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取蘇聯解體教訓 反對歷史虛無主義【2】

三、俄羅斯歷史保衛戰

虛無主義在俄羅斯盛行的同時，並非完全沒有遭到狙擊，只是反對的聲音不佔主流。對西方模式的傾倒，對自由和民主的追求，曾是蘇聯部分知識精英選擇資本主義模式的一條重要原因，但最終他們的幻想破滅了。俄羅斯人嘗到了被人牽著鼻子走的滋味，也明白了無論改成什麼樣的體制都會被西方世界視為敵人。21世紀后，經歷了盧布惡性貶值、GDP大幅下滑、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地位嚴重下降的俄羅斯人逐漸認清了解體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創傷，客觀理性的反思逐漸成為知識界的主導力量。如今俄羅斯人不會選擇也無法選擇重歸蘇聯，但對蘇聯體制、蘇聯成就和蘇聯問題的看法已不再那麼偏激。這得益於俄羅斯執政者撥亂反正，也得益於學術界、思想界不斷以高質量的研究成果進行糾偏。

1988年3月1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了列寧格勒技術學院女教師尼娜·安德烈耶娃的讀者來信，題為《我不能放棄原則》。來信批評了社會中涌動的“反思歷史潮流”，指出當前報刊上轟動一時的文章隻能教人迷失方向，是給社會主義蘇聯抹黑。此信甚至驚動了蘇共中央政治局，最后在高層授意下被定性為“反改革分子的宣言”。[22]原蘇共主要領導人之一葉·利加喬夫反對戈爾巴喬夫的做法，但他很快被架空，其主管大眾傳媒的工作被亞·雅科夫列夫接替。他曾說，大家都知道列寧的名言，革命起義是從奪取郵局和電報局開始的，不幸言中。[23]俄共主席久加諾夫也一直在做公正評價蘇聯成就和斯大林功過的工作。“斯大林領導國家近30年。他把一個隻有犁的國家，按丘吉爾的說法，改造成一個擁有原子武器的國家。斯大林接手國家時，工業崩潰，軍隊逃亡，一半人口為文盲，隻經過19年的時間，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家就有了長足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擁有現代化工業和普及教育的國家。 如果說第一次俄日戰爭時80％的人是文盲，那麼到了1941年，所有的官兵們都能識文斷字。這是斯大林的貢獻。”這種說法是比較客觀的。俄國內甚至存在斯大林不想打仗，也不會指揮戰爭的說法，將蘇德戰爭前期的失利歸罪於斯大林一人，但是“戰爭年代，斯大林連續五年擔任四個主要職務——國家元首、總理、國防部長（國防部人民委員）和最高指揮官。沒有斯大林就不會有任何一場戰役，因為每場戰役都必須由斯大林簽署。沒有斯大林，與后方相關的任何問題也不會得到解決。” 將斯大林簡單地貼上“極權主義”的標簽，甚至將蘇維埃體制與納粹主義混為一談，這不是對歷史的嚴肅反思，而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任。

