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思考与实践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国际局势和自身历史方位作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工作，阐明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揭露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战独裁的实质，以争取广泛的国际理解和支持。周恩来以其深厚的理论素养、丰富的统战经验和卓越的交往艺术，领导了这一时期的对外宣传工作，从重点任务、阵地渠道、人才队伍、策略方法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本文拟对此作一梳理探讨。

一、部署对外宣传工作重点任务

抗战胜利后，美国奉行扶蒋反共政策，国民党政府依托美国支持，一面和谈一面准备内战，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维持独裁统治。同时，利用各级新闻检查机构垄断舆论并进行严格封锁，拒绝外国记者进入解放区采访，同时大肆发布谣言，导致外界难以得知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真实情况。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向国内外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内战独裁实质、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成为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要任务。对外宣传正是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争取国际进步力量及海外华侨支持的关键所在。基于上述战略考量，周恩来将对外宣传工作摆在事关革命全局的重要位置，对党的对外宣传工作重点任务作出部署。

（一）围绕军事政治形势开展舆论斗争

全面内战爆发前，周恩来已深刻认识到国共关系的复杂性，指出国共“会在相当长时期内一时偏和，一时偏战，和中酝酿战，战中酝酿和，斗争是严重的复杂的”。在此基础上，他在部署宣传工作时明确提出：“应集中于宣传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主张和平、主张民主四个口号”，“揭穿蒋之欺骗阴谋”。周恩来首先将对外揭露的焦点，放在国民党蓄意破坏政协决议的行为上。政协决议是战后中国走向和平民主的基石，但国民党先后查禁进步报刊、策动反苏反共活动、制造较场口事件，蓄意破坏政协决议，彻底暴露了其坚持独裁统治、挑起内战的真实意图。1946年3月至5月，周恩来在多场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通过列举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和停战令的一系列事实，揭露其行为绝非偶然，而是有计划的倒退，严正指出：“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动摇、修改或推翻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同时，周恩来正告美国，在政协决议基础丧失的情况下，其对国民党的援助“只会增加中国国内的不安，便利一党独裁的继续”。面对国民党包围中原军区的严峻局面，周恩来在 5月1日的重庆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揭露国民党的围歼阴谋，并力促美蒋代表同赴宣化店视察。5月8日，周恩来与美蒋代表抵达宣化店进行会谈。周恩来严正指出：“中原战争如果爆发，必将宣告和平结束，成为全面战争的起点。”迫于事实和舆论压力，国民党政府代表与美方代表5月10日于汉口同中共代表共同签订《汉口协议》，国民党对中原地区的全面进攻被暂时搁置，为中原部队赢得了宝贵时间。可见，周恩来抓住中外记者招待会这个平台，精准回应国际社会关注点，既主动设置议题、传递真相，又将宣传造势与实际行动紧密联动，将宣传效果转化为延缓战争的实际成果。

然而，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次日，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等人“对外广泛揭发国民党之阴谋”。自7月起，周恩来在南京、上海等地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国内外公布国民党蓄意扩大内战、暗杀民主人士、以谈判拖延时间的事实真相，并对美国帮助国民党扩大内战提出抗议。他指出，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国民党要进行像今天这样大规模的内战是不可能的，必须立即撤退驻华美军，停止任何片面的援助，以便制止中国内战。此外，周恩来多次会见马歇尔、司徒雷登等美国官员，揭露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具体情况及作战动向，协商阻止内战蔓延之法。他还多次与斯特朗、斯蒂尔、李勃曼等西方记者以及裴斐等学界人士会谈，向各方揭露蒋介石假谈判、真内战的阴谋，阐明中共追求和平民主、争取国际合作的主张。这些外宣有效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使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解放区的真实情况以及国民党内战独裁实质为国际社会所了解，在道义和舆论层面争取了广泛的同情与支持。

