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笔触镌刻长征记忆

近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地球的红飘带——文学中的红军长征”展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其中有关长征的记述，既有动人温度，又有厚重分量，让人们真切感悟到伟大长征精神。本期特推出三篇专稿，以飨读者。

——编 者

《李一氓回忆录》中关于长征章节的打印底稿。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

在众多展品中，一份略显朴素的打印底稿引人驻足。这是老红军、诗人李一氓关于长征回忆的打印底稿，后收入其历时数年写就的回忆录中。纸页间，一位亲历者的目光、一支史家的笔与一颗文人的心，共同熔铸成一份兼具温度与深度的长征档案。

李一氓，1903年生于四川彭州，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途中，他先后担任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科科长、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政治教员等职务。他的长征书写，不仅是个人记忆的回溯，更是共产党人赤诚与勇毅的生动注脚。

一

味觉是重要的“记忆载体”之一。李一氓将笔触聚焦于“饮食”这一生存需求问题，让我们看到长征中较为立体的历史图景。

食物，在他笔下绝非简单的果腹之物，而是一面折射行军路线、地域风貌与生存挑战的多棱镜。

在硝烟的缝隙里，李一氓以风物考据勾勒出一条“地理味觉学”的红军行军路线：湖南村子的鲜鱼、赤水河畔的茅台酒、遵义用洗脸盆装的银耳鸡面、云南宣威的火腿、马帮的糖饼……从文字中，我们看到，即便在枪炮声中，李一氓也会进行联想。比如，在道县吃到橙子时，他会想起四川红橘、金山橙的味道。地理和味觉的结合，让行军体验变得具体而鲜活。

李一氓还记下了那些富有趣味的瞬间：炊事员不谙宣威火腿烹饪之法，将之当作五花肉红烧，结果化为一锅油；而萧劲光将火腿生蒸切片、码入食盒，在休息时打开来细品。这种纪实性描写，留下了生动的历史记忆。

二

李一氓被陈毅称为“党内少有的大知识分子”，他还将长征记忆凝于古典诗词。他的《安顺场怀古》《得讯我军已过泸定桥》等诗作，与回忆录中的同名章节构成了奇妙的“互文”关系，以诗与散文两种文体共同呈现历史的丰富面向。

当得知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壮举后，李一氓赋诗记录下历史性时刻：“十七人飞十七桨，一船烽火浪滔滔。输他大渡称天堑，又见红军过铁桥。”他用简短笔墨，勾勒出红军将士的英勇。他还以诗吊古思今，感叹“太平天国事”与“红军飞夺泸定桥”的不同结果，诗中“岂有渡来重渡去，翼王遗恨入西川”之句，正是追思石达开多年前在安顺场覆灭的往事。在《大渡河边》一节中，他记录了红军沿大渡河左岸北上泸定桥期间的艰难行军，描述了沿途的恶劣条件：峭壁上的羊肠小路、持续的雨水、泥泞塌方的路面等；同时，他引用陆游的诗句“恰似嘉陵江上路，冷云微雨湿黄昏”来形容行军心境，在行进中不失文人审美自觉。

仔细品读李一氓关于长征的古体诗，会感觉有一种雄浑之力，与其回忆散文在主题、意象和情感上彼此映照，在文体层面形成呼应与补充的关系。回忆散文部分翔实、冷静，但无法承载作者全部的情感重量，诗歌则补充了散文的留白，表达感情更加丰富。如果说散文是长征回忆的“地形图”，详细标注事件的经纬，那么古体诗就是这幅地图上的“等高线”，显示情感的幅度。诗与散文互补，两者彼此参照，构成完整的历史图景。

三

李一氓的这份带有修改痕迹的打印底稿，保留了文本被“塑造”的动态过程，是长征书写“生成”的实体见证。

不同于一般性的战斗记录，他提供了一种珍贵的“客观视角”。他坚持“尊重史实，纪史以实”的原则，如保留当年记录中“绞车渡”与现名“皎平渡”的差异，忠实存留历史原貌。对于一些语焉不详的事件，他作为亲历者详细记录，不回避、不掩饰。李一氓并未避讳描写红军到达陕北时“沙蓬当帽、烂毡裹脚”的形象。这种“真实”的写作，反而更让人真切地感受到红军在困境中的顽强。

作为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李一氓的回忆录文气沛然，将文人笔触与革命叙事相融，很有辨识度。他擅长用“蒙太奇”笔法赋予文本张力。例如在写会理攻城时，他描写“连遮满全会理城的瓦鳞都照红了”的烟火、“城垣上雉堞间奔跑的黑影”和“真像汪洋大海中一只沉没的轮船”，这些文字将战场的焦灼转化为极具压迫感的画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冷峻、克制的笔调。如写到草地上的死亡场景：“第二天早晨醒来一看，你帐篷的左右前后，总有那么一两个到三四个同志从此长眠不醒……生者仍需赶路，对死者也无能为力，就用铁铲把他附近的泥土，铲上十几铲。”平静的叙述反而比情感的外放更具力量，更能动人。

