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峰：“踱方步”、“上屋頂”的戰略思想家陳雲
李洪峰
陳雲經常說，做工作要有戰略眼光，要拿出一定時間“踱方步”。踱方步，深思考，不僅要有看和聽的時間，還要有想的時間。應該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要上屋頂，不要老呆在地下室。對於全局和局部的關系，他有一句名言，全局在，可以挽救局部﹔而全局垮，則局部不能挽回。他認為，上層機構要有專人考慮大問題，專門考慮戰略性問題，要有這樣的戰略家。他認為，對於領導者特別是各個部門、各個地方的主要領導者來說，做好日常工作很重要，專心思考和研究戰略性問題也很重要，而且更加重要。越是責任大、任務重，越要從大的方面看問題，保持頭腦清醒。隻有這樣，才能做到見事及時，從容應對前進道路上可能出現的各種困難和風險。
陳雲就是我們黨內這樣一位“踱方步”、“上屋頂”的戰略思想家。他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提出的一系列科學論斷和許多重大思想，是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重要內容，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下面著重從經濟工作和黨的建設兩個方面，對陳雲提出的重大思想，作一些列舉和說明。
一、陳雲關於經濟工作的重大思想
陳雲關於經濟工作的重大思想，反映了他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深刻認識，主要有：
（一）領導經濟工作必須了解國情，堅持從基本國情出發。陳雲認為，我們搞現代化要學習借鑒別國的經驗，但無論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西方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工業化國家，都沒有中國的這些特殊情況，所以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不能照抄照搬。早在1956年，在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關鍵時刻，針對有些人照搬照抄外國經驗，急於過早地建立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忽視市場作用的情況，陳雲提出應當建立一種“有利於人民的社會主義經濟”，即產品質量提高、品種增加、產量擴大、服務周到，從而有利於廣大人民的社會主義經濟。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陳雲強調：“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是在新的情況下進行的。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麼事情也搞不好。我們的國家是一個九億多人口的大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這個現實的情況，是制定建設藍圖的出發點”。[[1]]
（二）搞經濟建設的最后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生活，要真正為人民謀福利。還在激烈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陳雲同志就尖銳地指出：“作為一個革命家，不能只是高談闊論，主要是工、農、兵、學、商，三百六十行，即做各種各樣的實際工作。否則，就要打敗仗，革命革不成，就不能生存。”“技術、經濟、事務工作有其政治意義，政治工作也會帶有技術、經濟、事務性。”“單純的政治工作，是沒有的。”[[2]]建國以后，他更加強調把經濟建設放在首要地位來抓。他說：“現在全國解放了，人民民主政權建立了，如果還不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則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沒有保障的”，“應該首先考慮國家的需要，也就是首先考慮如何加速國家經濟建設的問題”。[[3]]他把經濟建設提高到關系人民的命運和政權性質的高度來看。他說：“眼光要放在經濟上。”“我們的各項工作是否搞得好，不僅關系到四億七千五百萬的命運，而且對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業有著重要的影響。不看清楚這些，便不可能認識我們的責任。”[[4]]他尖銳地指出：關系全國人民經濟生活的事是第一位的大事，一定要抓緊管好，“如果我們不管，怎麼能算人民的政府呢？”[[5]]“我們共產黨必須天天關心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管吃、穿、用，管油、鹽、柴、米。不要看不起這些”。[[6]]１９５６年后“左”的傾向開始抬頭，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搞階級斗爭為綱，我國社會經濟秩序遭到嚴重破壞，對此他十分著急。