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周恩来逐步将加强反美蒋斗争、揭露美国援蒋的侵略实质作为对外宣传的重要任务。1947年8月，他起草中共中央指示，明确要求地方局“利用目前蒋、魏（德迈）接洽卖国勾当，加强反美蒋斗争”，争取国内外舆论同情和支持。1948年3月，周恩来再次作出指示，明确反美援蒋宣传应聚焦“揭露美帝以金钱和军火物资助蒋屠杀中国人民，揭露美军及其派出的顾问团直接参与屠杀中国人民，揭露美帝扶持日本侵略势力复活，并运输日军人来华助蒋内战”三个方面。这一部署旨在揭露美国以经济军事援助为名干涉中国内政的帝国主义本质，并进一步揭发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企图长期控制远东的野心。周恩来指出，从总体上认识美国援蒋必然失败的同时，要动员国内外人民反对美国对蒋援助，并合理利用“美帝内部及美蒋之间的每一矛盾”，形成反美蒋斗争力量。同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将“揭露美蒋假和平阴谋”“对内对外宣传报道”作为重要研究议题。周恩来在会上对美蒋双方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美蒋已有分裂迹象，但“现在美帝还不致冒险一下把蒋踢开”，“我们应揭穿敌人的假和平阴谋，对敌人的分裂则应利用之”，同时，对于国民党发行金圆券、愚弄人民的行为，在宣传中要给以“最大揭露”。在这些指示的指引下，通过持续深入的对内对外宣传，不仅在舆论上加速了美国援蒋政策的破产，也使国民党政府在道义上日益孤立，有力配合了解放战争进程。

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针对美国政府及部分外国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造谣，周恩来积极领导开展对外舆论斗争，澄清虚假报道，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比如，1948年12月，针对美联社香港电称中共发言人评论傅作义利用北平讨价还价的虚假报道，周恩来立即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局的电报，严正指出报道所称的“中共发言人”之说是造谣歪曲，必须予以驳斥，声明“中共在港并无正式发言人”。这些举措将对外宣传与革命全局任务紧密结合，既展现了中共对待舆论的严谨态度，也主动引导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认知。

（二）组织对外译介党的理论主张与方针政策

周恩来明确将译介党的重要文献视为对外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他深刻认识到，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与方针政策缺乏系统了解，而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加剧了这种认知隔阂，要通过对外译介党的重要文献，向国际社会系统宣传党的理论主张和解放区的实际情况，提升对外宣传的实效。

周恩来亲自统筹部署中央外事组的文献译介工作。中央外事组成立于 1947年5月，下设编译处、研究处、新闻处，负责研究国际形势、编译书报材料及对外译介党的重要文献。1947年7月，周恩来指示外事组，“应将重心放在翻译几本毛主席的重要著作，编译几本有关美国的工具书，编译几本有关解放区基本政策的小册子”，强调“就是为这些事花一二年工夫都要得”。同年 11月，他再次致函外事组工作人员，督促编译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勿停勿懈”，并进一步明确编译工作的时间规划和具体安排：“目前只能编爱国解放战争及土改两种，今冬明春能将解放战争译出就很好。美国手册，能在明春编成就很好。”

在地方层面，周恩来统筹协调各地方局外事组参与文献译介与国别研究工作。1947年8月，他对香港分局、东北局所属外事组作出针对性部署，要求两地“翻译毛泽东著作、刘少奇的修改党章报告”，同时明确提出，“东北研究东欧、苏联，香港研究南洋、印度、阿拉伯各国情况，并编译出研究上述各国的工具书”。这一部署充分结合地方区位条件，使地方局的译介和研究工作更具针对性。

扎实的文献翻译与国别研究，为做好外宣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1947年1月，周恩来、陆定一就国际形势的宣传问题致电香港分局，指示翻印毛泽东新年祝词、解放报新年献词、陆定一论国际问题的文章以及多部分析时局和反对美帝殖民中国的宣传手册，通过香港渠道向世界宣传党中央对国际形势的最新研判及主张。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后，周恩来立即部署将其对外传播。1948年1月，他指示上海、香港地下党负责人，“收全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后，要力争在报刊上全文发表，并印成中英文本向国内外散发，进行广泛宣传，并收集各方面的反映”。总之，在周恩来的领导推动下，中央外事组及各地方局外事组不断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同时持续编译了一批介绍党的理论主张、解放区土地改革与建设成就的小册子，以及分析国际形势的参考资料，这些对外宣传工作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区的重要窗口。

二、拓展对外宣传阵地和渠道

为打破国民党舆论垄断、广泛对外宣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周恩来立足革命全局，系统谋划对外宣传组织阵地建设。他指导南京局在国统区斗争前沿直接发声，部署香港分局建设长期稳定的对外宣传阵地，派遣一批党员干部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开展对外宣传。

