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与时代：《共产党宣言》在欧洲的传播
提要：文章系统考察了《共产党宣言》自1848年问世以来在欧洲传播的历史脉络与阶段特征，揭示了其文本命运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阶级斗争及时代变迁之间的深刻关系。文章按历史阶段梳理了《宣言》传播的演变过程，指出《宣言》的传播经历了从早期地下零星传阅，到无产阶级政党初登历史舞台后的体系化传播，再到1917至1945年间在世界革命与反法西斯斗争双重驱动下的高度政治化，以及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传播呈现的明显阵营分化，最终转向以文献考证为基础的学术研究与经典重读，成为解析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危机的公共思想资源。文章指出，《宣言》在欧洲的文本流变、多语种译介及受众群体的拓展，始终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演进、民族国家建构以及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现实紧密交织。《宣言》不仅是一部历史革命纲领，而且具有超越时代的持久生命力，其传播轨迹生动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与现实语境下的本土化与大众化进程。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 欧洲传播史 共产主义运动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诞生及其在欧洲的传播，与19至20世纪空前激烈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运动以及风云激荡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在英国完成，并在法德等国深入推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暴露了资本主义无法自我化解的根本冲突，工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正义者同盟等工人组织兴起，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流行，但缺乏科学理论指导。1847年经济危机使革命一触即发，马克思恩格斯应邀改组正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受托起草纲领。1848年革命爆发前夜，同盟纲领《宣言》问世。
一、《宣言》的诞生及其早期回响（1848—1871年）
《宣言》问世恰逢欧洲革命爆发，革命者随身携带《宣言》返回各国，使其迅速传播，但是覆盖范围有限，且主要为地下传播。虽出现了零星的译本，但作者在序言中表达的“多语种传播”的愿望未能实现。1860年代伴随着第一国际的活动，《宣言》被重新激活并走向实践，为1871年后更大范围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一）1848年伦敦首版德文版的诞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47年11月底至12月初举行。此前一周，恩格斯在巴黎致信身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商讨《宣言》的撰写。当时，恩格斯受同盟巴黎区部委托，正为其起草一份全新的纲领草案，旨在取代此前《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教义问答”形式。他在信中写道：“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不要采用那种教义问答形式，而把这个文本题名为《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或多或少要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完全不合适。我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带去，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时间十分仓促，还没有作仔细的修订。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接着写什么是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发展，危机，结论。其中也谈到各种次要问题，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中应当公开的内容。” 恩格斯明确建议抛弃教义问答体，改用“叙述体”，并首次提出将文献命名为《共产主义宣言》。他随信附上了自己起草的《共产主义原理》（即信中“这里草拟的东西”），这份包含25个问答的文献成为了后来《共产党宣言》的雏形。
一周后，在伦敦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受委托正式撰写宣言。马克思用母语德文执笔撰写了《宣言》。1848年二月革命前几个星期，它就被送到伦敦付印。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出版的《宣言》第一版是由德国工人教育协会资助的，共印1000份。到3月底4月初，第一版已经重印了四次，以支持同盟的活动，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纠正印刷错误。《宣言》的第一版很可能被用作内部版，供共产主义者同盟各分会和部门使用。
《宣言》的发表恰逢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为配合革命斗争，许多从伦敦回国的欧洲革命者随身携带《宣言》，将这本革命小册子带往各地。随着革命浪潮的蔓延，《宣言》的需求激增。在修正了首版的部分错字并调整标点符号后，共30页的《宣言》第二版在伦敦问世。值得注意的是，1848年出版的三个版本都没有提到作者的名字。
（二）1848年革命期间《宣言》的传播与最早的几个译本
欧洲革命的迅猛发展使《宣言》公开分发成为可能。社会主义者加紧重印第一版，其中一批于4月初在德国分发，共1000册。此外，大约在3月中旬，有1000册被寄往巴黎的德国工人协会，供准备返回德国的工人阅读。另有100册由伦敦运抵阿姆斯特丹的工人教育协会。第二版《宣言》也在6月之前出版，并于6月21日在科隆民主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公开发布。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曾表达过将该书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和丹麦文并传诸全世界的宏大愿望。1848年4月25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谈及自己正致力于英译工作：“现在我正在搞英译文，这比我原来想像的要困难。但是大半已经弄好了，不久即将全部完成。”然而，直到1850年11月，《宣言》的首个英译本才最终面世。该译本由革命宪章派刊物撰稿人海伦·麦克法林执笔，以《德国共产党宣言》为题，于当月分四期（第21—24期）连载于《红色共和党人》杂志。译本虽基本忠于德文首版，却漏译了序言。该刊创办者、宪章运动领导人乔治·朱利安·哈尼为该译本撰写了序言，首次公开指明马克思恩格斯是《宣言》的作者，并盛赞这部著作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文件”。