１９７８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全國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他表示由衷的高興，並立即出來主持全國經濟工作，對經濟調整和發展起了決定性作用。陳雲認為，不解決實際問題談為人民服務，是空話一句。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必須兼顧。如果我們不能解決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便站不穩。1959年6、7月間，毛澤東在廬山同協作區主任談話中說：“大躍進重要教訓之一，就是沒有搞好綜合平衡”。“過去陳雲提過，先市場，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其他。有同志不贊成。現在看來，陳雲的意見是對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個字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7]]
（三）建設規模必須與國力相適應。陳雲認為，“建設規模的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適應還是不適應，這是經濟穩定或不穩定的界限”。[[8]]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搞建設，真正腳踏實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於求成反而慢，這是多年來的經驗教訓。他一再強調：“我們是十億人口、八億農民的國家，我們是在這樣一個國家中進行建設。香港、新加坡、南朝鮮等地區沒有八億農民這個大問題。歐美日本各國也沒有八億農民這個大問題。我們必須認識這一點，看到這種困難”。“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現代化用人少，就業難。我們隻能在這種矛盾中搞四化。這個現實的情況，是制定建設藍圖的出發點。別的國家沒有這麼多人，沒有這麼多農民。”當西方國家指責中國窮的時候，他說：“窮，這是應該承認的”，要看到我們還很窮，“同日、德、英、法不同，工業基礎不如他們，技術力量不如他們，這兩點是很重要的。”看到窮，底子薄，“考慮到我國人多、地大、各地情況不一樣這個事實。”[[9]]應該從這樣的基本實際出發，制定方針政策，進行現代化建設。這是徹底的唯物主義。把握住這一點，我們就能把握住經濟建設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我們推進現代化運行就能無往而不勝，否則必然遭受挫折失敗。他提出了建設規模和國力相適應的五大原則，即財政收支和銀行信貸都必須平衡，而且略有結余﹔物資要合理分配，排隊使用﹔人民購買力提高的程度要與能夠供應的消費物資相適應﹔基建規模要考慮農業的約束力﹔基建規模和財力、物力間的平衡不僅要看當年，而且必須瞻前顧后。這些話，今天仍有重要意義。
（四）經濟建設必須注意綜合平衡。陳雲指出：“任何一個部門都不能離開別的部門。一部機器，隻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東西都有了，還是開不動。按比例是客觀規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所謂綜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他指出：國民經濟“應該在綜合平衡的基礎上全面安排。”綜合平衡要從現有的經濟水平出發，而不能從發展的願望出發，而且必須“留有余地”。他提出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時刻關注研究農輕重的比例，工業內部基礎設施與加工工業的比例，民用工業與軍用工業的比例，大廠與小廠的比例，生產與消費的比例，以及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的比例，“既要研究那些已經形成的比較合理的比例關系，更重要的是研究暴露出來的矛盾”。他強調，“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10]]許多好事是不能一下子辦到的。這一基本觀點，揭示了社會發展過程中一條最重要而又易於為人們所忽視的基本經濟規律，不僅繼承了馬克思關於“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消滅，所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形式”的思想，而且密切結合我國實際，提出“留有余地”，“量力而行”等基本原則，從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我國現代化建設有重大指導意義。陳雲認為，搞經濟不講綜合平衡就寸步難移，一定要統籌兼顧，保証國民經濟按比例地健康發展。按比例是客觀規律，國民經濟能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實現綜合平衡最重要的是做到財政、信貸、物資和外匯收支的平衡。國家的財力物力一定要用得恰當。所謂恰當，就是遲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緩用、急用的問題解決得好。建設重點隻能根據全局的長遠的利益，經過綜合平衡來確定。他有一幅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深刻揭示了綜合平衡的極端重要性。
