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和周恩来的领导艺术

周恩来为皖南事变的题词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当局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规模最大、持续最长、最剧烈、最复杂的一次，要数皖南事变。党中央领导全党胜利地击败了国民党的进攻。周恩来在重庆直接指挥了政治大反攻，在这场斗争中充分展示了他的党性、才能和领导艺术。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原则的深刻生动的范例，是毛泽东策略思想的灵活运用和白色恐怖下党建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也是惊心动魄的一堂党课。

我曾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过，亲身经历了这场斗争，留下了深刻印象。近年读到一些书刊新披露的有关皖南事变前后的档案资料和当年南方局同志的回忆录，深受启发，引起我重新回忆和学习这段历史，学习周恩来的思想、品德和领导艺术。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分为三个阶段：一、反共高潮的开端，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下令将八路军、新四军限期调到黄河以北到1941年1月17日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番号，审判新四军军长叶挺；二、反共高潮的顶峰，1月17日反动命令的发表到3月2日第二届参政会开幕；三、蒋介石参政会退兵一战到会后蒋约见周恩来，形势暂告缓和。

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端

蒋介石说过：他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他为形势所迫，联共抗日后，仍企图在抗战中伺机消灭共产党。1939年他在华北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失败告终。武装斗争中得不到的，他又企图在谈判中取得。1940年6月、8月蒋介石两次会见周恩来，提出八路军、新四军必须限期调到老黄河以北，并且以军令相胁迫。周恩来洞察他的险恶用心，欲驱逐八路军、新四军到河北，再构筑封锁线，伺机与日寇南北夹击，全部消灭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于是断然予以拒绝，并且密切注视着国民党军队的动态。9月初，得到确实情报，军令部已向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发出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周恩来立即报告中央，蒋介石即将在华中发动反共高潮了。

国民党当局敢于悍然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包含皖南事变）是与国内国际的情况紧密相关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第二年，德、意相继在欧洲发动战争，而且不断扩大，法国投降后，德军锋芒又指向英国。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缔结了军事同盟条约。由此帝国主义国家分成了两条阵线。德国劝中国与日本尽快结束战争，以便日本分兵南下，攻击英、美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地。英、美则希望中国能牵制日本，不使南下。为此，英国重开滇缅公路，运输援蒋物资。美国也答应给国民党政府巨额贷款和飞机。蒋介石感到左右逢源，兴高采烈。他一面派亲英美派、亲苏派、亲德派、亲日派四出活动，同时自己居中，以“剿共”来运作。他以为，日本对他“剿共”一定坐山观虎斗，英美正有求于他，必不会出来干涉，因此利用这个机会，放胆地调兵遣将，包围长江南北的新四军。

毛泽东估计长江南北将有较大规模的武装摩擦，一再指示新四军要准备自卫，尤其是处境不利的皖南部队和军部要北移渡江或者到江苏南部。但项英强调北移困难，“以军部所在地为基点较有利”。

9月底，反共高潮拉开序幕，江苏韩德勤部向陈毅所部发动进攻，想乘陈毅渡江立足未稳，攻取江北阵地，然后在南边一压，皖南部队就进退无路了。陈毅按中央方针，先退避三舍，退到黄桥一个反击，消灭韩德勤两个师。周恩来建议，不乘胜全歼，而是与他们谈判，既显示我们顾全大局、团结抗日的诚意，又起到牵制作用。若何应钦等在江南动手，我们便将消灭韩部。

蒋介石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首战遭到失败，“捏着鼻子不作声”。周恩来料定，蒋介石决不甘心罢休，必然要报复。

江北打响，毛泽东急电项英“速速渡，绝对不要再迟延”。又嘱“军部如不走，就要做好准备，蒋军进攻时突围”。

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发出命令（“皓电”），借口统一军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限期一个月撤到老黄河以北。“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打日寇，专门吞并友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自由扩军，以及破坏行政系统等等。国民党当局开动宣传机器，大造舆论，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了。

周恩来认为“皓电”表示“蒋的决心已下，是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式信号”。随即电告叶挺、项英，“蒋、何逼我渡江的决定决不会取消。急需抢渡一部，并可以对顾祝同表示，如相逼太甚，背水之军只有向南冲出一条生路”。威慑他便于我转移和分散。10月20日周恩来再电毛泽东，“反共高潮正着着上升”，“蒋介石整个计划大意为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第一步以切断我在大江南北及苏皖的联系，第二步恐为进攻”。10月29日又电中央，“国民党拟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及各地办事处，然后实行局部讨伐”，我们应准备自卫，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要转入地下。

