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研究的深化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着重拨乱反正、分清是非,肯定党领导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同时实事求是指出这一时期经历的严重曲折,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为改革开放奠定思想基础。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立足百年党史与新时代方位,运用正确党史观和大历史观,进一步全面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把握这一历史时段的奠基性、开创性地位,对于推进、深化学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研究具有深刻的指导作用。
一、运用正确党史观,锚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的主题主线与主流本质
历史主题,就是一个国家、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与奋斗方向,回答“要干什么”;历史主线,就是贯穿历史发展进程、起主导作用的核心脉络与基本逻辑,回答“怎么干、干成了什么”。只有抓住历史主题主线,才能从纷繁事件中看出方向与规律,看清时代方位,为现实决策、未来发展提供历史依据与借鉴。历史主流,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代表前进方向的成就与趋势,是历史发展的主要方面;历史本质,就是历史现象背后最根本、最稳定、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在联系与根本规律。只有牢牢把握历史主流本质,才能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历史,真正做到尊重历史、把握规律、凝聚共识,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历史自信与思想保证。
就中共党史而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100多年不变的历史主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围绕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不懈奋斗,持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这是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奋斗历程中清晰的历史主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四个不同阶段的历史主题主线和主要任务有所不同,但都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总主题主线。在100多年不懈奋斗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创造一系列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100多年历史,是党领导人民攻坚克难、矢志复兴的不懈奋斗史,是舍生取义、百折不挠的不怕牺牲史,是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探索史,是践行人民至上、增进民生福祉的为民造福史,是勇于自我革命、不断锻造先进政党的自身建设史。这五重历史相互交融、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历史的主流本质,是人们树立正确党史观、把握历史发展大势的根本遵循。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巨大成就的同时,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曲折与失误。历史虚无主义经常拿党在这一时期发生的错误大做文章,以偏概全,把这一时期说成“一片漆黑”,混淆人们的思想认识。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坚持运用正确党史观,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作出了系统、权威论述,有力驳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开宗明义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的主题主线,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这一精准凝练的论断中,“转变”“革命”“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一组逻辑清晰、指向明确的关键词,清晰透彻地回答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要干什么、干成了什么”这一关系历史认知走向的根本问题。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系统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主要包括:建立巩固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肃清反动残余、完成土地改革,取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有力捍卫新生国家安全;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领导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筑牢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保障;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推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发展,打破外部封锁、打开独立自主对外工作新局面;持续推进执政党自身建设,巩固党的全面领导,积累党长期执政的初步实践经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践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形成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独创性重要理论成果。
从历史全局看,上述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的主流、本质与主导方面,这是不可动摇、不容虚无的历史定论。同时,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受复杂历史条件制约,这一时期探索过程中也曾出现曲折与失误,党依靠自身力量逐步纠正偏差,为后续发展留下深刻教训。基于此,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作出历史定性:“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这一时期的全部实践,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从根本上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其所积累的物质基础、理论成果、实践经验,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实支撑,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上奠基立业、筑牢民族复兴制度根基的核心阶段,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开创阶段,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奠基阶段,具有承前启后、贯通百年的重大历史意义。
二、运用大历史观,正确看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的历史地位
一些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进行“妖魔化”歪曲否定或者“片面美化”的极端倾向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孤立地看待这段历史。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运用大历史观,采取长时段视野,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大坐标中,明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地位,有力纠正孤立地对其进行评判的错误做法。
第一,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放到党的百年奋斗史中作为第二个历史时段,其核心定位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一表述清晰地界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百年党史中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这一时期既区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也区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突出这一时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
