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教育革命”

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所谓“教育革命”。这年的“教育革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开展红专大辩论，用当时流行的“插红旗”“拔白旗”的方式，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同时，组织学生编教材、编讲义；二是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搞不同形式的勤工俭学，在“大跃进”高潮中发展到组织师生大炼钢铁，大办各类工厂；三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办教育，实现各类教育的“大跃进”，特别是不顾条件开办一大批高等院校。

“破除对资产阶级专家的迷信”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为“大跃进”作最后动员的一次会议。在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多次讲到“插红旗”“拔白旗”的问题。他在5月8日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敢于标新立异。当然，标新立异也有两种，一种是插红旗，是应当的，如列宁向第二国际的标新立异，另插红旗。旗帜横竖都要插的。一个合作社、一个生产队，就有一面旗帜。无产阶级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无产阶级插。不要留空白点。资产阶级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5月20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又专门讲到了“插红旗，辨风向”的问题。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不是红旗，就是白旗，或者是灰色的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现在有少数落后的合作社、工厂、机关、学校，它们那里不是红旗，而是白旗或是灰旗。我们应当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贴大字报，把红旗插起来。

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没有指明红旗和白旗是什么，但八大二次会议结束时《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实际上把什么是红旗说得很明白了。“红旗”就是总路线，也就是搞“大跃进”，就是多快好省；“白旗”者，乃与总路线、“大跃进”相抵触的思想观点及人和事，就是所谓的“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红旗”与“白旗”的区分，就在于要不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要不要、能不能把事情办得快些好些。凡是不赞成或反对“大跃进”者，就是插的白旗，就应当拔掉。“拔白旗”也就是对反对或消极对待总路线、“大跃进”者采取组织措施。拔旗的方法，就是当时流行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即“四大”）。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拔白旗”运动，一些对“大跃进”有抵触情绪的干部群众被当做“白旗”而遭批判。所以“插红旗、拔白旗”的过程，也就是进一步发动“大跃进”的过程。

根据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插红旗、拔白旗”的要求，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就成为“拔白旗”运动的主要内容，当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比较有影响的学者，几乎全被当做“白旗”而被批判过。当然，“拔白旗”仅仅是“破”，即破除了对专家教授的迷信，但同时还需要“立”，而组织学生和青年教师编教材、写专著，就成为“插红旗”的重要途径，

北京师范大学在这年曾被誉为“教育改革中的一面红旗”。北师大之所以成为“插红旗”的典型，是因为该校在教学改革中“大搞群众路线”，实行“三结合”制订新的教育大纲。

何谓“三结合”？即系党总支、教师、学生结合起来，共同编写新的教学大纲。在这三者中，党总支无疑是新大纲的领导者，而教师和学生的“结合”，便是各编一套大纲，比较优劣，实际上也就是师生唱对台戏，看谁的戏唱得好，评委就是党总支。

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学改革，是从这年6月中旬开始的，“学校党组织横扫自卑和对旧专家的迷信，发扬共产主义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风格，全校10个系由党委会和10个总支66个支部挂帅，积极领导这一运动。改变过去修订大纲、编写讲稿由少数人包办的专家路线，放手发动全校所有的青年教师和4000多个学生，大家共同搞这一项工作”。这次教学改革“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十分激烈”，部分教师特别是老教师，“仍站在原有的框子里，瞻前顾后，扭扭捏捏，枝枝节节地修修补补不作本质上的改革”。为此，学校采取了“打擂台”或“对台戏”的方式。前者是教师和学生就同一课程分头准备提纲，然后在一起讨论，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制订一份新的教学大纲；后者是学生和教师各拟订一个或几个提纲，然后师生的提纲都摆出来，进行评比，开展辩论，选出其中较好的一个为基础共同修改定案。