（一）开辟国统区对外宣传前沿阵地

抗战结束后，南京、上海作为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区，聚集了大量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是中共开展对外宣传工作的前沿阵地。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成员由重庆迁至南京，在梅园新村设立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南京局下设外事委员会，由周恩来兼任书记，廖承志、王炳南任副书记，外事委员会下，研究处由乔冠华负责，新闻处由龚澎负责，联络处由陈家康负责。考虑到上海当时是全国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代表团也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与南京办事处相互照应。办事处于1946年6月22日在上海正式设立，对外称周恩来公馆。据王炳南回忆，“外事委员会包下了全部的对外工作。分上海、南京两摊活动，恩来同志有什么指示，就派我到上海召集乔、龚、陈这三个处一起开会”。面对国民党严密的舆论封锁，周恩来依托南京和上海的地理和政治优势，建立起反应迅速、发声直接的国统区对外宣传前沿阵地，及时向国际社会阐明立场、揭露真相。

1946年5月，南京局外事委员会创办外文机关刊物《新华周刊》，由乔冠华任总编、龚澎负责发行。《新华周刊》首次以中国共产党官方英文刊物的身份，直接向路透社、美联社等国际媒体提供第一手素材，内容聚焦国共和谈进展、中共和平民主主张、国民党内战阴谋等国际社会关注的核心议题，用国际受众易于接受的话语宣传党的政策，让国际社会通过中共官方渠道了解真实的政策立场。此外，在周恩来的部署下，新华社南京分社出版发行《新华社通讯稿》。据编辑杨兆麟回忆，新华社南京分社每天编印10页到20多页的《新华社通讯稿》，经外事组选编、翻译、打印成英文稿后，第一时间分发给外国通讯社和驻南京记者，“为了争取时间，我们一早就开始工作，午饭后也不休息。夏日炎炎，实在困了，就伏在案头小寐几分钟”。这些通讯稿使外国记者得以持续了解党的政策主张和解放区的实际情况，为其报道提供了客观素材。

（二）发挥香港对外宣传枢纽优势

解放战争时期，香港既是连接中国内地与东南亚、西方世界的枢纽，又非国民党直接控制区域，便于中共长期稳定开展对外宣传工作。为进一步发挥香港的优势作用，1946年10月，周恩来提出：“港目前只能成京、沪第二线，而南洋方为第三线，在港之本身亦须建立三线工作”。也就是说，周恩来部署党在国统区及海外工作的战略构想是：第一线组织为中共代表团及其上海派出机构，第二线组织为香港党组织，第三线组织为南洋及海外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同时在香港的党组织也要按照公开、半公开与秘密的层次开展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章汉夫、龚澎、潘汉年、许涤新、夏衍、胡绳、乔冠华等具有丰富统战和外宣经验的干部陆续前往香港工作。1947年6月19日，周恩来指示“香港分局可要章汉夫、龚澎、廖沫沙等联络香港及南洋的中国自由主义及进步的记者成立中国或华南自由记者协会，设法救济内地被捕与流亡到香港南洋的记者”，并提出可申请加入世界记协，控诉国民党迫害记者的暴行。这一指示凸显了香港作为外宣窗口的战略价值：一方面，通过成立记协将分散的进步记者团结起来，既整合了舆论力量，又为流亡记者提供了组织依靠；另一方面，借助世界记协的国际渠道，有力地向世界揭露国民党的独裁行径，让中国革命的真相被国际社会所了解。

在周恩来的统筹指导下，香港逐步构建起丰富的报刊宣传渠道，极大地提升了对外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1946年1月，历经 3个月筹备的《华商报》正式复刊，周恩来明确指示该报“面目应逐渐变为群众性的，绝不能以党的面目出现”。这一定位使《华商报》成为党领导下在华南及海外具有重大影响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报纸。同年10月，周恩来进一步致电部署香港纸媒工作：“英文杂志可先登记出版”，“《群众》如被迫移港，可标明沪版在港翻印，新华分社望与汉夫、乔木协办”。根据这一指示，报刊工作委员会随即在香港成立，章汉夫担任书记，系统统筹纸媒出版发行工作；由乔冠华、肖贤发等组建新华社香港分社，乔冠华任社长；创办《今日中国》等英文刊物，推动对外宣传工作展开。针对《群众》周刊的延续性问题，周恩来于1946年底指示章汉夫与乔冠华赴港筹备港版出版，以保障上海联络处撤退后刊物不中断。1947年1月，《群众》周刊香港版正式创刊，其海外发行网络延伸至英国、马来西亚、美国、法国等多个国家，由纽约、旧金山、伦敦、巴黎等地代理经销。这些报刊以不同定位形成宣传合力，既秉持真实客观的原则传播党的和平民主主张，又兼顾海内外不同受众的关切，有效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让党的政策主张广泛触达国际社会。

