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的理论互动
〔摘要〕抗战时期，延安相对稳定的环境为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的交往和学术交流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理论互动关系：一方面毛泽东指导和引领了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成果为毛泽东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有益借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毛泽东新理论的建构。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在理论创新上的良性互动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毛泽东；理论互动；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D231；K26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3815（2014）-04-0051-12
The Theoret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PC’s Theoretical Workers and
Mao Zedong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Zhang Zhengguang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relatively stable environment in Yanan offered 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for the contacts and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the CPC’s theoretical workers and Mao Zedong. They formed a benign theoretical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Mao Zedong guided and led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of the CPC’s theoretical workers on one hand, the CPC’s theoretical worker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provided the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Mao Zedong on the other hand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facilit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theory of Mao Zedong. The benign interactions of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between the CPC’s theoretical workers and Mao Zedong provided the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s Marxism theory.
抗战时期是我们党的理论成熟，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重要时期。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也包含着党的理论工作者的智慧与贡献。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和毛泽东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理论互动关系：一方面党的理论工作者在理论研究和创造上接受毛泽东的指导和引领；另一方面，他们的理论创新成果也给毛泽东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示。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在理论研究和创新上相互影响、相得益彰，成就了理论创新史上的一段佳话。研究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的理论互动，对于深入理解和把握党的理论工作者与党的领袖间的理论互彰，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毛泽东对党的理论工作者理论创新活动的指导和引领
抗战时期，为满足培养干部的需要，中共中央开始从国统区，特别是从沦陷区抽调大批文化人到延安，认为他们在那里的“作用更大些”。随着大批党的理论工作者聚集延安，毛泽东加强了与这些理论工作者的交往和学术交流。这种近距离的交往和交流为毛泽东指导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党的理论工作者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受到了很大教育，政治上和思想上有了较大提高” （《艾思奇全书》第1卷序言，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对党的理论工作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毛泽东号召全党包括党的理论工作者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他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因为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为此，他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2—533页。）1940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他说：“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指导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 江湘：《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新中华报》1940年6月28日。）正是在毛泽东的号召和影响下，延安，主要是在党的理论工作者中间掀起了学马列、用马列的热潮。
2.毛泽东积极推动党的理论工作者学习、研究哲学，并以之为分析中国的“工具”。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自己带头学哲学，而且积极组织、推动全党学哲学、用哲学 （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所进行的哲学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为中国建立起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以应用。”参见费正清著，李向前译：《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6期。）。1937年，毛泽东在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时指出：“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 毛泽东：《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第1卷。）在毛泽东的倡导下，1938年9月底延安新哲学会成立，参会的有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和周扬等二三百人，规模空前。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延安成立了包括延安新哲学会、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和自然辩证法讨论会等在内的近10个哲学研究会（学习小组）。研习哲学成为全党的风尚，而在各研究会（学习小组）中，党的理论工作者是骨干。在学习中,毛泽东非常注重对理论工作者哲学研究的引导。1937年10月，他致信艾思奇对其《哲学与生活》一书中“差别不是矛盾”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毛泽东认为艾思奇的“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并举例说明“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0—132页。）。陈伯达到延安后，先后发表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等文章。毛泽东在阅读《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后，致信张闻天并请转达他的商榷意见，阐明了自己关于“正名”和“中庸”思想的观点 （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0—132页。）。应该说，毛泽东在这封回信中关于“正名”和“中庸”的论述既唯物又辩证，比陈伯达更客观、全面，给了陈伯达极大的指导。在看了《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后，毛泽东致信陈伯达：“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27页。）。
3.毛泽东指导党的理论工作者确立科学的史学研究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1）必须重视历史研究，特别是近代史研究。毛泽东认为，一个指导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因此，“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2页。）。“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2）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早在建党之前，毛泽东即在给蔡和森的信中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940年9月，毛泽东阅读范文澜“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后，评价其“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认为这项工作“继续下去”对于清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猖獗的复古反动“必有大的影响”（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9页。）。毛泽东还强调，对于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史也必须用新的历史观来研究。（3）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抗战大局。毛泽东认为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为抗战服务，并鼓励史学工作者做这方面的努力。1939年1月，他在看了何干之来信中关于研究民族史的打算后，充分肯定了何干之研究民族史的态度，并给予指导。他说：“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23页。）（4）必须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分析历史人物以及已有的学术成果。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他指出历史研究一定不能“离开具体历史”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页。）语境，否则就是“非历史的看法”（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4页。），就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毛泽东的这些史学研究思想，为延安的史学工作者指明了史学研究基本原则，增强了他们运用唯物史观的自觉性。1941年8月，叶蠖生在《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一文中得出结论：关于历史科学方法中国化方面，“辩证唯物主义成为历史科学的指导方法，唯物史观学派渐走向主导的地位……从总方向上看历史学是进步了……毛泽东同志的每句指示被引作研究的根据”（ 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中国文化》1941年8月第3卷第2、3期合刊。）。德国学者罗梅君也说：延安史家的著作“往往紧跟毛泽东的历史理论和有关历史的问题的论断”（〔德〕罗梅君著，孙立新译：《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8页。）。
4.毛泽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指明了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方向。毛泽东认为：“‘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7页。）但是，直到1936年，在苏维埃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为此，他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要“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1—462页。）。1939年6月，毛泽东在看了萧三的诗稿后回信说：“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9页。）如何才能实现文艺的战斗性呢？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针对文艺界存在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5页。），他明确要求：（1）文艺必须从现实的革命事业和政治任务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2）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3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必须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的革命内容与民族形式的关系。（3）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可以“完全一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6—867页。）“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不过，他又指出，“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认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869—870页。）毛泽东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论述既体现了辩证性，也体现了现实针对性。通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领导主持了文艺界的整风运动。1942年6月，丁玲发表《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一文指出：“共产党员的作家，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家，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中央的立场。”“我们的方法是现实主义的方法，联系的发展的看问题。” （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谷雨》1942年6月第1卷第5期。转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中国文学史料全编》现代卷58，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163页。）
5.毛泽东关于中国式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重建以及以工农为师的思想，也对党的理论工作者产生了重大影响，促使他们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针对党内一度出现的教条主义，毛泽东一方面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的普遍指导意义，但同时更强调中国革命实践对于人的认识的重要性。他指出，一个只接受了“书本上的知识”的人还很难“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6页。）。那么，怎样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毛泽东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6页。），要“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进行“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与被改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30页。）。他告诫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9页。）。毛泽东把是否同工农大众相结合当作判断知识分子革命性的唯一标准。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党的理论工作者纷纷表示，要“把艺术家的身份丢掉”，“以一个工作者的身份真正参加实际工作”，（ 林默涵：《打破旧观念》，《解放日报》1942年12月4日。）要“放下读书人的臭架子，好好跟群众当个小学生”（羽阳：《学习语言》，《解放日报》1942年12月9日。）。“到农村去，到工厂去”成为一时风潮。丁玲停止了一切文学创作，“又像上前线一样，打背包，裹绑腿，到柳林同老乡一起纺线”（转引朱鸿召：《丁玲到延安后的思想波澜》，《炎黄春秋》1999年第7期。）。延安各文艺团体也纷纷行动起来，举办各种活动，积极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如延安文化俱乐部搭建街头艺术台，举办“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等大型墙报，使文学家们的艺术创作直接面向广大群众；鲁艺、边艺、部艺、平剧院、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联政宣传队等也纷纷奔赴农村与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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