（五）正確處理開源與節流的關系。陳雲認為，所謂開源，就是發展經濟。節流很重要，開源更重要。他用打比方的方法形象地說，對支出用“削蘿卜”的辦法，對收入用“擠牛奶”的辦法，在財政和經濟上都會有利。
（六）發展農業是頭等大事，必須堅持“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原則。陳雲一再告誡我們，我國“真正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業問題是全國的大事”，“對於這樣關系全國六億多人民的大事，關系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大事，是不能不關心的”。“農業問題，市場問題，是關系五億多農民和一億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問題，是民生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應該成為重要的國策。”“先把農民這一頭安穩下來，”“擺穩這一頭，就是擺穩了大多數，七億多人口穩定了，天下就大定了。”[[11]]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人是要吃飯的，不能天天靠吃馬列主義過活，一天不吃飯，肚子就餓得哇哇叫。”同時，“農業對經濟建設的規模有很大的約束力”，“農村能有多少剩余產品拿到城市，工業建設以及城市的規模才能搞多大。其中關鍵是糧食。”因此，現代化建設必須堅持“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原則，必須堅持以農輕重為序，把農業放在第一位。“工業不能擠農業，城市不能擠農村，而要讓農業，讓農村。”任何時候“不能讓農民喘不過氣來”。[[12]]陳雲認為，糧食定，天下定﹔糧食緊，市場緊。“無農不穩”，“無糧則亂”。農業發展不起來，工業就很難發展。十億人口吃飯穿衣，是我國一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大政治問題。
（七）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要走一步看一步，隨時總結經驗。陳雲長期從事經濟建設的領導工作，從他的切身體驗中最早認識到市場和市場調節的重要作用。早在1956年，陳雲在黨的八大上就提出了“三為主，三為輔”主張，其中就包括了市場調節的問題。在改革開放之初，即1979年3月8日，他又寫了《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提綱，闡明了對計劃與市場關系的基本思想。陳雲認為，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的計劃工作制度中出現的主要缺點，都是隻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而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忽視市場和價值規律，不是企業家辦經濟。打破閉關自守的政策是正確的，借些不吃虧的外債和引進有利的技術是必要的。現在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其意義不下於五十年代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
（八）要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陳雲認為，搞活經濟是在計劃指導下搞活，不是離開計劃的指導搞活。這就像鳥和籠子的關系一樣，鳥不能捏在手裡，捏在手裡會死，要讓它飛，但隻能讓它在籠子裡飛。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如果說鳥是搞活經濟的話，那末，籠子就是國家計劃。當然，“籠子”大小要適當，該多大就多大。經濟活動不一定限於一個省、一個地區，在國家計劃指導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區，甚至不一定限於國內，也可以跨國跨洲。搞好宏觀控制，才有利於搞活微觀，做到活而不亂。要進行必要的國家干預。中央的政治權威要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作基礎。沒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中央的政治權威是不鞏固的。在經濟活動中，中央應該集中必須集中的財力。