（三）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开展对外宣传

在建设南京、上海与香港等宣传阵地的同时，周恩来还高度重视以国际组织、国际会议为平台开展对外宣传。1946年4月，他提出“通过世界工联，广交朋友，宣传解放区，揭露蒋介石，赢得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和声援，争取国内国际工运的统一”的设想，希望以广泛的对外宣传争取国际认同与支持。

在周恩来的部署和推动下，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刘宁一、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社长吴文焘等党员干部赴世界各地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向国际社会宣传解放区的实际情况，争取对中国革命的声援和支持。1946年12月，刘宁一前往法国出席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前，周恩来特别指示：“望更着重于联络欧美工人，反对美、蒋合作在中国进行内战与法西斯独裁”，同时配合时任世界工联副主席、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的朱学范在世界工联开展活动，争取世界职工组织支援中国劳动协会。1947年3月，经中共中央同意，东北局决定派吴文焘以参加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为契机前往布拉格，争取常驻东欧开展国际宣传工作和对外联络事宜。会后吴文焘以新华社记者名义留在东欧工作，以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家的党报和广播为媒介，向世界各国宣介中共领导的解放区的实际情况。1947年6月，在世界新闻记者会议在捷克首都召开之际，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进一步提出东北局可在哈尔滨成立“解放区新闻记者联合会筹备会办事处”，“委托吴文焘代表解放区记联在欧洲与世界记协接洽，要求参加为其会员，并进行国际活动”。

为进一步整合在欧洲的宣传力量，周恩来于1948年初指示在欧洲相关国际组织内活动的中国代表成立党组，由刘宁一任书记，并明确“一切重要问题，应经过党组商讨后，由宁一负责提出，以便中央考虑回答”。这实际上实现了中共在欧洲对外宣传工作的统一领导。1948年3月，周恩来指示刘宁一将反对马歇尔计划及美国援蒋行为作为出席世界工联执委会的主要提案。1949年3月，中国代表团应邀赴欧洲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周恩来高度重视，亲自拟了一份供参考的代表团成员名单。他认为，“我们派代表团参加大会，既表明我们愿与世界各国人民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又可以把中国人民的声音带到会上去”。周恩来指示代表团成员在会议期间要向各国广泛宣传斗争经验，阐明“在中国，只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根除它的战争政策，才能真正实现彻底和平。这样，将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的一大贡献”。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在大会上介绍了中国人民为保卫和平、反对煽动新的世界大战而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情况，受到了各国代表的欢迎和支持。

三、建设和培养对外宣传人才队伍

周恩来深刻认识到，政治坚定、业务精湛的对外宣传干部队伍，是党开展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保障。

（一）重视外宣干部的培养与选用

1946年5月，南京局成立伊始，周恩来选调了一批外事人才协助工作，章文晋、王炳南等以南京为阵地，协助周恩来进行谈判，负责联络各国使馆，开展国际宣传；乔冠华、龚澎等在上海接洽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南京局高度重视外宣干部的招生与培养。据王炳南回忆：“我到南京后第一件事是到上海招生。为培养翻译干部，我们在张家口办了一个外事训练班，报考的条件是大学毕业、英文好、政治上可靠。”王炳南、章汉夫在上海秘密吸收 81名大学毕业生，送去张家口外事训练班学习。学员经过系统培训后，被分配至各解放区及白区，成为党开展外宣工作的重要力量。

