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及其启示
[摘要]
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江泽民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全局的高度,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坚决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鲜明提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命题;沉着应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严峻考验,驳斥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言论;系统总结党的奋斗历程及其主流本质,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提供科学指导。江泽民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具有重要启示:坚持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透过历史现象把握历史本质;坚持从政治上观察和判断问题,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坚持正本清源和固本培元相结合,加强历史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教育。
[关键词]
江泽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他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他的崇高风范,强调他“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捍卫”绝非易事,“成功”来之不易。江泽民受命于危难之际,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轮在疾风暴雨中坚定航向、继续前行。在此进程中,江泽民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批驳国内外敌对势力歪曲中共党史、攻击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毛泽东等各种错误言论,有力维护了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政权安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出了问题,“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从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梳理和总结江泽民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及其主要观点,对于我们深化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究,深化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历史研究,深化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经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江泽民关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考与实践
江泽民是在国际风云变幻、国内严重政治风波刚刚平息的严峻时刻,肩负起领导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重任的。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焦点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本对立,突出表现在敌对势力借历史问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江泽民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全局的高度,对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坚决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
(一)深刻把握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鲜明提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命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同时,也有少数人乘机掀起一股错误思潮,试图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变为“纠正”社会主义;将反思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变为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将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经验教训,变为否定新中国的伟大成就。针对这股错误思潮,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不仅强调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明确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强调“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使人们认识到新中国成立后始终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邓小平主持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既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又坚决顶住“非毛化”等错误言论。江泽民后来高度评价邓小平解决了“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课题”,既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又根据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江泽民还指出:“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这个重大决策的魄力和远见”,“如果当时动摇一下,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情况”。
然而,由于党的个别领导人在坚持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使盲目推崇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乃至主张改弦易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益泛滥。1989年春夏之交,在“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共同影响下,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党依靠人民群众平息这场风波后,更加冷静地思考过去、现实和未来,进一步加深了对坚持两个基本点关系的认识。10月31日,江泽民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改革开放“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不是走向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特定政治含义的”,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思想”。同时,他强调,我们不仅不反对,还将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经验和优秀文化成果”。
为了吸取历史教训,江泽民从不同角度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原因进行思考。1989年11月12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分析指出,一个重要问题是“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受到了削弱”。12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党建理论研究班上进一步指出:“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滋长,严重侵蚀党的肌体,把党内一些人的思想搞得相当混乱。而我们却放松了党的思想建设工作,这是一个失误。”提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命题,并将其作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充分体现了江泽民对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的科学判断,对于提高全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认识和行动自觉,意义重大。
(二)沉着应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严峻考验,驳斥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言论
中国平息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打着“人权问题”的幌子,抹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并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妄图迫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指出,如果新中国成立后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不可能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如果今后不坚持社会主义,“只能使大多数人重新陷入极其贫困的状态”。他郑重表示:“我们要更加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过坚决斗争,我国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稳住了阵脚。
但从1989年下半年起,东欧各国共产党先后失去执政地位。1991年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这一剧变不仅打破了国际格局的平衡,而且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苏联亡党亡国是多重原因造成的后果,但主要是苏共自身出了问题。戈尔巴乔夫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鼓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开展所谓“重新评价历史”的运动,大搞历史虚无主义,从彻底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否定苏共,再到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结果是苏共和苏联人民失去了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与思想基础。与此同时,敌对势力千方百计想把中国共产党搞垮,让中国步苏联和东欧的后尘,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下。黑云压城之际,1990年9月11日,江泽民在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会谈时坚定地表示:“我们要承认世界社会主义处在低潮,但我们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1991年6月,他在关于海湾战争座谈会上又说,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丝毫不能动摇”,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对稳住社会主义阵脚的作用很大”。“硬着头皮顶住”,“丝毫不能动摇”,既反映了当时的严峻形势,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定力。
