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中央纪委领导集体构成研究
[摘要]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的构成中，常委以上的领导基本属于同一时代的干部，大多通过从事工农运动走上革命道路，密集地在全国工农运动高涨的1925—1926 年入党，其籍贯分布具有某种程度的集群性。领导集体主要有以下来源：一是“文革”前曾在纪检、监察系统工作的一些同志；二是因各种因素需要重新安排工作的一些同志；三是平反冤假错案后复出的一些同志；四是各条战线和有关部门的一些同志；五是一些年富力强的中年同志及女同志和少数民族同志；六是同林彪、“四人帮”集团作过坚决斗争的一些同志。他们基本都有共同的延安经历， 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生涯的交叉点密集，说明解放战争时期是干部调配最为频繁的时期。随着全国的解放，党的高级干部群体向全国扩散。1978 年多名高级干部在中央纪委的汇合，是特殊形势下的特殊形态，是老干部大规模复出的先声，也是党的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纪委；领导集体；历史渊源
[中图分类号] D262.6 [ 文献标识码] A
1949 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共产党就设立了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1955 年，各级监察委员会取代了纪律检查委员会。1966 年“文革”爆发后，党的各级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1969 年4 月，党的九大取消了设立党的监察机关的条款。“文革”结束后，1977 年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中提出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此后，恢复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被提上日程。
1978 年，中组部就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组成问题先后三次向中央提交报告，候选人数在第二次报告时增加到88 人，第三次报告时增加到99 人，后来又增加1 人，最终形成了100 人的新一届中央纪委领导集体，其中书记、副书记15 人，常委24 人，委员61 人， 陈云为第一书记。1980 年2 月，又增补赵毅敏为中央纪委副书记兼秘书长。这一届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的形成是党的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的重要体现，也是老干部大规模复出的先声。
一、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的构成
笔者考察了这一届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的构成，为了方便起见，只对常委以上的40 人（包括赵毅敏）进行统计分析。
从基本的人口学特征来看，40 人全部为清一色的汉族，其中男性37 人，占92.5%， 女性3 人，占7.5%。三位女性邓颖超、章蕴和帅孟奇全部从事过全国妇联的领导工作。从年龄来看，40 人平均年龄72.1 岁，年龄最大的帅孟奇81 岁，最小的胡耀邦和马国瑞63 岁。其中60—69 岁年龄段的10 人， 占25%；70—75 岁年龄段的24 人， 占60%； 75 岁以上年龄段的6 人，占15%。中央纪委常委以上的领导基本属于同一时代的干部， 为之后领导干部的年轻化埋下了伏笔。
从党龄上看，平均党龄49.3 年，党龄最长的方志纯为54 年，最短的阎秀峰为42 年。党龄在49—54 年的高达31 人，占77.5%， 而这其中党龄为53 年的12 人，党龄为52 年的8 人。如何解释这种入党时间密集于1925—1926 年的现象？
从这些干部的简历、传记、回忆录、年谱乃至纪念文集等资料来看，他们大多是通过从事工农运动走上革命道路的，而1925 年和1926 年正是工农运动大发展的时期。1925 年5 月，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迅速席卷全国，约1700 万各阶层群众直接参加斗争， 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在当月成立。6 月，中共在广州、香港领导发动有25 万人参加的反帝大罢工即省港大罢工。各地的农民运动也如火如荼，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高涨，毛泽东也回到湖南的家乡从事农民运动。1926 年，北伐战争爆发， 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三次武装起义，省港大罢工仍在进行中。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彭湃也发表《海丰农民运动》。毛泽东主持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全国输送农民运动骨干，中央纪委常委曹广化就参加了这届讲习所的学习。而从中共党员人数来看，1925 年初为994 名，10 月份就发展到3000 名，到了1926 年4 月，则发展到1.1 万名，到了1927 年4 月党的五大召开时，党员人数已达57963 名。（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年版，第7—10 页。） 这些干部如此密集地在1925—1926 年入党是和当时全国工农运动高涨的总形势息息相关的。
从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15 人，占37.5%；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10 人，占25%；大学文化程度的15 人， 占37.5%。从籍贯来看，湖南籍的13 人，占32.5%；河南籍的5 人，占12.5%；河北籍的5 人， 占12.5%； 湖北籍的4 人， 占10%。其他还有山西籍的3 人，四川籍的2 人，陕西籍的2 人，江西、安徽、上海、山东、辽宁和黑龙江籍的各1 人。从籍贯分布特点来看，具有某种程度的集群性。湖南、湖北、河南和河北四省高达27 人，占67.5%。
如何解释这种不均衡基础上的精英集群现象？与这几个省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有关。这些省份，特别是山区，井冈山、大别山、太行山，往往交通不便，有利于革命中心的形成；加上山区人地结构紧张，阶级矛盾尖锐，具有成为革命中心的经济基础。因此产生了多个革命根据地，成为孕育革命精英的摇篮。再加上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李先念等人的领导和带动，使得这几个省革命精英辈出。从党员人数来看，1927 年党的五大召开时湖南、湖北两省最多，分别为1.3 万人。（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 卷，第11 页。）
在这40 人中，解放前曾被捕入狱的有16 人，占40%，分别是：王鹤寿、魏文伯、赵毅敏、曹瑛、马辉之、王维纲、吕剑人、王鹤峰、孔祥祯、帅孟奇、李士英、李楚离、张子意、周仲英、阎秀峰和张策。“文革”中被迫害、关押和入狱的高达36 人，占90%。这说明这届中央纪委领导集体是由久经考验并具有坚定信仰的职业革命家组成。
在这40 人中，曾经任过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有12 人（这一届中央纪委委员后来成为中央委员的有何东昌、李立功和多吉才让等人。），占30%，分别是：陈云、邓颖超、胡耀邦、黄克诚、王鹤寿、周扬、张启龙、韩光、刘澜波、帅孟奇、章蕴和赵毅敏。这说明这届中央纪委领导集体具有规格高、权威大、阵容强的特点，从而为中央纪委的恢复重建以及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领导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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