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社会符号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此，要“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文化的繁荣发展，内在地依赖于文化的社会意义的生产、表达与传播，而价值符号、社会符号、文化符号等作为联结和表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重要中介，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深入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当代中国社会符号思想。这一思想的理论根基，深深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沃土之中。这也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马克思的思想宝库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符号思想，对其进行系统性发掘，既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现代符号学的研究路径，主要遵循着以弗迪南·德·索绪尔、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等人所开创的语言符号范式，侧重于对符号形式与结构的分析，未能深入语言符号背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维度。马克思的社会符号思想深入社会符号产生和发展的本质维度，有着深刻且独到的理论特征。在马克思的社会符号思想视域中，社会符号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由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用以表征和交换社会关系的特殊中介。马克思实质上奠定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的社会符号理论范式，凸显了社会符号在认识世界、解释世界以及改造世界活动中的重要意义。这也恰如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正是马克思本人鼓励我们去揭示语言背后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背后的象征体系。”在当代语境下，对马克思社会符号思想的发掘、阐释与发展，将使这一宝贵的理论资源在新的时代境遇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一、马克思对历史上社会符号思想的传承与超越

马克思的社会符号思想本身具有深刻的历史性，其理论旨趣是在对前人的思想资源进行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得以确立的。因此，探究马克思的社会符号思想，需要考察其生成与发展的思想史前提。

（一）马克思社会符号思想对观念论传统的继承与扬弃

“符号”这一概念最初起源于古希腊时期，在其含义上，具有分而相合的意思，“象征一词Σύμβολο源于σύμβαλλω，它相当于‘和……一起扔掉’再‘放到一起’使其‘吻合’”。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较为系统地发展了符号的基本理论。他以“心灵经验”作为符号中介，确立了符号是对实在世界的把握这一基本观点。由于心灵这一实体是超越个体偶然性的本质性存在，因而符号“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符号不仅是对自然本质的静态反映，还具有一种超越个体特殊性的根本特征。尽管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表达了符号是对外部世界的表征反映，却在根本层面上忽视了符号的能动性维度，尤其是忽视了人在符号活动中的主体性作用，因此只停留在超验的反映层面。

近代以来，人的主体能动性得到了进一步彰显，对于符号的哲学认识，也从对外部自然和超验所指的反映论，逐步转向了对人类心灵能力的考察分析。近代经验论的代表洛克认为，符号的意义归根结底来源于个体的感官经验，其作用在于“人们必须找寻一些外界的明显标记，把自己思想中所含的不可见的观念表示于他人”。洛克强化了人的观念活动在符号生成中的重要作用，但由于他认为个体的感知范围、经验能力和抽象能力存在差异，使得同一符号在不同人心中对应着不同观念，因而忽视了符号在人类共同认识活动中的积极作用。与洛克的观点不同的是，唯理论的代表人物莱布尼茨认为，符号应当成为发现和证明必然真理的主动工具，“我们虽然不可能即刻直觉到问题的整个本性，却可以利用各种字符来代替各种事物，认知并且相信我们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他把“符号性认识”作为人的认识形式，试图通过数学典范建立起一套“普遍符号学”的人类知识体系。依托这一知识体系，所有哲学、科学乃至道德、法律领域的争论，都可以像数学和几何证明一样，通过符号的演算来解决，这将符号的抽象性表征推演到了极致。洛克与莱布尼茨作为近代哲学思想中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典型代表，分别看到了符号所具有的感性和理性的不同侧面，却都未能实现对于符号的全面把握。