目前已知最早的《宣言》外文译本，是1848年底在斯德哥尔摩出版的瑞典文本。它诞生于《宣言》问世不久后，以《共产主义之声——1848年2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为标题发表。学界普遍认为译者是瑞典社会主义者佩捷尔·约特雷克。不过，该书扉页和封面上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被替换为“人民之声——上帝的呼唤”，正文末尾处的这句口号也被删去。这是《宣言》在瑞典传播的开端。该译本的初版并不十分准确，部分翻译有误的章节实际上是对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中相关摘录的误译。
关于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宣言》的翻译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提到，《宣言》“波兰文译本在德文本初版问世后不久就在伦敦出现”。这一记载在后来的1888年英文版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但目前该版本的副本已不可考。
关于1848年革命期间的《宣言》法文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前不久第一次在巴黎印行”。该版本虽已失传且译者至今不明，但学界普遍认同其确实在巴黎六月起义前夕出版过。可惜的是，这一传奇版本至今未被发现。
（三）1848年后的低迷期与零星再版
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整个欧洲步入反动的1850年代。随着工人组织被镇压，工会和社会主义报刊被取缔，无产阶级运动被迫转入地下或陷入沉寂。《宣言》虽发表于革命前夕，但在革命高潮中被其他斗争檄文所掩盖，革命失败后更是惨遭当局查禁，进而在主流政治讨论中消失了近十年，再版频率极低，仅在1860年代前后出现了两个德文版本。第一本于1859年至1865年间在伦敦出版，史称“赫什菲尔德版”。这一版《宣言》在后来成为了首个俄文译本的翻译底本。直到1860年代第一国际时期，《宣言》才重新得到广泛传播。
1864年11月28日，英法工会代表、流亡伦敦的德国代表（包括马克思）以及瑞士、比利时和意大利代表齐聚伦敦圣马丁堂，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史称第一国际。马克思作为德国通讯书记常驻总委员会，出席了大部分会议并起草了大量重要文件。第一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德国重新出版《宣言》的计划被提上日程。1866年初，齐格弗里德·迈耶尔向马克思表示，他打算出版《宣言》的新版。新版最终于1866年春天普奥战争前夕面世，在柏林印刷，限量发行，并由国际成员在德国和奥地利秘密分发。第二年，迈耶尔移民到美国，随身携带了《宣言》的副本。
《宣言》的首个俄文版于1869年9月底在日内瓦出版，印数1000册，既无封面和扉页，也未提及出版商、作者和译者。事实上，这一译本的质量不尽如人意，原文遭到破坏性的改动，某些部分也被无故删节。学界普遍认为该译本与米哈伊尔·巴枯宁和谢尔盖·涅恰耶夫密切相关，但译者归属至今尚无定论。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巴枯宁一方面利用这个‘宣言’在俄国使人相信他的鞑靼人的幻想，同时他又通过自己的在西方各国的同盟宣布这个‘宣言’是一部宣扬极其有害的德国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充满了异端邪说的著作。”
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对于《宣言》的传播具有特殊意义：它通过国际组织的形式，将《宣言》的基本原则融入了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和宣传中，使其从书本走向了实践。恩格斯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对此作过精当的评述：“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国际必须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马克思是正确的。当1874年国际解散时，工人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宣言》的原则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都已传播得很广了。”
二、无产阶级政党初登历史舞台后的体系化传播（1871—1917年）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世界历史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新局面，《宣言》的传播环境、核心任务及受众群体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呈现出新特点。第一国际这一国际联合的平台消失后，各国工人运动转入各自民族国家内部的独立发展阶段。1870年代，德国和意大利相继完成统一，民族国家愈发成为政治生活的基本单元。工人阶级意识到，必须在民族国家的法律框架内展开斗争，从而催生了建立本国独立政党的迫切需求。1890年代以后，无产阶级政党逐步确立了合法地位，使得《宣言》得以从地下印刷物转变为公开出版物，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大幅提升。经历低潮后重新觉醒的工人运动迫切需要理论指导，《宣言》成为回应这些现实问题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一）德文版多次修订
1871年4月初，在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之后，威廉·李卜克内西致信马克思，希望他能为重印《宣言》撰写一篇简短的前言，马克思恩格斯对此高度重视。该序言的写作日期是1872年6月24日，收入著名的“1872年德文版”之中，这也是《宣言》首次以《共产党宣言》为题出版。此后所有的德文版均遵循这个版本。
鉴于当时残酷的政治环境，出版《宣言》的合法版本几乎没有可能。这个版本的发行量非常有限，1872年仅印制了几百册，在党内分发给高级骨干和宣传人员。马克思恩格斯收到了其中的100册，并陆续将它们寄往马德里（1872年）、布达佩斯和里斯本（1873年）、维纳·诺伊施塔特（1874年）、日内瓦（1882年）以及芝加哥（1883年）。马克思本人还以此版为底本，为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的俄文译本提供了翻译蓝本。