二、陳雲關於黨的建設的重大思想
陳雲關於黨的建設的重大思想，反映了他對黨的建設規律特別是執政黨建設規律的深刻認識，主要有：
（一）黨的建設包括黨的組織工作，要適合政治路線的要求、保証黨的政治路線的執行。延安時期，陳雲作了七年中央組織部部長。中組部無論是抓干部的培養選拔、管理監督，抓各級領導班子的配備和思想政治建設、作風建設，還是抓黨員發展和管理教育，抓各級黨組織的組建、調整，都貫穿了黨的政治路線的要求，緊緊圍繞黨的政治路線來進行。陳雲認為，黨的建設既要正確了解黨的政治路線，又要切實了解具體情況，避免“空談”和“盲目”。
（二）選拔干部要德才並重，以德為主。陳雲堅持了黨的干部路線,豐富了黨的干部政策。他強調，選拔任用干部要以德才兼備為標准，更要注重於德，要確實提拔那些黨性強，作風正派，敢於堅持原則的人。要注意五湖四海。他強調，要在實際工作中鍛煉干部。領導干部要嚴格要求自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陳雲較早地提出了培養選拔接班人這個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多次強調要成千上萬地培養選拔中青年干部，參與制定了干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方針。經過全黨的努力，干部隊伍新老交替已形成制度。陳雲認為，我們用干部要五湖四海，再加一個德才兼備，這是提拔干部的大方針。延安時期，陳雲明確地提出了挑選干部的四條標准：一是忠實於無產階級事業，忠實於黨﹔二是與群眾有密切的聯系﹔三是能獨立決定工作方向並負起責任﹔四是守紀律。並指出，才，不是空才﹔德，不是空德。考察一個干部的才和德，主要應看其在完成任務中的表現。后來他又提出了“用干部的標准，概括起來有二：政治，能力。兩者不能缺一，以政治為主”、“德才兼備，以德為主”、“使用人才的原則，是用人唯賢”。他明確提出：“要嚴格把好政治標准這一關。德才相比，我們要更注重於德，就是說，要確實提拔那些黨性強，作風正派，敢於堅持原則的人”。
（三）干部政策，就是用人之道，要了解人、氣量大、用得好、愛護人。陳雲認為，善用各種人才，才能成大事業。陳雲把了解干部放在干部工作的首位。指出：“一個人的長處裡同時也包括某些缺點，短處裡同時也含著某些優點。用人就是用他的長處，使他的長處得到發展，短處得到克服。天下沒有一個人是毫無長處、毫無優點的，也沒有一個人是毫無短處、毫無缺點的，所以我們說，在革命隊伍裡，無一人不可用”。[[13]]陳雲經常講：“中央組織部不是法院，不是檢察院，我們要使用干部，要發揮干部的長處，就要發現干部的長處。看一個人，要看他的長處，看他的優點，看他的主流。”陳雲以一個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胸懷提出“廣招天下士，誠納四海人”。針對有的同志容不得人，喜歡簡單，不喜歡復雜。他指出：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復雜情況。隻有幾個人，不要發展，才簡單，但是革命一定不會成功。共產黨是先鋒隊，要領導廣大后備軍，要與廣大群眾打成一片，它周圍必然是復雜的。因此，還是復雜一點好，還是“天下英雄豪杰雲集延安”好，這樣有利於團結更多的同志，革命才能成功。
（四）各級領導班子都要實行民主集中制，實行集體領導制度。陳雲高度重視黨的民主集中制建設，他多次強調，隻有通氣，才能團結，隻有民主，才能集中。要照黨章辦事，不要一個人說了算。民主革命時期，陳雲就精辟指出：“不民主，隻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14]]1980年2月，陳雲提出：“要認真實行集體領導制度。民主集中制，是既要民主，又要集中。黨的任何一級組織，允許不同意見存在，我看這不是壞事。有不同意見，大家可以謹慎一些，把事情辦得更合理一些。允許不同意見的辯論，這樣可以少犯錯誤。一個人講了算，一言堂，一邊倒，我認為不好”。[[15]]1985年，他強調：“重大問題的決定，必須經過集體的充分討論”。[[16]]
（五）支部是黨的最基本的組織，是黨的力量增長的主要源泉。陳雲強調支部不但要在組織上具有核心堡壘的形式，而且要在實質上真正能起核心堡壘的作用，為建設、鞏固和發展黨的基層組織提供了有力的指導。陳雲指出，支部是黨的最基本的組織，是黨團結群眾的核心組織，是黨的力量增長的主要源泉。如果沒有黨的支部這一基層組織把全體黨員組織起來，黨就會成為一盤散沙，黨的領導就無法落實，就不能形成全黨的統一行動。黨的一切口號、主張、政策，依靠支部才能具體深入到黨員和群眾中去。他強調，要加強支部在群眾中的工作，經常了解群眾的情緒、群眾的呼聲，幫助群眾解決問題。支部在周圍群眾中間工作的好壞，是測量支部工作好壞的尺度，一切脫離群眾的支部，都是最不鞏固的支部。隻有黨與群眾密切聯系著，隻有黨的支部真正成為群眾核心的時候，黨才是一個鞏固的黨，支部才是黨在群眾中的堡壘。陳雲要求，各級黨委要培養好支部干部，加強對支部的領導，鞏固黨的基層組織。