20 世紀 80 年代末期的“歷史反思熱”動搖了社會的理想信念，但實際上專業的歷史學家很少參與其中，而一些非歷史專業的文人、寫手等卻充當了“急先鋒”。正如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И·В·沃羅比耶夫在 1989 年初指出的：“喚起人們對歷史的興趣的，不是我們職業歷史學家，而是政論家、作家、經濟學家。正是他們把歷史變成它現在這種社會力量。至於職業歷史學家，除極少數人積極卷入這項工作外，真是屈指可數。”某些新聞記者和非職業歷史學家對過去蘇聯歷史評價的重新審視“帶有極端片斷的、目光狹隘的性質，興趣集中於負面的事實和現象，在沒有考慮整個發展過程及其復雜性和矛盾性的情況下大寫特寫不同活動家的悲劇命運”，“提出來的許多解釋和評價是在當時新聞記者對事件的帶有感情色彩的感受水平上形成的，缺乏對形勢、歷史傳統、社會經濟過程復雜性的深刻知識”。[24]在《“歷史學家”如何以及為什麼說謊》系列文章中，謝爾蓋·布哈林羅列了俄羅斯科學院社會科學信息研究所所長、曾經被捕入獄的持不同政見者尤裡·皮沃瓦洛夫院士報告和講話中的種種硬傷：一個連興登堡和魯登道夫都分不開的人，卻在國際會議上大肆叫囂偉大衛國戰爭既不偉大，也不是衛國戰爭，其勝利只是“一個神話”，公開將斯大林與希特勒稱為一樣的“敗類”，蘇聯是“邪惡帝國”，蘇維埃政府是“俄羅斯千年來最大的悲劇”等等。皮沃瓦洛夫還攻擊其他的俄羅斯民族英雄，如說俄羅斯偉大的元帥庫圖佐夫就是一個愛時髦的法國女演員、讀法國淫穢小說的一個無賴陰謀家等，其說法違背基本史實，嘩眾取寵，甚至荒謬絕倫，引起非常大的爭議和多數人的反感。謝爾蓋·布哈林還分別指出了留學法國、畢業后曾在蘇團中央工作的蘇聯歷史檔案學院院長尤裡·阿法納西耶夫教授關於庫利科沃波戰役的錯誤，畢業於莫斯科國立大學中文系卻寫了50多本涉及各個學科領域的專著、“任何問題的權威專家”鮑裡斯·索科洛夫“從伊凡雷帝到普京”數不勝數的各種非專業性結論，原科學院美加所研究員、著名的電視評論家尼古拉·斯瓦尼澤關於“紅軍入侵波蘭”、劃定寇鬆線和卡廷事件細節上的爭議點，以及著名的異見人士、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雷岑（蘇沃洛夫）的國內支持者安德烈·薩哈羅夫關於“斯大林制定的蘇聯極權識別系統是根據希特勒在德國開發的極權制度形成的”、“蘇聯存在著國家反猶太主義”等錯誤言論，以致蘇聯人悲哀地說：“歷史作為一門科學不復存在。”

面對如此亂象，俄羅斯總統普京下決心糾正這股風氣，重塑愛國主義。誰掌握教科書，誰就掌握話語權，誰有權解釋歷史，誰就有權闡述未來。2001年普京提出，俄羅斯應當有統一的歷史教科書，歷史學應當團結社會，而不是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和場所。2003年底，普京在國家圖書館同部分史學家座談時指出，必須剔除糟粕、去偽存真。[25]他親自指示俄羅斯科學院，要對所有的歷史教科書進行“鑒定和篩選”。2007年6月18－21日，普京主持召開全國社會科學教師會，規定今后歷史教材隻有經俄羅斯科學院和教育科學院的專家鑒定委員會認可后才能取得教科書的推薦資格。2014年1月16日，普京總統接見歷史教科書編撰者，並就修訂標准發表談話，“最重要的是還原歷史真實，現有歷史教科書不僅貶低反法西斯戰爭中蘇聯人民的作用，而且存在某些深層次的‘思想垃圾’，這些是我們絕對不能接受的”。近些年，在普京的一再要求下，俄羅斯一反戈爾巴喬夫及葉利欽時期隨意抹黑蘇聯歷史的做法，重編歷史教材，重新認識蘇聯歷史，重新評價蘇共領袖人物的作用。歷史教材編纂委員會推出兩部教師參考書：《當代俄羅斯史（1945－2006 年）》和《社會知識：21 世紀全球化的世界》，其中《當代俄羅斯史（1945－2006 年）》一書與過去否定蘇聯歷史的教材明顯不同。此書寫道，雖然蘇聯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也曾有輝煌顯著的成就，特別是在科學和文化藝術等方面，蘇聯歷史絕不單單是肅反和勞改營。新編歷史教學參考書中指出“斯大林是最成功的蘇聯領袖，建造了一個偉大的國家，贏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勃列日涅夫的“內部穩定政策”也有其積極作用，而戈爾巴喬夫過多對西方的讓步到頭來卻一無所獲，葉利欽“軟弱和親西方政策”也遭到批評。新編歷史教材以及普京對歷史教學的談話引起了俄羅斯各界和西方國家的廣泛關注。