毛泽东分析皖电后的局势，认为有两种可能，须作好两手准备。首先“是投降日本，这种可能性较大，因为日本对蒋压力大，引力也大，他可以退出一部分地区，由蒋代为镇压抗日运动。其次是加入英美集团，放弃独立自主的抗战，作帝国主义的工具。第三是拖”。反共内战是为投降或加入英美集团肃清道路。时局极严峻。

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做戴高乐或做贝当，准备他宣布我为反革命，而发动全面反共，我们要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而任何黑暗局面，我们都是不怕的。”同时又指出：“蒋介石全面投降破裂的决心也不易下，也存在着阻止投降、内战的因素：一、中共；二、人民（包括中间派乃至国民党尚不愿投降的将领）；三、苏联。三种力量配合得好，时局仍有好转可能，时间还来得及，因此，应动员全国反投降内战运动，争取每一个可能的中间派，同时作最坏的准备，如此便可避免陈独秀的覆辙了。”毛泽东要求周恩来要争取每一个可能争取的中间派，利用一切矛盾动摇蒋介石剿共的决心，并且要“准备蒋介石和我们破裂”。

怎样对付这样严峻的局势呢？最初，毛泽东提出两个方案和周恩来商量。一是政治军事都采取攻势，即“炸弹宣言”加“兵谏出师”，针对“皓电”发出尖锐、强硬对立的“宣言”，并从八路军中抽几万精兵，打入国民党军的后方，打几个胜仗，蒋介石是只怕实力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遏止蒋介石的进攻，我军事上取得主动，不至于被他封锁死；缺点是广大群众不了解，对我在政治上不利。二是军事抵抗，政治进攻。毛泽东就此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并且说：现在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期，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期，故须紧张地应付之，“宣言要抓得很紧很稳，鲁莽不得，错误不得，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

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关于时局发展有两种可能、应做好两手准备的分析，主张一切布置以最危险、最困难的可能性为出发点。周恩来和南方局分管组织工作的博古提出：“为准备蒋破裂，‘炸弹宣言’缓发，以免打草惊蛇，使各方受到不可避免的袭击，也便于此间争取避免破裂的最后可能。”国民党地区党组织要争取时间撤退、隐蔽。周恩来认为“皓电”我们决不能同意，但是须要答复。他们这次是以政府军令名义形式，与以往地方摩擦、冲突不同。周恩来、叶剑英遍访中间派代表性人物，大家都感到形势严重，为中共担忧。只个别进步人士认为应当抵抗，绝大多数害怕分裂，劝我让步。周恩来转达了冯玉祥出于爱国的建议：“中共可以表面服从，实际自干，软硬兼施。”这样他和孙科等人便可以向蒋进言，从中斡旋。

苏皖是中共长江南北联系的重地，经济较发达地区，邻近沪杭宁三角地带，又是蒋介石必争的地方。1939年周恩来曾亲自到新四军考察，并提出“向北发展，向南巩固”的方针，得到中央批准。陈毅等7月渡江，便取得主动，而军部局促于皖南一隅，处蒋军包围之中，很难生存发展，不如集中江北，以加强我江北的阵地。周恩来认为这样政治上、军事上都较为有利。11月2日，周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谈话。潘认为仅据现有材料尚难判定蒋介石已与日本妥协，认为非新四军从江南撤退不能使蒋满意和停止剿共战争。周恩来将潘的意见报告中央。中央反复衡量军事、政治得失，决定缓发“炸弹宣言”，改为政治上进攻，军事上抵抗，江南让一步，争取中间派。毛泽东把这个方针概括为几句话：缓和以争取同情，抵抗以保存实力，软给蒋以面子，硬给他以畏惧。软硬兼施，缺一不可。这样才能打破蒋的诡计，制何的进攻、争取中间向我。根据这方针，毛泽东草拟了复电，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于11月9日发出，通常称“佳电”。

“佳电”与“皓电”针锋相对，驳斥了种种无理责难，提出我们的严正主张，是打退此次反共高潮开始阶段的核心文件。

“佳电”说明我军一切行动都不违反国策命令（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原则、蒋之文告等），都是合乎敌后实情和民心、人情的。不言而喻，国民党当局把八路军新四军都赶到老黄河以北的命令是不利抗战，不合国策，有悖人情事理的。虽然如此，我们为顾全团结抗日大局，还是隐忍退让，将江南新四军主力北移，这篇电文讲道理有说服力，文词也委婉感人，许多中间派人士读了都深表同情。