（六）黨員的質量重於數量。陳雲強調提高黨員素質，發揮黨員作用在黨的建設中佔有頭等重要的位置，為加強黨員隊伍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陳雲鮮明地提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由無產階級中覺悟的先進分子所組成的。必須經常有系統地注意調劑自己黨員的成分，並有計劃地做好教育黨員的工作。他強調，黨員的質量重於數量，並針對抗日戰爭初期各地大量發展黨員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及時提出了放慢發展速度、邊鞏固邊發展、以教育提高為主的發展黨員的方針。陳雲一貫重視從思想上建設黨，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共產黨員的六條標准。他強調：共產黨員要終身為共產主義奮斗，要嚴格遵守黨的紀律，黨員對黨要忠實，學習是共產黨員的責任。陳雲認為，要堅持共產黨員的條件和標准。共產黨員時刻不要忘記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要站穩黨的立場。誰要是喪失了革命的和黨的立場，誰就喪失了共產黨員的資格。
（七）嚴守黨的紀律，黨的紀律不存在“鬆綁”的問題。早在革命戰爭年代，陳雲就十分重視維護黨的紀律。改革開放以后，針對黨內存在的問題，他指出，“黨性原則和黨的紀律不存在‘鬆綁’的問題”，[[17]]紀律是保証黨的意志、行動統一的重要武器，共產黨員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黨的紀律。他強調，從嚴執紀是端正黨風的有效手段，全黨必須狠剎不正之風，堅決制止各種違法亂紀行為﹔對嚴重經濟犯罪分子，要加大力度，從嚴懲辦。同時他認為，對黨員、干部既要嚴格要求，又要關心愛護。要加強教育，提高素質，拒腐防變。陳雲認為，無產階級政黨是一個最有紀律的黨，如果沒有鐵的紀律就不能鞏固自己。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是我們黨的鐵的紀律。黨內不允許有不遵守紀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組織”。
（八）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必須抓緊搞、永遠搞。這是陳雲在1980年提出的一個重要觀點，也是在總結我們黨30年執政經驗和世界上其他各國執政黨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作出的重大科學論斷。這一重要論斷，把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提到了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的戰略高度來認識，深刻揭示了新時期加強黨風建設的極端重要性、緊迫性和長期性，對於全黨提高認識，統一思想，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為加強黨風建設，他要求各級黨組織和紀律檢查機關把加強黨性教育和紀律教育作為黨的建設的一個根本問題來抓，使廣大黨員干部自覺地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努力從根本上克服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陳雲認為，執政條件下加強黨風建設的重點是解決以權謀私問題。端正黨風必須堅持從嚴治黨，關鍵是領導干部以身作則、率先垂范。陳雲認為，黨的紀律是促進改革和發展的重要保証。黨的紀律檢查工作要圍繞改革發展的大局。隻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不斷取得勝利，才能從根本上為黨風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提供有利條件。
三、今天我們應該著重向陳雲同志學習什麼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戰略思維，指出：“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准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注重從戰略層面解決問題，抓住戰略機遇，作出戰略決策，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理論和實踐的一個鮮明特點。在全黨深入貫徹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積極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偉大勝利的歷史進程中，我們重溫陳雲同志的一系列重大思想，具有重要意義。特別要著重學習陳雲同志堅如磐石的政治信念、終身不渝的學習精神和重視調查研究的優良作風。
首先，學習陳雲同志堅如磐石的政治信念。
