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报：照亮万里长征的思想火炬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告别瑞金，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在险山恶水与敌军围堵的绝境中，苏区报刊相继停刊，唯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报，如一颗不灭的星辰，随军跋涉万里，成为长征途中唯一坚持出版的中央级报纸。《红星》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江西瑞金。长征伊始，《红星》报编辑部被编在中央红军第二野战纵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开启了流动办报、手动油印出报的征程。长征开始后，邓小平、陆定一先后主持《红星》报，1935年8月报纸被迫停刊。在居无定所、四面受敌的艰苦环境里，《红星》报紧密结合行军作战实际，开设了“社论”“捷报”“号召”“铁锤”“卫生常识”等栏目，及时传达中央指示、报道战斗消息、普及行军常识，在统一红军思想、鼓舞部队士气、团结群众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传达中央战略意图的重要“喉舌”

《红星》报始终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抓实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首要任务，让全军第一时间明晰作战方向，成为党中央、中革军委战略意图直接而有力的传达者。

长征初期，受“左”倾错误影响，战略转移缺乏充分的政治动员，不少指战员对行军方向心存困惑。1934年10月20日，长征开始后《红星》报第1期便刊发文章《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阐明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必要性，号召“消灭南面敌人的乌龟壳，突破敌人的封锁线”。随着战局演变，党中央不断调整作战方向与建立根据地的设想，《红星》报始终紧跟党中央决策，清晰记录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落脚点的数次重大变化。1934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召开的猴场会议，确立了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根据地的行动方针。1935年1月15日，《红星》报随即刊发社论，指出“建立川黔新苏区根据地是最近政治工作的中心”。遵义会议后，面对敌军重兵合围，党中央决定在川黔滇边机动作战。1935年2月10日第9期社论传达了建立云贵川边新苏区的指令，1935年3月4日第11期社论又传达了建立黔北新苏区的决定。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后，1935年5月22日第17期社论发布了抢渡大渡河、开辟川西北苏区的战略安排。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确定主力红军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1935年7月10日第25期发表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全面解读北上作战优势与行动要求，还指出了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有利条件。

《红星》报是最早公开发布、传播遵义会议精神的权威报刊。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2月10日，张闻天在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召开的军委纵队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会议决议。2月19日《红星》报第10期刊发《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决议案》，指出会议“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指挥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而“这一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者华夫（李德）同志与□□（指博古，因当时规定团以上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的名字，故此处未点名）同志”。随后，3月4日第11期社论《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指出，红军连夺桐梓、遵义二城和娄山关天险，取得了“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而这一胜利是“采取了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的胜利”。社论的刊发让全军深刻领会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坚定了跟随党中央、继续奋勇作战的必胜信念。

提振士气与凝聚军心的纽带

大量一线官兵亲笔撰写的战地通讯登上报端，质朴文字留存了多场决定性战役，动人的英雄事迹成为提振全军士气的强大精神力量。

1935年1月1日，红军强渡乌江，打响长征首场大胜。1月15日出版的《红星》报刊发通讯《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还原了红军“不怕一切险阻强渡过河”的渡江场景，同时也指出此次胜利得益于战斗动员充分、干部能以身作则以及火力能和运动配合等。同版《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一文公示了毛正（振）华等22名立功英雄的名单。这些极简的文字报道与英雄姓名如乌江的水一样永远地流传于后世。