在1872年德文版《宣言》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回顾了《宣言》的创作背景以及德文版和其他几个译本的出版情况，之后重点重申了他们的核心理论立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同时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他们认为，基于25年来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工人阶级政党组织实力的壮大，以及历经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实践淬炼，原纲领的某些部分已经过时。
1883年7月，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了新的《宣言》，印刷量为1万份，到1884年初绝版。据《宣言》文献目录编纂者伯特·安德烈亚斯考证，1884年夏天该版又加印了5000份。这是马克思逝世后第一个由恩格斯单独撰写序言的版本，他在序言中将《宣言》的基本思想完全归功于马克思，指出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
1890年4月30日，恩格斯在给弗里德里希·左尔格的信中写道：“《宣言》的新版正在印。在反社会党人法取消以前，我们想再拨五千册到德国去。”1890年德文版包括1872年的序言、1883年的序言和1890年5月1日的新序言。恩格斯在189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撰写的新序言内容丰富，系统回顾了《宣言》发表42年来的传播历程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态势，以及《宣言》自1848年以来在各国的翻译和传播情况，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将《宣言》的命运与工人运动的历史紧密联系起来，指出“《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1848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这一论断为后人深刻理解《宣言》与工人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1890年德文版《宣言》是恩格斯亲自校阅的最后一个德文版本，此后几乎所有德文重印本以及其他语种的翻译多以此版本为基准。直至1909年的19年里，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了约16个版本，是该党发行量最大的书籍。
（二）法文劳拉版和英文穆尔版的出现
这一时期新翻译出版的法文与英文权威版本，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宣言》传播主渠道的时代特征。
首个留存至今的法文节译本发表在美国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1872年1—3月号的“杂项”栏内，标题是《卡尔·马克思的宣言》，译者未署名。该译本仅包含《宣言》的前两章，翻译自《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上发表的英译文。恩格斯在1872年3月17日致左尔格的信中证实了这一译本的存在。在信中，恩格斯嘱托左尔格：“能否请您买五十份载有《共产党宣言》英译文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和五十至一百份载有法译文的《社会主义者报》并给我寄来……虽然这两种译文都有待改进，但我们暂时还得利用它来进行宣传；我特别需要法译文，以便在罗曼语国家用来反击巴枯宁们和蒲鲁东主义者在那里广为散布的谰言。”左尔格向恩格斯寄送了这些报刊，并附上了另一份译者不详的法文译稿。恩格斯对这第二份法文译稿给予了积极评价，并据此为何塞·梅萨修订了发表在《社会主义者报》上的文本，后来梅萨正是以此为基础将《宣言》首次译成了西班牙文。
1879年，前巴黎公社社员伯努瓦·马龙的著作《社会主义史》在卢加诺面世，书中包含《宣言》中第一、二章及第四章最后一段的节译，该书于1880年和1884年在巴黎重印。
1882年法国工人党建立，并以《社会主义者报》为机关报。1885年8月29日至11月7日，劳拉·拉法格翻译的《宣言》以连载的形式在《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劳拉是马克思的女儿，也是保尔·拉法格的妻子，法国共产党最早使用的《宣言》译本正是出自劳拉之手。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称赞劳拉翻译的法文版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译文”。在法文单行本刊印前，恩格斯进行了校阅。1894年9月，《新时代》杂志刊载了经恩格斯校阅的《宣言》法译本。与1885年版本相比，该版本作了120多处修订。此后，各地翻印的法译本基本都是经恩格斯校阅过的这个版本。劳拉译本印刷次数多，传播范围广，经不同时期的修订与重印衍生出多种版本，在法语世界广泛传播，更被当作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俄语、芬兰语以及希腊语等译本的母本。 这一时期还诞生了由沙尔·安德勒翻译的新法文译本。在恩格斯帮助下，安德勒完成了翻译，该译本于1901年作为“社会主义图书馆”丛书第8种出版。
1888年，赛米尔·穆尔翻译、恩格斯校注和作序的《宣言》英文版由伦敦出版商威廉·里夫斯出版。此前，英国虽已有《宣言》英译文片段流传，但翻译质量“拙劣”，且未经作者授权审定。恩格斯希望出版一个“可靠的译本”，以对抗当时劣质的译本，从而在英国工人运动中澄清混乱。1888年版英译本封面印有“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授权版英译本；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负责并编辑注释”字样。这是由恩格斯全权负责的首个英文版《宣言》，也是第一次由商业性出版商发行的《宣言》。恩格斯在该版英译本中的序言写于1888年1月30日，是他写过的所有版本《宣言》序言中最长的一版。1890年德文版和1892年波兰文版的序言均以此为基础。在该版序言中，恩格斯阐释了一些新思想，并论述了《宣言》传播广度与“现代工人阶级运动史”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版英译本的底本是1872年或1883年的德文版。通过对比德英两版，可以清楚地发现恩格斯和穆尔为便于盎格鲁—撒克逊读者理解而作出的努力。穆尔译本是《宣言》所有版本中发行量最大、传播最广的，几乎在世界主要国家均有出版。
（三）欧洲各民族语言的《宣言》译本大量涌现