陳雲的戰略思維，源於他堅如磐石的政治信念。信念使他站得高、看得遠、想得深，對未來充滿信心。陳雲認為，共產黨員要堅定共產主義信念，堅定對黨的信念，這是共產黨員的第一條標准，他指出：“共產黨是為人類的徹底解放，為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事業而奮斗的政黨。因此，一個願意獻身共產主義事業的共產黨員，不僅應該為黨在各個時期的具體任務而奮斗，而且應該確定自己為共產主義的實現而奮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觀”。“每一個黨員應該深刻知道中國革命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斗爭過程，在彎曲險峻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必須經歷長期的艱苦和波折﹔在與敵人經常的斗爭中，在每一事件的緊急關頭，還有犧牲的可能。因此，每個共產黨員不僅要堅信共產主義必然實現，而且必須對於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有不怕犧牲，不怕困難和奮斗到底的決心”。[[18]]他說，“任何一個共產黨員，每時每刻都必須牢記，我們是搞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我們進行的事業，是社會主義的事業”。[[19]]陳雲在一次談到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的運用時說過：“有了堅定的立場，才能掌握這個方法。如果盡是為了個人打算，一輩子也掌握不了這個方法。個人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矛盾就在這裡。真正做到實事求是，必須有無產階級的立場。大家如果都能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對問題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辦了。黨內隻應當有這種態度，這就是共產黨員的態度。”[[20]]無論斗爭如何艱巨、情況怎樣復雜，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陳雲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始終堅貞不渝，表現出共產黨人不可動搖的意志和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
陳雲是堅持真理、堅持原則、勇於擔當、獨立思考的典范。“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他認為，“要堅持原則，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隻有我們黨內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風氣，黨的團結才有基礎，黨才有戰斗力，整個社會風氣才會跟著好轉，才會使正氣上升，邪氣下降”。[[21]]他從不講假話，即使在巨大的壓力面前，也敢於堅持真理，堅持正確意見，並顧全大局，維護團結，按組織渠道陳述和堅持自己的意見。在延安整風期間，他不同意康生把大批干部打成敵特分子的“挽救運動”﹔新中國成立后，他領導經濟工作一貫堅持“基本建設要與國力相適應”，“要重視人民生活”，反對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高指標的浮夸風，在毛主席指責他離右派隻差五十米的嚴重壓力下，他也沒有看風使舵﹔粉碎“四人幫”以后，在“兩個凡是”還沒有沖破之時，他就力主糾正天安門事件等重大冤假錯案，提議讓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他從不講空話，從不發表空泛的議論，每講一個問題，必定經過深入調查和周密思考，算大賬高瞻遠矚，算小賬明察秋毫。他從不講套話，他的風格歷來是開門見山，一針見血，簡練明了，不落俗套。他一生無私無畏，秉公行事，從不計較個人進退得失，為維護人民的利益和真理的尊嚴，在關鍵時刻敢於坦言直陳，甚至寧肯沉默也不講違心的話。1985年6月，陳雲曾經談了對堅持原則的一些看法。他說，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毛主席要我講話，我不肯講，在陝西組的會上講了“交換、比較、反復”。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我也是頂的，講了彭德懷的問題，超出了當時華國鋒關於平反冤假錯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界限。以后，審判“四人幫”，政治局開會討論，許多同志主張江青判死刑。我說不能殺，同“四人幫”的斗爭終究是一次黨內斗爭。有人說，黨內斗爭也可以殺。我說黨內斗爭不能開殺戒，否則后代不好辦。總之，我是一方面小心謹慎，一方面又很硬。他認為堅持原則，同遵守紀律是統一的，提出了“堅定的革命者視紀律為自由”的重要觀點。他用生動的比喻說明，“真正的游泳家在水裡是自由的，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紀律的革命運動裡，也是自由的”。[[22]]他強調，要真心地、具體地遵守黨的紀律。真心地遵守，就是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具體地遵守，就是要在各種具體的情形下遵守紀律，“具體地遵守紀律，就一定要服從支部，服從直接的上級，即使上級的人比你弱，你也一定要服從”。[[23]]陳雲說：“我們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是什麼就是什麼，應該怎樣就怎樣”。“共產黨員參加革命，丟了一切，准備犧牲性命干革命，還計較什麼面子？把面子丟開，講真理，怎樣對於革命有利，就怎樣辦。我們肩頭擔負這樣重的任務，如果強調講面子，在討論問題時，就會不客觀”。“如果一切從自己面子的角度出發，討論問題、看問題摻雜個人得失在裡面，立場不正，就不會看得很清楚，不會講真理，結果一定是害人害己。犯錯誤就是把客觀看錯了，結果也錯了”。[[24]]