1935年5月，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封锁，摆脱生死绝境。1935年5月30日第18期《红星》报整版刊发《我们已经胜利的渡过了大渡河——四个先头团的英勇战绩》。通讯分四个部分详细还原四个先头团的英勇战斗全过程：具有“铁一般的意志，火一般的热情，猛虎一般的勇猛”的“牲”团（红1团）17个勇士强渡天险；“冲”团（红5团）以“一天走一百六十里追击敌人”的行军速度牵制敌人；“勇”团（红4团）“用了坚决迅速的行动”，与“胜”团（红3团）配合作战，“对着敌人就猛打猛冲”，最终夺取泸定桥。报道以白描手法还原惊险战局，彰显了红军统一指挥、密切配合、联合作战的优良作风，生动诠释了红军不怕牺牲、向死而生的英雄气概。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星》报连续推出专题宣传，全力营造两军互助团结的浓厚舆论氛围。6月11日第20期《红星》报刊发《同四方面军会合去！》，文章指出“争取两大红军主力迅速会合，成为野战军当前的中心战斗任务”。6月15日第21期《红星》报发表重磅社论《伟大的会合》，称“这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报纸上还刊发了《两大主力会合歌》，并特意为生僻字标注读音、划分节拍，方便全体战士传唱，成为两军同心的精神象征。

为促进两军融合、凝聚团结合力，报纸开辟专栏号召两大方面军相互学习，要“学习红四方面军以少胜多顽强作战的精神”，也要“发扬红一方面军机动灵活猛打猛追的特长”，刊载《兄弟的友爱，阶级的团结》等通讯，报道两军相互开展慰问活动的情况，并持续报道联欢晚会、文艺汇演等场景。正如报纸所载，“这是阶级友爱的热情，这是阶级团结的精神，这是我们的力量”。

服务红军与发动群众的号角

《红星》报以通俗易懂的实用宣传为官兵排忧解难，又以严明的纪律宣导与平等的民族政策发动群众、争取民心，真正发挥了“宣传队”与“播种机”的历史作用。

《红星》报紧盯行军中的现实难题，切实解决战士衣食、健康等各类急难问题。长征初期，不少战士赤脚长途跋涉，伤病多发。1934年11月14日第4期《红星》报刊发《怎样解决草鞋问题？》，明确保障穿鞋是巩固部队战斗力的基础，提出有计划地采购、使用旧衣物打鞋以及发动战友们互助编织草鞋等三条可行办法，“做到没有一人打赤脚的”。为应对行军疲劳，第7期报纸提出可以从保证粮食供给、在行军中严格执行休息规定以及尽量不露营等几方面着手。针对常见的伤风咳嗽、感冒、疟疾等疾病，报纸也提出“不吃冷水”、多食蔬菜、注意保暖等防治措施。另外，报纸还普及防空避险、爱护武器等实用知识，引导指战员科学应对恶劣环境。

《红星》报将动员、团结群众作为核心宣传任务。1934年11月第3期刊发《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社论，要求红军要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必须以最通俗的言语，极大的耐心，同群众接近，来启发他们的斗争”，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工作，“只有红军的高度觉悟与阶级纪律的模范，才会造成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与敬爱”。同月7日，报纸还推出红星号外，出台诸如不私分土豪财物、损坏群众物件必赔偿、上门板捆禾草等七条纪律，提出“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

此外，报纸还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与支持。1934年12月第6期《红星》报刊发了1934年11月29日总政治部发出的《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提出反对压迫、民族平等、不干涉内部事务等一系列基本主张，并要求各级政治部要根据“各地不同的环境与不同的情况，加以具体化、通俗化”。这也成为红军经过民族地区进行民族工作的总指导方针。1935年4月，红军长征即将进入彝区，要强渡大渡河就必须争取彝民的支持。因此，1935年4月10日第14期《红星》报刊发了《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要求各部队要特别注意，一是不打彝族的土豪；二是写标语、口头宣传等，向彝民群众说明红军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红星》报的这些报道，在准确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长征进行支援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

作为独一无二的长征一手原始史料，《红星》报见证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转折与浴血征程。它用一字一句镌刻革命信仰，用一文一版见证苦难辉煌。它不仅是传达党中央与中革军委战略部署的“喉舌”，更以其独特的办报实践，在党史与报史上书写了一段关于信仰与坚守的光辉篇章。这份战火中淬炼的办报初心与奋斗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来源：《 学习时报 》（ 2026年10月23日 第 08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