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执政初期工作重心转移若干问题论析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从而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二次工作重心的转移。[1]这次工作重心的转移，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和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学界对于这一次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研究成果比较多，但对于工作重心转移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缺乏具体分析论述[2]，对此，本文拟对其作一些探讨。

一、工作重心转移的前提条件——接管城乡，重点接管好城市，恢复发展生产

在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对于城市的接管特别是大城市的接管上升到一个重要的日程，这也是要实现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对此，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接管城市的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积累了一些很好的做法。

在中共对城乡的接管上，从城乡接管的时机来说，中共总的指导方针是：解放一地，接管一地，边解放，边接管。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提出了要早作准备，争取主动。要在军队击溃敌人之后，立即派人“全部地控制地区，站稳脚步，成立地方政权，组建地方武装，安定社会秩序，宣传、发动群众，修复交通，筹集粮草，支援大军作战”。接管时机掌握的原则就是不留缝隙，否则“敌人则利用我们暂时困难与弱点，多方劫持群众，粮草筹集不上，道路难以通行，妨碍了部队前进，也给接管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难”。[3]

在城乡接管组织上，为了做好大城市接管工作，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必须提前成立接管委员会，并由相当精干的力量组成。比如在接管天津时，早在1948年12月底，黄克诚就与黄火青带领一批干部到达北京附近，与之前已经在此准备的黄敬带领的一批华北干部会合。共同研究拟定接管天津的方案、方针以及军管会组成人员名单。[4]在地方接管机构上，则应该以省为单位，由政府和军区两个系统组成，“政府系统按照行政区划，自上而下，从省到区，组织各级政权机构；军区系统，主要是以一部分主力实行地方化，组成地方武装”。[5]

在接管城乡的步骤上，鉴于解放战争的后期，已经改变了过去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先占领城市，再占领农村，所以在接管上也是先接管城市，再接管乡村。这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只要把城市接管好，那么乡村的接管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一个事情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农村的接管就是可以完全忽略。鉴于此，西南局提出了一个方针策略：“重点是接管好城市，但同时必须派干部去农村，哪怕少些也有必要。”[6]

在接管城乡的过程中，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依靠力量的问题；一是对于旧政权遗留下来的机构人员处理问题。

在城市斗争的依靠力量上，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就指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7]由此可看出，在城市的接管上，毛泽东提出更多的是应该依靠工人阶级，同时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它各方人士。而对于接管乡村，各地都提出了要“依靠旧人员”、“依靠保甲长”。因此，“建立政权的干部只派到区为止，有的次要区甚至暂时不派”。这是因为“在群众未发动、下层无基础”的情况下，不适合立即下命令取消保甲。另外由于形势还处于“大军过境，支前任务重，要粮要物资，非供应不可”。所以也“必须大胆利用保甲，大胆使用当地知识分子”。[8]

在对旧政权遗留机构人员的处理上，最基本的是毛泽东制定的总的指导方针：“原封原样、原封不动”。在这个方针指引下，各地也制定了自己的方针政策。比如华中局，在总结华中和其他解放区经验的基础上，对铁路、公路、水电、电讯、厂矿、金融、商贸、海关、税务等企业部门和文化教育部门，实行了原封不动，原职原薪，维持现状，派军代表的方针，从而使得这些部门的工作，一般都没有停止运转。而对旧行政部门则打破原有机构，对原有公务人员，本着“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的精神，实行包下来，分别予以安插，或训练学习的办法。这样，就使得这些人员也安下心来，没有发生大的波动。对于农村，邓子恢则提出：要大胆地采取暂时利用保甲人员，以便在过渡阶段稳定社会秩序，减少混乱和破坏，并给保甲人员以立功自赎的机会，俟群众发动之后，经过农民代表会议再逐步加以改造。[9]西南局则指出：“原来移交我方的人员一概要用，全部留下，原职不动。政权机关则量材录用。”当然，由于保甲是封建势力，所以也要区分好坏，而不是要“把自己耳朵封起来，把眼睛闭起来”，“我们可以召开农民代表会议来讨论合理负担，从中识别好坏分子，组成新的政权去代替保甲”。[10]在华北局，也提出了要区别对待原有的政府机构和经济组织。[11]

在城乡接收顺利之后，只是完成了“接”的工作，但是接下来“管”的任务还很繁重，特别是在管理好城市上。

管理好城市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发展生产。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12]在这里，毛泽东提出，要学会抓主要矛盾，抓中心工作，要保证民生，满足人民最基本最需要的东西，即认真恢复和发展好生产，从而赢得群众对我们的拥护和信任。

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方针，毛泽东指出，要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即“四面八方”的全面政策。

毛泽东在城市工作中突出强调抓恢复和发展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对于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重点，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指出：第一是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应当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个中心工作而服务”。[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