在正確的歷史觀指引下，近年來俄羅斯學界強調對各種歷史偽說撥亂反正。如普列漢諾夫“政治遺囑”的問題，該遺囑《格·瓦·普列漢諾夫最后的想法》於1999年11月30日在俄羅斯《獨立報》發表，聲稱早在73年前普列漢諾夫就已預見到蘇聯解體，他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布爾什維克和俄國未來的看法及預言更是全盤推翻了他在人們心目中的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創始人之一的形象。歷史虛無主義者如獲至寶，認為終於找到了列寧作為一個暴君的鐵証，以及布爾什維克主義終將導致俄國覆亡的原因所在。后來經過普列漢諾夫博物館館長塔季揚娜·菲利莫諾娃，俄羅斯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普列漢諾夫的傳記[26]作者丘丘金等人考証，認定該遺囑是偽造的。[27]然而，歷史研究的復雜性在於“歷史是極其有限的﹔因為它實際上只是我們從現今回溯過去認識到的部分”[28]，在此意義上我們需要把歷史虛無主義與有爭議的歷史問題區分開來。比如卡廷事件，盡管1990年后俄羅斯官方對此直承不諱，但俄羅斯國家杜馬與國家建設委員會副主席、科學院院士、卡廷事件泛斯拉夫會議國際委員會主席伊柳欣和俄羅斯自由民主黨副主席弗拉季斯拉夫·施韋德等人都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們援引布爾堅科院士委員會在40年代的調查結果，指出當時蘇方挖掘出約有900具尸體，就算相信德國人的數據也不過是4000多具尸體，如今波蘭政權宣稱有21700具尸體，是沒有依據的。歷史學博士朱可夫指出，1943年2月希特勒來到斯摩棱斯克，住在特殊掩體裡，波蘭戰俘參加了掩體的修建，然后被槍斃，這是非常可能的一種情況。歷史學家С.Э.斯特雷金強調獨立調查很難，軍事總檢察院根據解密的貝利亞1940年日記作出槍殺波蘭軍官的基本結論，而原件並不在刑事案件卷宗裡，也未經任何檢驗和其他調查，更為關鍵的，貝利亞日記不知為何是用兩台打字機打的，所以很可能這些文件后來被偽造過。[29]還有專家指出，波蘭人是被德國武器槍殺的，許多人的手被紙繩綁著——蘇聯從不這樣做，在德國倒是非常普遍。[30]波蘭方面則認為俄共推出伊柳欣等學者的觀點與蘇共偽造和掩蓋真相乃一脈相承，旨在為斯大林推卸責任。盡管我們作為第三方，很難對特殊歷史時期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的真相進行調查和辨析，但我們相信真理愈辯愈明，當史學界不只是一種聲音壓倒一切時，就為發現更多的真相提供了可能。[31]

四、結語

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從蘇聯解體的過程來看，丑化領袖、抹黑英雄、歪曲史實、編造謊言，將集體主義壯舉誣蔑為群氓行為，將民主集中制歪曲成納粹主義，將本來有著崇高道德追求的共產主義運動低俗化為個人功利主義沖動，是歷史虛無主義的通常做法，其目的是引起人們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理想的反感，瓦解人們建設一個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美好未來的信心。

蘇聯歷史虛無主義發生、發展和演進的過程，折射出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和尖銳性。應該看到，這種現象與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息息相關。社會主義運動自19世紀以來在西方興起，歷經波折，堅韌向前。不同於資本主義借“自由”之名對剝削的保護，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是社會公平，為人民群眾伸張權利。有些人在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后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被唾棄，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裡，他們完全忘記了社會主義曾給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帶來的高速增長，帶來的國力增強和人民福祉的提高，帶來的精神和文化領域的豐碩成果。以蘇聯為例，斯大林執政時期，蘇聯涌現出諸多文學家、音樂家、詩人和科學家，蘇聯的各種學派在國際上有巨大影響，蘇聯人民充滿了幸福感和自豪感，這是不能一概否認的。當然，不是說一旦實行了社會主義，什麼問題都迎刃而解了，所有矛盾都消除了，等待我們的就是天堂裡的生活。經濟體制過度集中和政治體制過度集權是蘇聯的弊病，斯大林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但蘇東劇變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的失敗，隻能讓我們充分認識到建設社會主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鄧小平同志於1988年就指出：“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32]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角度看，各國建設社會主義沒有范本，模式方法各不相同，但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不容否定。