该校中文三、四年级部分学生，“破除对资产阶级专家的迷信”，在中文系党总支直接领导下，成立“中国古典文学改革小组”。大纲编写过程中，学生们按照中国古典文学的阶段，把35个人分为8个战斗组，分头到学校和北京市有关的图书馆、民间文学研究机构等处找材料、抄材料，“在四五天的时间里，四年级的26人共看了291册书”。这就意味着平均每人读了11本书。不但如此，有的书“连老教授都没有看过”。至6月29日，学生的教学大纲初稿完成，但发现元朝文学这一部分还不满意，于是又分工去看有关的文学史材料，“一夜之间重新赶写出来”。仅仅7天时间，一部新的古典文学大纲就写成了。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以师生唱对台戏的方式编写教学大纲闻名，而北京大学中文系则因学生编文学史而声名远播。北大中文系60个学生分成了先秦组、魏晋南北朝组、隋唐五代组、宋元组、明清组、近代组，然后分头找资料，分工写作。经过30多天时间，一部长达7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书稿写成了。这部书的前言，一开始就批判资产阶级学者“仍然迷恋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顽固地坚守着个人学术独立王国”。接着宣布“我们这些站在党的红旗之下的无产阶级学术的新兵”，要“向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展开不调和的斗争，并在这场严重斗争里，把自己锻炼成插红旗、拔白旗的社会主义科学大军中的坚强战士”。这部书刚刚写成，就引来了一片赞美声。

中文系的学生编提纲、讲义，历史系的学生也就发挥自己所长，写历史，欲与“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比高低。北大历史系亚非史专门化（即专业）的11个学生，突击半个月，完成了20万字的《阿拉伯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史》；二年级一班的学生写出了《北京清河制呢厂厂史》；二年级二班编写了《安源路矿史》；就连一年级学生也苦战20天，完成了《祖国大跃进一年》的初稿。

复旦历史系的学生通过一周的创造性学习运动，打破了迷信专家的思想，“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不仅写出了全部基础课的新教学大纲，“还编写出了许多门尚是空白学科的大纲”，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工人运动史。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写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事日志初稿》《新艾森豪威尔主义批判》《论中近东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等。“这些著述，一反以往的恶习，数量上是今多于古，而且大多数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

南开大学历史系青年师生编出了《马恩列斯及毛泽东论历史科学》，还编写了中东、北非、拉丁美洲、东南亚民族解放斗争史及大事记，以及《中国和阿拉伯的关系》《美帝侵华史》《纸老虎现形记》《雷海宗反动政治学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等。

据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介绍，交大船舶制造系的青年学生，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写出了百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其中，二年级的部分学生用6天时间编出了一本长达42万字的《理论力学》，二年级的22个学生用10天的时间编写出了22万字的四年级用《造船工艺学》，三年级的部分学生用7天时间编出了7万字的《船舶阻力》。

吉林大学苦战六周，全校共编写136门课程的346种教材，总字数达2500万字。“这些教材的共同特点是从实际出发，打破旧体系，建立新体系，有许多是质量较高的。”这样数量庞大的教材，都是根据自编、自审、自刻、自校、自印的“五自”要求，由各编写小组刻印出来。其中，中文系四年级全班24个学生经过10昼夜苦战，翻阅参考书532种、1000多册，即每人查阅了40多本参考书，平均一人一天查阅4本。从7月底到8月中旬，也就是20天的时间，一本“崭新的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以民间文学为正宗”，长达12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史教学大纲就编出来了。接着，80万言的古典文学史讲义初稿也写出来了。

据当时的报道，南京大学学生编写教材也是硕果累累。法文专业四年级16个学生，在4天中编写了一本《法语会话》教材；德文专业四年级编就了全部德华词典卡片；俄文专业四年级编成了俄文专业教学计划和俄语词汇教学大纲；英文专业四年级编成了语法教材；中文系四年级编成了解放以来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地貌专业四年级编成了第四纪地质教学大纲，如此等等。在不长的时间里，南京大学共编就3250项教学大纲、教材和教具。