康德将符号视为认识主体所具有的一种先验能力。康德从先验认识论角度出发，区分了符号与作为心灵经验的标记能力。他认为，“以当前事物为媒介，把预见未来事情的观念与对过去事情的观念联结起来的认识能力就是标记能力”。与标记能力不同，符号在先验领域运作，是沟通认识主体与现象世界乃至构建普遍性知识的先验桥梁，在“可知世界”的理性化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认识论功能，“一切我们给先天概念所配备的直观，要么是图型物，要么是象征物，其中，前者包含对概念的直接演示，后者包含对概念的间接演示”。在此基础上，康德还进一步强调，“象征只是知性的手段”，因而“把那些真实的、具有意义的世界现象冒充为只是某个隐藏在底下的思想世界的象征，这就是迷狂”。康德通过划界，强化了符号作为认识中介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明确了符号在认识、伦理与审美等不同领域中的有效性与有限性。这些认识成为其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康德所建构的先验观念论的符号理论始终从属于普遍必然性领域，未能将符号视为主体间的社会产物，因而在面对社会历史现象时，表现出明显的先验目的论倾向。这一点在康德论及法国大革命的象征意义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即使不具备预知者的头脑，也能够根据我们时代的各个方面和种种征兆，向人类预言将达到这个目的，由此同时预言人类将向着更善前进。”

黑格尔将观念论的符号理论推演到了极致。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符号被看作绝对精神在历史进程中的自我中介，是其自我认识并最终得以扬弃的环节。黑格尔特别对“象征”这一理据性的符号进行了深入阐释。在一般的符号中，能指与所指之间仅具有一种外在的、约定俗成的任意关系，形式本身并不承载固定意义。象征符号则不一样，象征“不只是一种本身无足轻重的符号，而是一种在外表形状上就已可暗示要表达的那种思想内容的符号”。在黑格尔看来，“象征”的感性形式与其所表征的意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可感知的理据性关联，联结着两个甚至多个具有差异性的存在。象征的关系性使得其本身处于一个更大的意义体系之中，具有自身的逻辑系统和目的指向。黑格尔还强调，“象征所要使人意识到的却不应是它本身那样一个具体的个别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义”。这种普遍意义源于绝对精神通过感性形态所进行的自我显现，并在克服感性与理性的对立过程中逐步强化了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换句话说，象征的运作不仅是精神辩证法在符号领域的具体实践，而且是绝对精神在意义表征层面展开的自我表达。因此，尽管黑格尔指出了符号存在的理据性和关系性，并且强调了符号生成的自我能动性，呈现出一定的历史感、过程性与总体性，但是由于其创造主体是抽象的“绝对精神”，而不是现实的、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人本身，因而包括社会关系在内的社会存在也被视为抽象的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符号化产物，从而遮蔽了符号产生的真正社会历史根源。

马克思批判性吸收了历史上不同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于符号问题的研究成果，通过创立唯物史观和实践辩证法，从社会生活和人类实践的高度来关注符号及其社会性，在哲学层面实现了符号问题的重要范式革命。马克思既将符号问题从旧唯物主义的直观反映论中解放出来，也将其从唯心主义的抽象观念论中解放出来；不仅关注符号的自然的方面，更关注其社会的方面；不仅关注其语言的方面，更关注其意义的方面；不仅关注其约定俗成的方面，更关注其文化创造的内涵；不仅关注一般符号，更关注社会符号。这使关于符号问题的研究得到极大拓展和深化，尤其使社会符号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凸显出来，成为更好地认识社会、改变社会并创造更加美好的社会的重要领域。

（二）马克思社会符号思想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符号话语的批判与超越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构成了马克思社会符号思想形成的重要来源。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的核心经济范畴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之上发展了相对成熟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事实上形成了由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利润、地租等共同构成的用以表征经济现象的符号体系。马克思肯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具有社会符号学意义的揭示，同时指出他们的局限，即将这些社会符号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物，并将这些社会符号所表征的社会关系仅仅看作物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关系的存在，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不是纯粹的和形式化了的社会符号，而是以社会化的形式表征着物的社会属性。换句话说，他们研究的是已经凝固下来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符号表征，而不是这些社会符号得以生成、发展以及发挥中介作用的社会关系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这一理论局限在劳动价值层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就人的社会历史性活动而言，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的大卫·李嘉图，将人的历史性的具体劳动形式化为一般人类劳动，并将其确立为衡量商品价值的重要尺度和核心来源，“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符号生产与再生产的运作机制。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同时将这一符号表征的过程看作一个自然的、永恒的过程，而不是特定历史阶段下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因而也就无法真正把握人类活动的本质，而只能“在承认人（人的劳动）的假象下实现对人的彻底否定”。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形式、商品形式、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并不是自然产物，而是特定社会生产实践的历史结果。社会关系是在物质实践中生成并进一步被符号化的，商品、货币、资本也正是在社会关系中获得其价值和意义的。正是由于无法理解价值形式本身的历史性与社会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对商品、货币、资本、劳动等社会符号崇拜的物化意识之中，并且把这些原本是历史性实践产物的符号范畴误认为物本身固有的自然属性。也正是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超越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下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支配机制，揭示了社会符号的异化现象，并逐步探索出消除商品拜物教和人的异化、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