在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的近半个世纪里，《宣言》的传播重心开始从西欧向欧洲其他地区扩展。基于工人政党的组织推动和实际斗争的需要，各种语言译本纷纷登场。据不完全统计，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欧地区，1918年前共产生超过50种版本，数量居各地区之首，凸显了革命思潮与沙皇专制统治的尖锐对立。在南欧及巴尔干地区，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国也纷纷出现了首批译本，共计30余种。在中欧的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地，则诞生了30多种早期版本。除英国外的荷兰、比利时、爱尔兰等国在1918年前也出版了10余种。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是《宣言》在更广阔的欧洲大地扎根的关键阶段。
这一时期《宣言》的传播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是传播《宣言》的组织引擎。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开启了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独立建党的先河。此后，法国、英国、意大利、俄国等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纷纷建立，成为传播《宣言》的核心力量，传播方式也从秘密传单转变为公开出版物。在意大利，1918年前就有9种版本《宣言》问世。在西班牙，梅萨翻译的《宣言》成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瓦西尔·科拉罗夫于1915年依据德文和法文版推出新译本，直接服务于党内理论宣传。这些由党的活动家或出版机构完成的翻译工作，将《宣言》从书斋引向了工人运动的斗争实践。
其次，传播范围不再局限于英、法、德等西欧主要国家。民族解放斗争与反抗外部压迫为《宣言》注入了极具感染力的政治内涵，并加速了其传播进程。这一特征在中欧和巴尔干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1871年，塞尔维亚报纸《潘切沃居民》连载了首个塞尔维亚文译本。这正是塞尔维亚民族意识高涨、寻求摆脱奥斯曼与奥匈帝国影响的年代，《宣言》中关于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分析，为受压迫民族提供了理论武器。在波兰，《宣言》被视作重要的国家政治文献，其传播与波兰人民反抗沙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史息息相关。在芬兰，此时虽处于沙俄统治下的高度自治大公国时期，但其早期译本（在整个芬兰文译本中占相当比例）也体现了帝俄压制下芬兰工人运动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复杂互动。
最后，传播不再停留于口号式的复述，而是开始尝试与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各国迥异的国情——包括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体制——深刻影响了《宣言》传播的模式与速度。沙皇俄国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农奴制残余与早期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展并存，极端专制的政治体制催生了激进的知识分子群体。因此，《宣言》的第一个俄文译本早在1869年即已问世，到1918年前共产生124种俄文版本，数量遥遥领先，成为革命思想酝酿的催化剂。相比之下，北欧各国虽早有译本（如1848年的瑞典文译本），但在此时期传播的进度相对缓慢，这与其相对缓和的阶级矛盾、较早开启的民主化进程以及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传统密切相关。而在冰岛、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等地，这一时期甚至未有早期译本出现，反映出这些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工人阶级力量薄弱的现实。
总之，这一时期《宣言》在欧洲的广泛传播，已从零星的知识分子介绍发展为与群众性工人运动、民族解放斗争相结合的自觉政治行动。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是《宣言》传播的推动者，民族斗争为其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土壤和尖锐的政治议题，而不同的国情则影响到传播的时间先后、规模大小和载体形式。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条件下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为20世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和理论基础。
三、高度政治性、组织性和斗争性的传播（1917—1945年）
1917年至1945年，《宣言》在欧洲的传播是在世界革命理想与法西斯主义现实威胁双重力量驱动下的政治化传播过程。它见证了共产主义运动从批判旧世界到试图建立新世界的雄心，也经历了国际共运内部的思想分裂以及与外部敌对势力的生死对抗。其传播形式既有自上而下的“灌输”和组织动员，也有在高压政策下的秘密流通和反法西斯旗帜下的广泛联合。
（一）俄国革命后《宣言》在共产国际体系中的标准化推广
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苏俄的建立，为《宣言》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实现了从革命武器到学术经典、从政治宣传到文献工程的重大跨越，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文本基础。这一时期，俄国（及后来的苏联）对《宣言》的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进入了高度组织化、学术化和制度化的新阶段，其核心工作是确立权威文本并构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体系。
自1923年起，由达维德·梁赞诺夫作序并评注的《宣言》版本（基于普列汉诺夫译本）问世。该版本在一年内再版三次，编者每次都更新脚注和评注。1929年的版本更是登载了当时能找到的一切与《宣言》有关的历史文献，开创了《宣言》研究的学术化与文献学范式。1932年，弗拉基米尔·阿多拉茨基主编的《宣言》版本出版，以瓦茨拉夫·沃罗夫斯基译本为基础，参考了所有德文版及1888年英文版，并首次采用了列宁翻译的《宣言》片段，进一步提升了文本的权威性。1939年，为响应联共（布）中央关于翻译严格科学的和完全精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号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校译并出版了被誉为最准确的译本的修订版。该译本随后被收入1940年版的《马克思著作选集》，成为1940—1945年间苏联出版《宣言》单行本的统一底本，标志着《宣言》俄文权威文本的最终确立。