根本政治前提,指的是国家性质、领导力量、政权基础、主权安全等决定国家发展方向的根本性政治条件。从国家性质来说,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从根本上结束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国家权力第一次属于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最深厚的政治基础。从领导力量来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支持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取得在全国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事业中的领导地位,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领导地位,通过各级政权建设、统一战线等安排,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之中,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推进大规模国家建设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从政权基础来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高度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空前大团结,为集中力量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复兴提供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从主权安全来说,新中国成立后,彻底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结束屈辱外交,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巩固人民政权,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取得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的重大胜利,挫败外部侵略、封锁威胁,为国家建设创造安全环境。可见,根本政治前提解决的是“谁领导、为了谁、国家走什么路、政权是否稳固、主权是否安全”的问题,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得以展开的先决政治条件。
制度基础,是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根本性重塑,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称之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其一,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为国家统筹规划、集中力量推进工业化提供制度依托。其二,确立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正式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逐步确立并发展。这些制度写入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构成新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延续至今并不断完善。其三,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技等制度体系,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人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建立科研体系,推动科技进步,为国家长远发展提供文化与人才基础。其四,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物质成果本质上也是制度优势的产物,使得新中国能够集中资源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基础设施,使中国不再依附于外国资本,具备自主发展能力,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提供了产业基础、技术人才、基础设施条件。可见,制度基础解决的是“国家依靠什么样的制度组织运行、依靠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发展、依靠什么样的体制实现长远稳定”的问题,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够持续推进的刚性制度支撑。
第二,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放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大视野中,明确了这一历史时期所实现的历史性飞跃,指出:“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这一论断,突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变革的广度、深度与彻底性,揭示它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其一,彻底终结延续数千年的剥削制度与阶级压迫。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长期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与阶级剥削压迫。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根本上废除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基础。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第一次从制度层面实现社会关系的根本重塑,具有彻底性与革命性。
其二,完成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势力压迫下,陷入停滞与沉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历经过渡时期,完成社会制度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根本转型。这是人类文明史上落后东方大国跨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阶段,经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创举。
其三,实现国家与社会结构的整体性重构。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权破除旧中国宗法宗族桎梏、地域隔阂与阶级壁垒,初步构建起统一、集中、高效的现代国家治理架构;实现国家领土主权统一与政令统一,确立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新型民族关系,结束了近代以来旧中国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局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形成强大的国家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
其四,人民群众第一次真正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人。5000多年来,劳动人民始终处于被统治、被剥削地位。新中国确立人民民主专政,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形式当家作主。这一变革触及社会结构、阶级关系、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各个层面,被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称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就是说,新中国在中华文明史上第一次建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为现代化建设奠定重要基础。新中国承接有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把古老文明从沉沦边缘拉回,赋予其社会主义的现代形态,使中华文明在新的制度基础上得以延续、革新与发展。
第三,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立足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发展史,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历史与实践逻辑,清晰阐明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与制度优越性,得出“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结论。
其一,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民族独立与社会革命,为落后国家走向民族独立树立典范。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视角看,落后国家如何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是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党领导人民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交出了落后国家如何“站起来”的完美答卷。