（三）马克思促进了由“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符号理论转向

在黑格尔之后，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认为，只要通过哲学批判，解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体系，打破宗教神学等旧观念的枷锁，用新的观念替代旧的词句，就能推动社会变革，进而实现人的解放。为此，费尔巴哈立足人的感性对象性，强调“人，因为其本质是由情调所决定的，因而他受感情的支配，至少，受在情调中寻得相应因素的那种感情的支配”。在他看来，语言和意识不是观念的产物，而是人的类能力，人只有在相互需要、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在类的共同性中，才产生概念和理性。因此，语言符号本质上是社会交往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性联系的产物。费尔巴哈将语言符号产生的根源确立在人类所共同具有的类能力层面，实现了对唯心主义观念论的超越。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这一进步。不过费尔巴哈的类概念仍然停留在直观层面，尽管他事实上已经触及符号产生的社会性，但是他却止步于此。马克思深刻指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在马克思看来，如果看不到人及其实践的产物在具体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变化，还是将特定的抽象表征视为永恒的社会存在，也就无法揭示这种观念产物的真正历史根源，更无法诉诸改变世界的实践。为此，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以“改变世界”的理论指向扬弃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发展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不仅为理解社会、批判现实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还将社会符号思想升华为改造世界的革命性实践，实现了社会符号理论指向的根本性变革。

二、马克思社会符号思想的主要脉络

马克思的社会符号思想，在辩证吸收与扬弃既有理论的基础上，不仅揭示了社会符号产生的真正根源，还逐步发展出一套政治经济学的符号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特定的社会符号表征进行了考察。在革命的实践层面，马克思通过解放符号的意义建构，将社会符号进一步转换为唤起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指引革命实践、塑造未来社会的重要表征力量。

（一）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反思构成了社会符号思想的重要起始

意识形态批判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bewusstsein）不仅可以用来描述一个人对周围环境和内在思想的感知和认识，还表现为“符号操作的一整套东西，包括施为者、对象以及源于物质和社会世界、且只能在此基础上才能得到理解的种种力量”。在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看来，意识在社会领域中具有统摄性的运作地位。为此，他们试图通过采取道德要求或意识批判的方式来取代这种旧有的压迫意识。马克思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反对的仅仅是这个世界的词句，也就是作为沟通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中介的社会符号，而不是真正的现实世界。事实上，“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在这里，意识形态家们推动构建现实性理论，是将自身特殊意识和观念上升为社会普遍观念的符号化行为，其本身则是一系列隐藏了现实性、历史性的符号意指。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马克思剥去了以往的思辨哲学家们赋予意识的神秘化符号力量，并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意识绝不是与人的活动毫无关联的单纯的外在事物的堆积，也不是因思辨哲学家的思辨玄想而存在的抽象观念，而是现实的人的实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对于意义的追寻和考察，必须复归到现实的人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出发点。由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是一个持续的、渐进的历史过程，也内在地包含着自我扬弃的重要趋向，无论是社会符号，还是社会意识，都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处于永恒的生成和变动过程中。

在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反思中，马克思还特别考察了语言符号并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马克思将语言视为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重要产物，并揭示了语言符号凝聚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认为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特别是共同体内部的交往需要，催生了语言”。语言本身并不是特殊的符号系统，而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下的社会符号的重要表现。对此，米哈伊尔·巴赫金这样描述道：“言语相互作用的所有这些形式特别紧密地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条件联系在一起，并且特别敏感地反映着社会氛围的一切动荡。”因此，没有超越社会性、历史性而完全独立存在的语言。这也意味着对语言符号本质的研究，最终仍要复归于对语言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的考察。

