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草地铸丰碑 团结北上开新局 ——四川与红军长征

1935年1月至1936年8月，长征中的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相继在四川境内转战，历经会师整编、战略抉择、突破天险、民族工作、群众动员与精神淬炼，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1985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军长征纪念碑建在四川，且明确红军长征纪念碑“不是长征路上某个具体事件的纪念碑，而是个‘总碑’，具有象征性意义”。

四川是红军长征历程中停留休整时间较长的区域。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川累计转战时间长达一年零八个月，这段漫长的岁月，为红军在极端困顿中赢得休息时间、进行部队整顿、积蓄北上力量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1935年1月由贵州进入川南，9月自川西北离川北上，在川转战9个月；红四方面军1935年3月强渡嘉陵江开启长征，至1936年8月离开川西北，在川康地区转战17个月；红二、红六军团1936年5月自云南入川，7月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组建红二方面军，于8月离川北上，在川活动4个月。长时间的驻留转战，让红军得以在浴血奋战间隙开展多轮部队休整、建制优化与兵员补充，有效恢复战斗力，逐步摆脱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实现由被动突围向主动北上的战略转变，并为最终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川是红军长征历程中行军征战范围较广的区域。红军行军足迹遍布四川10个市（州）72个县（市、区），横跨川南、川西南、川西、川北、川西北全域，形成线路交错、跨度广阔、机动灵活的行军作战格局。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川行军总里程达2.1万余里，占其行军总里程6.5万余里的近1/3。中央红军入川后，先后完成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穿越彝族聚居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穿越草地等重大行动，在川行程约1万里。红四方面军从川北苍溪、阆中等地出发，历经懋功会师、南下折返、川西休整、甘孜会师等辗转历程，在川行程约6000里。红二、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转战川西高原多地，在川行程约5000里。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四川境内的行军路线横跨盆地、丘陵、山地、高原、湿地等多种地貌类型，从川南的河谷地带到川西北的高寒草原，从海拔数百米的长江沿岸到海拔四五千米的雪山之巅，覆盖区域之广阔、地形变化之复杂、行军线路之密集，为红军实施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摆脱敌军围堵、调整战略方向提供了广阔的地理空间。

夹金山垭口

四川是红军长征历程中挑战人类生存极限最为严峻的区域。毛泽东在《七律·长征》诗中所描绘的长征艰苦卓绝的场景，“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无一不与四川直接相关。四川境内集高海拔雪山、连片沼泽草地与湍急江河于一体，地形之复杂、气候之恶劣、生存与行军之艰难，在长征全程中极为突出。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空气稀薄、严寒刺骨，战士们身着单衣草鞋艰难攀登，无数英烈长眠雪山之巅。此后，红军又接连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多座雪山，每一次翻越都是一场生死考验。红四方面军多次往返川西雪山地带，付出重大人员牺牲；红二军团翻越的甘孜藏巴拉山垭口，是长征途中海拔最高的雪山垭口，行军条件极端恶劣。川西北松潘草地纵横600余里，沼泽遍布、泥潭暗藏、气候无常、水流淤滞，是公认的“死亡陷阱”。红军过草地时缺粮断炊，靠草根、野菜、皮带充饥，许多战士因饥饿、寒冷、疾病、沼泽牺牲。金沙江、大渡河、嘉陵江等江河流急浪高，敌军依托险隘设防，红军在极度缺乏重型装备、渡河工具简陋的情况下，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强行横渡，完成了极为艰难的行军与作战任务。

四川是红军长征历程中实现革命重心转移最为重要的区域。四川地处中国西南与西北的连接地带，是沟通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衔接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地理心脏”。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这是红军主力部队长征中第一次大会师。会师后召开两河口会议正式确立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推动长征从被动的战略撤退，历史性地转向主动肩负抗日救亡使命的政治进军。此后，党中央先后召开芦花、沙窝、毛儿盖、巴西等系列重要会议，坚决驳斥张国焘南下错误主张，坚持北上正确路线。1935年9月，面对分裂危机，党中央紧急决策，率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连夜北上，随后突破腊子口天险，打开北上抗日通道。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进一步统一北上战略共识，彻底粉碎蒋介石分割围歼红军于川康地区的图谋。红军在四川完成了战略目标、行军方向与力量整合的调整，为革命新局面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四川是红军长征历程中召开重要会议高度密集的区域。党中央在四川及川滇黔交界区域召开系列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围绕组织领导、行军路线、军事战略、党内团结等重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关键抉择。据统计，中央红军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召开的30多次重要会议中，约一半在四川举行。1935年2月，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一个村子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完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对于确立新的中央领导体制，保证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具有重要意义。5月，中央红军到达凉山会理。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对迂回穿插作战方针的怀疑和不解情绪，中央召开会理会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鲜明提出“团结一致，继续北上”的方针，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懋功会师后，红军两大主力部队如何统一行动成为头等大事。两河口会议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正式确立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否定了张国焘西进、南下的主张。8月，沙窝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毛儿盖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进一步明确和重申行军方向，努力化解分歧、凝聚全军共识。这一系列重要会议，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坚持民主集中制、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成长历程，彰显了党中央直面分裂风险、坚守革命正道的政治智慧与斗争勇气。