苏联时期，《宣言》的翻译作为一项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工作呈现出鲜明的新特点。一是高度的组织性与计划性。传播工作从革命前的地下、分散状态，转变为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以及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等国家级研究机构主导的、有计划的学术工程。二是严谨的学术性与文献学取向。以梁赞诺夫、阿多拉茨基为代表的编者高度重视文本的考据、校订和原始文献的收集，体现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深厚的文献学传统。三是持续的修订与完善。《宣言》在苏联几乎每年都会出版，但绝非简单重印，而是经过专家认真修订，体现了对理论文本严谨性的极致追求。
苏联围绕《宣言》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持续开展的大量的、高水准的工作，不仅为其国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宣传和理论研究提供了统一、可靠的权威依据，也开创了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范式，树立了全球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辑出版的标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推动了全球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
（二）英国、法国以及北欧国家的合法传播与学院化解读
俄国革命不仅引发了欧洲新的革命浪潮，苏联的影响与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也推动了《宣言》的翻译和出版。苏联从资金、技术到版本均给予西欧左翼组织以支持。工人运动的发展使英国、法国、北欧工会力量在这一时期持续壮大。工会学校、夜校、工人教育协会纷纷将《宣言》作为教材。例如，英国工业民主联合会（工党派生组织）直接参与出版。1929—1933年大萧条重创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率飙升，工人阶级对现有秩序产生怀疑。《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论述被认为具有强烈的现实解释力，加上苏联的支持，使得1930年后版本数量井喷。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欧洲民主国家左翼力量联合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法国、英国、北欧等地加强宣传，《宣言》作为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经典文献，成为反法西斯斗争的思想武器。
在英国，1888年穆尔翻译、恩格斯校注的英文版成为传播最广的母本。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1930年后，英国还出现了其他版本。仅伦敦马丁·劳伦斯有限公司从1933年至1948年就出版了15种版本。此外，艾莉莉·G.艾特肯和弗兰克·C.巴德根译本在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至少出版了6种，雪松·保罗和伊登·保罗译本至少出版了4种。《宣言》不仅在左翼阵营流传，也进入了学术出版领域。工业民主联合会、牛津大学出版社、凤凰出版社等均出版过不少于5种版本。
在法国，劳拉译本不断重印，发挥着重要影响，并在1920年法国共产党成立后直接被确立为官方采用的权威版本。1933年马克思逝世50周年之际，法共将其作为“共产主义元素”丛书出版；1945年巴黎自由出版社再次出版修正版。法共的推动使《宣言》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得以广泛传播。
北欧是最早诞生《宣言》译本的地区之一。1917—1945年间，瑞典、芬兰、挪威、丹麦、冰岛合计出版版本超过132种，其中1930年后达110余种。芬兰因靠近苏联且经历内战，译本传播具有鲜明的政治斗争色彩。中欧的波兰、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合计出版超过163种，匈牙利文译本多达约52种，捷克文49种。这些国家中许多地区战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在战争期间，《宣言》已是左翼政党和工会的重要文献，显示出密集传播的态势。东欧和南欧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希腊等国合计出版200余种，1930年后超过175种。这些国家虽多为农业国或君主制国家，但《宣言》通过流亡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政党传入，形成了丰富的本地化版本。
这一时期，《宣言》在欧洲民主国家的传播经历了从缓慢增长到爆发式扩张的转变，尤其在1930年代后达到高峰。这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以及本地共产党及左翼政党的努力有关，也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崛起、人民阵线运动等历史背景直接相关。《宣言》的大量翻译带来了普及化和通俗化，任何地方的民众几乎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语种和版本的《宣言》。另一方面，多版本的并行和竞争也促进了《宣言》的理论研究活动，许多学者开始尝试为其撰写长篇序言，这为后来《宣言》广泛进入大学课堂与公共思想界奠定了基础。
多种译本的大量出版，使《宣言》的术语和核心概念（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所有制”）进入各国政治话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与大众化，至此《宣言》作为社会批判经典文本的地位已然确立。《宣言》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不仅使其成为欧洲民主国家左翼抵抗法西斯主义的象征性文本和战斗动员令，而且也为塑造战后欧洲的政治议程（例如战后福利国家建设、国有化浪潮、工会权力扩大等）做好了思想准备。
（三）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坚守
在法西斯主义恐怖统治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与严密的出版审查下，欧洲各国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不畏牺牲，谱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宣言》翻译与传播史。