其二,道明新中国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成功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苏联等国都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在人口多、底子薄、长期受封锁的特殊条件下,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并且取得了开创性成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初具工业基础国家的转变;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成功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核潜艇、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重大科技成就,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技术封锁,“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让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构建起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治理形态;等等。
其三,揭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制度优势。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历程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背景看,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社会主义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局面,使中华民族以独立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二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竞争对比来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落后发展中国家,极易沦为西方发达国家附庸,陷入发展陷阱。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依靠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探索。
三、运用唯物辩证法,贯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作出专门论述,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在这一重要论述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唯物辩证法,以贯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视角评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指出:“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一论断正是对改革开放前30年为改革开放后40多年奠基、后40多年对前30年继承发展的历史逻辑的高度概括,从根本上反击了历史虚无主义割裂历史的错误倾向。
第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共同构成改革开放的历史前提。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艰辛跋涉、曲折前行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既取得了奠基立业的历史性成就,也经历过失误与曲折,积累了弥足珍贵的正面经验与深刻的反面教训。正是这正反两方面经验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为改革开放的启动、推进与深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思想条件与实践基础,使改革开放成为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正面经验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在农业、重工业、基础设施、国防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与管理骨干,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统一协作的经济格局。同时,党在这一时期探索处理农轻重关系、区域发展、计划管理、民生保障等重大问题,积累了治国理政、统筹协调、动员组织社会力量的执政经验,形成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治理方式,为改革开放后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驾驭复杂局面提供了重要借鉴。
从反面经验来看,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总结这一时期在探索中出现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曲折与失误,深刻警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脱离实际、急躁冒进、忽视经济规律、片面追求速度规模、阶级斗争扩大化等错误的严重危害。这些曲折与失误所留下的极其惨痛的教训,为改革开放破除思想禁锢、校正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历史镜鉴。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在寻找正确道路中也历经艰辛……由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逐步发生偏差,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偏差……当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道路探索,为我们继续探索新路打下了重要基础、提供了重要启示。”全党全国人民切实认识到,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牢牢把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推动党和人民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促进全社会思想解放,破除教条主义桎梏,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出改革开放历史性决策创造了重要思想条件。
第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准备。
理论准备是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独创性理论成果,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产物。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进行充分肯定,明确这一时期所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概括了这些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其中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认识改革动力、处理社会矛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供了理论基石;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的理论,为统筹发展、协调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布局提供了理论框架;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等主张,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与发展战略,为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道路源头与目标指引;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尊重价值规律等重要思想,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重要思想先导。
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源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宝贵理论准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统一于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
第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改革开放的启动与快速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时期,新中国在旧中国极其薄弱的工业底子上,逐步建立起钢铁、机械、电力、化工、汽车、造船、航空、电子等一系列新兴现代工业部门;建成一大批骨干企业和重大项目,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门类较为齐全、布局逐步改善的工业体系;初步改变了我国落后农业国的面貌,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套工业体系使得改革开放起步之时,我国摆脱了近代以来工业对外高度依附的局面,具备自主生产、产业配套与技术吸纳能力,为改革开放之后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外向型经济、持续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筑牢了不可替代的产业根基。