1959年上半年在纠“左”的过程中，中共教育部党组曾起草了《关于高等学校学生编写讲义问题的意见》，虽然肯定“教育革命”中学生和青年教师编写教材与讲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指出，学生因忙于编写讲义，以致妨碍对各门课程的正常学习，加之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知识准备不够，因而编出来的讲义往往不尽合用。为此，教育部党组提出：学生在学习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学好学校所规定的各科课程，时间和精力应放在学习功课上，除了学习成绩好的高年级学生在不影响功课学习的前提下，可以参加一部分编写讲义和编纂资料的工作外，一般学生，特别是一、二年级学生，除特殊情况外，不要发动其参加编写讲义的工作。编写讲义主要是教师的责任，教师在编写讲义的过程中应当适当听取学生的意见，不要让学生为编讲义而编讲义，应当给教师以充裕的时间进行备课、编写讲义，从事各种研究和写作活动。各科有现成讲义可用的，应一面讲授一面修订，不一定都要用自编的讲义。

中共中央于同年5月24日批转了教育部党组的这个《意见》，认为“这些意见是对的”，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将其转发给各高等学校党委，督促各校检查执行。按照这一要求，各校学生自编讲义、教材的工作基本上停止下来。

“在校内形成了一个工业体系”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亦是这年“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从这年初开始，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部门就不断召开会议，发出指示，要求教育战线大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以此作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方式。八大二次会议后，勤工俭学活动发展到大办各类工厂。

高校办工厂较早见诸报刊的是北京钢铁学院。有报道说，7月中旬，北京钢铁学院已经建起了1.75立方米的炼铁小高炉和每炉产量22吨的耐火材料厂各一座。冶金系的学生白手起家，苦战5天，修建了一座高炉；铸造专业的学生，打破迷信，“经过14天的反复试验，终于利用空气吹炼出中碳钢”。为此，《光明日报》用一整版的篇幅介绍了北钢学院大办工厂、大炼钢铁的经验，同时还配发了社论，称其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苗芽”。

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中，武汉大学颇为引人注目。该校在“苦战五年建设共产主义新武大”的口号下，大办工厂、大办农场，各系规划建立工厂、农场100个。据称，在武汉大学已经开工和即将开工的工厂中，有全校办的为发展国民经济所需要的大型钢铁厂、水泥厂、耐火砖厂，有为教学和科学研究联系生产实际而兴办的高级化学合成工厂、无线电工厂等，也有为发展尖端科学而兴办的半导体、电子计算机、精密仪器制造工厂等，此外还有砖瓦厂、木工厂、肥料厂等。

清华大学集中了众多的理工科人才，办工厂自然是得天独厚。《光明日报》的一则报道称：“清华大学实现教育结合生产劳动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现在已经到处是工厂了。有包括十四个车间的综合机械制造厂，有能在发电同时生产九种产品的示范性燃料综合利用发电厂，还有建筑、水利、电力等工程公司和安装公司。八个月来他们制造了二百多种新产品和生产设备，其中七十多项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而五十多项新产品和新技术是国内首创。”南京大学的办工厂、办农场运动也颇为热烈。据南大宣传部门自己介绍，至8月中旬，南大根据“抓尖端”的原则，建成了36个工厂，试制成了300多种新产品，这些产品中绝大部分是国内尚未生产过或产量不足、需要进口的重要品种，对工农业大跃进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例如化学系的橡胶促进剂对上海大中华橡胶厂赶上英国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些产品中，30多种已达到国际水平，200多种为国内首创。

如果说理、工科院校或综合大学办工厂还有些条件的话，文科大学和师范院校办工厂，按理就不那么容易了。可是，在这个“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的年月里，文科校系办工厂的“奇迹”也同样被创造出来了。

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一所以马列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为主的社会科学综合大学，既无现成的实验室、实验工厂可以利用，也无办工厂的技术人才，但这也没有难倒该校的师生们，他们照样在教室的周围办了大大小小108个工厂，办了一个拥有百亩土地的农场，还在校内校外办了两家百货商店。