随着意大利法西斯上台（1922年）、保加利亚法西斯政变（1923年）、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以及二战中纳粹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波兰和匈牙利等国的军事占领，各国共产党纷纷转入地下。传播活动也由公开转向秘密，通过地下印刷所、秘密支部和地下交通线艰难维持。为了躲避反动当局和警方的严密审查，出版商采取“一书多封面”的策略。例如，1934年意大利法西斯统治时期，国内仅有的两次将《宣言》作为附录出版，均被迫标注“仅供学者使用”的字样以作掩护。在法西斯统治的20年间，意大利国内无法出版《宣言》单行本，意共便在巴黎创办机关刊物《工人国家》并发表相关文献。库恩·贝洛等匈牙利共产党革命家在流亡莫斯科期间翻译《宣言》并建立“共产主义图书馆”，再向国内输送。西班牙共产党也利用国际图书馆出版社推动传播。一些共产党利用工会做掩护分发宣传读物，还有的将《宣言》化整为零或编入各类丛书，如法国的“共产主义元素”丛书、英国的“工人丛书”等。
尽管面临搜捕和焚书，这一时期《宣言》在欧洲的传播在数量、质量和政党建设方面均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使《宣言》各语种版本数量呈现出惊人的爆发式增长，同时也产生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红色译本”与核心译者，例如西班牙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安东尼奥·加西亚·克希多译本、安赫尔·阿蒂恩扎译本；另外，英国共产党员雪松·保罗与伊登·保罗以1848年德文版为底本，连同苏联梁赞诺夫的注释，译成英文于1929年出版。
《宣言》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广泛传播，对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为欧洲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武器与理论指导。在纳粹德国横行欧洲、“盖世太保”疯狂搜捕的黑暗时期，地下传播的《宣言》坚定了欧洲各国共产党人“抵抗到底”的决心，成功组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如保加利亚的“祖国阵线”、罗马尼亚的“全国爱国阵线”），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它为二战后中东欧社会主义新政权的建立奠定了群众与干部基础。1944—1945年，随着苏联红军的推进和各国反法西斯起义的胜利，波兰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政权、匈牙利第二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保加利亚的人民民主道路纷纷开启。正是二战前及战时《宣言》在这些地区的传播，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迅速从“地下”走向“地上”，成为了这些国家重要的政治文献，成功开启了战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纪元。
四、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两种不同的传播形态（1945—1991年）
在欧洲，《宣言》在冷战时期的翻译传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它被确立为官方的理论基石与指导思想，侧重于通过国家主导进行标准化的普及教育；而在西欧，则主要作为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激进理论，在左翼学界、学生运动和部分工人阶级中传播。
（一）社会主义阵营：官方化与制度化的经典建构
二战后至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前，《宣言》在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传播，整体呈现出从“革命文本”向“国家经典”转化的过程，其核心特征是高度政治化、制度化和标准化。就地位来说，《宣言》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成为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学校教育的必修内容。就传播方式而言，《宣言》主要依靠国家力量进行大规模普及，且重视多民族语言传播，出版了大量单行本和注解读物，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民族语言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就内容结构而言，《宣言》形成了统一化、标准化的文本体系。
在苏联，俄文版《宣言》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等权威机构组织翻译出版，是最核心、最权威的版本来源，1945年后几乎年年再版。1948年纪念版和1965年依据新版德文底本修订的《宣言》尤具代表性，并最终汇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内容高度稳定，包含多种历史序言以及列宁对《宣言》的评价，体现出国家意识形态对文本的规范化阐释。
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宣言》被系统翻译为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爱沙尼亚语等28种语言，由各共和国的马列主义研究机构分支或官方出版社统一组织翻译出版。这些版本在文本结构和内容上与俄文版基本一致，大都以1890年德文版为重要底本，并附带标准化的序言与评价文字，体现出高度统一的译介体系。
在东欧，《宣言》的传播深受苏联意识形态和经典著作编辑出版范式影响。随着共产党在东欧各国相继执政，《宣言》的出版从早期的自发、零散传播，转变为由国家和执政党主导的制度化行为，呈现出官方主导、制度保障、内容经典、持续再版、服务教育的共同特征，完成了从革命战斗檄文到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基石的角色转型。东欧各国在再版《宣言》的过程中，不再满足于仅印刷《宣言》正文，而是系统性地扩充内容，收入马克思恩格斯为各语种版本撰写的序言，增加《共产主义原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等相关经典文献，通过增加前言、注释等方式进行学术化编辑。持续、稳定地推出新版《宣言》成为国家出版计划的一部分，这些版本普遍承担着明确的政治理论宣传和马克思主义教育任务。无论是作为党校教材、干部读物，还是群众普及本，《宣言》都被定位为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文本，服务于政党的理论武装和群众的思想动员。再版还常常与重要的纪念年份（如《宣言》发表百年、建党纪念等）相结合，借纪念活动扩大传播面并更新版本内容。