这一时期大规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为改革开放积蓄了重要物质条件。在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党领导人民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完善农田灌溉体系,显著增强农业防灾抗灾能力,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持续铺展铁路、公路、港口、机场、邮电通信等交通通信网络;逐步构建起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支撑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保障体系。依托这一批基础设施条件,改革开放启动之后,商品流通、要素流动、城乡互动与对外开放得以快速推进,有效规避从头建设的高昂成本,为新时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基础性、先导性物质支撑。
这一时期国民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棉纱产量增长3.5倍,原煤产量增长8.4倍,发电量增长40倍,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1950年至1977年间,中国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5%,明显高于同时期苏联的9.7%、美国的4.5%、日本的12.4%、联邦德国的6.9%、英国的2.3%、法国的5.2%以及印度的6%。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农产品产量大幅提升,粮食安全得到基本保障。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1倍,棉花增长1倍多,基本上保证了人民穿衣吃饭的需要。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1949年418斤增加到1978年637斤。国家积累了必要的资金、物资、设备、技术力量,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有很大发展,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这些积累使改革开放启动时,国家具备了稳定的经济底盘、基本的物质保障和初步的人才储备,使改革开放不是在废墟上起步,而是在已有建设成果之上实现新的飞跃。
此外,这一时期“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不断取得突破,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有效保障国家安全环境,打破超级大国核垄断与武力威胁,为国家发展赢得长期和平环境,使改革开放能够在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下顺利推进。
总之,没有改革开放前30年的奠基,就没有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与成功。正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奠基,中国才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实现经济腾飞,创造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统一于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
四、指导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研究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不仅为正确看待1949年至1978年历史提供科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更为党史学界破解长期存在的研究范式局限、构建契合中国实际的自主知识体系指明根本方向。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三种理论困境。一是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叙事误区。或片面放大历史成就、遮蔽探索进程中的曲折教训,或片面聚焦历史失误、全盘否定这一时期奠基性实践,无法把握历史主流与支流的辩证统一。二是单一政治史叙事的倾向。在这种叙事中,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反右倾”斗争、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事件是关注的重点,将完整的国家建设史简化为政策对错史,形成以政治事件为唯一主线、以高层决策为全部内容的传统书写逻辑,弱化工业化、制度创设、民生发展、国防科技、对外交往等核心实践维度。三是外来理论范式的话语依附困境。部分研究照搬西方现代化理论、权力斗争分析框架评判新中国早期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未能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构建契合中国国情的分析范式,缺少自主知识体系支撑,存在历史解释力薄弱、理论主体性缺失等突出问题。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立足百年党史全局、运用大历史观与唯物辩证法,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历史地位作出权威、完整、辩证的定性论断,为学界突破既有研究局限、实现研究体系整体性升级提供指引。在决议指引下,国内近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研究成果数量与研究质量同步跃升,学界逐步统一理论遵循、完善叙事逻辑、搭建自主知识框架,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研究走向体系化、深度化、本土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取得显著进展。
第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主题主线,构建整体性历史叙事框架,历史认知更趋科学。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贯穿党的100多年奋斗历程的总主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切实践,都是服务于这一总主题的阶段性探索。这一论断从根本上校正以往窄化、碎片化的研究范式,推动学界建立贯通百年、多领域互嵌的整体性长时段叙事。
针对以往一些研究存在的割裂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民生的内在关联,局限于单一政治事件梳理的政治史叙事,学界依托第三个历史决议的理论指导,将1949年至1978年全部实践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完整进程中考察,搭建“政治制度建构—工业化物质积累—基层社会改造—民生保障体系建设—独立自主外交开拓—科技国防事业突破”多维一体阐释框架,打破仅以路线斗争、政治运动为核心的书写逻辑。在具体实证研究层面,学界跳出单纯政策评价或政治事件复盘,转向从国家治理整体视角解读基层实践。例如,以赤脚医生制度、全民扫盲运动、职工劳保体系、城乡水利工程等议题为切入点,阐释这一时期民生制度建设如何服务国家工业化战略、保障底层群众基本生存发展,实现从上层政治单一视角向“国家—社会—民众”综合分析范式转型。
在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指导下,学界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广泛深刻、圆满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从无到有、稳步推进,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制度遗产和物质基础。然而,当前舆论场上,这一重大变革时期的重要性及其伟大成就却一定程度上被低估、轻视”。近年来,学界遵循党的历史决议作出的科学论断,充分把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经历的曲折是次要的辩证定位,努力纠正部分研究低估、弱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贡献的偏向。一方面,依托国民经济增长数据、工业体系建设成果、人均粮食与医疗卫生指标等实证材料,量化印证该时期为民族复兴奠定物质基础的历史实效;另一方面,围绕“一五”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式工业化道路早期探索、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培育等议题,挖掘这一阶段独创性理论成果、制度遗产、精神财富的长远价值,系统打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大历史阶段的内在逻辑关联。研究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主次分明原则,既充分肯定这一时期彪炳史册的奠基性成就这一历史主流,同时不回避探索过程中的曲折失误,将历史教训作为推进后续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镜鉴,形成辩证统一、逻辑完整的学术叙事共识。
第二,立足制度奠基核心定位,拓展社会主义制度史研究维度。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完成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制度基础。这一论断推动学界跳出对历史是非进行简单评判的浅层研究层次,深化以制度起源、制度建构、制度运行、制度价值为核心的制度史研究。