四川是红军长征历程中经典战役战斗十分集中的区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勇克包座等就发生在四川及川滇黔交界区域。这些战役战斗，集中体现了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被毛泽东称为“平生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之战中，红军在川南地区机动穿插、声东击西，彻底摆脱敌军围追堵截，成为世界军事史上运动战的典范。1935年5月，面对大渡河天险，红军将士迎着枪林弹雨、惊涛骇浪强渡，在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大渡河防线打开了缺口。红军将士奔袭160公里，飞夺泸定桥，打通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图谋。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一举突破敌军防线、攻克多座县城，正式拉开红四方面军长征序幕。1935年8月底的包座战斗，红军伏击歼灭胡宗南部主力，缴获大量物资装备，扫清北上甘南的障碍。此外，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坚持敌后游击作战，以巨大的牺牲牵制敌军，有力策应了红军主力部队北上。

四川是红军长征历程中民族工作富有成效的区域。四川境内有彝、藏、羌、回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是长征途中红军与少数民族接触广泛、互动深入的地区之一。红军在此积极开展了民族工作，推动党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凉山彝族聚居区。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主动与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沟通，双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彝海结盟恪守民族平等原则，充分尊重民族习俗与宗教信仰，使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成为党的民族工作史上彪炳史册的事件，也是民族团结的光辉典范。在川西北藏、羌、回等民族地区，红军同样模范地严格执行民族政策，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朱德与五世格达活佛多次促膝交谈，结下深厚情谊。五世格达活佛为红军筹粮、救护伤员，红军北上后他坚持与反动势力斗争，在新中国成立后最终为西藏和平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红军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等大量文告，宣布保护寺庙、尊重喇嘛、维护群众利益，以铁的纪律和真诚行动赢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正是由于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赢得各族群众的理解、同情与支持，才有效瓦解了国民党利用民族矛盾挑动民族隔阂以阻隔红军的政治图谋，为红军顺利通过广袤的民族地区、完成战略大转移提供了保障。

四川是红军长征历程中人力物力贡献巨大的区域。长征期间，大批四川热血青年踊跃参加红军，为红军补充了宝贵的有生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四川参加红军的人数在11.6万人以上，参加运输、搭建桥梁、修路等29.8万多人次，牺牲7.9万多人；四川人民支援红军粮食达7100多万公斤、猪牛羊肉约32万公斤、各类牲畜约8万头（只、匹）、盐8630公斤、衣被（含毯子）鞋帽约58万件。川西北地区群众更是倾尽青稞、牦牛、马匹等物资支援红军。为红军带路、当翻译、护送伤员，许多少数民族同胞为掩护红军伤员而献出生命，毛泽东赞誉其为“牦牛革命”。四川地下党组织积极配合红军行动，开展兵运、工运、学运，搜集情报、动员群众、策反敌军，推动革命思想在巴蜀大地广泛传播。在白色恐怖笼罩的艰难岁月里，许多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传递消息、筹集物资，用对党的绝对忠诚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四川人民与红军的鱼水深情，为长征胜利提供了坚实厚重的支撑保障，成为长征史上感人至深的篇章。

四川是红军长征历程中实现精神淬炼升华的区域。在四川期间，红军面临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装备精良且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以及极度的物资匮乏困境，始终坚守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以不可征服的顽强意志战胜重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翻越雪山中，战士们不畏严寒缺氧、奋勇前行；草地行军中，将士们舍己为人、互助求生，以顽强意志突破自然绝境；在频繁激烈的战斗中，红军将士以劣势装备直面强敌，浴血冲锋、无畏牺牲，用血肉之躯开辟北上通道；在党内斗争中，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团结统一的原则，坚决抵制分裂错误，凝聚起全党全军的革命合力。雪山草地的生死淬炼、残酷战事的意志磨砺、党内斗争的政治锻造、民族团结的实践探索，共同构成了伟大长征精神孕育、锤炼与升华的深厚土壤，使四川成为长征精神重要的孕育地、实践地与传承地。

四川是红军长征历程中留下丰富红色资源的区域。四川见证了长征途中众多重大历史事件，境内留存了数量众多、类型完整、历史价值很高的长征历史遗存，构成系统而完整的红色资源体系。据统计，四川拥有不可移动长征文物400余处，红色资源的规模与整体质量均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0处，由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的长征主题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5处，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联动的文物保护格局。四渡赤水太平渡旧址、彝海结盟遗址、泸定桥、懋功会师旧址、两河口会议旧址等一大批标志性遗址遗存保存完好，红军标语、文献手稿、革命歌谣、英雄故事等海量红色资源代代相传。这些珍贵的实物和精神留存，完整记录了红军在四川的光辉历程，是长征历史最鲜活、最真实的见证。

四川以其在红军长征中停留时间久、覆盖地域广、自然条件严酷、战略意义重大、重要会议密集、经典战役战斗集中、民族工作富有成果、人力物力贡献巨大、精神淬炼深刻、红色遗存丰富等独特价值，成为红军长征历程中不可或缺的战略核心区、命运转折点与精神锻造地。

（作者：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执笔：荣凌，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来源：《百年潮》（202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