以东德为例，1946年，德国统一社会党下属前进出版社推出官方新版《宣言》，首印即达10万册，标志着《宣言》开始成为东德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经典文本。此后，柏林狄茨出版社逐渐成为《宣言》最核心的出版机构，自1945年至1988年累计重印《宣言》达750万册。与此同时，东德还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的传播体系：雷克拉姆出版社将《宣言》纳入“万有文库”平装丛书，推动大众阅读；狄茨出版社推出迷你书版、影印手稿版、纪念版；高校和研究机构与出版社合作推出学术研究版和注释版；同时还出现了插图本、图册版、研究导读版等多种形式。
（二）资本主义阵营：作为社会批判武器的传播
与东欧不同，在冷战时期的欧洲资本主义阵营中，《宣言》的阅读群体虽然受限，但在冷战高潮时期的左翼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影响较大。尤其是二战后，西欧进入消费社会、福利国家和官僚化资本主义阶段，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似乎难以完全解释新的社会现实。因此，左翼学者试图重新挖掘《宣言》中的异化、文化霸权、日常生活控制、微观权力、全球资本扩张等思想，寻找反对资本主义的新武器。在1960—1970年代的西方学生运动和新社会运动中，《宣言》常作为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的理论武器。特别是新左翼的出现，更是掀起了一场对《宣言》的“再发现”。他们的解读并非提供统一答案，而是试图借助《宣言》回应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问题。
在意大利，《宣言》的译介不仅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密切相关，而且深刻嵌入到战后意大利左翼思想、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之中，呈现出政党推动、大众传播、理论深化并行的趋势。法西斯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处于地下状态，而安东尼奥·葛兰西、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路易吉·隆哥等意共领导人在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战后，意共凭借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的巨大声望迅速壮大，成为西欧最大的共产党之一。在传播《宣言》的过程中，陶里亚蒂译本占据核心地位，成为意大利战后最具影响力的版本。该译本最早于1944年在莫斯科出版，随后在1948年至2017年间至少再版25次以上。此外，作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传播重要开端的拉布里奥拉译本也在1960年后不断再版。随着左翼文化的发展，《宣言》在意大利的传播不再局限于共产党内部，而是逐渐进入大学教育、哲学研究、工人夜校、左翼出版体系以及知识分子的公共讨论之中。
在英国，《宣言》经历了纪念性传播、学术化转型、大众化阅读以及开创性阐释等阶段。1948年是《宣言》发表一百周年，也成为英国战后《宣言》传播史上的关键节点。这一年，英国共产党推出《宣言》百年纪念版，并组织大规模纪念活动。时任英共总书记的哈里·波立特在纪念大会上以《宣言》为理论依据进行政治动员，强调工人阶级应坚持社会主义政治立场，这表明《宣言》在英国仍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此同时，工党知识界也积极参与，由哈罗德·拉斯基撰写前言的版本自1947年至2017年持续重印，成为工党系统中流传最广的《宣言》版本之一，推动《宣言》从共产党内部文本扩展为更广泛的左翼思想经典。进入1950年代后，《宣言》在英国逐渐脱离单纯政治宣传的属性，开始进入主流政治思想讨论空间，形成学术化与大众出版并行的格局。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宣言》英译本当属企鹅出版社的经典版。该版本由英国自由主义史学家艾伦·J.P.泰勒撰写导言，初版从1967年至1986年几乎年年重印。它面向普通读者，将《宣言》作为现代思想经典加以介绍，强调历史意义与思想价值，弱化政治宣传功能，是英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最成功的《宣言》版本之一。
在法国，《宣言》经历了从政治宣传工具向学术思想经典的重要转型。战后初期，《宣言》主要依托社会出版社等法共建立的出版网络传播，作为理论教育文本、社会主义宣传文献和工人运动的政治读物发挥作用。1950—1980年代，社会出版社的“共产主义元素”丛书长期采用劳拉译本，并将其列入“马克思主义经典”系列持续出版。1970年代以后，在哲学家吕西安·塞夫领导下，社会出版社逐渐从法国共产党的“官方喉舌”向“真正的出版社”转型，出版目标从单纯的政治宣传转向思想研究，更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理论阐释价值。加之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思潮的学术介入，《宣言》已不再属于单纯的政治文献，而是被纳入到法国哲学、思想史和社会科学体系之中，成为哲学经典、社会理论文本、资本主义批判著作以及大学教学与研究的对象。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路易·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宣言》的再解读。除共产党出版体系外，法国商业出版社和文化出版社也大量参与《宣言》的传播，这使得《宣言》译本高度多样化。除影响较大的劳拉译本外，冷战时期法国还陆续出现了米歇尔·泰勒译本、弗朗西斯·布里埃译本、科林·莱奥塔尔译本、埃米尔·博蒂盖利译本、热拉尔·科尼莱译本等。新译本的不断涌现，反映出法国知识界并未将《宣言》视为“固定文本”，而是不断重新翻译、重新解释、重新理论化。
五、冷战结束后的“经典化”与学术回归（1991年至今）
冷战结束后，《宣言》在欧洲的传播经历了深刻转型：从意识形态工具转向公共思想资源，从教条化解释转向开放性重读，从政治宣传转向学术研究，从组织化阅读转向大众化阅读，从革命纲领转向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一）从政治文本向思想经典的转向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辑权转到西方学者手中。他们提出了去意识形态化、学术化、国际化和历史化的原则，试图淡化马克思主义固有的政治立场和实践特征。《宣言》的出版和研究受到MEGA2编辑原则的影响，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去意识形态化和解构主义倾向，日益转向以文本学和文献学为基础的客观学术考证。MEGA2至今仍未出版独立的《宣言》卷次，但可以肯定的是，编辑者将延续MEGA2确立的编辑原则和文献学方法，将其运用于《共产党宣言》的编辑出版及文本分析，重新审视《宣言》的创作历史与版本流变，变“政治解释学”为“文本考证学”。