随着苏东局势发展,敌对势力越发把中国视为眼中钉,加紧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对此,江泽民保持高度清醒,要求全党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防止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渗透。1991年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强调:“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和斗争,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斗争,但这种政治斗争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斗争。”12月7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看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心”,也要看到“斗争确实是严峻的”,“不能酣然大睡”。“关键是要把我们国内的事情办好,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巩固中国的社会主义阵地”。这反映出江泽民汲取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内在坚持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一手硬、一手软”的教训,把意识形态工作与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紧密联系起来,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与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事实表明,驳斥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言论,不仅维护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而且对于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系统总结党的奋斗历程及其主流本质,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提供科学指导
解决思想理论问题,必须弄清历史是非,特别是历史的主流和本质。从肆意夸大新中国成立后的曲折、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可以看出历史虚无主义的惯用伎俩是以偏概全,混淆主流和支流。为了澄清事实、正本清源,江泽民在一系列重大庆祝纪念活动中,对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奋斗历程及其基本经验进行总结,为正确认识党史、新中国史的主流本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依据。
关于党史。1989年12月6日,江泽民在会见英国首相特使、首相外事顾问柯利达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切奋斗的目标,就是争取人民民主、实现人民幸福。”1991年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用三句话概括党的70年历史,指出这是“党日益发展壮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历史新篇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的70年。2001年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丰富了这三句话,指出:中国共产党的80年,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不断追求真理、开拓创新”“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断艰苦奋斗、发愤图强”“为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而不断经受考验、发展壮大”的80年。也正是通过总结党的历史,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关于新中国史。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回顾新中国40年历程,得出四个方面的基本结论:确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制度”;“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中国革命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一条根本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国家独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使命”。1999年10月1日,他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再次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康庄大道。”
关于改革开放史。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8年12月18日,他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从11个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历史经验,并强调这些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于更深远的历史。江泽民放眼20世纪中国史,指出: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是中国人民为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和实现振兴中华的理想而不懈奋斗的一百年”。他放眼中国近现代史,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他放眼中华民族发展史,指出:“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并从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等方面总结中国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他还放眼人类社会发展史,指出:“崇尚和平、追求发展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和目标,是各国人民的利益所在。”这些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历史,而且有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自觉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言论。
二、江泽民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观点
在当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就在于拿党史、新中国史做文章,从根本上搞乱人心,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江泽民从当时的斗争实际出发,着力批判了敌对势力关于党的历史和理论的错误言论。概而论之,主要包括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崩溃论”、党的领导“劣势论”、伟大人物“局限论”、黄土文明“落后论”等错误观点的驳斥和澄清。
(一)批判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政客和学者扬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大肆鼓噪“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论调。在敌对势力的刻意宣传下,国内不少人也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产生怀疑。这既是思想理论上面临的一个挑战,也是需要从历史视角回答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问题。江泽民一针见血地指出:“核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究竟还有没有现实的指导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人类解放的道路还是不是科学?”紧扣这个问题,他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而是与时俱进的,强调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思想理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江泽民分析了“基本原理”和“具体论述”的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深刻总结历史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一些具体论述“可能会过时,不再适用”,“但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基本规律。”他强调,面对种种否定和篡改共产党性质的思潮,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他指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事件,“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外,执政党内和群众中发生思想变化、思想混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悲剧,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恰恰相反,是因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而动摇了共同的精神支柱,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乱,带来了国家和民族的灾难。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以及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危害性,江泽民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命运。”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江泽民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创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是“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时代发展和本国国情出发,“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保持了它的巨大的影响和旺盛的生命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统一的科学体系”,“这种一脉相承就是既不断继承又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搞教条主义,拘泥于一些具体的论述,死守经典作家在当时具体条件下作出的个别论断,“不发展,不前进,不仅没有前途,而且只能是死路一条”。