（二）马克思从社会符号视角深度解读社会形式

“社会形式”（Gesellschaftsform）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中呈现出丰富的内涵，而在马克思有关社会形式的论述中，就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符号思想。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社会形式本身与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社会形式概念是从社会关系中衍生的”，是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中社会关系的具体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也意味着，社会形式是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中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等社会关系的总体表征。

第一，马克思的社会形式观点反映了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实践方式的符号化表征，它的发展变化从一个层面反映着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构变迁。马克思社会形式思想的核心，是通过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路径，将商品、货币、分工、价值、需要等基本范畴上升至国家、社会等历史性具体形态的高度。这些范畴不仅成为承载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实践方式的重要符号形式，还通过对这一社会形式中如“普照的光”般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的表征，进一步揭示出这一特定社会形式的根本特征及其历史性变革发展的内在逻辑。

第二，马克思的社会形式思想呈现出鲜明的关系性特征，其意义来源于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基础，并在这种关系中构成其独特的意指结构。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不同的社会关系基础上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意义，而社会形式正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的意义表征。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由此可见，社会形式通过对原本复杂交织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等进行符号化表征，将其转化为可认识、可理解乃至可操作的符号形态，从而实现了对社会关系本质的符号化理解与表达。

第三，社会形式在马克思认识社会存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符号中介作用。对社会存在的认识既包括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认识，也包括对交往形式变迁的认识，还包括对“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等的理解。社会形式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符号表征，在反映着一定的社会认识水平的同时，又系统地塑造着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实践、社会认识以及意义表征的方式。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中，抽象化、形式化的资本逻辑成为主导性的符号逻辑，重构了这一社会形式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他强调，“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这一重要理论旨趣在《资本论》中得到了直接且深刻的发展。

（三）马克思从社会符号视角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价值、资本等范畴的复杂社会意义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生产总过程的分析，以逻辑的形式，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趋势作为自然历史过程再现出来”。马克思深刻剖析了“经济范畴”这一社会符号系统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凝结，并且进一步遮蔽了真实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统摄地位的社会符号“资本”的深刻剖析和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中“普照的光”运作的真正秘密。这一批判是从对“价值”这一社会符号的揭示开始的，而这一揭示，又必然回到“商品”这一作为解释项的社会符号。以上这一分析进路是马克思社会符号思想的直接呈现。可以说，“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的分析，是他对待象征形式的主导态度的鲜明例证”。

马克思指出：“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物一旦成为商品，就超出了作为物的具体有用性，变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可感觉之处在于，物本身作为客观存在的可感属性；而超感觉之处在于，物自身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分离的，在使用价值的背后隐藏着交换价值。在社会流通领域，商品主要被视为交换价值的象征载体，只需要考虑其作为流通的象征的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反而需要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够得以确认。因此，商品也发挥着将社会存在转化为物的观念属性的符号中介作用。马克思还进一步强调了商品符号对社会关系的表征作用，“这样一种象征是以得到公认为前提的；它只能是一种社会象征；事实上，它只表现一种社会关系”。从符号结构的角度看，一方面，使用价值作为物的可感知属性构成了社会符号的物质载体形式；另一方面，交换价值则指向隐匿在物背后、由特定社会关系所建构的符号意义。换句话说，商品作为社会符号的产生过程和商品自身的生产过程是同步的。这一过程也将现实的人的具体的、丰富的、多样性的社会劳动，抽象为凝结在商品之中的同质化抽象劳动，“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价值作为抽象化、普遍化的社会劳动的意义凝结，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一般性的社会符号。这一社会符号通过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逐步构建起了一套存在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符号关系，重新塑造了人们的观念意识。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货币、价值的考察，深化了对“资本”这一社会符号的运行规律的认识。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资本活动将社会关系抽象为自然化、客观化、理性化、抽象化的社会符号形式，以符号话语权的建构掩盖其在特定历史阶段下的社会支配属性。而“资本”这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支配性地位的社会符号，不仅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同时也系统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意义生产方式，将一切社会存在都纳入可量化、可交换的价值符号体系中，甚至将人的情感、观念乃至日常生活本身也形式化为社会符号。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都必须通过资本的符号化过程才能获得其存在意义与价值，才能进入符号交换系统中得到进一步的承认与流通。