在德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总体上呈现自发和零散的特点。虽然《宣言》等名著始终有新版问世，但主要还是根据市场和读者的需求有选择地推出。例如，2009—2017年，科隆阿纳康达出版社、汉堡尼柯尔出版社、柏林霍芬伯格出版社等多家出版机构均出版了《宣言》，并大都以1848年德文第一版为底本。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2负责人格拉尔德·胡布曼认为，当前研究有可能证明，马克思的一些早期文章最终演变成了《宣言》。他指出，《宣言》是马克思第一篇有关政治实践的文章，标志着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政治行动的开端。从《宣言》开始，马克思不再撰写纯粹的哲学文章，而是转向政治经济学领域。他强调，对于当前西方社会的一些弊病，尤其是循环出现的经济危机，《宣言》的分析至今仍具有显著的现实相关性。
此外，在英国等英语国家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版的《宣言》至少有60多个版本，其中不少都附有新的导言和后记。例如，2014年企鹅出版社再次推出了其经典版《宣言》，并增加了加·琼斯撰写的导言。在俄罗斯，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学者主要以苏联时期的一批著名理论家为代表，他们构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学派”。2007年，在《宣言》发表160周年前夕，俄罗斯再版了该著作，并收入了格奥尔基·巴加图利亚等学者的论文。在法国，2005年利布里奥出版社重印了劳拉译本。
（二）成为批判新自由主义的重要资源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加速推进，《宣言》中关于世界市场、资本全球扩张、商品化以及全球联系的论述重新受到关注。学界越来越将其视为“全球化理论的早期文本”。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带来了“马克思热”的复兴，《宣言》在欧洲销量激增。这一现象表明，读者试图从《宣言》中寻找能够解释当前社会不平等、新自由主义困境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等问题的思想资源。
雅克·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1993）中提出的著名的“幽灵”概念便源自《宣言》。德里达在书中反复强调，我们“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而这种继承必须回到包括《宣言》在内的马克思文本中进行重新阅读。《宣言》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揭示，以及对全球化、不平等、危机的预言，在今天仍然具有惊人的现实性。他进一步指出，《宣言》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提供乌托邦蓝图，而在于提供一种永恒的、“不可还原的、批判性的精神”。这一观点反映了后冷战时代欧洲知识界对《宣言》的重新理解。
此外，在1998年《宣言》发表150周年之际，伦敦和纽约的左页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该书。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为其撰写了长篇导言《共产党宣言：现代版》，指出《宣言》在今天依然具有惊人的现实相关性。他从资本主义作为世界体系、资本主义的内在非稳定性和危机倾向以及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全方位的毁灭性影响等三个方面对《宣言》进行了历史社会学重估，回顾了1848年革命的历史背景，分析了全球化进程，重新评估了无产阶级理论，强调《宣言》在当代仍然是理解资本主义的重要文本。
（三）读者群体与传播格局的多元化转型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宣言》的读者结构和传播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冷战时期主要由共产党员、工会干部、左翼知识分子构成的“组织化读者群”相比，后冷战时代《宣言》的阅读逐渐突破政党边界，形成了更加多元化的格局。
读者群体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左翼活动家的“再政治化阅读”。他们将《宣言》作为反全球化运动的理论武器，其阅读具有自主化、社会运动化的特点。二是学术研究者的“专业化阅读”。MEGA2编辑原则推动《宣言》研究转向文献学考究，大学和研究机构成为传播的重要中心。三是青年学生成为新的重要读者群体。2008年金融危机后，他们出于对失业、贫富差距等现实问题的关切，更倾向于“问题导向阅读”而非“体系导向学习”。
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同样显著。冷战后，《宣言》的出版机构不仅包括大学出版社、独立左翼出版社、商业出版社，还延伸至数字媒体平台，与此同时，《宣言》越来越多地被收入经典丛书，纳入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教材，与《资本论》《国富论》等合编出版，从单一的革命文献转变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共同经典。在版本类型上，则出现了回应全球化议题的学术版本。
六、结语
《共产党宣言》在欧洲170多年的传播史，是一部思想与时代交织、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壮阔史诗。自1848年德文首版问世以来，《宣言》从早期工人运动中秘密传阅的地下文献，成长为第二国际时期的理论武器；在世界革命与反法西斯斗争的烽火中成为战斗号角；冷战时期被译介为数十种民族语言，实现跨地域、多民族的深度覆盖；最终升华为全人类共同的思想经典。
《宣言》在欧洲的传播史映照着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与阶级斗争的起伏跌宕，也折射出马克思主义经久不衰的理论生命力。《宣言》之所以没有过时，并非因为它提供了万古不变的教条，而是因为它揭示了仍然存在于当代社会的真实矛盾。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只要社会斗争仍在继续，只要人类追求解放与自由的脚步不曾停歇，《宣言》的真理之光就不会熄灭，必将在人类走向解放的浩荡洪流中薪火相传。
［冯英子：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院；张远航：中央编译出版社］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