基于上述分析,江泽民鲜明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他还提出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作为检验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教条主义的错误、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错误,都在于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
(二)批判社会主义“崩溃论”“终结论”,深刻阐述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场以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科技革命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抓住机遇,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增强。同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严重失误,经济社会发展出现各种困难。一些西方政客和学者借此声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并在东欧剧变时炮制各种社会主义“崩溃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永恒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声称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形式。1990年9月11日,江泽民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会谈时明确回应:“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但并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已经崩溃。”他结合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复辟和反复辟,指出社会主义是消灭剥削制度的新型社会制度,只有73年的历史,“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走一些弯路,也难以完全避免”。更重要的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当代世界的根本矛盾。1991年12月7日,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方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为了进一步批判社会主义“崩溃论”“终结论”,江泽民对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怎么看社会主义前途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1993年11月访问古巴期间,他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存在。“只要中国的旗帜不倒,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二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中国“非但没有丢掉马列主义旗帜,而且更坚定了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三是国际敌对势力企图在中国搞和平演变,这一图谋不会改变,但绝不会得逞。因为“中国人民经过几代人的流血牺牲得出一个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在中国已深入人心”。四是资本主义已搞了几百年,社会主义是崭新的事业。如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社会主义从诞生到发展壮大也不会一帆风顺,出现一些曲折是难免的,没有什么可怕,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应该从曲折中吸取教训。同时,“坚信马克思主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要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这段论述深刻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将社会主义的暂时低潮与光明前途讲得很清楚很透彻。光明的前途与曲折的道路,是对立统一的。决不能因为暂时的挫折,就动摇了理想信念,而是要总结经验教训,于挫折中奋起,朝着光明的前途勇毅前行。
当然,强调社会主义的前途依然光明,并不意味着坚持社会主义是轻轻松松的事情,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至善至美。要把社会主义坚持下去,必须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地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就是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和保证。对此,江泽民深刻指出:“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发扬优势、革除弊端、大胆创新的过程”,“不进行改革,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继续保持蓬勃生机”。同时强调,“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七十年奋斗的全部成果。”历史已经证明,我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日益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所谓社会主义“崩溃论”已经崩溃,社会主义“终结论”已经终结。
(三)批判党的领导“劣势论”,深刻阐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我们的政治优势”
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一个手段就是夸大共产党在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或是炒作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制造人们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对此,江泽民明确指出,有人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不但不是优势,反而是劣势”,“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他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就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
从历史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党领导人民战胜艰难险阻,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地位、中国历史的方向和中国社会的面貌。正是在历史发展中,中国人民形成了共同认识,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毋庸讳言,党在历史上犯过错误,但有力量自己纠正。将党的某些失误作为理由,否定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是不能成立的,也是根本错误的。
从现实看,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坚持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力量,才能把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力量凝聚起来。如果脱离国情,照搬西方多党制,搞三权分立,不仅会乱哄哄,什么事也办不成,而且会导致中国陷入混乱,四分五裂,人民遭殃。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动荡和贫困状态,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成功应对各种挑战的政治优势,是我们不断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敌对势力企图通过和平演变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目的就是破坏这一政治优势,“剥夺我国人民主宰自己国家命运的权利,使中国变成西方大国的附庸”。
(四)批判伟大人物“局限论”,深刻阐述对待历史人物应持的科学态度
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回顾20世纪历史,指出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行改革开放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革,产生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这三位人物也是历史虚无主义攻击和污蔑的主要对象,炒作他们的失误和不足,夸大并指责他们存在的局限性,进而否定他们的历史功绩,丑化和抹黑他们的形象。江泽民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强调要全面、客观、辩证地评价历史人物。
江泽民高度评价孙中山“领导人民推翻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伟大历史功绩,同时也客观评价这“对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他深刻指出:“任何伟大人物,都不可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孙中山先生也有他的局限性。但他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包括从失败的教训中学习,从不停止探索前进的步伐”,因而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同时,他强调:“孙中山先生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他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