（四）马克思从社会符号视角建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资本在推动符号的社会化和普遍化的同时，也时刻推动其自身的自然化、永恒化，并且催生了拜物教的意识形态幻象。马克思打破了这一符号幻象，还原了那个持续生产着社会符号、却又被符号形式所掩盖的社会实践过程，并且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统治提出了理论与政治解放的可能路径，其“目标不仅是将我们从象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更是为了帮助人们努力将社会关系从异化的根源转变为人类繁荣的条件”。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通过“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话语建构，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性、历史性和解放指向的社会符号表征。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共产主义运动既是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所指向的必然结果，又是从现实的矛盾运动中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体现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在革命性变革中的实践统一。在这种应然与实然的辩证统一中，“共产主义”还发挥了引导无产阶级实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转化的关键性中介符号作用，不仅体现为将对无产阶级所处的客观历史地位的认识上升为自觉的阶级意识与历史使命表达，还表现为将这种革命意识转化为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强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自由人联合体”的构建，以高度凝练且直观的符号表征方式，表达了共产主义对于劳动异化、私有制统治及人的片面发展的彻底扬弃。“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可以说，“自由人联合体”既体现为马克思基于科学认识而对社会关系的应然构想，又体现为人的社会性本质和创造性潜能得以充分实现的理想现实的社会意义构建，更体现为引领人类解放事业不断向前的实践力量，彰显了马克思社会符号思想的革命性和解放指向。

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所蕴含的社会符号思想，首先作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认识方式，为科学认识社会存在、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提供了一种革命性的意义诠释，在社会意识层面推动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的形成、传播与发展。其次，在社会存在层面，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的代表，更是推动社会历史变革的最能动的社会主体；共产主义也不再是一个存在于空想中的乌托邦象征，而是社会矛盾发展的现实的运动。在实践领域中，社会符号表现为塑造无产阶级能动的主体性、推动社会实践发展、开辟交往可能性的重要中介，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强大现实力量。最后，马克思的社会符号在社会交往层面跨越了单一民族或地域的限制，成为对普遍性的社会矛盾的揭示与表征，并且通过世界性的交往，为进一步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超越历史和地域的符号感召力与实践指引。“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正如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如同一面旗帜，引领了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前赴后继，为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为推动构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不懈奋斗。

三、马克思社会符号思想的核心要义

基于马克思的思想脉络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社会符号本质上是现实的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领域中用以表征和交换社会关系的特殊中介存在。可以说，马克思的社会符号思想深刻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符号批判与意义建构中的理论彻底性与实践指向性，其核心要义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凸显。

首先，马克思的社会符号思想建立在“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上，强调了“现实的人”作为社会符号创造主体的历史能动性。马克思从人的社会历史性存在出发，将一切社会存在视为“现实的人”的社会历史性活动的产物，社会符号当然也不例外。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是马克思所阐述的“有生命的个人”不只是自然意义上的生命存在，而是基于“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现实的人”。“现实的人”通过感性对象性活动，在历史性的实践中与外部自然相互作用，不仅推动了自然存在向社会存在的转化，同时也推动了社会意义的形成。正因如此，马克思明确提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立足这一实践根基，马克思不仅阐明了社会意义的真正来源，而且强调了社会符号得以生成的社会历史前提，完成了对社会符号从观念论阐释向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重要转向，为理解符号的意识形态功能及其社会建构作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其次，马克思的社会符号思想揭示了社会符号形式所意指的社会关系本质。与恩斯特·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不同，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社会符号存在于一定历史阶段下具有现实性的社会关系之中，并且从根本上受到这种历史性的关系形式的制约。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根本表现形式，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不仅生产社会本身，同时也在构建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这种生产关系主要在三个方面得以体现，并通过相应的社会符号形式获得了社会性的表征：一是生命的生产，这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产生的最初动力和源泉。生命的生产总是要在一定的分工与合作关系中展开。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生产实践的历史性变迁不断重塑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反映在商品、货币等社会符号对生产关系的表征中。二是精神的生产。精神的生产既指向主体对自我认识的建构，也包括主体对他者的对象性认识的形成，最终凝结为思想、理论、价值、观念、意义等社会意识的具体形态，并由语言、精神、价值等社会符号进行表征与传递，在社会认识系统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中介功能。三是社会整体的生产。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展开，不仅形成了以个体能力的片面化发展为前提的分工形式，还通过多领域的有机协同，逐步构成了一个日趋全面和发达的社会有机体。这一社会有机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各具特征的整体性形式，表现为以符号为表征的社会形式。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还包括现实的人的交往关系形式，强调交往的过程同时也是符号得以交换和传递的过程。马克思强调，“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社会主体在交往活动中以符号的形式相互交换各种关系、传递各种思想和观念，逐步形成了具有社会性的意义表征，进而反作用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对此，亚当·沙夫就总结道，“如果没有人类的交际，如果没有这样的交际的可能性，社会生活就会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劳动的过程——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就会是不可能的”。

