐春林，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文俊，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处长；黄亚丽，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