江泽民高度评价毛泽东“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建立了开创性的、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他多次批判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论,强调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他还强调,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实事求是地、客观公正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评价党的领袖人物”,再次证明我们党是“在政治上、理论上成熟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江泽民高度评价邓小平“领导我们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同时,他指出,面对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他还接着邓小平说过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这句话,生动地指出:“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江泽民对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高度评价,充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待历史人物的科学态度,就是把历史人物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评价。坚持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高度,深刻分析英雄与时势的关系,不能简单地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归功于个人、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归咎于个人,也不能简单地用今人的眼光去要求前人,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
(五)批判黄土文明“落后论”,深刻阐述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在近代中国,一些人对“落后就要挨打”缺乏正确认识,主张“全盘西化”,对民族文化、历史遗产采取轻蔑的态度,这是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典型表现,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贯论调。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就明确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应当总结和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邓小平也强调:“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
改革开放后,“全盘西化”论沉渣泛起。有的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愚昧”“丑陋”,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走向没落的黄土文明,要走向现代化只能学习西方的海洋文明,甚至颠倒是非,鼓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功”。其实质仍是主张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江泽民坚决反对这种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错误思潮,深刻指出:“今天的中国从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史,包含着治国安邦的深刻道理,也揭示了今天我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他强调,一个民族的历史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中国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获得扬弃和发展,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影响”。
江泽民还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宽广视野,论述了对待不同文明的正确态度,指出:“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不同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优劣高下之别。文明的差异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是世界交流的起点。”
我们应该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推动不同文明和社会制度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如果一味渲染“文明冲突论”,将不同文明完全对立起来,或是意图把西方价值观念、政治制度推广到全世界,不仅不利于文明进步,也是不可能的。
当然,无论是继承传统文化,还是借鉴外来文化,都要坚持科学的态度。讲继承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和发展民族文化的精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讲借鉴外来文化,要汲取营养、发展自己,不是不加鉴别,照搬照抄。基于这一科学态度,江泽民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反复强调,要“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就是“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
三、江泽民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时代启示
江泽民高度重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强调:“所谓思维方式,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思想方法。干部的思维方式正确与否,是涉及改革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大问题”,提出“有必要在干部中开展正确的思维方式的教育,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学习江泽民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必须从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获得启示,以更好地开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
(一)坚持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透过历史现象把握历史主流本质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之上,孤立、静止、片面地看待历史问题,有的用主观代替客观,有的突出历史的偶然性,有的割裂过去和现在的联系,有的将历史视为个别英雄人物主导的进程。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坚持唯物史观,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在本质上理解历史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从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
江泽民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都坚持了唯物史观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他坚持群众观点,强调“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必须“批判各种否定、贬低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牢固树立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是人民群众的科学观点”。他坚持辩证思维,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所以“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要努力学习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党的历史,并通过这种学习努力掌握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
江泽民坚持以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强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结合当今世界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奋斗中不断创新和发展。”他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强调只看到两者“对立和斗争一面”,而看不到“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就陷入了认识上的片面性,“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进步”。社会主义的产生、巩固和发展“是交织着成功和失败的长期历史过程”,各国共产党和人民一定会“从挫折中得到锻炼、吸取教训,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更健康的方向和更高水平发展”。
用大历史观理解历史,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流本质,是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江泽民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宽广眼界就是要有“历史的深远眼光”和“世界的全局眼光”。他还引用“思接千载”的典故,生动表达历史眼光的重要性:“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正因为他善于在历史长河中观察和思考问题,所以能够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他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切爱国力量深深认识到,中国能从最悲惨的境遇向着光明的前途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历程中得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他结合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的历史,指出:“人类的历史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更替,都经历了无数次的反复和斗争。”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一些挫折,从历史的长河看,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且“西强我弱”的态势“还可能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他深刻总结古今中外的兴亡规律,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
江泽民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启示我们必须学习掌握唯物史观,将其作为锐利的思想武器。一段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甚至将其对立起来、相互否定。我们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分析,就能够认识到这两个时期虽有重大区别,但更是紧密联系、一脉相承,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针对历史虚无主义把革命与现代化对立起来,我们坚持唯物史观,用历史事实证明革命不仅没有阻碍现代化,而且打破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为现代化创造了根本条件。