人民大学不仅校有校厂、系有系厂，有的班还有班厂。学校有机械制造厂，计划年产车床1000台，它是由原工业经济系的小机械厂扩建而成的。围绕机械厂，还办了一些诸如钢铁厂、炼焦厂、耐火材料厂等卫星厂。这样，“在校内形成了一个工业体系”。各系的工厂更是五花八门：农经系办了化肥厂、农具厂；贸经系办了一个据称能年干馏木柴3000万斤，且能提炼6种有机化学原料的木柴干馏厂；新闻系办了中外文印刷厂，拥有5部半自动化排字机，日排10万字。

不要以为这些工厂有正经的厂房、正规的操作规程、正式的技术人员，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完全是因陋就简办起来的。其中不少是几个同学最多是全班同学一起，找一块地方，想一个厂名，就办起来了。当年有报道说：“许多班办的工厂，大都是小型的，只要几个人在课外时间就可以干起来。”从中也就不难想象，这样的所谓“工厂”除了浪费师生们的时间精力外，是否有什么实际意义。

这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开展一场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随后，各类学校也迅速投入到这个运动中。《光明日报》在一篇报道中说，北戴河会议后，很多高等学校在党委领导下，举行了“钢铁元帅升帐”的誓师大会。西北大学提出了“苦战一月，让钢水奔流”，“用第一炉钢向国庆献礼”的口号。该校经济系学生经过日夜苦战，“兴建年产一万吨的炼钢厂”。东北师范大学召开了“奋战一月，迎接国庆，向党献礼”的动员大会，提出在10月前建成年产3万吨的炼钢厂，并且要在这年超额完成4000吨钢的生产任务。参加炼钢的师生正在加紧搞机械设备，准备自己修建鼓风机，安装4吨冲天炉2个，1吨半转炉2个。交通大学（西安部分）的机械冶金系誓以全力为钢铁而战，提出要在“十一”前炼钢1000吨，向国庆献礼。山东工学院的全体师生员工表示要以苦干加巧干和共产主义协作的精神，在“十一”前生产240吨钢。南开大学保证新建的红旗钢厂在国庆开炉出钢，在建厂时，冲天炉小组提出要多快好省建厂，15天做成每小时生产一吨铁的冲天炉，并用转炉炼出优质矽钢。安徽农学院确定，在10月前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搞钢铁生产，抓紧兴建一座年产6000吨铁的炼铁厂。如此等等，不可枚数。

就连小学生也参加到了大炼钢铁的行列。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的12所小学，联合兴建了一座红领巾钢铁厂。据称，红领巾钢铁厂有3个化铁炉，10个铁水包，14个小型土法炼钢炉，两个0.5立方米的转炉。有转炉炼钢、吹氧炼钢、土法炼钢3个车间，以及采购、会计、保管、运输等一套完整的生产管理组织。全区各小学的师生4700多人都参加了冶炼钢铁的工作。经常在工厂炼钢和教学的师生有201人，大部分人在厂外做辅助劳动。其中有117人是14—18岁的高小毕业生和五、六年级的学生。有4个少先队员担任副厂长，10个少先队员担任车间主任和副主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还特地前往参观，并且称赞说，这几个小学真正是模范小学，他们的方向对头，全国各地小学都要向他们学习，并勉励他们继续努力，既炼钢又炼人，炼人比炼钢的意义还要大。

1958年11月1日起，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尽管当时宣称，办展览会的目的，“在于检阅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的成就”，而实际所展出的，主要是高等学校和普通中小学近期来生产劳动的成果。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的开幕词说：几个月来，据20个省、市、自治区不完全统计，21126所中等、高等学校，共办大小工厂、作坊10万个，共办大小农场１万多个，种植面积250万亩。这股高校学生动手办工厂之风，进入1959年后才基本停止。