李一氓的长征书写，是个人记忆与历史进程之间的一种共振。正如他的诗句“又见红军过铁桥”，一个“过”字，承载着红军官兵的英雄气概。他留下的这些记述，为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提供了生动的文本。

《红军不怕远征难》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

一部长篇写亲历

■肖 雯

在展览现场，几页绿格稿纸静静陈列。纸面泛黄，墨迹却依然清晰可辨。这是陈靖、黎白合著的长篇小说《红军不怕远征难》创作手稿。手稿末尾写着：一九五五年五月，初稿于烟台；一九五六年八月，三稿于北戴河。

1934年，年仅16岁的陈靖正式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跟随红6军团辗转行军。长征途中的经历令他印象深刻。多年以后，陈靖与助手黎白一起完成了小说《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创作。

这份手稿的独特价值在于，作者能够将一种与长征同步发生、现场生成的切身体验注入文字，使之始终弥漫着紧张、真实的气氛。

小说以作战、寻队、民族工作等多条线索交织推进，情节跌宕起伏。开篇讲述了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的消息传至湘鄂川黔根据地，红二方面军官兵的北上决心愈发坚定。前卫红3连势如破竹，接连击退敌军。敌人正面进攻受挫后，转而派人潜入藏族聚居区散布谣言、制造隔阂，企图借民族矛盾迟滞红军北上的步伐。

与此同时，另一股力量正在困境中集结：何强、孙英、王大田等战士在激战中与大部队失联，负伤被俘后死里逃生，几经辗转找到正在养伤的指导员张孟华。几人重新整队，毅然踏上追赶大部队的征途。大部队的艰难北上与小分队的拼命追赶，两线交替推进，构成了全书跌宕起伏的叙事脉络。

不同于已印制成册的图书版本，手稿只此一份。它不仅记载着作品的内容，更保存了作者写作时的痕迹——那些被划去又重写的字句，都是作者对历史真实和文学表现力不懈追求的直观呈现。陈靖与黎白最初拟定的书名是《长征路上》，意在如实记录万里征途的壮阔历程。经反复斟酌，他们最终将书名改为《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一改动不仅呼应了毛泽东同志《七律·长征》中的经典名句，更实现了作品立意上的升华——书写长征不应止步于记录行军足迹，也要从中提炼出红军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伟大精神。

展柜前驻足，手稿上的每一处涂改，依稀可见当年作者运笔沉思的痕迹。陈靖是少有的“三亲”老红军——亲自走完长征、亲自重走长征路、亲自调查走访写出长征系列著作的老战士。这份手稿，正是那条“地球的红飘带”上，一个亲历者留给后来者的朴素信物。

《斯诺——卓越的新闻记者，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

两份手稿忆斯诺

■贺同越

展览中展出了曾任《大公报》副刊主编的萧乾的两份手稿：一份初稿名为《斯诺——卓越的新闻记者，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正式刊发时定名为《从斯诺的一生看新闻记者的素质》；一份题为《斯诺精神》。

两份手稿虽出自一人、描写一人，但承载着两种不同的书写心境。篇幅较长的《斯诺——卓越的新闻记者，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作者写在方格稿纸上，字体为楷书，认认真真，一笔一画都落在格子内；后用蓝色字迹补充了一段文字，揭示文章主题：“这里，我想通过斯诺一生的经历，谈谈他是怎样克（恪）尽新闻记者的神圣职责的”。这篇文章后来分三期发表在1983年的《新闻记者》杂志上。文章以斯诺的记者生涯为线索，勾勒出他从初到上海、深入内地、陕北采访、支援抗战到晚年访华的人生轨迹。在层层展开的时间脉络中，穿插他预判中日战争、预见中国发展等事件，由此展现了一位优秀记者应有的远见、勇气与良知。

《斯诺精神》一文，源于斯诺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文章写于泛黄稿纸的背面，通篇连笔疾书，字迹虽略显潦草，却有一气呵成之势；初以同色黑笔修改，后又辅以红笔圈改。在这篇文章中，萧乾以亲历者的视角，深情回忆了与斯诺亦师亦友的过往，文字温润深情，字里行间浸透着他对这位异国师长的怀念与敬意。

萧乾在《斯诺精神》开篇写道：“我一生有过几次幸运和巧遇，其中之一是三十年代当上了斯诺的学生……我毕业后，他也辞去这个兼差，去了延安并写出他的杰作《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1933年，萧乾从辅仁大学英文系转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幸运的是，恰好遇到在此教学的埃德加·斯诺，两人的缘分由此而始。萧乾回忆，当时的燕京大学多是学院派的刻板教学，主要是向学生灌输理论。但斯诺不讲空洞的理论，鼓励学生讨论，并且主张新闻应该扎根现实，用和学生交朋友的形式促进教学，甚至把自家的住宅变成了青年学生的聚集地。

20世纪30年代，斯诺用笔让世界看见了长征，看见了中国；如今，萧乾的手稿让我们更加了解了斯诺。手稿上的一笔一画是一个中国记者对一个美国记者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铭记，也是两颗炽热的心在纸页上的相逢。

来源：《解放军报》（2026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