“佳电”对蒋介石是软硬兼施，给面子，也给以威慑。如说战士深怕调离后，重演平江惨案、确山惨案，暗指第一次反共高潮。江南主力北移，让他一步，江北部队暂时请求免调，说“暂时”是给蒋面子，说“免调”是塞他幻想。说鹬蚌渔人是暗指他若进攻，我必自卫。最后一段点出有人煽动反共高潮，目的是为破裂投降铺路，陷中国于分崩离析、统帅身败名裂的境地。希望蒋明确团结抗日方针，改善各方面工作，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抗战胜利。这是“国家民族成败所关，万世子孙之生命所系”的大事，不是只关乎两党和军队防区问题。这里把蒋与亲日派加以区别对待，痛陈利害，争取他留在抗日阵营。“佳电”即使中间派看到中共仁至义尽，也使蒋、何明白中共决非软弱可欺。“佳电”对“皓电”是有力的政治反击，也为以后转为政治反攻作了必要的准备。“佳电”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

11月中旬以后，毛泽东对时局的估计逐渐有变化，从部分电报中可以看到：

——11月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中日妥协和日蒋联合剿共的危险是严重地存在着。”但是毛泽东得知11月30日日本同汪精卫集团签署了《日华基本条约》并正式承认汪政权，就认为“日蒋决裂，日汪拉拢，时局从此有转机”，“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在蒋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原来很担心蒋为加入英美阵线，以剿共来肃清道路。10月12日曾电项英：“蒋可能加入英美战线，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的可能”，但11月6日看到周恩来一个重要情报后，想法大大改变，“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他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派亲德派活动。根据3日情报（——指周三日重要情报）如能由上述四种势力的联合与配合，好转可能性还是有的。”周恩来报的这份重要情报在《皖南事变》和《周恩来年谱》中都查不到，也不能妄加猜测。毛泽东在法国贝当投降后，就认识到，应把英美政策在东方慕尼黑时期与德意日三国联盟后加以区别，英美以前的政策是以牺牲中国与日本妥协，三国同盟后，英美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南下，因此要援蒋抗日。而内战则不能抗日，我们可以利用英美与日的矛盾和蒋对英美的依赖来遏制蒋降日内战。

——蒋内外不稳，危机空前。国民党内民主派反对内战，胡宗南、阎锡山等驻西北、华北的将领对华中剿共也不感兴趣。白崇禧也软下来，经济政治各方面困难重重，“佳电”以后，广大中间势力反对内战，同情中共。

——蒋对进攻新四军有种种困难，我取缓和态度，进攻没了借口；蒋怕八路军南下，尤怕我从西安突出；怕我皖南部队不动，扰其后方；怕我消灭韩德勤，蒋未与日本真正讲好条件前，剿共战场是不方便的。如我各方工作做得好（皖南让步、华中自卫、全国反投降内战运动、争取中间），这次反共高潮可能打退。蒋决不会放弃对我的压迫政策，仍须防备。

综合以上各点，从11月下旬起毛泽东认为蒋介石一切办法都是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可能有局部进攻，是攻势防御，决非战略攻势。毛泽东甚至预计规模会比第一次反共高潮小，但要求这不向下传达，以免下面松懈。中间派被蒋吓倒了，要求我让步，要善为解释。

基于以上估计，毛泽东10月间曾令叶挺、项英速速渡江，决不可迟疑。11月下旬却叫他们再拖个把月，12月底以前移完，不算太迟，时间还来得及。毛泽东一面叫叶挺、项英尽快作好北移准备，同时叫周恩来、叶剑英加紧与蒋介石、何应钦交涉，要求缓期（“皓电”原定须11月20日以前撤毕），并发给被何应钦无理扣发的11月军饷，指定北移路线，保证安全通过。周向中央报告顾祝同指定的路线时说“靠不住”，仍以走苏南为好，毛泽东告叶、项按周恩来的意见北移，并说：“你们北移让他（蒋）一步，从大势判断，蒋（介石）顾（祝同）不会为难你们的。蒋为使我军移动不发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障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须注意警戒。”（蒋有手令缓期到12月底前移完）

周恩来估计蒋介石在华东进攻必不可免，反共高潮仍在发展，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但是否全面破裂，就要看国际国内的变化了。他力争时局好转，同时作坏转准备，高度警惕地注意着国民党当局的动态。他组织各办事处和上层统战人员，不放松政治进攻，反击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宣传，充分利用“佳电”这有力武器，广泛争取中间派的同情，不放过每一个可能争取的对象。