(二)坚持从政治上观察和判断问题,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历史虚无主义往往打着“学术研究”等幌子,但其归根结底是大是大非的严肃政治问题,关系到立党立国的根本问题。如果不从政治上看,就容易被历史虚无主义所迷惑和欺骗,在实际工作中就会出大问题。江泽民就1989年国内发生的严重政治风波指出:“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和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思想体系的对立和斗争,经常考验着每个党员。”“有些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分不清是非,迷失方向,跟着错误思潮跑;有些党员同情、支持以至不同程度地参与动乱。”这些人的错误,就在于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看不到敌对势力的根本目的是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为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江泽民提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脑子里一定要有政治这根弦”。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高级干部要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讲政治,突出表现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清醒,不可天真。何为大是大非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界限、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的界限等,必须分清是非、划清界限。江泽民特别强调,对于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论,包括“在政治上宣扬取消、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在经济上宣扬私有化,主张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在思想文化上提出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以及“歪曲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歪曲、攻击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绝不能让它们泛滥起来。他指出:“如果面对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不闻不问,不批评,不斗争,听任它们去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我们的意识形态,那是极其危险的,势必危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站稳政治立场的表现,也是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要求。江泽民指出:“我们党是围绕自己的政治纲领、按照自己的政治路线、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有铁一样的纪律。”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要提高警惕,密切注意在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问题上的杂音噪声。对于那些公开对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结论发表反对意见,以及散布违反马克思主义、歪曲党的历史、诋毁党的领袖人物、否定改革开放等错误观点的个别党员干部,必须严肃指出其错误,教育和帮助他们转变思想认识。“对于经教育不改、仍继续公开反对党的政治主张、坚持错误立场的,要给予应有的党纪处分。”
江泽民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启示我们必须站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政权安全的政治高度,清醒认识敌对势力拿党史、新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做文章,背后隐藏着险恶的政治用心。不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驳斥,就会混淆视听、误导认知,产生严重政治后果。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坚定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而且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抓住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和要害,坚决反对和抵制歪曲党史国史军史、丑化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错误言行。
(三)坚持正本清源和固本培元相结合,加强历史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教育
开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需要做到两手抓:一手抓正本清源,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斗争、敢于发声,旗帜鲜明地驳斥错误观点,澄清历史事实,引导舆论方向;一手抓固本培元,加强历史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教育,引导干部群众提高历史认知、坚定历史自信,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1989年3月25日,江泽民在上海党史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党的历史上许多光荣传统,就是我们党的极为重要的政治优势”,“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大量的历史经验和精神力量”。如果缺乏革命历史的知识,“遇到有人歪曲历史,就容易上当受骗”。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进一步强调思想政治领域的斗争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如果不切实抓紧这项重大工作,“就会犯不可饶恕的历史错误”,“千百万烈士流血牺牲打下的这个红色江山不是没有改变颜色的可能,有一天我们的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掉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江泽民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同时重视和加强中国近现代史及国情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他特别重视领导干部和青少年的历史学习,多次要求领导干部自觉“读一点历史”,指出:“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不了解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不知道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不掌握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不仅难以治理国家、处理国际事务,而且讲政治也是“很难讲起来、很难讲好的”。他要求教育引导青少年认真学习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铭记祖国备受欺凌的耻辱历史和一代又一代革命者英勇斗争的光荣历史,懂得祖国的今天来之不易”,从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江泽民还特别强调要加强新中国史的学习教育。1999年6月30日,他在会见《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代表时指出:“《当代中国》丛书,为我们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发展进程、经验和规律,为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教材。大家应该充分运用这部丛书的科研成果,为资政育人服务,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针对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勾连,江泽民强调要认真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同时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真正形成对祖国、对民族的深切之爱、理性之爱”,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他多次深情论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强调:“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途径。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自强不息的精神源泉。”他还针对文化建设中出现的割断历史现象,指出:“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新的生命,放出新的光彩。”简而言之,就是要正确处理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
江泽民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启示我们必须加强对历史的研究和宣传,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我们一定要牢固树立阵地意识,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争夺阵地、争夺人心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要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创新开展宣传教育,不仅要把党的光辉历史、伟大精神、宝贵经验、光荣传统讲清楚,而且要把学历史和悟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引导人们在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道理。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恩格斯曾指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回顾江泽民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就是要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新征程上继续打好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政权安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思想舆论支持。
(注释从略)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