最后，马克思的社会符号思想阐明了社会符号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重要中介作用。社会存在反映了构成人类社会的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过程。与之相应，社会意识作为在实践与交往基础上形成的观念产物，既反映了现实的人对社会历史实践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还包括对其自身存在状态的历史自觉。对此，马克思指出，“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社会符号在这一总体过程中呈现出特殊的存在形态——它既是社会存在在观念中被把握的中介形式，也是社会意识得以具体呈现与运作的意义载体，同时还是认识过程与认识结果的重要表征。一方面，一定的社会存在是一定的社会意识产生的基础。社会存在具有具体性、复杂性和多维性。面对社会存在本身的特殊性质，“生活在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不断地认识着自身周围的自然、社会和自身，努力预测社会发展趋向和未来前景，探索历史运动的内在脉搏和基本规律”。社会主体对社会存在的感知与认识，必须依赖一定的形式化过程，将特定主体的认识成果加以系统整合，转化为可被感知、理解与言说的价值与观念内容。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符号对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结果进行抽象与重构，形成了具有社会性的符号形式，从而成为价值观、思想文化等社会意识的具体载体和交换中介。因此，社会存在向社会意识的转化，正是以社会符号的抽象化、形式化与价值化重构为中介才得以完成的。自此，社会意识“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通过社会符号的中介作用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不仅表达和反映社会存在，还直接或间接地引导实践、规范社会活动。作为社会领域中多元主体价值与观念的集合，价值观念、文化样态等既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推动社会存在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力量。社会符号在这一历史性过程中同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社会意识通过社会符号的中介作用，系统性地引导与规范社会实践，从而使特定的社会关系在实践中得以不断再生产。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意识往往具体呈现为一套可感的、可理解的、可参与交往的符号叙事，体现为一种符号化的观念与文化力量。这种符号叙事不仅增强了社会主体的认知与实践能力，也为批判和解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旧的生产关系、建构新的生产关系与交往形式提供了关键的象征动力，进而推动了社会整体的历史性变革。

四、马克思社会符号思想的当代意义

沃伦·布雷克曼在《象征的冒险》中曾这样总结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符号思想：“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常常能感受到，他试图创造一种足以描述现实的语言的努力，而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现实总是超出语言的表征能力。”社会现实本身包含自然前提、物质基础、思想观念、社会关系、社会规律等多种要素，各要素之间呈现着复杂交织的相互作用，“社会总体也正是在这种全面地将自身分化为各种具体的认识对象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复杂的内部结构”。当今时代，在全球化发展与数字技术双重变革的现实情境下，人类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以及思想等多个领域全方位的演进发展，深刻改变了当代人的实践方式和社会关系，使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进入高度复杂化的历史新阶段。从当代中国的视野来看，习近平曾深刻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一时代发展的总体性变革也进一步凸显了符号的历史性与社会性维度。在此意义上，立足当代社会实践发展的现实逻辑，重思马克思社会符号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当代启示，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彰显出回应时代命题、推动理论创新的历史自觉，为加快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贡献重要的思想力量。