组织上抓紧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转入地下，撤退暴露的党员干部，组织两个秘密的领导机关，一旦重庆办事处被封，就可代替南方局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建立了备用的秘密电台，还准备了一条撤退的秘密通道。

周恩来依他的预见，下了两步棋。12月23日他会晤美国进步记者斯特朗，约她长谈数次，把这次反共高潮的来龙去脉详细告诉她，并将一组材料委托她带回美国，在适当时期由周恩来通知她在报刊公开发表，预言即将发生更大反共事件和战争。叮嘱她：“这些材料暂时不要发表，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我们不希望过早地暴露这些冲突而加剧摩擦。不过我们愿意把这种资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外国人士手中，以便在蒋介石展开更加疯狂的进攻时及时揭露，我们担心这种进攻”。后又对斯诺作了同样部署。

周恩来在11月17日、22日两次向中央报告，国民政府军事动作未停，且企图由西而东、由北而南造成半包围圈，蒋介石也未约谈，据此建议皖南新四军速移苏南。

12月25日“圣诞节”，蒋介石忽然约见周恩来，以动感情的神情，大谈四年前患难交情（指西安事变），并说中共领导的部队如撤到老黄河北，可以影响全国，将大有作为，不撤他就要打，断定中共必然失败。他许诺只要新四军肯撤走，他保证通行无阻，只要肯开过河北，担保至1月底绝不进兵。周恩来立即警惕蒋“大灌米汤”，“其中必有文章”，在压、吓之外，又加上“哄”的一着了（即动手前麻痹我）。蒋的许诺“靠不住”，周连夜以特电详报中央。

毛泽东12月26日急电叶挺、项英，严厉批评项英一再强调困难，犹豫不决，自己无决心，无办法，在敌顽夹击下，是很危险的。不要对国民党存幻想，不要靠他们帮助任何东西。要估计到移动中可能遇到攻击，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必须把机密文件统统销毁，片纸不留。

一周后，项英等率部仓猝移动，陷入重围。6日顽军猛攻。叶挺血战苦撑，急电中央求救。他得到中央批准，去上官云相处交涉，被上官诱、骗扣押。新四军军部与七八倍于己的顽军激战七昼夜后，伤、亡、被俘七千余人，除傅秋涛部千余人外全军覆没。

在激战最危急时，毛泽东电周恩来、叶剑英火速与蒋介石交涉，令顾祝同撤围放行。13日军令部刘为章答复：已经向顾祝同下达蒋的指示停战放行，并假意说：中共应令新四军渡江后即北上，不得逗留，也不得进攻韩德勤，周恩来用电话质询顾祝同时，他竟推说，三战区与新四军电话联络中断，战斗已停，不知叶挺、项英在何处？他们已歼灭了新四军，却故作不知，来掩盖罪责，阴险诡诈竟到了这地步。

第二次反共高潮从谋划到消灭新四军军部，蒋、何、顾玩尽了两面手法和压、吓、哄的伎俩，一面下达军令，迫我军限期北撤；另一方面下达密令给顾祝同，要“一网打尽，生擒叶、项”。他们调兵遣将，大造舆论，撤销桂林办事处，如此等等，都是从军事上、政治上对我施压威吓。动手前加上哄，保证通行，但顾祝同指定的路线，是诱新四军自投罗网。待我军启行，他们竟公开在报纸上透露消息，使日寇乘机沿江堵截。他们放过先期渡江的辎重家属，拦截后行的军部。临发动攻击前，用“哄”麻痹我们，进攻得手后，又当面撒谎，掩盖罪责。何等狠毒！

毛泽东曾认为蒋日决裂，大局有转机，因此，“从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项、叶）的”，蒋未投降，就不可能大举进攻，两面作战。况且我让一步，深得中间派同情，他们若攻击遵令北移的部队，便暴露了所谓“统一军令”，实际上是消灭异己，政治上于彼大不利。而且八路军决不会坐视，军事上蒋也不能不考虑，蒋是精于计算的。因此，“从大势上判断”，他不会为难北移的军部。同时毛泽东也提醒仍要警惕。但是蒋介石、何应钦要消灭新四军，蓄谋已久，自恃军力上占优势，决不放过他认为难得的机会，削弱中共的力量。至于是否全面破裂，还要看国际国内的反应和变化，他明知消灭抗日有功部队，必招人民反对，而他的投机性却不惜冒险一赌。蒋也不是全无顾虑，在宣布新四军叛变时，不点中共和八路军，留有回旋余地，把消灭新四军军部只说是局部问题，军事问题。

1月17日蒋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番号。毛泽东随即通知各地，情况变了，“前一段估计不适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