干部的恰当选用是做好人才工作的关键环节。在筹建中央外事组的过程中，周恩来根据各人特长，逐一委以相应职务：王炳南长期担任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熟悉对美交涉，出任外事组副主任；熟悉美国情况的外籍党员马海德，以其身份和语言优势出任顾问；柯柏年精通英、俄文且长期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和国际问题研究，出任研究处处长；徐永煐有留美经历和良好的编译能力，出任编译处处长；章文晋、张香山、凌青等精通多种外语的干部，分别被安排到相关处室，成为骨干力量。在周恩来的精心部署下，中央外事组人才云集，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对外宣传与国际舆论斗争提供了人才支撑，也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储备了骨干力量。

（二）明确外宣干部的能力要求

周恩来将政治可靠与纪律严明确立为选拔与培养外宣人才的重要标准。1947年7月，他审阅外事组干部的学习计划并作出批示，要求其“在学习上必须从思想整风中打破资产阶级外交的传统思想，推翻反动统治的外交因袭，而建立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外交政策思想”。周恩来引导外事干部牢固树立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看问题的思想自觉。同时，他高度重视组织纪律，明确要求外事干部严格遵循中央方针开展工作，遇到重要问题及时向上级和中央请示汇报。

此外，周恩来将深入实践视为锻炼外宣干部的重要方式。1947年7月，他在致王炳南的信中明确指示外事组干部“应准备以半年时间参加土地改革，到群众中去锻炼自己，同时加强自己的政治和英文学习”，要求外事组在工作中安排“三分之一的人数轮流参加土地改革”。根据这一指示，外事组安排薛子正、王炳南、黄华带队，带领一批外事干部参加土改。这种实践锻炼有效提升了干部的政治觉悟，使其更深刻体悟中国社会实情，为宣介解放区建设积累了鲜活素材，增强了对外宣传工作的说服力与针对性。

（三）指导中共在美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旅美中共党员依托身处海外的独特区位，有着“在地化”叙事的天然优势，是党开展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力量，周恩来高度重视并直接指导了中共在美工作人才队伍建设。1946年，在美工作的徐永煐、唐明照、杨刚、赖亚力、徐鸣等于每周五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时事和华侨日报编辑事务，这一组织形式被称为“星五座谈会（ Friday Club）”，后在周恩来指示下改称“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龚普生、薛葆鼎、浦寿昌等陆续参加该小组。根据周恩来的部署，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开展了多项外宣工作。比如，1946年初，浦寿昌负责译校毛泽东著作等文献的英译初稿，为传播党的理论主张提供了文本基础。同年，陈翰笙持周恩来和廖承志联名介绍信赴美，任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顾问，并与美共中央主席福斯特等美国共产党人保持联系。陈翰笙凭借在美国社会积累的人脉，通过斯诺等记者和美国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等进步团体对美国报刊施加影响。此外，徐永煐还协助董必武、章汉夫等在美国旧金山开展宣传活动。1949年夏，在周恩来指示下，徐鸣等旅美党员在原留美科技团体的基础上组织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同时编辑出版《留美科协通讯》，在美国高级科技人员中宣传国内形势和中共方针政策。

四、探索对外宣传工作策略方法

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基于对国内外时局的深刻洞察，在对外宣传方面，坚持真实性与严谨性，注重区分受众群体，讲求感染力和吸引力，探索出一套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统一的对外宣传策略。

（一）坚持真实性与严谨性

在对外宣传工作中，周恩来坚持以真实严谨为准则。早在抗战时期，在“宣传出去，争取过来”方针的基础上，周恩来明确要求外事人员在对外宣传和交往中必须“把握民族、人民和党的立场以及主动、真实、诚朴、虚心和认真五个原则”。他特别强调：“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抗战胜利后，揭露美国援蒋内战成为对外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周恩来一如既往重视宣传表达的真实性与严谨性。1945年11月，他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建议：“我们对于美国人及其政策的批评，宜取严格的态度，批评宜真诚”，并特别提醒，近期延安广播指称美国说谎，“说谎”这两个字在美国“最易引起反感”。根据这一建议，中共中央将延安、重庆等地英文稿件中的相关表述更改为更加中性的“不合事实”。这一调整主动规避了在特定文化语境中易激起抵触情绪的措辞，将批评转向事实层面。在同美国方面的直接沟通中，周恩来同样注重以事实为基础进行交涉。1946年9月，在致马歇尔的备忘录中，周恩来以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兵力占比和美援事实为依据，明确指出美国援助与内战规模扩大的直接关联，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其错误政策”。这种以事实为基础的沟通方式既有力揭露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实质，又通过精准的表述避免了不必要的舆论反感。