不同于过去侧重政策调整、运动进程的研究取向,新的制度史叙事立足具体历史语境,阐释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还原1949年至1978年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制度的创设过程。在经济制度研究层面,学界关注社会主义改造政策、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与运行逻辑、“一五”计划工业化布局、三线建设区域经济重构、农村集体经济实践等议题,阐释计划经济在后发大国工业化起步阶段的独特制度优势,从集中力量办大事、快速建立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维度重估该时期经济制度的历史作用,并梳理新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索,夯实中国自主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根基。在基层制度研究层面,围绕农村集体经济、基层治理架构、城乡分配保障制度等展开实证考察,论证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根源上扫清共同富裕的制度障碍,为推进共同富裕探索提供源头实践经验。在政治制度研究层面,聚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与落地,阐释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承载的人民民主内核,厘清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政治制度一脉相承、持续完善的历史脉络,印证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关于“奠定根本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的重大判断。
第三,把握全国执政这一全新课题,形成关于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的系统性研究叙事。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长期奋斗的党,向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转变。在党的历史方位的重大转变中,党初步适应了新的形势与任务,谱写了党的建设新的篇章。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从百年大党长期执政的高度认识1949年后党的历史性转变和加强自身建设的开创性实践,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并重点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个方面总结这一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的措施与成效,指出“这些重要举措,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和全党的团结,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积累了执政党建设的初步经验”。同时,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把“党的全面领导”纳入历史叙事,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重大历史事件、历史成就的梳理充分展现了这一时期党的全面领导。
既往党史研究中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领导与党建研究,存在碎片化、附属化的短板,多将党的领导、整党运动、干部建设等内容附属于政治运动史研究,未能凸显掌握全国政权后如何管党治党这一主线。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作出新的定位、新的概括,有力指导学界纠正以往局限,站在新的理论高度,全面系统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自身建设。近年来,学界着力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全党探索治国与治党同步推进的历史进程,产出关于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实践的通史、专题、微观县域等多层级研究成果。党的领导层面,聚焦新中国成立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探索与实践,揭示这一时期党对政权机关、群团组织、军队、企业等的领导体制机制的确立过程以及对党的领导实现方式的探索。党的建设通史层面,系统梳理1949年至1978年党的思想理论武装、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体系搭建、党风廉政建设全维度实践。专题研究层面,重点深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政治建设、党内监督等议题,梳理全国执政条件下管党治党的早期探索历程,辨析相关实践的制度创设、发展脉络与经验得失,着力厘清历史实践内在逻辑,挖掘蕴含其中的治党智慧,为新时代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提供历史镜鉴。理论阐释层面,总结党借鉴苏共经验教训、立足中国国情探索执政能力建设的曲折历程,提炼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的早期成果。微观实证层面,以县域、乡村基层党组织为样本,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吸纳、教育、整顿机制,还原党扎根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的组织实践。学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建设开展的研究,基本围绕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中国路径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从历史维度印证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接续探索。
第四,推进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消除外来理论话语影响。
长期以来,境外学界衍生的“王朝循环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全面扩大中共权力”“乌托邦幻想”“极权主义模式”“计划经济资源分配由政治决定”等偏见持续渗透,造成部分研究评判标准错位、历史解释偏离史实。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形成一套完整、原创、贴合中国实际的历史阐释话语,为学界摆脱西方理论话语依附、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根本指导。
在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引下,学界从概念界定、事件阐释、理论辨析三个层面实现话语自主建构,筑牢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学术防线。其一,自主规范核心学术概念。学界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权威表述为标准,统一界定“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社会主义独创性理论成果”“计划经济体制探索必然性”等核心术语,替代西方外来分析概念,努力形成规范、统一的党史研究概念体系。其二,建立重大历史事件自主阐释逻辑。针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计划经济、党内整顿、整党整风等议题,学界立足中国历史条件进行辩证阐释:阐明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社会主义和平赎买改造的成功实践,区别于苏联式暴力没收资本家资产的方式;论证计划经济是当时人口多、底子薄、外部全面封锁特殊历史条件下,我国推进工业化的阶段性制度选择;厘清党内整顿是执政党拒腐防变、巩固群众基础的自我革命实践,摒弃西方单一化、标签化解读模式。其三,搭建驳斥历史虚无主义的系统学术辨析框架。针对全盘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艰辛探索、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历史作用、片面放大历史曲折等错误论调,学界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作出的科学历史定性为根本遵循,结合历史史实与经济社会量化数据开展系统性辨析,从学理层面正本清源,澄清各类历史认知误区。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以正确党史观、大历史观与唯物辩证法搭建起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的完整理论框架,为相关学术研究校准价值立场、更新研究范式、拓宽分析视域提供根本遵循。立足新的研究起点,学界仍需依托决议精神,持续深化对1949年至1978年历史的整体性、长时段研究,摆脱西方理论范式束缚,进一步凝练标识性概念,不断完善契合中国国情、扎根唯物史观的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提供断代史领域的成熟范式与实践示范,也为新时代坚定历史自信、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厚重学理支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