第一，马克思社会符号思想的实践指向性，在当代符号理论语境中彰显出深刻的理论价值。马克思社会符号思想的实践旨趣，区别于纯粹的符号理论体系建构，使符号成为认识并改变社会实践的重要存在。马克思始终从现实的人的历史性实践出发，通过对社会形式演变与历史发展进程的深入考察，不仅确立了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更指明了以现实的实践活动推动社会变革、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根本路径。这一实践旨趣也意味着，社会符号理论的建构与发展，要立足现实的人的历史性实践，包括不断变化发展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及社会关系的演变，把握社会符号的生成基础、运作逻辑及其社会功能，并将这一理论建设的成果持续转化为推动现实发展的实践力量。马克思的社会符号思想，正是在这种“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辩证统一中，实现了符号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历史性贯通。

第二，马克思的社会符号思想为深化当代社会认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始终是社会认识的根本难题。尤其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激发了当代社会实践的内在潜力，在根本上重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样态，社会认识的主体和对象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认识论的主要目的，就在于科学地认识当下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并将这种认识成果以科学性与合理性相统一的方式加以表征，使其持续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力量。马克思的社会符号思想深刻揭示了社会符号在认识领域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它既是特定历史阶段实践活动的产物与表征，又是社会意识的重要载体，还是沟通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重要中介，更是引导和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符号“不仅从一种表述方式和形式系统的角度反映和再现着社会的变化，而且促进着社会的变化”。在当代数字技术发展的新的实践境况下，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符号世界和社会符号世界外，一个高度抽象化、程序化的数字符号世界正在加速生成。面对这一现实境况，一方面，社会符号是社会认识的重要对象，社会认识要穿透社会领域中众多复杂的、漂浮的能指，深度把握当代社会符号的存在方式、存在样态和历史基础，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透视社会符号所承载的意义表达，探究不同样态社会符号运作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当代以数据为代表的社会符号表征形式的发展，使得社会符号作为社会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观念性工具和现实性力量得到了深度的彰显，而通过对各种类型和形态的新兴社会符号的能动把握，可以不断深化对当代社会的认识，发掘引导社会实践走向自觉解放的内在动力。

第三，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现实维度来看，马克思的社会符号思想对于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关乎科学回应时代发展所提出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是思想理论层面对时代之问的解答，承载着深远的学术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一现实成就需要真正自觉立足中国历史性实践、具有理论自主性与文化主体性的当代符号理论，来准确地反映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现实状况，清晰地表征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时代精神与文明价值。马克思社会符号思想的当代意义在于，要把理论的建构与发展确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历史实践之中，在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发展、技术革命的时代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创新以及人民群众丰富的日常生活领域中，系统性把握符号实践的生成逻辑和运作机制；还要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的符号实践所呈现出的独特的符号建构方式、意义生成路径与话语形态创新，将社会符号提炼为中国经验表达、中国话语构建、中国道路阐释的重要意义生产方式。在当前的时代境遇下，马克思的社会符号思想愈发显示出其理论穿透力和现实解释力，不仅为构建真正能够讲好中国故事、有效参与全球对话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理论支撑，其方法论价值也将在中国智慧引领未来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得到更为科学有效的彰显。

第四，马克思社会符号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习近平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他同时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强国建设仍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解决。”为此，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习近平的这一系列论断揭示了当前我国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复杂境遇，既有文化创新的重要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复杂多样的深层挑战，对文化领导权与话语权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符号本身有着社会意义生产与价值表征的重要作用，在文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中介功能。面对这一时代命题，马克思社会符号思想的现实意义也在于，要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实践为根本，充分引导和发挥社会符号的表征和中介作用，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实践方式、社会关系和价值表达，对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符号进行批判性吸纳与创新性发展，自觉构建能够真实反映人民心声、凝聚社会共识、展现中国形象、有力引领中国发展的社会符号体系。这“不仅可以推动符号学的发展，而且是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方面”，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符号理论基础。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本杂志纸质版）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