（二）注重区分受众群体

周恩来深刻认识到，对外宣传是一项具有很强针对性和时效性的工作，需要深入了解受众群体、精准把握时机并选择合适的沟通方式。曾与周恩来多次接触的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回忆，周恩来会根据不同对象的特点采取差异化接触策略：对于那些基本同情革命的新闻记者，他放心交由训练有素的部下去直接联络，以扩大对外接触的覆盖面；而对于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甚至于右但为人正直、有可能变得更为友好的记者，他则“会一次次长时间地同他们一起讨论、分析”，进行积极的争取工作。这种区分受众、灵活施策的对外宣传策略为外事干部在坚守政治立场的前提下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处理复杂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周恩来深刻洞悉美国内部的复杂矛盾，他认为美国政府、舆论界及民间对华态度存在鲜明分歧，因此在宣传中必须进行受众区分。基于此，他在1945年12月鲜明提出对美批评的“四个区别”：“第一，把政府和人民分开；第二，把它们正确的地方与错误的地方分开；第三，把统治者中的进步分子和反动分子区别开；第四，把今天美国的政策和将来可变的政策区别开。”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开展对外宣传工作时，既要对美国政府及援蒋政策进行坚决揭露与批驳，如严正批判马歇尔认为蒋方伪国大通过的独裁宪法是“民主宪法”的论调；又要对美商、记者、民间友好人士采取积极争取姿态，表达合作意愿，申明“我们并不反对美国人，但反对美政府的错误政策”。1948年，周恩来指示香港分局可与美官方中反对援蒋的一派接触，向他们强调援蒋政策失败的必然性，旨在利用美国内部矛盾削弱和分化援蒋力量。这种对宣传受众的精细区分，有利于将批判焦点集中于美国决策层的反动势力，从而将广大美国民众与国际进步力量视为可以争取和联合的对象。

（三）讲求感染力和吸引力

要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传播出去，还必须采取更易被国际社会接受的方式。在这方面，周恩来主动接触外国记者，真诚结交国际进步人士，并以独特的个人魅力和高超的交往艺术融入对外宣传工作，有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与国际友好人士建立信任，也为做好对外宣传工作树立了标杆。

在与外国媒体的接触中，周恩来经常分享个人真实经历，有效增强了对外宣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1946年9月，他3次与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其间，周恩来从自己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出发，讲述了自己从事革命事业并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程，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基础与历史根源；同时，他将国共之间合作与斗争的复杂历史，置于自身经历和观察的视角下进行分析，使其对国民党专政独裁实质的揭露更加具有可信度与说服力。

同时，周恩来注重以真诚友谊争取国际进步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同情、援助和长期支持。他在致美国医生欧文的信中，表达了中国解放区人民对美国友人援助的感谢，说明了美国政府及国民党封锁政策影响下援华物资的流失，间接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情况。在致美国黑人民权领袖乔治·丁·道宁的孙子菲利浦·B·道宁的信中，周恩来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与美国国内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相结合，指出双方“站在一条战线上”，增强了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认同与支持。在致斯特朗的信中，他指出：“我相信，通过你的影响和著作，你对中国人民将做许多有益的工作，正如毛主席所说，你在欧洲旅行时，将是一个很好的‘中国人民的宣传家’”。这些论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友人的尊重与信任，充分肯定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激励国际友人更加主动向世界传播真实的中国声音。

五、结语

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将对外宣传工作视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性工作，亲自领导部署对外宣传工作重点任务，逐步构建起覆盖广泛的宣传网络，注重在实践中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湛的对外宣传骨干，并形成了一套富有成效的对外宣传方略。这些探索与实践是周恩来远见卓识与高超智慧在对外宣传事业中的集中体现。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这一时期，党的对外宣传工作形成了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的组织体系，中央层面统筹部署，南京局、东北局、香港分局等地方分局具体负责，党的对外宣传工作的组织化程度显著加强，不仅有力配合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推进，为中国革命争取了国际理解与同情，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宣传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张牧云，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贺童语，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来源：《党的文献》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