其次，學習陳雲同志終身不渝的學習精神。
陳雲的戰略思維，源於他堅持學習、善於學習。學習使他學識淵博、視野開闊、思想深刻，看問題能抓住本質，抓住要害。陳雲多次說，我參加革命幾十年，從沒有停止過學習。陳雲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要學習，隻有多學習，才能有進步。要多讀書，多學文化，多學有用的東西。學習語文、政治、數學、史地，還遠遠不夠，要學社會學、經濟學，要了解社會，了解世界。陳雲自幼家境貧寒，年僅四歲就父母雙亡，在舅舅撫養照顧下，隻讀到高小畢業，就因再無力交付學費而被迫輟學。因此，他非常渴望學習，珍惜難得的學習機會。無論斗爭環境多麼險惡，工作怎樣繁忙，他都始終堅持學習。勤奮學習，成為陳雲最重要的品格之一。
陳雲認為，學習非常重要，是做好工作的前提條件。他說：“學習是做好工作的一個條件，而且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因為“共產黨員有了革命的理論，才能從復雜萬分的事情中弄出一個頭緒，從不斷變化的運動中找出一個方向來，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不然，就會在復雜的、不斷變化的革命環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獨立工作，也不能正確地實現黨的任務和決定。所以每個共產黨員要隨時隨地在工作中學習理論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進革命知識，培養政治遠見。”[[25]]
陳雲強調，學習最重要的是學習好馬克思主義哲學，掌握好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他指出：“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這就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習哲學，可以使人開竅。學好哲學，終身受用。”[[26]]
陳雲學習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深思，從來不生吞活剝，不死記硬背，而是聯系實際，力求理解，在理解的基礎上抓住最核心、最基本、最本質的東西，並且善於用自己的話把它表達出來。例如，他在延安把毛澤東起草的電報、文件都認真讀了一遍，最后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要實事求是。然后，他又通過學習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哲學著作，深入思索如何才能做到實事求是的問題，概括出了“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原則。
陳雲學習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一以貫之，終身不渝。“文化大革命”期問，陳雲受到嚴重沖擊，一度被迫離開北京到江西“蹲點”，這反而給他提供了又一個極好的讀書學習機會。他每天上午去住所附近的石油化工機械廠參加工人的班組會，下午和晚上則在住所讀書。這段時間，他給自己制定了一個讀書計劃，重新閱讀《馬恩選集》、《資本論》、《列寧選集》、《斯大林選集》、《毛澤東選集》等經典著作，特別是列寧在1917年2月革命后一直到逝世前寫的《列寧全集》各卷，並用鋼筆和不同顏色的鉛筆在上面畫了大量的道道、杠杠、圈圈，還寫下了許多批注。他說：“不讀不行啊!‘老祖宗’還是管用的!”[[27]]
1972年4月，陳雲回到北京。不久，中央決定讓他參加國務院業務組的工作，協助周恩來抓外貿。由於時間比較寬鬆，陳雲又給自己訂了一個讀書計劃，打算用兩年時間再精讀一遍《馬恩選集》、《列寧選集》、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若干著作。他不僅自己讀，還把家裡成員組織起來，成立一個學習小組。首先學習的著作是毛澤東的《實踐論》，學習的方法是每人先分頭自己閱讀，然后每星期天早上6點半到9點半集中在一起討論，提出疑問，交流學習心得。