歷史虛無主義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反面，是一種反動的唯心史觀，決不能聽之任之，任由其虛無掉我們黨的豐功偉績和人民對社會主義事業的信心。習近平同志強調，要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和記述歷史，把歷史結論建立在翔實准確的史料支撐和深入細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礎之上。[33]這就要求我們以科學的態度對待唯物史觀，堅持不懈地以唯物史觀為武器，大力開展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批判斗爭，讓唯物史觀成為掌握群眾的思想武器，從而取得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斗爭的偉大勝利。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注釋：

[1] 王恆：《虛無主義：尼採與海德格爾》，《南京社會科學》，2000年第8期，第8-12頁。

[2] 《海德格爾選集》，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816頁。

[3] 馬寅卯：《試論托爾斯泰的法律虛無主義及其困境》，《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第5期，第8-15頁。

[4] 【英】以賽亞·伯林：《俄國思想家》，彭淮棟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頁。

[5] 參見楊洋《論俄羅斯虛無主義的思想史背景》，《俄羅斯文藝》，2016年第1期，第96-102頁。

[6]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王德樹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頁。

[7] [蘇]羅伊·麥德維杰夫:《論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劉明等譯，群眾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頁。

[8] [蘇] 米·謝·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載[蘇]《真理報》，1988年7月1日。

[9] [俄]亞·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頁，第28－30頁。

[10] [俄]亞·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改革運動》，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109頁。

[11] 同上，第339頁。

[12]參見[蘇]《戈爾巴喬夫言論集》，莫斯科1988年俄文版第5卷，第386－436頁。

[14] 參見維克多·蘇沃洛夫《主犯：斯大林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宏大計劃》，美國海軍協會出版社，2008.

[15] Margolis, Eric. "Don't Blame Hitler Alone for World War II". ericmargolis.com. Retrieved 2009-10-21.

[16][俄] 亞·尼·雅科夫列夫：《記憶的旋渦》，莫斯科2000年俄文版，照片題字。

[17] 參見《蘇共的失敗及教訓》，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171頁。

[18] 羅伊·麥德維杰夫:《論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劉明等譯,群眾出版社,1984年,第13頁。

[19] [俄] 弗·亞·利西齊金，列·亞·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163頁。

[20] [俄]安·米格拉尼揚：《當代俄羅斯的國家意識形態問題》，載《俄羅斯現代化與公民社會》，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269頁。

[21][蘇]《真理報》，1991年7月9日。

[22] 參見張樹華：《歷史、歷史觀與三十年來的俄羅斯政治》，《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第132-140頁。

[23] 參見[俄] 弗·亞·利西齊金，列·亞·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頁。

[24]Г．Д. 阿列克謝耶娃：《歷史·意識形態·政治（二三十年代）》，載《20世紀俄國的歷史科學》，第84頁，轉引自陳啟能：《蘇聯解體前的“歷史熱”》，載《史學理論研究》雜志，1998年第4期。

[26] 傳記的俄文書名為：Г.В. Плеханов: судьба русского марксиста. 莫斯科，1997年版。

[27] 歐陽向英：《普列漢諾夫“政治遺囑”真偽辨》，《馬克思主義研究》，2013年第7期，第130-135頁。

[28] 德羅伊森：《歷史知識理論》，胡昌智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頁。

[29] 2009年，根據國際項目調配員謝爾蓋·斯特雷金的倡議，對貝利亞794 / Б日記的真實性進行了正式調查。偵察學家的結論是明確的：日記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頁是用一台打字機打的，而第四頁是用另一台私人打字機打的。

[30] 參見俄共網站，2010年2月12日《卡廷事件應重新審視！》，2010年4月28日《卡廷慘案：德軍罪行的証據越來越多》，2010年4月30日《關於卡廷的謊言與真相：特殊文件夾裡隱藏了什麼？》，2010年6月2日《特殊文件夾在克裡姆林宮授意下偽造》等系列文章。

[31] 參見馬維先編譯《<卡廷秘密>:俄羅斯獨立專家研究卡廷事件的一部力作》，載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黃皮書：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15∼2016）》，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227頁。

[32]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頁。

[33] 王偉光：《堅持唯物史觀 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虛無主義批判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