1981年，中央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鄧小平去看望陳雲。陳雲建議中央提倡學習，主要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重要是學習毛澤東的哲學著作，提高工作方法、思想方法。鄧小平很重視陳雲這個意見，立即轉告起草小組負責同志，指示他們在決議中要把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寫得更豐富、更充實，結束語要加上提倡學習的意思。
陳雲關於學習的重要論述和終身學習的活動，給我們揭示了一個重要真理：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特別是像我們這樣一個大黨、大國和人口眾多的民族，如果沒有科學理論的武裝和對各種知識的掌握，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騰飛，不可能有現代化的前途。學習問題，關系到廣大干部自身的進步，關系到國家、民族的興衰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
第三，學習陳雲同志重視調查研究的優良作風。
陳雲的戰略思維，源於他經常的、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調查研究使他不脫離群眾、不脫離實際，始終保持清醒頭腦。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陳雲，特別是他，懂得較多。他的方法是調查研究，不調查清楚就不講話。陳雲強調：“所有正確的政策，都是根據對實際情況的科學分析而來的”。“我們應該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去弄清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決定政策”。[[28]]陳雲特別重視調查研究、善於調查研究，反對虛夸浮躁、急功近利。陳雲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他總是強調：“解決群眾切身問題的辦法，必須在群眾中去討論，到群眾中去找尋”。“充分發動群眾是開展一切工作的關鍵”。[[29]]陳雲堅持發揚發主作風，十分注重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特別是不同意見。他調查研究的方法：一是派一些地位不高、知名度不大的身邊工作人員下去調查，這樣的同志容易接近群眾，便於了解實情﹔二是請人上來，多找一些在第一線負責具體工作的同志進行小范圍交談，這樣可使調查對象打消顧慮，講出實情，也便於對各種意見進行比較﹔三是廣交知心朋友，特別是在基層群眾中交朋友，這些人沒有“烏紗帽”問題，敢講真話﹔四是必要時親自下去。他認為，其他所有形式的調查都不能代替領導干部親自深入基層搞調查。
建國以后，直到改革開放，陳雲在各個歷史時期，親自進行了至少十次重要的調查研究。第一次，1949年7月至8月，到上海主持召開上海財經會議，研究當時上海和全國財政經濟困難的對策。第二次，1949年11月，組織中央財經工作委員會所屬各部，召開了20多次專業會議，摸清了全國農業、工業、交通運輸、財政金融的情況。第三次，1951年3月，到武漢調查商品流通情況，重點了解了人民需要哪些工業品，交通運輸對商品流通的影響。第四次，1955年1月和5月，兩次到上海青浦縣調查糧食統購統銷問題，形成了定產、定購、定銷的政策思路。第五次，1960年冬，到上海、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調查解決國民經濟發展問題，摸清了工業困難、糧食緊缺、經濟失衡等情況，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進口糧食、動員城市人口下鄉、工業支援農業、發展化肥工業等政策主張。第六次，1961年3月至4月，在北京、杭州、南京等地召開關於加速發展化肥工業的座談會，推動了化肥工業的發展。第七次，1961年6月至7月，到上海青浦縣小蒸公社，調查母豬私養、種雙季稻還是種蠶豆和單季稻、農民自留地等問題，向中央寫了調查報告，對於糾正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消極影響發揮了積極作用。第八次，1961年10月至12月，先后主持了煤炭工業座談會和12次冶金工業座談會，初步摸清了煤炭和冶金工業的具體情況，並提出了解決建議。第九次，1973年至1974年，受周恩來委托，到廣州等地調查和研究外貿問題。第十次，1979年5月，針對上海寶鋼建設中存在的不同意見，到上海召集冶金專家座談，作出了“寶鋼建設是四化建設的一個大項目，上了馬就要干到底，隻能干好，不能干壞，要把先進技術學到手”的論斷。
陳雲同志重視調查研究的優良作風，深刻地啟示我們：調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隻有堅持經常的、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才能正確地制定政策，才能有效地推進工作，才能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從而不斷地把我們的事業推向前進。
（作者單位：中央紀委駐文化部紀檢組 原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